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與他在蘇聯的五位同學的不同人生歸宿(組圖)

　　1927年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中共中央決定派一批幹部到蘇聯學習，其中有劉伯承、賀龍、葉劍英、吳玉章等30餘人，臨行前賀龍找到軍委書記周恩來希望留下得到批準，其餘人於1927年11月從上海乘一艘蘇聯貨船經海參崴，後火車到莫斯科，葉劍英、吳玉章等到中山大學學習，朱瑞、郭化若等入炮兵學校，劉伯承等10人則入蘇聯紅軍高級步兵學校，在這期中國學員中劉的年齡最大，已經36歲了，但他學習非常刻苦，除了實彈射擊，各科成績在同批裏都是最優秀的，在一年不到的時間裏就較熟練掌握了俄語，能直接聽教官講課，能直接閱讀俄文資料，他的這種為革命勤奮學習的毅力，在當時的中蘇同學中傳為美談，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葉劍英聞知也經常過來與他交流俄語心得，附帶打點牙祭，當時軍事院校的夥食標準是有別於其它大學的。

　　1928年下半年，劉伯承以各科優異的成績完成了高級步兵學校的全部學業，作為步校唯一中國選送生轉入蘇聯最高等級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劉伯承首到這座學院，赫然入目的是一條大標語：“一切戰術要適合一定的曆史時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現了，則軍隊的組織形式與指揮也要隨之改變。”這句話後來對他一生的軍事思想都有深刻撓跋?



　　當時伏龍芝軍事學院中國班隻有6人，劉雲、劉伯承、左權、屈武、陳其科、黃第洪，6人都是中共黨員，劉雲為支部書記。

　　左權是作為黃埔一期優秀生，1925年 12月被保送到蘇聯中山大學習，1927年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劉伯承到伏龍芝時，左權已經在這裏學習一年多了，左權為人忠厚、誠懇、熱情，劉伯承十分喜歡和這個比自己小十幾歲的年輕人探討問題，交流經驗，劉後來回憶到：“我們在做高加索戰術作業時，戰術指導員很器重其謹厚，常稱讚於同學中，他在自修與教學時，非常勤勉虛心，筆記教材都整理有次。”左權對劉伯承也很欽佩和尊敬，那時劉已是我軍知名的高級將領，自己還是一個無名氣的軍校學員，劉雖身穿將軍服，但從不擺資曆與架子，和藹如同兄長。兩人誌同道合，相互幫助，順利完成了伏龍芝規定的學業。

　　1930年左權與劉伯承等一道回國，後任紅15軍軍長兼政委，1932年6月由於中山大學時所謂“托派”嫌疑被免職，調紅軍學校任教官，那時劉在中央蘇區正好任紅軍學校校長，兩位老戰友又一次相逢了。當時左權非常鬱悶，劉伯承常開導他要相信組織，不要著急，問題總會搞清楚的，同時還希望他發揮特長，為紅軍培養出高素質的指揮員來。抗日戰爭開始後左權任八路軍副總參謀長，1942年5月左權在遼縣“反掃蕩”中英勇犧牲，劉伯承聞訊後手握與左權共同校譯的《合同戰術》，悲痛異常，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往事又浮現在眼前，淚水模糊了雙眼。

　　屈武是六個人中最戲劇的一位，他曾是 “五四”運動中的活躍分子，作為北京學生代表提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慷慨陳辭，據理力爭，以頭撞壁，血濺總統府，是為驚世之舉。屈武的舉動頗得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讚許、器重，把女兒嫁給了他。於右任還曾介紹他在上海晉見孫中山先生，麵聆教誨。1924年，他又代表李大釗前往天津迎接孫中山北上。孫中山委派屈武赴陝西宣傳國民黨一大的精神。



　　1925年，屈武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由王若飛、劉天章兩同誌介紹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1926年被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同年，經李大釗同誌同意，屈武赴蘇學習，即轉為蘇共黨員。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與蔣經國等人同學；後轉至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與劉伯承是同學，兩人關係極好，無話不談，劉伯承曾對屈武說：“願意早日回國，到朱德、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去，協助指揮戰鬥。”1930年，中央調他和劉伯承等在蘇聯的同學回國工作。

　屈武與劉伯承一道都上了火車。但屈武突然眷戀起了留在蘇聯的新婚的妻子。他想到，自己要國了，應該與妻子道個別，作個交代。他想著想著，竟然做出了一個幾乎改變他一生的大膽的決定，和誰也沒說，他一個人就跳車了，不料他一回家就被克格勃抓了起來。隨即被開除聯共黨籍，判刑十年。

　　抗日戰爭爆發後，屈武恢複了自由，並申請回國參加抗戰。1939年，通過於右任、邵力子的關係，他回到了國內。一到重慶，他就找到周恩來，要求恢複組織關係。周恩來說，你現在的身份，更便於工作。他先後出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幹事，軍委會少將參議兼蘇聯軍事顧問處副處長、中蘇文化協會總會秘書長等，還在孫科的立法院工作過。抗戰勝利後，屈武遂被任命為迪化市長。　　

　　張治中來北京參加和談時，屈武是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顧問，為黨做了有益的工作。和談破裂後，張治中留了下來，屈武則回到新疆，策劃起義。屈武在新疆和平解放進程中，起了相當的作用。



　　建國後，屈武擔任政務院副秘書長。有一次與劉伯承在會議上相遇，談論起往事，都不勝唏噓，曾為伏龍芝軍校同窗，劉是統兵一方的大將，而屈武早已是遠離沙場，命運隻在一念之差。1950年，屈武向李克農提出恢複1925年黨籍的請求。中央組織部安子文報請中央審批。劉少奇批示，黨籍不予恢複，可準其重新入黨，免除候補期。1950年12月12 日，李克農、徐冰介紹屈武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後來屈武又向中央多次申請恢複自己黨籍的事情，他那時已經是全國政協副主席，考慮到多方麵的因素，事情又比較複雜，最後還是沒能了卻了他的這個心願。

　　劉雲，黃埔軍校一期生中最亮的星，蔣介石也對他讚賞有加，劉原名劉可炳， 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法國政府驅逐回國，旋即入廣州西江陸軍講武堂學習。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4年6月，劉雲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習，擔任學生隊隊長，“青年軍人聯合會”負責人之一，創辦會刊《青年軍人》等進步書刊。畢業後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航空局軍事飛機學校教務主任兼黨代表，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依靠僅有的兩架老式教練機，為學校培訓出首批10名飛行員。在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戰役中，他多次駕機飛往陳炯明老巢惠州，偵察敵情，散發傳單，投擲炸彈，成為中國航空史上最早駕機作戰的共產黨員人。

　　1925年9月，劉雲受廣州國民政府委派，赴蘇聯第二飛行學校學習深造。1926年冬，轉入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即陸軍大學）學習，擔任中國班班長。1930年6月，奉命與劉伯承、左權等一起回國。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委員兼長江局紅軍總參謀長。在白色恐怖中，先後化名劉誌明、李誌浩、宋推、以商人、教員等身份，出入武漢三鎮，積極組織和領導鄂東南等地的工農武裝鬥爭。

　同年8月，劉雲根據中央命令：迅速將鄂東南武裝部隊組成紅25軍，準備進攻武漢。為此，他冒風險，親自到龜山、蛇山等處勘察地形，製定暴動計劃，以便接應紅軍的到來。9月2日，因叛徒出賣，在與有關同誌接頭時，被捕入獄。蔣介石聞訊抓獲了劉雲後，深知其之才能，連夜乘機飛趕往武漢親自勸降。劉雲大義凜然，痛斥蔣介石是國民革命的無恥叛徒。蔣介石勃然大怒，並以殺頭相威脅。劉雲傲然回答：“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9月6日，被蔣介石密令處於死刑。劉雲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成功萬歲” 英勇就義。時年26歲。

　　陳其科，經曆不詳，同學六人中最可惜的一位，堪稱出師未捷，史料稱１９３０年陳其科與劉伯承等從伏龍芝軍事學院回國後在上海中央等待分配，後經上海赴湘西蘇區途中不幸被捕，英勇就義，與向警予等烈士一起葬在長沙革命烈士陵園。

　　黃第洪，黃埔一期畢業生，與陳賡等是同學，在校時思想革命，積極要求進步，深得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器重，是周恩來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後與左權一起被保送到蘇聯學習深造，１９３０年與劉伯承等人從蘇聯回到上海後，目睹了國統區革命的低潮與黨內鬥爭的殘酷，思想上逐漸開始發生變化，消極墮落，悲觀失望，最後秘密向國民黨自首，並有給蔣介石的親筆書信，黃第洪在信中向“校長”表示，“學生”因在共產黨內不得意，願意改過自新，重新追隨校長，懇請校長撥冗接見。黃第洪稱，最近周恩來準備會見他，他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協助國民黨抓住周恩來。信中還附有聯係地址，希望讓國民黨方麵盡快找他接頭。蔣介石看了信不禁喜出望外。過去懸賞重金都沒有能夠抓住周恩來，而現在機會卻送上門來了。他立即召見陳立夫，要他務必切實辦理。後書信被上海中央特科內線獲悉，周恩來在確認黃已叛變的情況仍希望其回心轉意，黃仍不悔改，不得已周下令陳賡率紅隊將其擊斃。

　　蘇軍中將羅哈裏斯基曾經也是劉伯承在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同學，後來他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50年代初，羅哈裏斯基到我國，任我軍事院校總顧問，羅與劉在戰略戰術上有過許多討論，特別是針對在一個大的戰役中，應該先集中打強敵還是打分散弱敵，兩人各有看法，羅哈裏斯基認為根據蘇聯衛國戰爭的經驗集中打強敵，強敵失勢，弱敵變會望而生畏，不戰而退，而劉伯承認為先打強敵符合蘇軍情況，但不一定適合我軍現有裝備條件下，我國國力還不雄厚，主要還是要采取先打弱敵的辦法，才能克敵致勝，也要根據戰場實際情況來決定。當時有的同誌主張不妨先按顧問說的試一試，劉伯承認為：“這個問題關係到我軍訓練方向，關係到未來戰爭的性質，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問題，而是關係我軍建設方向向何處發展的原則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跟著人家屁股跑。專家的工作由我來做。”

　　後來劉伯承列舉了古今中外大量戰役、戰例，反複與羅哈裏斯基切磋、研討。從中國的孫子、德國的克勞塞維茨，談到俄國的蘇沃洛夫等世界許多著名軍事家的事跡。劉伯承也用夾帶四川鄉音的俄語不時地回答羅哈裏斯基的問話。他不僅深諳《孫子兵法》，熟知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還熟知蘇沃洛夫的軍事法則和蘇沃洛夫的著作《致勝的科學》的全部內容。這更使羅哈裏斯基大為歎服，結合我軍紅軍時期照搬外國經驗，打“堂堂之陣”，同強敵拚消耗，給中國革命帶來的重大損失，羅哈裏斯基終於承認自己觀點脫離當時中國實際。探討結束後，羅哈裏斯基不無感慨地對劉伯承說：“劉，你我雖然都畢業於一所軍校，但我隻學了原理，而你卻把學到的原理變成了中國自己的東西，這次爭論我失敗了。”其實羅哈裏斯基並不了解，劉伯承對軍事的探索更多來源於中國革命幾十年的鬥爭實踐。

　　以後，羅哈裏斯基奉命回國，一直懷念劉伯承，懷念在軍事學院工作期間與劉伯承結下的深厚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