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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曆史上四個著名藝伎的人生

(2008-07-21 12:13:06) 下一個

維新之花——君尾

  她雖然出身風塵,但在明治維新的那段動亂的歲月裏,她曾多次營救了倒幕的誌士。為了情人,她送出了隨身攜帶的被視為藝伎之魂的銅鏡,而情人也回贈她象征武士精神的武士刀。銅鏡在關鍵時刻救了情人的性命,武士刀卻依然帶在她身邊,她就是被奉為維新之花的藝伎——君尾。

  君尾出生於一個武士家庭,因父親被仇人所殺,家道中落,無力生存,幼年的她不得不進入藝伎館學藝,最後成為“島村屋”藝伎館的藝伎。她經常在一個叫“魚品”的茶屋表演,在這裏,她結識了許多來自長州藩的勤王誌士,像後來成為明治維新核心人物的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也包括在內,並對他們提供了多方的幫助。正因為如此,在當時日本的京都衹園,君尾當數最著名的勤王藝伎。

  長州藩位於現在日本的山口縣,是勤王攘夷最為激進的鄰國之一。1857年,長州藩的吉田鬆陰創辦了“鬆下村塾”,宣傳攘夷改革。吉田是幕末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後來對日本曆史起著決定作用的人物很多都出自他的門下,如高杉晉作、伊藤博文等。在吉田鬆陰的指導下,長州藩出現了很多激進人士,他們都是倒幕運動的主要骨幹。

  當時高杉晉作時常往來京都,是“魚品”的常客。1862年的一天,高杉晉作攜好友井上馨來到魚品,為井上馨介紹藝伎,井上一眼就看上了剛當上藝伎不久的君尾。井上馨生於1835年,曾和伊藤博文一起遊學英國,後來在明治政府中曆任外務、內務、大藏大臣,為明治元老之一。

  井上馨對君尾一見鍾情,兩人心意相許,纏綿了好一段時間。不久,在“攘夷”思潮的鼓動下,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等人去江戶火燒英國公使館,一對情人分別之際,井上馨寫了一首短詩贈別:“夕陽沙渚下,碧波拍岸聲。如今思君情,化作浪濤湧。”據說君尾此後一直把這首詩帶在身邊。

  井上馨離開京都後不久,島田左近看上了君尾。島田左近是屬於佐幕黨,有權有勢,是在京都追捕勤王武士的首要人物。在一般的藝伎看來,能成為這樣人家的妻妾,正是求之不得。但是君尾卻一直拒絕,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島田左近是佐幕一派。君尾把對井上馨的深情已經升華到倒幕的行動上,她拒絕任何背叛她情人的作為,並且對井上馨寄予了很大的期盼。

  然而不久後,井上馨的同黨寺島忠三郎卻找到君尾,要求君尾答應島田的求婚,為勤王派作臥底,刺探島田左近的機密。君尾考慮再三,最後終於答應了這個計劃,變成了一個藝伎間諜。此後,寺島忠三郎和久阪玄瑞等人在君尾提供的情報下策劃暗殺島田左近,第一次暗殺失敗,被島田左近逃脫,但又馬上進行了第二次暗殺,島田左近在劫難逃,幕府鷹犬終於斃命在勤王武士的刀下,這其中君尾功不可沒。

  井上馨參加火燒英國公使館回來後,和伊藤博文等人一起準備去英國遊學,臨行前和君尾告別。君尾把自己佩戴在身的銅鏡贈送井上馨。當時的銅鏡被看作是藝伎之魂,就好像武士的刀一樣,不可輕易送人。於是井上馨就把自己的武士刀回贈君尾。君尾所贈的銅鏡,後來機緣巧合之下,居然又成了井上馨的救命符,真可謂是奇談。

  事情是這樣的,1863年井上馨赴英國遊學,為西方發達的工業文明深深折服,感到盲目排外一無可取,便萌發了開國學習西方的思想。就在這時,傳來了長州藩準備帶頭攘夷,向英、法等國開戰的消息。井上馨匆忙回國,試圖阻止這場戰爭,但為時已晚,長州藩已經炮擊了英國商船。當時日本國內一片狂熱的攘夷排外風潮,特別是中下層武士,他們把日趨貧困的生活和物價的上升看作是開國通商的結果。就是井上馨本人,在赴英以前,也是個積極的攘夷分子,參加了火燒英國公使館的行動。但是出洋回國後,他徹底改變了這種思想,開始反對攘夷,主張和外國通商,發展實業以救國。這種主張為攘夷派所不容,險些遭人暗殺,就是這塊君尾所送的銅鏡藏在胸前,擋住了刀鋒,井上馨得以逃過一劫。

  君尾後來還曾救過長州藩的武士桂小五郎,也就是後來的“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當時木戶孝允在京都被幕府的新撰組追捕,隻好逃往衹園的茶屋藏身。正好新撰組的頭目近藤勇在這家茶屋飲樂,君尾等人陪歡承笑。自從島田左近死後,近藤勇就看上了君尾,時常點名讓君尾陪席。近藤勇發現木戶後立即起了疑心,詳加盤問。君尾一見是木戶,忙上前對木戶一頓訓斥,然後嬌態萬般地對近藤勇說,這是她的幫閑。藝伎外出都要帶上一個提三味線箱子的小傭,稱作“幫閑”,相當於中國的“龜奴”。為了使近藤勇相信,君尾對木戶抽了一個嘴巴,讓木戶趕緊回去。這一番表演竟騙過了近藤勇,木戶才得以脫身。

  傳說君尾還救過許多的其他倒幕誌士,如後來成為子爵的野村靖。不過這些壯舉未必都是君尾所為,當時勤王誌士以茶屋為據點,少不了會有許多藝伎挺身而出,成就美女救英雄的佳話,或許這許多的一切都集中在君尾身上吧。

  明治以後,君尾在衹園買了一塊土地蓋起豪宅,安享富裕的晚年。

亂世豔魂——幾鬆

  在日本的書籍上,她的名字一次又一次被人重記;在日本的電影中,她的形象一遍又一遍被人演繹。她的美貌恰似清晨的百合待露而開,她的氣質正如臨水而照的青蓮滿含深韻,她的才藝好比翹足荷尖的蜻蜓輕巧飛舞,她的忠貞更勝纏繞磐石的蒲草,堅韌不移。她已經成為曆史刻在日本人的心裏,她就是與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一起被人們廣為傳頌並封為從四位高官的著名藝伎——幾鬆。

  幾鬆本名計,1842年生於若狹國的小濱藩,父親木崎市兵衛本是弓師淺沼忠左衛門之子,後來做了木崎家的養子,仕於小濱藩主酒井忠義,任町奉行的輔助官;母親是小濱藩神子浦的醫師細川太仲的女兒,名末子,是個讀過書的女人。在小濱藩木崎這個姓相當多,市兵衛與末子生了六個孩子,計是老三,又是長女,她還有個妹妹叫做裏。

  1848年,小濱藩的農民騷動導致了奉行罷免事件。由於這件事情,幾鬆的父親木崎市兵衛辭去了奉行輔助官的職位,因為羞愧連家也沒回,就不知去向。母親末子把男孩子拜托給親戚照顧,帶著兩個女兒計和裏回到了娘家細川家生活。5年之後,末子得知了市兵衛在京都加賀藩邸做事的消息,於是帶著小女兒裏去了京都,當時市兵衛已經改名為木咲。

  此時的計還滯留在母親的娘家細川家裏,也許是孩子多了不心疼,父母親仿佛沒有把她放在心上。年幼的計第一次遠離父母,她無助但很堅強。她想方設法求助於往返於京都和小濱間做生意的魚商人,最後終於跟著商隊來到了京都,找到了父母,當時她僅僅隻有10歲。這樣,一家四人在京都借住別家的房子開始生活,直到父親木崎市兵衛病重。為生活所迫,計不得不做了公家九條家諸太夫之次男難波恒次郎的養女。

  恒次郎沒有固定職業,他的妻子即計的養母叫幾鬆,原是三本木的藝伎,恒次郎就寄住在幾鬆家裏。他吃喝玩樂,後來生活緊張了,就讓計也到三本木去做藝伎。1856年春,14歲的計接替了幾鬆的名字,成為第二代幾鬆。

  在計投身藝伎並接替幾鬆的這段時間,日本政局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從1854年起,奉行尊王攘夷、討幕的勤王誌士紛紛往京都而來,他們常常在遊郭舉行集會,因為那裏可以消除緊張的氣氛,而且適合於密談。靠近禦所的三本木也有很多誌士往來,其中就有長州的桂小五郎,即後來的木戶孝允。當時的幾鬆以美麗的容貌以及高超的吹笛和歌舞技藝而聞名,桂小五郎自從認識了幾鬆之後就常常往來。但是桂並不富裕,所以傳說他因沒有錢去遊郭和幾鬆相會,曾經以武力搶劫他人。

  桂自從愛上幾鬆之後,一直想為她落籍,但卻很長時間為沒有錢而煩惱。桂有一個很好的好友,同是來自長州的伊藤博文,即後來甲午中日戰爭與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的日本內閣首相。伊藤聽說這件事後,拿著刀架在老鴇的脖子上,終於逼迫她讓幾鬆脫離了藝伎籍。當時幾鬆20歲,桂30歲。因為幾鬆負擔著本家和養家的生計,而且落籍的費用也非常高,他們便在木屋町池上買了一間房子作為別宅,落籍後的幾鬆仍然繼續做著藝伎,也便於在勤王誌士的聚會上收集情報。

  1864年4月,桂擔任京都留守役,負擔著長州藩的外交任務,自“八一八之變”後,長州勢力在京都已很難立足,幕府控製的新撰組更是到處搜捕。這年6月5日又發生了池田屋事變,桂因遲到而逃過一劫,事變之後桂逃到了對馬藩邸。7月19日,禁門之變爆發,長州激進派舉兵進京,在禁門大敗後放火焚燒了長州藩邸。桂逃出京都後又再度潛入京都,在二條大橋下扮做乞丐潛伏下來。

  當時京都高倉竹屋町的大黑屋當主今井太郎右衛門是毛利家的禦用商人,幾鬆在他家做好飯團後扮做商家之女路過二條大橋,然後將包有飯團的包裹裝作無意中失落於橋下,送到桂的手中,以供給他飲食。後來桂在京都實在難以潛伏下去,隻好通過常在對馬藩邸出入的商人廣戶甚助逃出了京都,追蹤桂而來的幕府爪牙燒毀了今井家並開始捕捉幾鬆。桂於是拜托對馬的同誌接應幾鬆。1865年正月,幾鬆和甚助來到對馬,但這時桂已經去了出石,而且對馬藩的形勢也開始惡化,於是幾鬆隻好在2月前往下關。

  這個時候,長州藩高杉晉作舉兵一舉清除了藩內的保守派,同時也在尋找桂的消息。從幾鬆那裏得知桂的消息後,高杉要求桂回到長州一起行動,並委托幾鬆轉達書信,幾鬆帶著書信便往出石而去。

  桂當時在出石靠著廣戶甚助一家的幫助開了一間小店,自稱為廣戶的分家廣江孝助。4月8日,幾鬆帶來了高杉的書信,桂會同甚助及其弟直藏立刻從出石出發經過京都、大阪,於5月26日乘船到達下關。

  經長州藩主毛利敬親下令,桂小五郎改名為木戶貫治,後又改為準一,維新後改為孝允。幾鬆同時改名為鬆子,作為長州藩士岡部利濟的養女而入了長州籍,並正式與木戶結婚。兩人在山口町係米定居,因為木戶是明治政府的要人,後於1869年7月移居東京。木戶作為新政府的參議常常出外公差,之後又作為內閣顧問,事務繁忙。1875年木戶患上了腦疾,1877年前往京都,在京都再度發病。鬆子於是從東京前往京都照顧,5月26日木戶病故。鬆子於是剃發出家,稱翠香院,在上京區土手町木戶墓邊隱居。

  1886年,鬆子因胃病而去世,享年44歲,墓位於京都市靈山的木戶孝允墓旁。一對亂世伴侶終於能夠平靜地安於地下。

絕美使者——中村喜春

  “憑倚竹窗,茫茫然看著流水,她們總是令我歡喜。”日本小說家永井荷風曾這樣感歎日本的藝伎。而中村喜春就是這樣一位千嬌百媚、讓人癡狂的藝伎,也是特有日本傳統文化的絕美使者。

  中村喜春1913年出生在東京銀座,父親是醫生,家教一向十分嚴格。中村喜春在東京生活時,經常流連於歌劇院和舞館等地,被那些濃妝豔抹的表演者所深深吸引,並由此對藝伎產生了濃厚興趣。她夢想著有一天自己也能夠站在舞台上,引來觀眾豔羨的目光。

  19世紀,通過茶道、書法和禮節等嚴格的訓練,藝伎把自己塑造成日本男人心中的“完美女人”。到了中村喜春的年代,多數女孩當藝伎是迫於生計,隻有少數熱愛傳統藝術的女孩才會主動投身這一行,中村喜春顯然屬於後者。15歲那年,她不理父母反對毅然投身藝伎行列,在餐廳、舞廳等娛樂場所唱歌跳舞,與台下客人打成一片,從此聲名鵲起。

  當時日本國門已經打開,上流社會常有外國人出入。中村喜春邊工作邊學英文,成為二戰前日本唯一會講英語的藝伎。

  欣賞中村喜春表演的客人大都非富則貴,除了本地的明星和巨富外,當年曾出訪日本的著名影星卓別林、棒球巨人巴布·魯思和法國畫家吉恩·科克托等也是她的捧場客,其中科克托更深為中村喜春的表演著迷,曾經為她寫下一首題名為藝伎的感人詩歌,轟動一時。

  1940年,27歲的中村喜春嫁給了一名日本外交官,可惜丈夫在緬甸工作時認識了一名當地女子,還不惜冒著重婚罪的罪名打算把那名女子娶回家。中村喜春很快就發現了丈夫的婚外情,性格剛烈的她無法容忍丈夫的不忠,兩人最終以分手收場。後來,她又結了一次婚,不久也因感情不和而告終。經曆了兩次失敗的婚姻後,中村喜春越發懷念從前當藝伎的風光日子。

  婚變後的中村喜春並沒有自暴自棄,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當藝伎,並以出色的三弦琴技,為當時了無生氣的日本舞壇注入了新的姿采。

  1956年,中村喜春帶著兒子移居美國,她先後在不同的城市居住過,最後選擇定居紐約的皇後大道。她以教授日本傳統民謠和舞蹈為生,同時教美國人怎樣穿和服及學習日本禮儀,甚至還擔任過歌劇《蝴蝶夫人》的顧問。此外,她還受聘於普林斯頓大學,向美國青年傳播日本文化。對老一輩美國人來說,中村喜春可謂日本光輝時代的象征,甚至是神秘日本藝術的化身。

  中村喜春晚年仍致力宣揚藝伎文化,糾正外人對藝伎的負麵看法,她曾說:“我是藝伎女,藝伎指有藝術涵養的表演者。她們能歌善舞,十八般舞藝樣樣精通,最明白男士的想法。但遺憾的是,不是很多人能了解這一點,他們對祖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太少了。”

  憑著獨特的氣質,中村喜春逐漸為人熟悉,各大傳媒相繼邀請她接受訪問。1983年,已經70歲的她推出自傳《東京藝伎回憶錄》,講述她是戰前唯一能講英語的東京藝伎的傳奇故事。這本自傳先後被翻譯成八種文字,還被改編成歌劇藍本。1985年,她又推出另一本著作《痛悼日本》,同樣深受歡迎。從藝伎轉型為作家,中村喜春始終堅持筆耕不輟,先後共有10本作品麵世。

  中村喜春2004年1月6日在紐約寓所與世長辭,享年90歲,告別了璀璨豔麗的一生。像窗外的流水一樣,曾豔麗柔情的中村喜春最後默默歸於黃土,完成了她不懈追求日本傳統藝術的似水人生。

  如今,一代名藝伎走了,日本媒體報道寥寥,西方媒體倒是做了詳細的報道。據說,目前日本隻剩下200多名藝伎。中村喜春的離去,可以說象征著日本藝伎文化一個時代的終結。

最後的越後藝伎——小林春

  “越後藝伎”是指懷抱三味線、靠沿街賣唱為生的盲人藝人。有“雪國”之稱的日本越後地區冬季漫長寒冷,缺少娛樂項目,越後藝伎曾一度成為當地非常興旺的民間藝術,繁盛時期曾多達500多人,其盛名也傳播到日本各地,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娛樂形式之一。而小林春就是越後藝伎中最為有名的人。

  小林春1900年出生於日本新瀉縣三條市的貧苦農家,出生後不到100天,就因為患白內障而失明。由於家境貧寒,小林春4歲時被送去跟隨藝伎學習。她8歲出師,開始走街表演,一直堅持到1973年。

  1978年,日本文化廳授予小林春“無形文化財產技藝者”證書,視其為“國寶”級藝人。1979年,她又獲得日本藝術領域的高級勳章——黃綬勳章,2002年獲得吉川英治文化獎。

  然而,“國寶”級的榮譽並沒有帶給小林春相稱的生活。由於年事已高,膝下又無兒女,也沒有可以傳承衣缽的弟子,小林春的晚年是在家鄉的老人院裏孤單度過的。

  隨著戰後日本經濟的興起,越後藝伎逐漸走向衰落,很多藝人紛紛轉行,隻有小林春一直堅持,成為日本最後一名越後藝伎。她在96歲的高齡還灌製了一張名為《越後藝伎最後的絕唱》的唱片,在日本廣為人知。

  小林春作為日本最後一名越後藝伎,在日本享有“國寶”美譽。2005年4月25日淩晨2點在新瀉縣黑川村的老人院由於自然衰老死亡,安然辭世,享年105歲。她的離世也宣告著“越後藝伎”時代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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