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講究穿衣 遵循“人靠衣裝馬靠鞍”

　　在展台上，一塊發黃的老手表靜靜地躺著，表麵上一行細細的字“第一次試製樣品”表明了它曾經的輝煌，這是1955年9月上海試製成功的國內第一隻細馬手表。上海鍾表有限公司高級工程師董國璋說，這塊細馬表有一段故事。馬是手表的心髒零件，粗馬是用鋼絲做成的，當時，上海已經能製造粗馬手表了；而細馬是用人造寶石製成的，更耐久。由於新中國成立不久，受到一些國家的製裁和封鎖，1955年，上海輕工係統調集28個單位的58名能工巧匠，試製成功第一隻細馬手表。

　　“什麽時候能讓我戴上我們自己生產的手表呢？”這曾經是周恩來總理的期盼，當他聽到上海牌手表生產出來了，高興地買了一塊，從此，這塊上海牌手表一直伴隨總理，直到他逝世。

　　周思來信奉並遵循“人靠衣裝馬靠鞍”的東方文明。

　　人靠衣裝，周恩來必然要有各種“講究”。我替他總結了4條：講究選料，講究款式，講究穿衣保密性，講究作衣的時機和理由。

　　首先談談在作衣置裝的選料上有什麽講究？

　　一進城，周恩來就跟我談話：“進城了，以後你就不要叫副官了，當行政秘書吧。”當時也沒什麽正式命令，總理談了話，就從上到下都改稱我何秘書，並負責總理的生活。

　　談話後，總理交給我一項工作：“我參加活動多，儀容是否整潔，國內國外都注意；給你們提個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現出中國人的臉孔。”那時，北京裁縫手藝最好的大約就是“紅都”了。五六十年代，隻有外國使館和中國高級官員才能在那裏做衣服，用現在話講，是中央首長做衣的“指定廠家”。

　　我陪總理來到“紅都”，有關服務人員迎來，見到總理的激動喜悅自不必說，他們都知道總理的衣裝關係中國人的形象，將各種高級衣料向總理介紹：“為滿足出國人員需要，我們進口了一些英國呢料和澳大利亞毛料；各型各色比較齊全……”總理搖搖頭：“不要進口的，要國產的。”服務員馬上理解，向總理詳細介紹國產衣料。總理向我們交待：“今後我做衣，無論毛料布料，必須用國產的。”總理仔細選擇了衣料。他對衣料和顏色大致是這樣選擇的：首先選了上海產的法藍絨，又選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剛進城主要就是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當“禮服”，接見外賓和參加重要活動都是穿這件衣服。接著又選了藍昧嘰布做一套夾衣；又選了普通的斜紋布、平紋布作夏裝。記得平紋布是灰色的，總理喜歡淺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裝。做內衣都是選擇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歡穿棉毛衫，棉毛褲，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襯衣襯褲。

　　以後再為總理做衣，就是由我帶人選料了。按照他的習慣，無須再請他過目。比如有了國產毛的確良後，我們曾用這種料為他做夏裝。

　　我們還為總理做了兩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嘰布做的夾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淺青色海軍呢大衣，冬天穿。

總理從不戴帽子，無須我們去挑選製作。

　　總理喜歡穿普通單色的線襪子，有了尼龍襪子後，據說毛澤東不喜歡尼龍襪，仍然穿線襪子。總理接受了尼龍襪子，60年代開始穿尼龍襪。

　　總理喜歡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動多，走路快，要求鞋盡量合腳。我曾陪他去東安市場買鞋，圍觀群眾很多，事後公安部門很緊張，怕安全出問題。總理不以為然，說：“那也得到群眾中去嘛，進城了又不是進了禁閉室，那就危險了。”我插話：“人太多，影響秩序也是實情。以後還是我們給你買回來。”總理和我腳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換著穿，汗衫和大衣有時他也穿我的。那次在東安市場沒買到合適的鞋，總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選了選，還是沒合適的。雖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認出了總理，圍觀造成混亂，怕影響營業秩序，總理就回來了。後來還是定做了一雙皮鞋。並且特別關照：“要用國產牛皮。”

　　總理佩戴的東西也都是國產貨。小到手絹大到手表。

　　剛進城時，實行供給製。我國還不能生產手表，中辦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從香港買來手表，每人一塊，給總理的那塊是瑞士產的勞萊司自動表。總理欣賞一番那塊表，發出一聲感慨：“什麽時候能讓我戴上自己生產的手表呢？”上海首先使總理實現了願望。記得總理聽說上海生產出手表的消息後，無限欣喜，揚手遙指東南：“告訴他們，我買一塊。按市場價買。我給他們做廣告！”那時人們對廣告的認識同現在遠不能比，若是人們有現在的頭腦和意識，總理給上海表作廣告的舉動，不知將被有頭腦者做多少文章，產生多大的影響，帶來多大的市場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廠為總理精選了又精選，送來一塊上海表，要了120元。後來市場價就是120元。周恩來以後參加各種活動，亮出手腕看表時，就為上海廠作了廣告。隨著上海手表廠的發展，後來又換了帶日曆的上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