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觸過程中管理人員發現,諾爾性格內向,不善言談。找他談話時,問一句他答一句,並且不斷強調自己是一位普通的攝影記者,與現役軍人不同,應將他交給美國。對此,訓練處軍官大隊政委丁山找他談話,嚴肅而又溫和地告訴他:“我們並不是用請柬邀請你來的,而是經過激烈的戰鬥把你俘虜過來的。當時你身穿軍裝,佩帶上尉軍銜,並攜帶武器,證明你不是一般平民。你的行為不是在為朝鮮人民服務,而是在為美國侵略者服務。”
此後,管理人員經常耐心地開導他,給他講解這場戰爭的性質,講解誌願軍的俘虜政策,這使諾爾的態度漸漸發生了轉變。特別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戰俘營生活後,他親身感受到了誌願軍對俘虜的優待。後來,他寫了一篇短文,稱讚誌願軍的人道主義待遇。他寫道:“中國人慷慨寬大,態度公正,在平時充足供應的份額之外,常供應各種食品。對各國戰俘都一視同仁,對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都一樣。戰俘們的生活待遇可以說遠遠超過了《日內瓦公約》規定的標準。”
諾爾為戰俘拍照片
諾爾當了俘虜以後,仍然念念不忘攝影工作。一天,他向訓練處提出,要為戰俘拍攝照片,寄回家中,以消除戰俘家人們焦慮的心情。
對諾爾的請求,訓練處領導研究後認為,戰爭爆發以來,美英等國經常在俘虜問題上大做文章,誣蔑誌願軍虐待俘虜。如果讓美聯社攝影記者親自拍一些照片,寄回美國發表,無疑會對戳穿美國的謊言起到很大的作用。於是他們征得上級部門的同意,答應了諾爾的要求。
但照片通過什麽渠道發往美國,卻是一個難題。此時,恰逢英國《工人日報》記者魏寧頓、法國《今晚報》記者貝卻敵在戰俘營采訪,訓練處領導便委托他們與美國方麵聯係。兩位記者欣然承諾,等回到開城、板門店後立即操辦此事。
1951年聖誕節前夕,美聯社東京分社的4名記者,正在商量給諾爾送些什麽樣的禮物———他們都是諾爾的老同事,親切地稱諾爾為“老爸”。
“寄些香煙怎麽樣?”“來點罐頭食品好嗎?”“戰俘營裏冷,最好送瓶威士忌去!”大家紛紛出主意。圖片編輯邁克斯·迪斯福手中擺弄著照相機,開玩笑地說:“送架照相機去怎麽樣?”這句不經意的話提醒了所有人。大家突然意識到,這是一個絕妙的主意:如果諾爾能拍攝戰俘營的照片,美聯社豈不有了獨家新聞?
幾天後,兩名美聯社記者赴板門店采訪停戰談判會議,剛好遇到了魏寧頓、貝卻敵以及《大公報》記者朱啟平,他們向魏寧頓等人提出讓諾爾拍照的想法。魏寧頓此時也正在尋找機會與美方溝通,沒想到美聯社記者找上門來了,於是將誌願軍方麵的意見告訴了他們。隨後,魏寧頓等人將這一情況反映給朝中方麵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南日以及中方的李克農和喬冠華。他們認為這是件很有意義的事,表示將為諾爾提供方便。
諾爾十分高興,美聯社的記者們也欣喜若狂,迪斯福甚至手舞足蹈。他們很快準備了一個新聞鏡箱和一些膠卷,通過中方轉交給諾爾。為了不驚動與美聯社競爭的其他通訊社,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他們風趣地把這一行動叫做“老爸聖誕節行動”。後來,合眾社的同行聽說了此事,羨慕不已。他們開玩笑地說:“讓我們也派個記者到那邊當俘虜該有多好啊!”
來自戰俘營的獨家報道
諾爾被直接編入誌願軍攝影組 ———該組有3個人,除了諾爾以外,還有訓練處新聞科管攝影的江寧生和另外一名誌願軍幹部。在以後的一年多裏,他們的足跡遍及鴨綠江畔的各個戰俘營。 1952年1月24日,諾爾拍攝的7幅照片,通過美聯社東京分社發往美國。第二天,美國的主要報紙以大幅版麵刊登了這些照片,引起轟動。有些報紙甚至還以 “美聯社攝影記者在鐵幕後拍到的獨一無二的照片”、“‘老爸’諾爾獲得成功”等標題,報道照片的來龍去脈。諾爾一夜之間成了美國的名人。
此後,諾爾拍攝的許多照片在美國和英國的報紙上刊發。這些照片包括體育比賽、文娛活動、田間勞動、文化學習等。諾爾本人也成了戰俘們經常盼望的人。他每到一地,戰俘們都紛紛圍上來,爭先恐後地要求他拍照,並將家信和剪報拿給他看。有一個戰俘的女朋友在來信中說:“你穿的那件中國式的服裝很帥……”有一個戰俘的父母還專門寫信,讓兒子轉達他們對諾爾和戰俘營管理人員的謝意。
諾爾在當戰俘期間,共拍攝了幾百幅照片,這些照片使“誌願軍虐待戰俘”的謊言不攻自破。特別是當戰爭雙方在板門店進行談判,美方代表指責朝中方麵虐待戰俘時,刊登諾爾所拍照片的美國《星條報》被拿到談判桌上,使美方代表遭遇尷尬。對此,有些美國人對諾爾施加壓力:“諾爾,你是為共產黨做宣傳,簡直是叛徒!”聽到這些話,諾爾思想上曾產生過波動,但當他看到這些照片已經改變了戰俘和他們家人的生活時,又開始工作起來。
1953年8月,諾爾被遣返回國,受到美國民眾的歡迎。美國當局懾於國內外正義輿論的壓力,沒有對諾爾進行迫害。美聯社則稱此事“是一個了不起的插曲”。後來,諾爾在這段特殊經曆的美好回憶中,度過了他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