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第一次磕碰

在紅軍初創時期，主要有兩件事，一直令毛澤東日後耿耿於懷，怨恨難消，動不動就要翻出來算老賬的。

一件是在中共紅四軍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落選，灰溜溜地離開自己一手創建的紅四軍，時間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間。這對於視槍杆子為命根子的毛來說，無疑是政治上的一大打擊。這種下級黨組織內部的鬥爭，遠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周恩來並沒有直接卷入，按說對此不應該負什麽責任。不過，事情的起因卻與他起草的那封中央“二月來信”多少有些幹係。

還在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提出分散紅軍的主張，認為如果集中，不僅目標大，容易被敵人消滅，而且難於保障部隊的給養，“會吃光農村裏的最後一隻母雞”。回國後，周恩來便根據這一意見，於一九二九年二月間起草了中央致毛澤東、朱德並轉湘贛邊特委的指示信。信中除了要求他們將主力紅軍分成小股部隊，“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敵人目標的集中和便於給養與持久”外，還提出調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說：“兩同誌得到中央的決定後，不應圖於一時群眾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艱苦的責任，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作為相應措施，隨後周還指派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參加紅四軍的領導工作，擔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兼臨時軍委書記。

應該說，中央的“二月來信”顯然是典型的高高在上，不切實際的照搬主義。問題還不僅僅於此，更糟糕的是此舉致使紅四軍領導內部早已存在的分歧表麵化，形成了激烈的爭論。從表麵上看，爭論的焦點是圍繞著黨和軍隊的關係等建軍原則問題進行的，但實際上卻是人們對身為黨代表的毛澤東大權獨攬、搞“書記專政”的家長製作風表示不滿。當時還是紅軍初創時期，毛在政治上的高明之處還沒有充分顯露出來，因而人們對他還不大服氣；另一方麵卻對他脾氣暴躁，說話刻薄，喜歡獨斷專行的作風頗有怨言。相形之下，朱德既有帶兵經驗，人緣又好，作風民主，平易近人，所以更受人擁戴。

在這種情況下，自恃有中央作靠山、並懷有個人企圖的劉安恭又渾水摸魚，以中央“二月來信”為尚方寶劍，四處活動，挑動輿論，指責毛澤東不服從中央分兵遊擊的決定，散布紅四軍領導中分為兩派：一為擁護中央派，一為反中央派，指毛所主持的紅四軍前委“管得太多”，“權力過大”，逼其交出軍權。這就使得情況變得更加複雜。紅四軍七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

毛澤東落選後，一氣之下索性撂挑子，跑到蛟洋“養病”。後來紅四軍曾幾次三番請他回去主持工作，但遭到毛的拒絕，理由是在沒有分清是非前，不能輕易回去。毛還覆信挖苦了接替他擔任前委書記的陳毅一頓，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做八麵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我不能夠隨便回來，這個路線問題不解決，我就不能回來。”這樣，在缺少了毛這個主心骨後，紅四軍軍心渙散，連吃敗仗，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

事情後來沒有鬧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還是靠周恩來居中調解，化解了這場風波。不然的話，由毛澤東唱主角的中國現代曆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寫了。因為成為“光杆司令”的毛本人縱使再有雄才大略，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無法演出日後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曆史活劇來了。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先是毛澤東在四月間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覆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當時下級黨組織像這樣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見的。這顯示了毛蔑視權威，敢於抗上的個性。而作為中共黨內最高軍事首腦的周恩來在六月間收到毛的這封輾轉來信後，表現出相當的民主作風，並不認為這是在違忤抗命，相反還覺得毛的申述意見不無道理，便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二月來信”中讓紅軍分散等問題“是有些毛病”，並且不再堅持讓朱、毛離開部隊，而改為希望紅四軍前委指派一得力人員前來中央討論問題。

在解決紅四軍領導內部的分歧時，周恩來充分顯示了善於調解黨內矛盾的本事。對毛澤東與朱德之間的糾紛，他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各打五十大板。盡管他作為朱德的入黨介紹人，與朱德的個人關係更熟一些。因為在周看來，這種在大敵當前，“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糾紛”的作法，隻會使親者痛仇者快。

為了維護已經形成的毛澤東作為紅四軍政治領導中心的地位，周恩來首先批評了紅四軍七大對毛的處置，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製’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也批評了毛落選後撂挑子不幹的作法，指出這是“不應有的消極觀念”。最後代表中央宣布仍然由毛繼續擔任紅四軍的前委書記。

主要是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中共中央在九月間發出了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信中對紅四軍領導內部的這場風波作了結論，並要求前委做到：

第一，應該團結全體同誌努力向敵人鬥爭，實現紅軍所負的任務；第二，前委要加強領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鬥爭；第三，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誌的錯誤，要恢複朱、毛兩同誌在群眾中的信仰；第四，朱、毛兩同誌仍留前委工作。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誌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後，毛同誌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誌了解而接受。

中央“九月來信”雖然對毛澤東也作了某些批評，但更多的還是在政治上為毛撐了腰，給了他一個體麵下台階的機會。這與其說是周恩來對毛本人有多大的好感，不如說是著眼於大局的考慮。而毛本人也識時務地趁機轉圜，重返軍中。藉貫徹中央“九月來信”精神之機，毛澤東在紅四軍中重新站穩了腳跟，由此確立了更加牢固的領導地位。這對毛以後的政治生涯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因為紅四軍是當時中共軍隊中最精銳的一部分，也是毛日後賴以打下紅色江山的最大本錢。

紅四軍七大的這場風波是毛澤東、周恩來兩人之間的第一次磕碰，還算不上真正的交手，隻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並沒有對兩人的關係造成嚴重的傷害，而且周在政治上還有恩於毛，幫助毛度過了難關。總之，雙方不打不相識，以和衷共濟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