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日記》重重疑點：袁世凱出賣維新派的真相

　　戊戌變法中袁世凱的告密是關鍵情節，傳統的說法是:因袁世凱告密而導致慈禧政變。究竟袁世凱怎樣告密？至今眾說紛紜，留下重重疑團。

　　傳統說法疑點重重：

　　慈禧為何不捉拿譚嗣同變法運動，從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舊曆)光緒下《明定國是》詔諭開始。

　　接著新政上諭，如雪片飛下，頻頻頒發，而守舊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撓。新政無法實行，詔諭全成空文，兩黨形同水火，勢不兩立。

　　七月三十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

　　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八月初二又由林旭帶出第二道密詔，令康有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康有為、梁啟超、林旭、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痛哭失聲，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鋌而走險，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後交權。

　　八月初三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說袁舉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後則或囚或殺。此後事情的發展有不同說法，傳統說法是:袁世凱是個兩麵派，一麵假意和維新派周旋，騙得光緒帝封他為侍郎，另一麵看到慈禧的勢力根深蒂固，決定投靠舊黨。他用假話哄走了譚嗣同。八月初五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晨，慈禧臨朝訓政，囚禁光緒，捕拿維新派，殺六君子，百日維新遂告失敗。

　　以上傳統說法長期流行於史學界，但近幾十年來，不少曆史學家對此提出疑問，否定了因袁世凱告密導致慈禧政變之說，其理由如下:八月初六慈禧實行政變，如果是袁世凱告密導致，則政變上諭中必定指名捕拿譚嗣同，因譚是前往說袁世凱圍園劫持太後的人，屬於“逆首”。慈禧太後絕不會放過他。何以上諭中隻命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沒有譚嗣同在內？而且上諭中康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罪名較輕。如果有圍園劫太後之謀，則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諭中，何以輕輕放過？

　　榮祿不可能乘火車連夜趕回北京還有，袁世凱在八月初五上午覲見光緒後，即乘火車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凱《戊戌日記》)，袁趕到榮祿處告密，已在夜間，榮祿得知圍園消息後，萬難在當夜趕去北京，把消息反饋給太後。因為，當時北京、天津之間的火車通行不久，隻有白天行車，沒有夜車，也缺乏夜間行車的設備、經驗與技術。即使榮祿以直隸總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開一次夜車。榮祿於八月初五夜間萬萬趕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後實行訓政卻在初六上午，可見太後的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政變時還不知道康有為等有圍園劫太後之謀。政變是新舊兩黨長期矛盾積累的結果，守舊大臣楊崇伊等認為維新派亂政妄行，請求慈禧太後出而訓政，這是守舊派的一個既定步驟，與袁世凱告密無關。

　　疑點重重的袁世凱《戊戌日記》

　　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說，譚嗣同深夜來訪，再三要求袁世凱舉兵殺榮祿，包圍頤和園，並說:“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後)，國不能保。”袁世凱聞言大驚，推辭敷衍，不肯答應。

　　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並未諱言自己告密，並且他告密是積極的、主動的，回天津後立即找了榮祿。袁寫此日記時是在清朝統治時期，告密是忠於皇太後、忠於清朝的表現，毋庸諱言。

　　可是《戊戌日記》存在幾個疑點。第一，包圍頤和園，殺西太後，這是何等重大而緊急的事件，袁世凱告密如果是積極的、主動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在北京告密，守舊黨慶王奕、剛毅都是西太後心腹，也是袁世凱的朋友。如果袁決心告密，他可以初四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初三夜，譚嗣同找他密談，提出圍園殺太後之謀，初四一天何以袁無所動作，沒有在北京告密？

　　第二，據袁世凱說，初五返津見榮祿，即要告密， “略述內情”，忽有客人葉祖入座，因此欲言又止，隻好等明天再說。此是何等大事，譚嗣同已募勇士數十人在京，事態一觸即發，慈禧有旦夕之禍，卻因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難道袁世凱不能稟明榮祿有要事相告，設法把客人支走？袁世凱是何等精明人，辦事卻何其拖遝、糊塗？

　　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上午榮祿來訪，袁世凱和盤托出圍園殺太後之謀，按理榮祿應立即行動，馳京報信，兩個人“籌商良久，迄無善策”。商量的是什麽？聽袁世凱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緒，當時處在危險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緒，他們不是為處在危險境地的慈禧擔憂，卻在籌商保護光緒的辦法。榮祿同樣變成一個“糊塗蛋”，聽到這樣緊急的消息，並不馬上向北京報告，卻在那裏瞎操心光緒的安全，白白又耽擱了一整天，這豈不蹊蹺？袁世凱在以上所引《戊戌日記》中所談的告密情形存在疑點，因此，不可相信。

　　兩名親信泄露真情袁世凱告密的真相如何？事屬機密，缺乏真實可信的記載，但可以從其他史料中窺測到一些痕跡。

　　袁世凱的親信張一麟的記述

　　張一麟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記:袁初五返津，隔一天後，楊崇伊來天津，向榮祿報告訓政的消息。但所記袁告密時，楊崇伊已在榮祿處，榮祿已知政變消息。且“令衛兵夾道羅列”，這三點很值得注意。

　　由於袁世凱剛從北京回津，受光緒帝封為侍郎，榮祿也心存疑慮，故而見袁時“已令衛兵夾道羅列”。袁世凱從楊崇伊那裏得知太後訓政，捉拿康有為、康廣仁的消息，一定嚇壞了，害怕康有為供出初三夜譚嗣同訪袁於法華寺，密談兵變圍園之謀。遂將當時守舊派尚不知道的圍頤和園、殺西太後的密謀，和盤托出，故有“袁乃跪求榮為作主”的舉動。這樣看來，袁世凱的告密並非積極、主動，而是在他已聽到西太後訓政消息之後，怕受連累被懲罰，被動告密。如果袁是積極主動告密，那就不會有“衛兵夾道羅列”，不會有“楊崇伊在座”，也不會有“袁乃跪求榮為作主”。

　　因此，不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西太後政變，而是西太後政變導致袁世凱告密。張一麟頗有作證的資格。他1903年入袁世凱幕府，長期隨袁工作，為袁親信，所說必在北洋幕中所聞，或是袁世凱親口所說。但所記告密真相與袁世凱《戊戌日記》不同，《戊戌日記》實為袁世凱後來所記，當有所諱飾。

　　榮祿的親信陳夔龍的記述

　　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中所記與張　有幾點符合:一是袁世凱告密在楊崇伊到天津之後，榮祿已知太後訓政，但“佯作不知”；二是袁世凱當時受到很大壓力，雖未記“衛兵夾道羅列”，但榮祿對袁世凱已懷疑；三是張　記“袁乃跪求榮為作主”，而陳夔龍記“袁知事不諧，乃大哭失聲，長跪不起”。

　　陳夔龍亦有作證資格，戊戌政變後不久，即調到榮祿幕府，是榮祿的親信，官至湖廣總督、直隸總督。他和袁世凱不睦，消息來源應是從榮祿處來而不像張　從袁世凱和北洋幕府中來。但兩人所記袁的告密情形卻很相似。從張、陳二人所記，袁世凱本來沒有告密的念頭，是在初六晚聽到楊崇伊帶來太後訓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牽連，故而告密，這是他的保命之計。這告密消息又由楊崇伊帶回北京，守舊派才知道兵變圍園的密謀。八月初九遂有旨:“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諭)由於袁世凱告密，事態擴大，繼續搜捕，並不經審訊於八月十三日處決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狀，有“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製皇太後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這道諭旨說明袁世凱的告密已反饋到了北京。

　　袁世凱雖非主動告密，但把圍園密謀和盤托出，總算將功補過，不但被舊黨寬容，而且受到重用。榮祿進京，袁世凱奉命護理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得賞銀四千兩。以六君子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但守舊派對他並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後因袁參與圍園密謀、並未主動出首，欲加重懲。榮祿卻看中了袁的才能，為袁力保。慈禧太後起始時認為袁世凱是維新一黨，由於榮祿力保，袁才能夠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凱是主動告密，慈禧怎麽會認為袁世凱“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