聶元梓：鄧樸方致殘的賬應該記在誰頭上？

我願意坦誠地承認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但是，有一些情況，需要加以說明。

１９６８年５月，鄧樸方在北大校內摔傷致殘，我的“罪過”又增加了一條。這其中，有誤會，有訛傳。如上所述，我曾經參與了給鄧小平貼大字報的錯誤行動，但是，關於鄧樸方在北大摔傷致殘的情況，我根本不知情，我沒有參與迫害鄧樸方，我也沒有理由迫害他。前麵說過，在經過全校師生選舉成立校文革的時候，經過與王任重商量，我曾經動員群眾把鄧樸方選入校文革，那時候鄧小平已經是運動攻擊的對象了，否則為什麽讓鄧樸方進校文革需要對群眾進行說服工作？再說，當時中央領導人在北大讀書的子女很多，他們的父母親挨整的時候，我一個也沒有搞“株連”，為什麽單單會整鄧樸方？

鄧樸方在北大，是學生把他關起來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時候，北大是幹部子弟成堆，關於他們的事情特別難處理，我就是希望他們都走開，都從北大校園裏走掉才好呢，省得出麻煩，根本不會下指示把鄧樸方關押起來。

那一天，兩個自稱是鄧樸方他們班的女學生來找我，說是鄧樸方摔壞了。他們把鄧樸方抓起來，想讓他揭發鄧小平，沒有想到鄧樸方從樓上逃跑，摔傷了。我問摔得怎麽樣，她們也不知道，隻是說已經送到醫院裏去了。我就說，趕快去找他妹妹鄧楠，讓她去看護。讓醫院好好給他治療。這兩個女學生，我當時不認識，也不知道她們的名字，我希望她們能夠站出來，公正地說出曆史的真相。我一句都沒有說過要把鄧樸方關起來，沒有要害他，我不願意叫學生之間互相鬥得死去活來。他爸爸是他爸爸的事，他知道他就會說出來，他不知道，你強迫他他也說不出。鄧楠寫了一篇《在江西的日子裏》，說我怎麽樣整他的哥哥，開大會宣布開除鄧樸方的黨籍，摔傷以後對他的治療也不管，什麽什麽的，這不符合事實。那個時候，整個黨組織都癱瘓了，黨委都癱瘓了，學校裏根本沒有黨組織活動，我怎麽敢代表黨開除一個人的黨籍？我沒有開除過任何一個人的黨籍，我沒有做的事，栽贓栽不到我頭上。後來，一直到工宣隊、軍宣隊進校以後，毛主席發布指示要整黨，要吐故納新，這樣，學校的黨組織才開始恢複。可是，那時候我已經成了被批判的對象了，我還能管得了鄧樸方的事？

換個例子說，陸平的孩子也在北大，我對陸平的孩子搞過什麽鬼名堂？沒有啊。陸平是陸平的事，孩子是孩子的事，鄧樸方我也沒有講過要整他。當年那種條件下，我在校文革負責，可是北大的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也管不了。我就知道，北大發生了什麽事情，最後都會記在我的賬上。給鄧樸方治療的事，我沒有插手，當時那種思潮影響下醫生護士對他的態度，是受政治氣候的影響，怠慢，冷落，都是有的，換了一種情況，也許會治療好一些，但是，這都不是我搞的。

◇　兼答季羨林

我在“文革”中的錯誤，我毫不隱諱，我願意接受批判並且作出深刻檢討，但是，對於別的一些說法，我認為是應該予以澄清的。

北大的老教授季羨林最近出了一本《牛棚雜憶》，講北大“文革”期間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間，由於當時的形勢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傾錯誤，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對許多事情的盲目和無力，沒有能夠控製北大的運動局麵，使包括季羨林先生在內的一批北大師生受到各種錯誤對待，受到大大小小的衝擊和迫害，我願意承擔我應該承擔的責任，不推諉，不回避，願意在這裏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盡管說，我並沒有親自指示對包括季羨林先生在內的任何一個北大師生進行批鬥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時間裏，北大發生的許多事情，我都應該作出深刻反省和檢討。

但是，季先生的回憶，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後，很不以為然。不僅是說，季羨林講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與事實不符的，還在於他回憶往事時對待青年學生的那種態度。

先說《牛棚雜憶》中與我有關的內容。

季羨林先生回憶往事，他的立場、認識水平還是那個時候的，在書中，他甚至還要使用“破鞋”這樣的文革盛行的汙言穢語來傷害我。當時周恩來總理就批評過這種對女同誌進行人身攻擊的做法。可是，季羨林先生現在還對當時反對我的學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樂道。這太有失風度。

說到我的事情，季羨林也有很多是弄錯了的。他說我是新北大公社的頭頭，其實，我沒有參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頭頭。新北大公社有總部有委員，我沒有參加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當主任。還有，他說北大成立了革委會，這話講了兩次。當時北大根本沒有成立革委會，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領導運動，與全麵負責學校事務的革委會不同。當時的情況是，地派占優勢的學校，都成立了革委會，別的許多高校的革委會，也都成立了。北大該怎麽辦？我請示了周總理。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參加“五一”慶祝活動，在天安門上我請示周總理，要不要成立革委會。周總理說，學校還是叫校文革吧。我領會周總理的意見，校文革是領導學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至於辦學校，將來還要有校長和校黨委會。

季羨林說他之所以挨整，是因為得罪了我，這話不知從哪裏說起。全校那麽多人，擁護我也好，反對我也好，我哪裏能都注意到啊。

季羨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眾做的事，都歸到我的頭上，口口聲聲是聶記校文革，這太不嚴肅，也不符合事實。雖然說，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當時的那種局麵，比較混亂，不要說是對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幾千人，我都能管得了？

他們做的事情就都應該歸結到我頭上？我犯的錯誤，我不推卸責任，但是，總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時期的一切，都要我來承擔吧。反過來，季先生曾經擔任過“井岡山兵團”東語係的“勤務員”，難道能就此推論，他在任期間，東語係那些反對我的學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擔全部責任嗎？

季羨林說他因為反對我而進了牛棚。群眾整他，我並不知道。他怎麽反對我，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反對我什麽？是反對我寫第一張大字報，還是反對我反江青反謝富治？他說北大的群眾組織兩派之間沒有原則區別，他與我的原則區別在哪裏？他也參與了北大的兩派鬥爭，還是“井岡山”在東語係的負責人，他為什麽一句自我反省的話都不願意說呢？難道２０年之後，還會僅僅把“文革”理解成我這樣的“壞人當道”，他那樣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幹二淨，全然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還有，季羨林先生對曾經整過他鬥過他的年輕人，對自己的學生，一點兒都不寬容，他就沒有充分考慮到，“文革”是在一個特定的條件下發生的。在這種環境中，青年人有自己的責任，但是不能完全歸罪於他們。要曆史地看問題。他寫的東西，是讓受批判的人感到真痛快，好好地罵一頓。但是，教訓何在呢？隻要指責那些受蒙蔽的盲目造反的學生，就能夠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避免新的悲劇嗎？讀季先生的書，讓別人感到，他受了那麽多苦，是那些紅衛兵自己出了問題，是他們的人性有問題，連牲畜都不如。這樣做，能讓年輕人和後來者接受什麽教訓？舉例子，有一個批鬥過季羨林先生的年輕人到國外去留學，他就說人家去作“洋奴”（他忘記了自己在二戰期間留學德國的往事了）。還有一個曾經錯誤地對待過季羨林的年輕人後來自殺，季羨林就嘲笑他“去見資產階級的上帝去了”，連一點兒同情心都沒有，這是鞭屍啊！還有一個從印尼歸來的教師，因為整過季羨林，他就說人家曾經“反蘇**”，他有什麽證據！

季羨林先生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挨鬥挨整，這些做法都是非常錯誤的。但教訓是什麽？賬應該怎麽記？要讓我說，根本的教訓，就是一個國家，要有法製，要尊重人權。年輕的紅衛兵是受了挑撥，受了煽動，是受蒙蔽。你把矛頭對著整過你的群眾，直到現在，就是這樣的思想高度啊？他沒有怎麽譴責江青、林彪，隻是對整他的群眾，對“老佛爺”發怒，他還說他不報複。季羨林說什麽“佛兵”、“佛將”，他說他有一千種辦法報複那些整過他的人，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你就是有一千種辦法，也要服從法律呀。什麽時候了，還說報複不報複的話，有失水準。

[顧永昌]

寫得好的,什麽文章都要以事實為依據,這就可能會是好的文章,季羨林先生是名家,但是在這文革問題上確不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