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周作人在八道灣的房產及反目往事

　　八道灣裏的舊夢五味雜陳，苦茶庵裏的歎息，直到今天仍餘音絲絲。在北京，曲折的胡同稱為“八道灣”。觀照周氏兄弟的一生，“八道灣”三字真是一語成讖

　　魯迅在北京的八道灣舊居早已淡出人們的視野。畢竟，在這裏他住了不到4年。然而，八道灣裏的舊夢卻讓人五味雜陳：阿Q出世、兄弟失和、文革批鬥……苦茶庵裏的歎息，直到今天仍餘音絲絲。

　　在北京，較寬的胡同叫“寬街”、窄的叫“夾道”、斜的叫“斜街”、曲折的則稱為“八道灣”。觀照周氏兄弟的一生，八道灣三字真是一語成讖。

　　周作人的八道灣

　　對於一個在京的外地人來講，拿著地圖找“八道灣”實非易事。由於門牌號有些模糊，為了確認，我指了指八道灣11號院問納涼的老人，“這是周作人的故居？”老人脫口而出說：“魯迅，是魯迅的老房子！寫阿Q的地方！”語氣裏透著一種糾錯的使命感。

　　踏進11號院，未見主人。這院子本是魯迅將紹興老屋賣掉後用所得的1000多塊銀元購置的。這是一套三進的四合院，共有20多間房子，為了這個新居花費4000塊銀元左右。當時，兄弟倆月收入共600多塊銀元，房價相當於他們7個月的薪金總和。房屋最初有契約，全部房產分為四份，三兄弟每人各一份，老夫人一份，上下三輩人都住在這裏：魯迅住前院南房，老夫人和朱安住中院北屋，周作人夫婦及子女住後院。現在的後院和中院改動不大，但也有修葺過的痕跡。

　　魯迅在1923年就離開了八道灣，而周作人一生卻都留在這裏。八道灣確實是周作人的八道灣。縱觀周作人的一生，1945年以後，他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撲朔迷離，兄弟反目

　　在周氏兄弟共處一院時，八道灣11號儼然是一個學者的高級沙龍：周氏兄弟先後邀請過蔡元培、胡適、沈士遠、沈尹默、張鳳舉、徐耀辰、孫伏園、鬱達夫等名流來此歡聚。據沈尹默回憶，“五四”前後，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每逢元旦，八道灣周宅必定邀請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仁，有時不免臧否當代人物。

　　論證周作人的無奈，也有學者稱周作人“曲線救國”，但是我們能夠看見的事實是：周作人成了漢奸。

　　抗戰勝利後，八道灣的房產被國民黨政府沒收。但從處理的結果上看，仍然是按照魯迅契約執行的，僅僅罰沒了屬於周作人的那三分之一。前院由國民黨的部隊占著，部分後院仍留給了周作人的家屬，實際上他們住的是產權屬於魯迅和周建人的那部分房屋。當從南京老虎橋監獄刑滿釋放的周作人再次回到“苦雨齋”時，已是心力交瘁。

　　解放後，北京市政府房管部門接管了這所院子，原來駐進的解放軍退出，許多住戶搬了進來，這裏從幽雅的四合院變成了一個大雜院。周作人按規矩每月交納租金。為了維持生計，他仍然為一些報刊寫文章，間或做些翻譯。

　　與兄弟失和一樣，周作人沒有為“漢奸”之名辯解什麽。將“苦雨齋”更名“苦茶庵”則可看出他的心境：望苦雨，不如飲苦茶。在任偽職期間，有一次他曾對友人形容自己的心態：“我現在好比是站在戲台上場門邊看戲的看客。”

用“苦”字形容周作人最後的歲月十分貼切。不知是刻意使之，還是無意為之，周作人晚年花了大量的心血去研究魯迅筆下的人物，這為研究魯迅的學者提供了無比寶貴的資料。我們無法想象周作人是帶著怎樣的心情去寫這樣的文章。

　　1966年，文化大革命掀起巨浪，周作人抱著多病之體瑟縮在牆角一隅，紅衛兵甚至不準家人送飯給他，他已有心絕氣死之感。他提筆給章士釗寫了一封求救信，章士釗派了他的秘書王益和前來致意，但並未說什麽實質性的問題。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了卻了他多難的一生。此時他身邊淨無一人，骨灰也沒有獲準收取，如今這靜悄悄的八道灣，正應了那一句“聲銷跡滅”。

　　作為魯迅之子，周海嬰對八道灣本來很有感情，他曾經與朋友來到八道灣附近，被告知房子近在咫尺，他就非常高興地走去看。當時周作人還在獄中，家中隻有羽太信子，第一次見到周海嬰的羽太信子，竟對晚輩破口大罵，使周海嬰頓時厭煩，從此再未登門。

　　後來，周海嬰在他所著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對八道灣有過這樣的說法：“前一陣有人提議要保留八道灣的魯迅故居，我感謝愛護父親遺跡的好意，但我和建人叔叔的後人都以為大可不必。八道灣的房屋以北房最佳，而父親本人根本沒有享受過，而苦雨齋又與魯迅不搭界。他早年住過的屋子，又都破損不堪，而且聽說現在也不是原屋了。要說北京的魯迅故居，西三條才是。因為這是他用自己的錢獨立購買的，並且也是居住過的。由此可見，保護八道灣實際等於保護周作人的苦雨齋。那麽，漢奸的舊居難道是值得國家保護的嗎？”

　　他回憶說，魯迅去世僅幾個月，周作人竟私自換寫了一份契約，將戶主姓名變成他自己，還找了幾個“中人”簽了字，企圖獨吞這套房產。這份契約是被許廣平的朋友偶然發現並拍照留下，直到他要編《許廣平文集》，才發現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