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總理讓我搞導彈（圖）

我國搞原子彈、氫彈、導彈、人造衛星，都是周總理領導的。一次我跟駐京外國記者談話，我就說我們這些科技人員都很懷念周總理。“文革”期間，周總理仍然抓住這項工作不放，別的工作亂了，做不了啦，但“兩彈”的工作一直沒停。

我感受最深的是總理確實肯花時間認真聽我們的意見。這是總理一貫的作風。每次開會來的人很多，不同意見的人也請來，總理反複問：“有什麽意見沒有？”聽了我們的意見，他最後決定怎麽辦。在一次會中，總理問大家對一個問題有什麽意見，秘書跑過去對總理小聲說：“這件事你曾經批過”（我猜想秘書大概是這麽說的）。總理大聲說：“那有什麽關係，我批了的事大家覺得不對可以改嘛！”

我參加中央專委會的時間很晚，從前都是部門的領導去，我們聽傳達。1967年我才開始參加。我回國搞導彈，第一個跟我說這事的是陳賡大將。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國不久，在科學院工作。科學院領導說： “你剛回來先去看看中國的工業吧，中國工業最好的是東北。”我說東北我還沒去過。就這樣到東北去學習。後來轉來轉去到了哈爾濱，在哈爾濱安排我跟軍事工程學院的院長陳賡大將見麵。陳賡接見了我，還吃了頓晚飯。陳賡問我：“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我說：“為什麽不能搞！外國人能搞，我們中國人就不能搞？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陳賡大將說：“好！”後來人家告訴我：陳賡那天上午從北京趕到哈爾濱就是為了晚上接見我，我聽了很感動。後來，他也是很積極，有一次葉帥在家請我們吃飯，我愛人也去了，陳賡也在。吃完飯，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們說找總理去，總理就在三座門跳舞。我們跑到那兒，等一場舞下來，總理走過來，葉帥、陳賡他們與總理談話。後來大概就談定了，總理交給我一個任務，叫我寫個意見--怎麽組織這個研究機構？後來我寫了一個意見，又在西華廳開了一次會，決定搞導彈了。那天開憲會，在總理那兒吃了一頓午飯，桌上有蒸雞蛋，碗放在總理那邊，總理還特意盛了一勺給我。我寫的那個意見書就是聶帥回憶錄裏談到的，在檔案中有。現在想起來真是慚愧，那時我對中國的情況一點也不了解，意見書中錯誤一定不少。

記得1964年12月26日，我在參加人大的會議，有人叫我去參加一個宴會。等了一會兒，鄧穎超同誌來了，她跟我說起來，問我小學、中學是在哪兒上的，我說起小學是在師大附小上的，她問什麽時候，我說是二十年代初。她高興地說：“你不認識我嗎？那時我是師大附小的第一批女教師啊！”所以鄧穎超同誌還是我的老師呢！不過她沒教過我。她又問我幹什麽？我說我是搞火箭、導彈的，並且介紹了一些搞導彈的科技人員，他們不怕艱苦和危險。我們那時的導彈叫做“東風二號”，是最早自己設計的導彈，用液氧、酒精做燃料。試驗時都快發射了，出了問題。要把液氧卸下來，閥門又不靈了，我們的科技人員就上去處理，那很危險啊！後來她把這件事對總理說了，說錯了，說成原子彈。以後她又見到我，告訴我，總理對她說：“你搞亂了，他不會跟你這麽說的，他是搞導彈的，不是搞原子彈的。”鄧穎超同誌對我說：“我是會搞錯的。因為我與恩來約定好了，不該我管的事，我是不問的。我搞不清是導彈還是原子彈。”對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

“文革”中我們都是受保護的，沒有周總理的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時候我們都是軍管的。軍管會每星期都要向總理匯報一次。總理下了一個命令，要搞一個科學家的名單。名單送上去後，總理說：“名單中的每個人，你們要保證，出了問題我找你們！”楊國宇知道這件事，他是軍管會的副主任，主管科技的，和我們接觸很多，他說起這些事來生動極了。

我們體會，中國在那樣一個工業、技術都很薄弱的情況下搞“兩彈”，沒有社會主義製度是不行的，那就是黨中央、毛主席一聲號令，沒二話，我們就幹，而直接領導者、組織者就是周恩來總理和聶帥。

我們的科技人員愛國是一貫的，是有光榮傳統的。聶老總有句評語說：“中國科學家不笨！”的確如此。我還要說，中國的科學家聰明得很！而且中國科技人員都是拚命幹的，外國人少有象中國人這樣拚命幹的。

中國過去沒有搞過大規模科學技術研究，“兩彈”才是大規模的科學技術研究，那要幾千人、上萬人的協作，中國過去沒有。組織是十分龐大的，形象地說，那時候我們每次搞試驗，全國的通訊線路將近一半要由我們占用，可見規模之大。那時是周恩來總理掛帥，下麵由聶帥具體抓，這個經驗從前中國是沒有的。我想，他們是把組織人民軍隊、指揮革命戰爭的那套經驗拿來用了，當然很靈，從而創造了一套組織領導“兩彈”工作的方法。這在新時代下有很大意義。在一次專委會上，周總理講了這麽一旬話，他說：“我們這套東西將來也可以民用嘛！三峽工程就可以用這個。”我記得很清楚，他這句話我很讚成。這就是指那套組織、指揮大規模科學技術研究、生產的一套領導方法，可以應用並推廣。

幹我們這一行，一得之見多得很，有道理，可不見得全麵。但是在我們這兒有一條，最後是總設計師拍板。由總設計師聽了各種意見之後，經過分析乎衡，最後由總設計師拍板。總設計師他也不是一個人，他還有一個總體設計部，還有一個大班子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係統工程的班子。他們運用係統工程，衡量各種因素，選擇最優方案，總設計師聽了各方麵的專家意見，又看了總體設計部的報告，最後下決心拍板，拍了板，誰再有意見也不算數了。這就是周總理、聶老總給我們規定的，總設計師就是總設計師。我們現在的總設計師都是這麽鍛煉出來的。象我剛才說的任新民就當過總設計師，還有屠守銷、謝光選都是搞導彈的總設計師。總設計師要有風度呢，大將的風度啊！

這很有意義啊！現在很多部門不會用這個，效果不好。現代工程都很龐大，複雜得很，一種意見對局部來說是好的，但對整體就不一定好。以上是就技術方麵而言，要有總設計師和總體設計部；還有一個總調度的體製，組織管理的一套係統。為了銜接研究、製造、試驗、生產，有一個很龐大的組織管理係統。調度跟打仗一樣，出了問題要解決。所以有一個總設計師還要有一個總調度。張愛萍講得很好，他總結說，要有兩條線：一條是總設計師這條線，另一條是總調度這條線。最後匯總到領導（在軍隊就是黨委），最後決定是領導。這一套組織是科學的，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實際的，是中國土生土長的。這套東西的形成，就是在周總理領導下創立的，這是很重要的經驗。

那時中央專委的決定，要哪一個單位辦一件什麽事，那是沒有二話的。決定也很簡單：中央專委哪次哪次會議，決定要你單位辦什麽什麽，限什麽時間完成，……也不說為什麽，這就是命令！中央專委的同誌拿去，把領導找來，命令一宣讀，那就得照辦啊！好多協作都是這樣辦的，有時候鐵路運輸要車輛，一道命令，車就發出來了。沒這套怎麽行呢！千軍萬馬的事，原子彈要爆炸，導彈要發射了，到時候大家不齊心怎麽行呢！按電紐那麽好按呀？按一下全國都有影響，都要跟上動作啊！當然，現在我們國家正在進行一係列體製改革，什麽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說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不久前我們發射通信衛星，趙紫陽總理和李鵬副總理都親臨現場去觀察指導，對我們這套評價很高。以前他們沒有到過現場，這次看了說，“你們的組織真嚴密”。說到電子技術，李鵬同誌說，“你們的電子計算機並不怎麽先進嘛！但就是靠了嚴密的組織，做出別的地方用先進的計算機有時還做不出的活來！”我們靠的一是執行任務的都是穿軍裝的，講組織紀律；二是中國科技人員總是拚命幹，日以繼夜地幹！因此可以說中國人是很嚴肅、很嚴密、很認真的。所以我們的“兩彈”試驗事故最少、傷亡也最小，都是在周總理的嚴格要求下取得的。他說：“一定要穩妥可靠，萬無一失。”這條指示，我們每次試驗都要講，檢查很嚴格，所以才很少出事故，很少傷亡。當然，也不是說絕對不出事故，因為總有沒有認識到的事物。但是，由於我們貫徹了周總理的指示，所以事故、傷亡要比外國少得多。

現在有那麽一些誤解，認為搞“兩彈”是個錯誤，花那麽多錢，沒有用來發展生產。這還不是個別人的意見。我總是解釋說：“不是這樣的。首先，我們搞‘兩彈’花錢比外國少，因為有黨的領導，具體就是周恩來總理和聶帥在領導我們。再就是中國科技人員的優秀品質，所以完成了這個任務，損失最小，花費最少。”當然，也不能說我們沒有錯誤，也不是說一點冤枉錢都沒花。中國的工業、科技那樣落後，我還算是在國外接觸了一點火箭、導彈的，但是40年代到50年代初國外也才剛剛開始，我也跟大家一樣，也是一知半解。所以說不是沒有犯錯誤，不能說一點錢沒浪費，這是學費。但是總的看要比國外好得多，原因就在上麵講的兩個方麵。我還說：“你說不該搞，那好；如果不搞，沒有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那中國是什麽地位！你要搞經濟建設也不可能，因為沒有那樣的和平環境。”我們這些搞國防科學技術的，聽到這些不正確的議論很有意見。

應該看到，從大的方麵說，這是關係到國家戰略地位的問題；從小的方麵說，我們創造了一套經驗是很珍貴的。過去是小生產、二畝地的搞法，小爐匠的搞法，我們現在是搞大規模建設。周總理生前說過這套辦法可以用到民用上去，但是我們還沒有很好總結這套經驗，並把它應用到民用上去。在這方麵總理是有偉大功績的，他為中國大規模科學技術的發展創造了成功的經驗，而且是結合中國實際的，具有中國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