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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裏的曆史:黃永勝的另一麵

(2008-07-26 16:45:45) 下一個

自認定黃永勝是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後,黃永勝就成了人們揶掄和嘲諷的對象。

權延赤在他的《林彪將將》中借用段蘇權將軍的嘴說,黃永勝是擊鼓衝鋒,鳴金玩妓。權延赤寫的東西以虛構細節著稱,水份太大,不能夠認真。

還有一本叫《葉群之迷》的書,借用葉群貼身服務員的嘴,十分細致地描寫了黃永勝和葉群是如何苟合,令人惡心。當然,這純屬偽造。

許多人非常喜歡張正隆的《血紅,雪白》,有人甚至當做“正史”來讀。這本書寫到黃永勝時說:“黑土地上的頗有幾位會玩的將軍,他(指黃永勝-筆者注)是其中之一。打獵,打麻將,跳舞,逛城市,聽說玩,後腦勺樂開花。花錢大手大腳,流水似的不把錢當錢。還會趕時髦。有人說街上流行什麽,他那兒就有什麽。什麽好地方都想去看看

,玩玩。任華南軍區副司令員時,誰也沒告訴,由他帶頭,和兩個將軍擅自跑去香港玩了三天。玩起女人來,那魄力也不比打仗、花錢、遊山玩水差。據說,進城後,羅榮桓發的最大的一次火,就是為黃永勝玩女人而發的:這麽大年紀,這麽高職務,還不改,還要不要臉了!?”張正隆的話有幾分可信,但說到羅榮桓批評黃永勝時,也用了“據說”二字。因為張正隆寫此書時采訪了許多“四野”的老人,書中用的材料隻是很小一部分。而一些老人並不回避這樣一個事實,羅榮桓和黃永勝關係很好,二人在井岡山時期就相識,黃永勝始終對“教書匠”出身的羅榮桓尊敬有加。文革中,總政的幾位和羅榮桓共過事的副主任被衝擊的厲害,但總政的大字報中鮮見批判羅榮桓的。除了羅榮桓死於文革前這一因素外,林彪、黃永勝等人沒有說過羅榮桓一句壞話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林彪倒台後,一些人把羅榮桓抬出來,把羅說成是反林彪的,順便捎上了黃永勝等人,其實這是貶低了羅榮桓的人品。羅榮桓不是一個見風使舵的人,更不是一個對自己的老戰友和老部下刻薄的人,否則盡管已死,也難過文革這一關。

把審判林彪集團認定是“鐵案”的肖思科在《超級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受審實錄》中,提到了林立果1970年秋錄下的葉群和黃永勝長達100多分鍾的電話通話,其中有這樣的內容,葉群說:“你的手絹到現在還在我的乳罩裏,一天到晚捧著你”;“怕你要追求生理上的滿足闖出禍來”;“那個沒有來”,“因為沒有反應”,“而且我們又采取了那個措施。萬一要有,如果弄掉的話,我希望你親眼看我一次。”然而,接近林彪和葉群的人都對這樣的談話內容表示了置疑。更為蹊蹺的是,這樣公然給林彪戴“綠帽子”,涉及到自己母親極端隱私的錄音,林立果自己不保存,而是交給了於新野,放在了空軍學院的“據點”。除於新野外,“聯合艦隊”的其他成員也可以接觸到這個錄音。林立果不是弱智,就是缺心眼兒。肖思科的《超級審判》一書漏洞百出,貽笑大方的地方太多,不值一駁。

在審判黃永勝以前,黃永勝自己講的一番話倒是耐人尋味: “今天最後一次談話,實際上給我戴了一頂帽子,說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之一,犯有嚴重罪行。人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麽想法?我走過的道路,看到的一切事物,使我沒什麽可以留戀的。我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還有什麽可以想的?說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之一,你說不是林彪成員,為什麽關了九年?我和林彪在一起工作三年,說不是重要成員也過不去。現在沒有別的辦法,隻能從大局著眼,委曲求全吧!不過有些問題我想不通,我成了不管部部長,凡是和林彪有聯係的問題都成了罪行。我想不通,但又不能申辯。如果我申辯不就是翻案嗎?那樣不就成為罪大惡極了嗎?”這段話最精辟的就是黃永勝把自己稱為“不管部部長”。如何理解黃永勝這樣的提法,相信讀者自有高見。

這裏,筆者要講的是黃永勝的另一麵。

在此之前,讓我們先看一下黃永勝的簡曆:黃永勝(1910—1983),原名黃敘錢。湖北鹹寧人。1927年6月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麵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參加了湘贛邊秋收起義,編入工農革命軍第一師,隨部上井岡山。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起在中國工農紅軍任排長、連長、副團長、團長。1932年起,先後任紅三十一師、紅六十六師師長。1933年任紅一師三團團長。參加過中央革命根據地反“圍剿”和長征。到陝北後,先後任紅四師副師長、紅二師師長。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副司令員、司令員,教導第二旅旅長。抗日戰爭勝利後到東北,任熱河軍區司令員、冀熱遼軍區副司令員,熱遼軍區司令員,冀察熱遼軍區副司令員,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司令員,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員。1949年先後任第四野戰軍四十五軍軍長,第十四、第十三兵團副司令員。曾參加遼沈、平津和廣西等戰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十三兵團代司令員、司令員,曾兼任廣西軍區副司令員,第十五兵團司令員兼廣東軍區副司令員,後兼廣州市警備司令員。 1951年任華南軍區副司令員兼華南軍區防空部隊司令員和政委,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委。1952年任中南軍區參謀長。1953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誌願軍第十九兵團司令員。1954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55年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同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56年被選為中共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1968年遞補為中央委員)。1961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文化大革命”期間,於 1968年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解放軍總參謀長,1969年兼任軍政大學校長、中共中央軍委委員。是中共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1年9月被撤銷全部職務。1973年8月20日被開除黨籍。1981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他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判處有期徒刑 18年,剝奪其政治權利5年。1983年4月26日病死於青島。

可以說,黃永勝的前半生是輝煌的,他完全是憑著戰功,一步一步,從戰士做到共和國的上將軍。黃永勝1910年出生於湖北省鹹寧縣高橋鎮黃鐵村一世代務農的貧苦家庭。1927年7月的某天,黃永勝去了崇陽縣城,在崇陽縣團防局當了一名民團士兵。那時的黃永勝僅十六歲,從此開始了他的當兵生涯。以後有一種說法,說是黃永勝染上了賭博惡習,負債累累,債主們日夜上門逼債,黃永勝才決定離家出走。這種說法並無真憑實據,黃永勝家徒四壁,小小年紀,當兵完全是為了有口飯吃。而且那時的民團是離家不離鄉,躲不了賭債的。

黃永勝原名黃敘錢,是毛澤東為他改名黃永勝。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開“八七”會議,決定在湘鄂贛粵4省舉行秋收起義。崇陽縣民團在此之前改名為崇陽縣農民自衛軍,與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麵軍總指揮部警衛團混編,加入到了秋收起義之中,黃永勝隨起義部隊來到了井岡山。在一次戰鬥中,一股敵人突然打到前敵委員會與紅四軍軍部附近。時任班長的黃敘錢來不及請示連長(連黨代表是羅榮桓),立即主動率全班戰士向敵人反擊,擊退了敵人,保衛了前委與軍部的安全。戰鬥結束後,前委書記兼黨代表毛澤東表揚了他,並問他是哪裏人,叫什麽名字。黃敘錢說:“報告毛委員,我是湖北鹹寧人,我叫黃敘錢。”毛澤東笑眯眯地又問“是哪個敘字呀?”他結結巴巴比劃著說:“是餘字加又字的敘。”毛澤東說:“敘錢,敘錢,還是講錢呀!那不好,革命戰士不能隻講錢,要講為無產階級而奮鬥。”“這樣吧,我給你改個名字,希望你在革命的道路上永遠勝利前進,你就叫黃永勝吧!”由此可見,毛澤東認識黃永勝是非常之早的。

黃永勝打仗的剽悍不在許世友之下。我們不必去詳細分析黃永勝參加過的曆次戰鬥。到是一個與黃永勝毫無關聯的人的話是最可信的。柳傳誌,原“聯想”集團總裁,當今中國企業界的“龍頭”級人物,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在軍事院校時的班主任講的一些故事,對我有非常大的影響。在遼沈戰役中,班主任所在的部隊總覺得自己是戰鬥力很強的一個團,有一次到黃永勝的縱隊裏去配合作戰。黃永勝跟該團團長約定好占領某製高點的時間,到達目標時,全軍發動總攻。但在真打起來時,該團卻怎麽也拿不下來,眼看時間快到了,再不行的話就要影響總攻了。黃永勝大怒,當場就把團長給撤了,換上了自己的精銳部隊,結果快速拿下了這個製高點。他的那些戰士根本不怕死,一個個往上衝,部隊這種衝的勁頭不得了,為達到目標不顧一切。”看看黃永勝的部下如何勇猛,就知道黃永勝打起仗來是什麽樣的人物了。

黃永勝的為人到底如何?有人說黃永勝是門“大炮”,頭腦簡單,整起人來專打頭陣。例如,1968年3月,黃永勝調任總參謀長後,未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準,便指示廣州軍區對軍區黨委副書記的文年生將軍進行專案審查。從4月4日起,將文年生非法關押、審查。51天之內,連續批鬥文年生達31次之多,使文年生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受到了嚴重摧殘,健康狀況明顯惡化,卻又得不到及時治療。6月7日,文年生終於被迫害致死,時年61歲。還有, 1968年,黃永勝成為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黃永勝上台以後,曾經狠批趙紫陽,還把趙紫陽的材料報送到中央專案組,結果被周恩來製止。周恩來對廣東的造反派說:“趙紫陽就是個小爬蟲,你們鬥他能說明什麽問題?不觸及要害嘛!另外他一直搞農業的,隻會說養豬(眾人大笑),不懂階級鬥爭嘛。”所以,趙紫陽的專案被壓下。但另一方麵,黃永勝也敢炮打江青。1967年初,黃永勝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大嗓門地向江青喊到:“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誌要多聽毛主席的話!”。在“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狂潮中,廣州“紅色造反者”一派的造反組織猛批黃永勝反對中央文革,還發出了“敦促黃永勝向毛主席革命路線投降書”,惹得黃永勝大怒。以後,黃永勝上調中央,對江青始終敬而遠之。說起整人,黃永勝不及許世友。許世友在江蘇和南京軍區抓“五· 一六”分子,殃及幾十萬人,光是副軍級以上的軍隊幹部就關押了幾十人。整死和自殺的人少說也要上百。文革之中,當權的人不是整人,就是被人整,誰也不能免俗。

黃永勝的私生活到底是怎樣的?“9.13事件”後,許多涉及黃永勝的文章把黃永勝描繪成了一個粗鄙不堪的“色情狂”。然而,黃永勝身邊的工作人員對黃永勝有兩點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黃永勝喜歡古典音樂,一台古色古香的老唱機放在臥室,一部日本進口的磁帶錄放機放在洗手間,工作再忙也要不時的聽上一段。二是黃永勝平常對人非常嚴肅,特別是對高級將領,說一不二,難見笑容。但對下屬卻是另外一種態度,特別寬容。黃永勝的貼身警衛因結了婚不能夠再做貼身警衛了,黃永勝要他一定要去軍校學習文化,這個警衛不願意去,黃永勝很不高興,但還是尊重他,給他安排了一個副師職的位置。不過,黃永勝留下了一句話:“不愛學習,不能夠任正職!”

1969年,黃永勝身邊出了個“李必達事件”。文革前,廣州軍區政委陶鑄從全國各地要了140名大學畢業生想要安排到軍區司、政、後機關,逐步實現機關工作人員的知識化。李必達就是這140名大學生中的一個。但是一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陶鑄要來的這批大學生被分配到基層,李必達當上了連副指導員。正巧黃永勝的前任秘書於貫文在這個團當政委。黃永勝自己文化不高,但對能寫會畫的人很喜歡,李必達擅長詩書繪畫,由於貫文推薦給了黃永勝。然而,李必達是一個對毛澤東有著那個時代的人都有的絕對的個人迷信,愛屋及烏,對江青也有著深深的個人迷信。竟連續寫了兩封信給毛澤東,“揭發”黃永勝和葉群等人在背後“議論”江青。李必達將其中一封信交給了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的溫玉成,但溫玉成把信轉交給了林彪。李必達後被關進了廣州軍區監獄。“九·一三”事件後,李必達得到“平反”。但奇怪的是,李必達現仍以反對林彪集團的“英雄”自居,但並不敢全部公開自己寫的信的內容。道理很簡單,因為黃永勝說江青的那些“壞話”,現在看來,都是事實。

黃永勝在1971年9月24日被“隔離審查”前,家庭的情況大致如下:夫人項輝芳,她是長征幹部(2003年去世),文革期間,黃兼任軍政大學校長,項是軍政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黃從未到過學校,實際是項輝芳負責。他們有四個兒子:長子向陽,“九·一三”事件前在空軍司令部作戰部當參謀,同林立果一起工作,其妻劉小萍,是廣州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劉興元的女兒;二兒向林,在北京部隊某部當連長;老三向輝,在廣州部隊工作,是搞文藝的;另外還有一個幺兒。

說出黃永勝的另一麵,隻是心中感慨。逝者如斯,不必往他們身上再潑汙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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