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善乃大善之賊” 以曾國藩為例

作者不詳

“小善乃大善之賊”，這句話是在《雍正王朝》裏看到的，當時就很警醒，覺得說得十分精當，於人性悖反中一針見血。曆來讀曾國藩的傳記和書，總覺得曆史人物也不能自專，曾國藩雖然那般努力，個人生活近乎愚苦，取得的功業如此顯赫，又總是能夠不滿自勵，從個人角度而言，一個人能夠達到如此修為，足以傲視群雄、聊以自慰了。可惜世事蹉跎，難能盡心如意，且不說曾國藩生前波折叢生，毀譽參半，即便死後多年，爭論依然不休。

從其個人作為角度來看，他確實是“人盡其力”“力盡其才”了，但就他所生活的環境和背景而言，確乎又留有太多遺憾，其中之一就是說他應該倒戈，推翻清王朝，這樣就可以加速中國的進步了；甚至直接有人責怪曾國藩，就是他的“小善”保護了清王朝，才使我們民族的災難變得更為深重了。

曆史的魅力也就是如此，它雖然難以變更，但是考究起來卻仍然帶有太多的不確定和太多的可能性，甚至很多近似於偶然，埋下了很多可能的遐想。曆史研究的緯度和彈性也恰巧就在於此，正是對這些太多的可能性甚至假說的考問，才越來越接近於曆史的本原，條理出曆史的內在脈絡，凸現出曆史真正的曆史意義和現實價值來。

我整理這篇文章的目的也就在於此，有人說中國人缺乏大智慧，隻有小聰明，包括曾國藩這樣的厲害人物。如果讀他的日記，雖然會很佩服，但是也覺得並沒有超越傳統國人的圈子——讓他那時拯救人心可能會有一時之效，但是拯救中國卻絕不可能。如果再看他日記中記載的皇帝與太後接見應對的情形，就更會有如此感覺——耍小聰明式地愚忠，遠沒有讀其文章時感覺得到的那種氣度和那種智慧。

所以，寄希望於曾國藩造反是沒有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但是我還是錄下來，以供端詳，不為反對這種假設不成立，隻為推崇這個觀點和認知角度的識見意義。

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燒毀了圓明園，但沒有燒毀天壇、地壇。曾國藩對此是這樣評論的：“（英法聯軍）不傷毀我宗廟社稷，日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發匪，兩者皆有德於我”。

對於清廷簽訂一係列不平等條約，換來的暫時“和平”，曾國藩談道：“此次決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忘備”，“外攘之要，莫如內修，刻下維持大局，以自強為主”。

1861年，曾國藩創辦了安慶軍械所。他說：“鄙意本在設廠倡率，俾各處仿而行之，漸推漸廣，以為中國自強之本。”

1862年，對於借洋兵助剿蘇州的提議，曾國藩表態：“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助剿蘇州，代複中國疆土則不可”。後來，崇厚（字地山，內務府鑲黃旗人）提出調印度兵助剿，曾國藩明確表示了他的看法：“中華之難，中國當之”，“豈輕借洋兵而貽譏於後世”，“徒使印度軍士支領英國之餉銀，蹂躪中國之土地”，屢屢表示異議。但胳膊拗不過大腿，在清廷明確命令下，曾國藩隻得派李鴻章匯合“常勝軍”，會剿太平軍。

不難看出，曾國藩並不想出賣中國，也不希望洋兵“蹂躪中國之土地”。但是，在他眼中，保住清王朝不亡，便維持住了“大局”，而“大局”穩定了，就能通過以自強為主，進行“內修”，最終實現“攘外”。

但是，曾國藩錯了，而且錯得很厲害。因為他所維護的清廷，早已是朽木，要其內修自強成功，殆無可能。清廷於所謂康乾盛世時，尚且畏懼海洋、封民之口，在外向性方麵還不及明朝，不願/不敢看世界，當權的是鹹豐慈禧之流，其才智遠遜康乾，多數八旗子弟、朝廷官吏屬頑固無能/腐敗透頂之輩。這樣的一批人如何有能力領導中國，在外敵環伺的情況下，完成洋務改良的曆史重任呢？

從1862年到1908年，慈禧是清朝的實際最高統治者。從她那不過幾百字，錯別字有幾十個的手書看，她的文化程度很低。而且，權力欲極強的她，享樂的欲望也非常強烈，為此，她可以不惜一切代價。玩弄權術是她最擅長的事情。曾國藩悲哀地發現：“兩宮才地平常，見麵無一要語。”恭親王是慈禧大多數時候的幫手，才學在八旗中算是出類拔萃的。但是，曾國藩也看出他“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無卓然自立之心。”（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但就是這樣一位王爺，照樣被慈祥四次被撤四次複出，倍受摧折。

在慈禧這樣沒遠見喜權術的庸者加狠者手下，曾國藩們這樣的漢臣哪裏能夠自由馳騁，實現抱負呢？無奈之下，曾國藩叮囑部屬：“閣下雖可奏事，但須十分謹慎，不可亂說一句。”

李鴻章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議起，鴻章即瀝陳煤鐵礦必須開挖，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應添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其時文相目笑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否。王孝鳳、於蓮舫獨痛詆之。曾於是年冬底赴京師叩謁梓宮，謁晤恭邸（恭親王府），極陳鐵路利益，請先試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轉輸，邸意亦以為然，謂無人敢主持。複請其乘間為兩宮言之，渠謂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從此遂絕口不談矣。”

1875年，郭嵩燾建議把官有輪船交給私商經營，卻得不到清廷任何回應。而同一年，日本政府開始全麵扶植三菱與美國一公司對抗。

當然，清朝洋務運動並非一無所成。其最驕傲的成果便是李鴻章苦心經營的、號稱世界第七位（一說第六位）的海軍，其中北洋艦隊可稱是清朝洋務之花。

1888年，慈禧不顧海軍在未來戰爭中的死活，挪用海軍經費1000萬兩修建供她自己玩樂的頤和園。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李鴻章到日本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毫無疑問，慈禧是甲午戰敗的最大責任者。

1901年，《辛醜條約》簽訂。這是一個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列強可以在中國設立軍事據點和占領區，北京和大沽等地炮台被拆除，各國駐兵從北京到山海關，（七七事變時，引用此項特權的日軍出現於北京近郊），中國對各國賠款銀4億5000萬兩，派遣使節到德國及日本謝罪。這次賠款以關稅、鹽稅和常關稅作抵押，使中國的海關稅、常關稅和鹽稅全部被列強控製。慈禧在條約簽訂以後，竟然向各國公使們表示，她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在曆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曾國藩們沒有在手握強悍湘淮軍崛起中國後，迅速轉而以順勢取天下為目標，坐失了中國早日自強的時機，也坐失了自己大展鴻圖的良機。在剿滅了太平天國後，曾國藩們的自強之誌委靡於慈禧之手，改良遂成了死路一條。

中國為這個腐朽王朝的苟延殘喘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英國立德夫人在1901出版的《穿藍色長袍的國度》一書中寫道：“一個神父說，28年前，他剛到四川的時候，吸食鴉片的人隻有百分之一，肯定不到百分之三。現在，他估計約四分之一的人都在吸食鴉片。重慶到樂山的十一天陸地行程中，我從沒見過比這裏的人更加虛弱無力的了。有些地方土地肥沃，整村整村的男人都麵色蒼白，躬著背，身體都空了，也許連肋骨都空了，在路上，人們都是在散步，而不是像我們想的那樣，馱著東西趕路。”

黃仁宇估計太平天國期間戰亂死傷估計達2000萬人。1894年日本在旅順進行大屠殺，中國人全部死盡，隻有36人逃生。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俄軍還出動大軍長驅直入，達到山海關。柏楊估計：“至少有3千萬以上無辜的中國人，家破人亡。”在1911年10月10日前，孫中山曾發動推翻滿清運動10次，每次失敗都有犧牲。

據統計，從1840年至1905年，外國列強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有700多個，割走中國的領土174萬平方公裏，約等於3個法國的國土麵積。戰爭賠償白銀總額19.5億兩，這個數字相當於中國1901年國庫收入的16倍。這是清政府創下的一個世界紀錄，但不是光榮的紀錄，而是恥辱的紀錄。它留給民國一個一無所有的國庫，還有人民對戊戌六君子、黃花崗72烈士、鑒湖女俠秋瑾、少年英雄鄒容等無數英烈的悲懷。

比之以前朝代，清政府是在“盡所有可能”喪權辱國殆害百姓之後才滅亡的，其可恥程度堪稱曆史之最。

清王朝這棵朽木之所以拖了六七十年，朽爛成灰後才倒下，全仗曾國藩們從旁撐著。

曾國藩們延長了清朝的壽命，卻加重了中國的病痛。

曾國藩們對國家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

他們功不抵過。

在集權體製下，隻要最高統治者稍微英明一點或昏庸一點，則國運即大大不同，這已為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曆史所證明。

“以當時的中國根本不存在進步到資本主義的基本條件”為擋箭牌是沒用的，先不說對比同時期日本情況此論的武斷，即便此論為全真，要求比慈禧們更明智更有能力的最高統治者和統治集團並不過分，條件完全具備。

中國在曆史上任何時期取得的成就或付出的代價，都不是人力不可改變且不具有或然性的必然。中國在慈禧等滿清統治者領導下多走了彎路，多付了代價是毫無疑問的。中國在當時有更好的選擇，曾國藩們有更好的選擇，這就是“取而代之”。而且，這樣既有利於中華民族，也有利於他們自身的抉擇，甚至在他們鎮壓太平天國的中後期即可做出，而完全不必為保住阿鬥們讓中國多走彎路，多付代價，浪費了幾十年。

曾國藩們沒有打倒賣國無能的鹹豐慈禧們。

曾國藩們沒有做到在那個時期應該做、也能做的。

曾國藩們難辭其咎。

我們可以相信曾國藩們在家書裏表現的“德”是他們真正的德，那也不過是私德小德。他們不忍“小”（為敢於“黃袍加身”者作嫁衣的洪秀全們）卻忍了大（“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鹹豐慈禧們），結果亂了自己欲使中國自強的大謀。其將君置於國家社稷之上，更置於百姓萬民之上的行為，哪裏有大德大功可言。若數千年前的孟子天上有靈，能否視彼等為其信徒不言自明。當今國人如以他們為榜樣，歌慕他們及他們之“功業”，則不但不是真正的覺醒，更是徹底的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