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錢鍾書先生一家（圖）

錢鍾書一家

作者：薛鴻時

　　1997—1998，短短一年間，楊絳先生接連失去了她僅有的兩位最親近的人：錢鍾書先生和錢瑗教授。送別錢先生的那天，從表麵看來，楊絳先生態度平靜，在和前來送別的李慎之、胡繩、王忍之等人一一握手 致意時，她神情舉止還是平素那樣端莊。隻是在遺體焚化完畢後，她久久不肯離去，才透露出她與親人難以割舍的綿綿深情。她不說話，也沒有流淚，但我知道她的心在流血。我心裏默默地在呼喊：“Givesorrowwords！”（用言語把你的悲傷傾泄出來吧），正如莎士比亞所說：“無言的哀痛是會向那不堪重壓的心低聲耳語，叫它裂成片片的。”我十分擔心∶不知年事已高的楊絳先生是否能承受得住這樣沉重的打擊。但是，不久以後，我看到她的新譯柏拉圖對話錄之一《斐多》篇出版了。看到她把希臘經典譯得如此準確典雅、通達流暢，心裏的石頭放下了。因為，事實表明，巨大的不幸並未損害她的智力和才情。後來又看到她的《我們仨》。透過書中描繪生動的生活點滴，我們看到：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三個淡泊名利、以學術為生命的親人高尚的情操、淵博的學識和令人羨慕的、溫馨的親情。第62—63頁上的照片就是他們仨平時工作的真實寫照，這樣的畫麵我在三裏河錢宅曾不止一次地親眼目睹過。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我負責替錢鍾書先生借、還外文書，因此有機會常去他家。有時他把書留下，有時他一邊和我交談，一邊迅速地翻閱一大堆書，等我辭行時，統統讓我帶走，說是已經用完了。當時我很驚訝，後來才知道，這些書他早已讀熟，現在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發表前需要認真檢核。他甚至記得某書藏在哪個圖書館，封麵什麽樣，拿到書時，如舊友重逢般的高興。有些館藏多年的書，他常是第一個讀者（毛邊書沒有裁開就是明證，楊先生和錢瑗常替他裁開書頁），遇到這樣的時候，他常會發出感慨。我在讀書、翻譯時遇到困難，常向他請教，旬月踟躇的疑難，總能迎刃而解。我翻譯克裏斯多夫·考德威爾的著作時，遇見calcerous一字，連OED上都沒有，求教於錢先生時，他掃了一眼上下文便斷定：這是考德威爾拚錯而一向未被校出的一個字，正確拚法是calcarious。書中有一個很長的複合句，我拿不準，又去討教。記得那天，兩位先生正在接待外賓，楊先生把我領到後房，把長句子拆開，一個分句一個分句為我講解，還不時地停頓一下，問我是否理解透徹了。他倆對晚輩始終教育、幫助，不遺餘力。研究所裏的同事們很羨慕我有這樣的好機會，他們遇到難題也常托我帶去問，錢先生雖然風趣地說：“你們怎麽老是來剝削我？”話雖如此，他每一次都作出最確切的解答，有時還旁征博引，把中外典籍中的相關論述成段背誦，讓我大開眼界。慚愧的是，本人才疏學淺，隻能理解一小點點。他咳吐珠玉，隨風拋擲，現在回憶起來不勝惋惜，後悔當時沒有帶上錄音機，好錄下來，拿回仔細琢磨。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位同事在翻譯中遇到一段引文，內容明明像是《聖經》，我們研究所的《聖經》索引最完備，但該同事換了各個關鍵字仍沒有查到，實在沒轍了，便托我拿去請教。我正在念時，話音未落，隻見錢先生拿過一本書來，迅速翻開，用手一指，說：“在這裏！”這時，從隔壁房間傳來錢瑗的聲音：“我也查到了！”原來此話出自《祈禱書》。這是我初次識得錢瑗的本事。前此，我隻知道她上大學學的是俄語，想不到她對英語典籍竟會精熟到如此程度。楊先生在書中說（平時也說）：“錢先生和錢瑗是學者，我不是”。其實，錢楊兩位先生的區別，隻是“大學者兼小說家”或“小說家兼大學者”而已，兩位各有側重。楊先生當然是學者，否則她如何寫得出《藝術是克服困難》來呢？隻是她在文學創作和翻譯方麵的成就更大。天下無人不識錢楊，而最了解錢瑗的，除去父母親人，恐怕要數她的同事和學生了吧？我和她交往不多，乘公交車去錢宅時，曾遇到過她，她坐著，膝上壓著一隻沉重的大書包，見了我還爭著讓座。在三裏河管道煤氣開通以前，我曾幫忙換過一次煤氣罐，那天她一直站在樓下等我，想和我一起往樓上搬，我當然不肯讓她沾手，她顯出非常過意不去的樣子。過了很久，錢楊兩位先生著作的台灣版來了，我隻是幫著運了一下。第二天就接到他們的信，說是由於紙張好，“書有千斤重”，怕我累壞了。從這些生活瑣屑中，可以看到“他們仨”對他人的尊重，對勞動的尊重，這是他們道德修養的一部分。錢瑗把畢生精力都用於為國家培養高級人才，還在我國高校第一個開辟“文體學”這門新課程。有一次我對她講起文學研究中，藝術分析的困難，她說，“因為你英語還沒有好到這個份兒上！”說話口氣之幹脆頗有她尊翁之風。語言功底是文學研究的基礎，我相信她的話。

　　錢瑗的同事告訴我，她重病住院後，躺在病床上還在研究教材、帶研究生，真正戰鬥到最後一息。她逝世後，她的同事和學生們舍不得她，決定破例把她的骨灰埋在校園中她每天走過的一棵雪鬆下，不立標識。那天，我從她的學生們哭腫的淚眼裏，看到青年學子們對老師的深情，剛勁挺拔的雪鬆正是她高潔品質的象征。

　　對於我，《我們仨》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個家庭的三名成員都是某位大偉人所說的那種“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他們享受的是刻骨銘心的親情，品嚐的是比美酒更香醇的好書。他們生活的高品質完全在於精神方麵，而在物質方麵，卻是極其簡樸的。錢先生曾告訴我這樣一件趣事：一天，某種“消費雜誌”的記者來約稿，雖婉言謝絕仍不肯罷休，後來那位記者低頭一看，忽然起身告辭了。錢先生笑著說：“大概他看見我布鞋上有個破洞，不像是個高消費者吧，嗬嗬。”多年來，他們省下的錢都拿來幫助有困難的同事和晚輩，錢先生逝世後，楊先生按照他倆早已商定的辦法，把一生的積蓄都捐給他們的母校清華大學，幫助貧困學生完成學業，不使國家英才被無情地埋沒。兩位先生在“大節”方麵更是無愧，數十年來兩位先生始終“修辭立其誠”，決不做違背自己尊嚴和良知的事。我曾查找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各種大批判文集，作者中不乏著名的專家學者（他們大多也是形勢所迫，應當體諒，不必苛求），但就是找不到錢楊的姓名。我在想：當年“大革文化命”，“女皇”禮賢下士，請他倆搬進釣魚台國賓館去住，換了旁人，這不是喜從天降了嗎？可是他倆硬是“不識抬舉”，避之唯恐不及，有這份自尊自愛，才不致落入沒有靈魂的禦用文人之流。“他們仨”才不枉了“知識分子———社會良心”的稱號。

　　楊先生才力不減，文章還是那樣從容蘊藉，以這樣的高齡仍不斷給予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使我在讀她的新作時，心裏充滿著深深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