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當年憑什麽當上黃埔軍校校長？

　　史學界對黃埔軍校的研究一直十分重視，本文就近年黃埔軍校研究中的一些熱點問題做些綜述，以紀念黃埔軍校建立80周年。

　　黃埔軍校創辦的背景

　　孫中山為什麽要創辦黃埔軍校？學者們大多認為，這是孫中山總結吸取以往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所做出的重大決策。

　　王宗榮、王素梅指出，孫中山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始終沒有自己的軍隊，隻是拉攏、依靠一派軍閥去攻打另一派軍閥，最終充當了驕兵悍將爭奪地盤的工具”，這使他“深感必須有自己的軍隊才有出路”。

　　趙耀宏、郝琦認為，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認識到依靠一派軍閥去打倒另一派軍閥是斷無成就的，在建軍問題上非尋找新的道路不可”。

　　方義潔、張棟梁認為：“蘇俄革命的成功，也是促使孫中山創建軍校的一個重要因素”。

　　黃埔軍校的創辦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王宗榮、王素梅從三個方麵論述了中共對黃埔軍校醞釀和籌備工作的支持：“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會晤孫中山，中國共產黨為其提供便利條件；在陳炯明叛變，孫中山絕望之際，中國共產黨給予他熱情的支持；孫中山組織‘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蘇，共產黨人積極參加”。談方認為：“孫中山和國民黨左派及中國共產黨人的合作努力”，“是軍校創建的主要動力和根本支柱”。

　　蔣介石與黃埔軍校

　　蔣介石為何能當上黃埔軍校校長？劉翠英認為，蔣對孫“表現得很忠誠，又學過軍事，有一定才能，當時隻有30出頭，可說年輕有為，因此就得到孫中山的充分信任。”虞寶棠指出，蔣介石當上黃埔軍校校長，“是多種因素的組合，造成了這一曆史的必然”。首先是國民黨內缺乏軍事人才，其次是蔣介石“毛遂自薦”，要求出使蘇俄，從而促使孫中山做出了這一決定。丘挺、郭曉春則指出：“關於校長人選，最初決定為程潛，而以蔣介石、李濟深為副校長。但是蔣介石不願在程潛之下，又跑到上海消極對抗，並派張靜江找孫中山說情，孫中山才在5月3日任命蔣介石為校長”。

　　對蔣介石的黃埔治軍思想與實踐，學者也進行了探討。季雲飛指出：“蔣介石此時期治軍思想主要來源於中國傳統治軍思想，兼容蘇俄紅軍的治軍原則”，其主要體現在“分別編製，勤以訓練，厚以教養，嚴以軍紀，指導之以主義及政治觀念”五個方麵。韓勝朝認為，蔣介石的治軍思想“從客觀效果上講，對軍校及軍中良好作風的形成，對軍隊政治素質的提高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麵，“他又利用他的特殊職位極力推行曾國藩、胡林翼那套封建主義、舊式軍閥思想與方法”。

　　周恩來與黃埔軍校

　　學者們普遍認為，周恩來作為政治部主任，為黃埔軍校政治工作的創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首先，建立健全政治部組織機構和工作製度。宋桂林指出：“周恩來一到任，馬

上就對原來班子進行整頓，增設組織機構”，並從黃埔一期畢業生中選調優秀共產黨員任職，以保證政治部工作正常運轉。王宗榮、王素梅指出，周恩來還“製定了服務細則，明確了政治工作宗旨，規定了各級領導的權力範圍和工作職責”。其次，重訂政治教育計劃，提高政治教育分量，豐富政治教學內容。陳夥成、王建強認為，周恩來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確定政治教學課目，製定政治教學計劃”；“二是擴大名人來校作政治演講的範圍和內容，並舉辦師生政治討論會”； “三是組織政治部創辦刊物，教唱革命歌曲，營造濃厚的進步的政治氛圍”。第三，指導建立“中共黃埔特別支部”，成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加強和擴大中共在黃埔軍校的政治影響。陳答才指出：“周恩來到職後，重視發展中共黨團組織。在他的正確指導下，中共在黃埔軍校的黨組織發展迅速”。第四，把政治教育同實地作戰相結合，開展戰時政治工作。金衝及認為，周恩來對黃埔學生官兵所進行的戰時政治工作成效顯著，包括“要求軍隊保持嚴明的紀律”，“向民眾展開政治宣傳”，“加強民眾的組織工作”等。總之，學者們認為：“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創造了光輝的業績”。

　　蘇聯、共產國際與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的創辦與蘇聯、共產國際的建議和幫助是分不開的。劉翠英指出：“最初考慮把軍校設在蘇境內，後來決定由蘇方派出軍事顧問，在中國境內建立”。在蔣介石訪蘇期間，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專門討論了創辦軍校問題，並讓蘇聯顧問鮑羅廷與廖仲愷等人負責籌辦。談方指出，國民黨一大閉幕後，鮑羅廷隨即將首批蘇聯軍事顧問推薦給孫中山，“幫助設計”黃埔軍校。隨後，蘇聯又應孫中山要求，先後向廣州派了幾十名顧問。當時，“蘇聯顧問的活動中心就是創建黃埔軍校，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地為創建軍校做出了貢獻”。黃埔軍校的發展也離不開蘇聯的大力幫助。王強指出：“黃埔軍校宣告成立後，麵臨著多方麵的困難”，“在這關鍵時刻，蘇聯給了黃埔軍校以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麵的支援，幫助黃埔軍校渡過難關”。據統計，除派遣軍事顧問外，蘇聯為軍校提供了250萬盧布的開辦經費，並“先後6次為軍校運來了大批的槍炮彈藥，計有步槍51000枝，子彈 57400萬發，機槍1090挺”等，“從根本上保證了軍校之訓練、建軍及其軍事鬥爭的順利進行”。

　　蘇聯對黃埔軍校的影響是巨大的。唐正香認為：“黃埔軍校深受蘇聯紅軍影響，無論是編製體製還是軍事教育訓練，都深深地打上了蘇軍的烙印”。王強認為，黃埔軍校顯著的教育成績，“是與蘇聯顧問在教學實踐中的幫助分不開的”。“他們幫助製訂教學計劃，提供蘇聯紅軍最新資料，重訂各科教程，在教學中親自示範和教練”，“為軍校培養出大批軍事人才提供了保障”。

　　在政治方麵，王強指出：“黃埔軍校突出政治教育的特征，是孫中山‘以俄為師’的辦學方針的具體體現”。“從黃埔軍校開設的政治課中，也可看出深受蘇聯的影響。在蘇聯顧問的直接參與下，軍校開辦內容豐富的政治課，對學員積極進行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教育，同時也注意向學員灌輸馬列主義思想”。

　　黃埔軍校畢業生

　　黃埔軍校畢業生作為一個特殊群體，曆來備受人們關注，尤其是在國共合作期間招收的前六期學生，更是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據周興統計，黃埔軍校“在首次國共合作期間共招收六期學生，其中的前五期畢業計7399人”，“其第六期學員4400 多人於1926年7月至10月分批入校，經曆大革命失敗後，大部分人離校各奔前程，到1929年2月畢業時僅剩下718人”。劉紅指出：“在國民黨軍界中隻有前六期最有地位和影響”，但“在前六期內也講究資曆，前後期之間界限分明，高一期壓死人，低一期自甘屈就”。這使學者對黃埔一期又給予了特別關注。趙金康對黃埔一期學生的生源、家庭狀況、文化程度、入校年齡、宗教信仰等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黃埔一期“學員分布廣，利於他們互相交流學習和取長補短”；學員出身各種家庭，但“以來自農民家庭的學員居多”；“學員所具備的中等以上文化程度，便於他們接受新知識”；年齡大多“在19到25歲之間，處在受教育的良好階段”；“大多數學生無宗教信仰，為三民主義迅速成為他們的理想提供了有利條件”。曾慶榴則進一步對黃埔一期師生中的中共黨員人數和特點作了考訂和分析，認為學員中有中共黨員88人，教職員中有中共黨員15人。他們“多是不同凡響的人物”，這主要體現在：入黨時間比較早，有的還是各地共產黨組織的創始人；文化程度比較高，最低是中等以上學曆；閱曆十分豐富，多數是各地革命運動的先鋒和骨幹；軍事基礎比較好，一些人曾從事過軍事工作。這批共產黨員經過在黃埔軍校的學習和磨練，後來大多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堅力量。

　　黃埔軍校與中國革命

　　黃埔軍校曾是中國革命軍隊的搖籃，黃埔出身的國共將士在兩次國共合作期間，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對此，趙耀宏、郝琦指出：“黃埔軍校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培養了大批政治軍事人才，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北伐戰爭的勝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勳，也宣傳和傳播了革命思想，支持和推動了工農運動”。周興指出：“黃埔師生出身的國共兩黨將士在東征、北伐和抗戰中的出色表現，共同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一起建樹了為國家為民族建功立業的曆史豐碑”。

　　黃埔軍校是中國共產黨建軍實踐的開端，為人民軍隊建設積累了初步經驗並準備了幹部。陳夥成、王建強指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最初幾年，還不懂得直接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的重要性，但通過參加創辦黃埔軍校，開始懂得了軍事的重要”。周興指出：“軍校師生中的共產黨員成為當時中共掌握部分國民革命軍，及其此後創建人民軍隊——工農紅軍、八路軍與新四軍、人民解放軍的中堅骨幹力量。他們為人民武裝的肇創、發展和壯大，建樹了不朽功勳”。此外，還有眾多的黃埔師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陳夥成、王建強指出：“在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先後跟著中國共產黨繼續革命的黃埔師生約有3000餘人，他們參加了幾乎所有的重大的武裝起義”，“為革命戰爭的發生發展，為紅軍和蘇區的建設，為白區鬥爭的開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黃埔精神的內涵

　　黃埔軍校培育的黃埔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何為黃埔精神？盧寧認為：“簡而言之，就是為主義而英勇奮鬥的精神”。陳夥成認為，就是“孫中山倡導的‘忍苦耐勞

、努力奮發’的學習精神；‘一心一意為國家奮鬥’的革命精神；為民眾利益 ‘不要身家性命’的犧牲精神；主動活潑的富於進攻的戰鬥精神。後來人們把這些精神譽為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蔡宏俊認為：“黃埔精神是一個以中華傳統武德為基礎，以新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為主體，以大同理想為核心的思想係統。它不僅具有豐富的武德內涵和獨特的武德規範，而且充滿著道德悟性和人生智慧。它是一座既有人格魅力又有思想魅力的精神寶庫。王宗榮、王素梅認為：“發揚革命的黃埔精神，深化我國軍事文化研究和弘揚黃埔精神，汲取國共合作與分裂的經驗教訓，對於促進祖國的統一，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陳夥成、王建強則通過考察黃埔同學會的曆史指出，抗戰時期的延安黃埔同學分會以“團結抗日救國”為職責，新時期的黃埔同學會以“致力振興中華，促進祖國統一”為己任。由此可見，“在爭取民族獨立和祖國統一的長期鬥爭中，黨始終不渝地弘揚黃埔精神”。

　　黃埔軍校研究存在的不足

　　目前，學者們關注的焦點還僅僅局限於1924—1927年國共合作期間的黃埔軍校，而對此後黃埔軍校的發展演變還未引起應有的重視，對其在各地所辦分校更是鮮有研究。因此，我們應該擴大研究領域，開闊研究視野，將整個黃埔軍校的曆史納入研究範圍。此外，我們還應關注現實的黃埔同學會的研究，將其與黃埔軍校曆史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在現實與曆史之間架設一座聯係的橋梁，從而使曆史更好地服務於現實。（《北京日報·理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