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那個年代情感:最後時刻托人照顧鄧穎超(組圖)

趙 煒：我的西花廳歲月

　　“趙煒，你要照顧好大姐……”一雙瘦得幾乎皮包骨頭的手從被子下伸出來，緊緊握住趙煒的手，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趙煒陪鄧穎超去醫院探望剛剛作做完一次大手術的周恩來，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來把心裏最沉甸甸的囑托交給了趙煒

　趙煒清楚，周恩來在自己最後時刻做出的那番囑托意味著什麽。30年前那個寒冷的1月，她攙扶著鄧穎超，與周恩來作了最後告別;14年前，像女兒對母親一樣，趙煒又服侍鄧大姐走完最後一程。從1955年至1976年總理去世，她為總理工作服務了21年;從1965年起她又任鄧穎超的秘書，直至1992年鄧穎超去世。

　　有人說，隻有近距離感受到的偉大才可稱其為真正的“偉大”——光環褪盡、還原為生活中的普通人後，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輝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種力量。而趙煒眼中的周恩來，便正如此。

　安寧而溫暖的西花廳

　　1955年1月，從部隊轉業到國務院機要處不久的趙煒，被調到中南海西花廳總理辦公室工作。她至今清晰記得第一次見總理夫婦的情景。

　　“那天，周總理就像我們在報紙照片上常見的裝束——身著灰色中山裝，腳上一雙黑皮鞋。那是個陽光明媚的春日，鄧大姐穿的顯得有些多:一件帶花的薄呢子大衣，腳上是藍呢麵棉鞋，頭上還包著一塊當時非常流行的花方巾。”

　　身邊的衛士向總理簡單介紹了趙煒的情況，握手之後總理問了趙煒幾個問題，“我的手心直冒汗，聲音也有些打顫”，周總理微笑著說:“不要緊張，我是總理，你是這裏的工作人員，咱們都是同誌。”

　　周恩來夫婦所居住的“西花廳”緊鄰中南海西北門。鄧穎超後來在一次跟趙煒散步時告訴她，周恩來最初住的是豐澤園，後來毛澤東要搬進來，周恩來偶爾路過這裏，一下子喜歡上了盛開的海棠花，便搬到了這個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來去世後鄧穎超又生活了16年。“有人認為恩來喜歡馬蹄蓮，其實我們倆都最喜歡海棠花”，鄧穎超這樣告訴趙煒。

　　到西花廳，趙煒的第一個感受是那裏很多人的工作時間和別人不一樣。周總理習慣夜裏辦公，最早也要到淩晨二三點。據說以前中央曾請劉伯承給周恩來當參謀長，劉伯承聽後急忙說:“恩來熬夜的本事實在大，我可熬不過他，還是另請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來的休息時間，秘書們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廳的上午大多是靜悄悄的。

　　西花廳一天的繁忙是從總理起床時間為起點:先是忙著請示匯報的秘書們——五六十年代，周恩來總共有20多位秘書，負責聯係不同的部委，周恩來辦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標有秘書名字的電鈴按鈕，便於找這些秘書。“文革”後，這些秘書隻剩下兩位;遇到急事，男秘書們幹脆把總理堵在衛生間裏，所以也有工作人員們戲稱這裏是“第二辦公室”。總理的早餐常年不變:麵包、果醬、黃油和豆漿雞蛋衝麥片。

　　“總理平時有兩件東西是從不離身的。一件是他的那隻老手表，另一件是辦公室和保險櫃這兩把鑰匙。”趙煒回憶。周恩來的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書一把，值班警衛一把，連鄧穎超都不能“私自”進入他的辦公室。或許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襲下來的習慣，周恩來的鑰匙幾乎24小時不離身，平時放在衣服口袋裏，睡覺時就壓在枕頭底下，出國時才交給鄧穎超保管，“大姐把鑰匙放在信封裏，為了避嫌，特意用釘書器把信封口釘上，等總理回來後再完璧歸趙。”

　　平時，周恩來都是親自取放保險櫃裏的東西，至於裏麵究竟放了些什麽，鄧穎超也從不知曉。在總理身邊工作了21年的趙煒有過兩次打開保險櫃的經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來讓趙煒將裏麵存放的三個存折取出送交中國銀行保管，三個存折累積40萬元的存款是解放後國家給傅作義的補貼，“文革”一起，傅作義怕紅衛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來這裏保管。第二次開這個保險櫃時已是周總理去世，來清理遺物。“說實在的，這次打開保險櫃很出乎我意外，因為裏麵根本沒有任何重要的東西。”總理是個保密意識很強又很細心的人，趙煒推測，他一定在住院時就把裏麵的重要東西作了安排。

　　周總理有一個清嗓子的習慣。晚上，隻要夜間從外麵回來，在西花廳前院一下車他就要咳兩三聲，一聽到這個聲音，值班室的人馬上知道總理回來了。趙煒還是後來從鄧穎超那裏知道，原來周總理這種進門前先咳嗽的習慣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養成的。那時他們住的院子沒有電鈴，回來晚了不敢高聲叫門，就以咳嗽兩聲為暗號。後來雖然轉戰南北，這個習慣一直保留了下來。

　　“總理是個喜歡整潔的人”，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周恩來有點像“完美主義者”，“辦公完畢，他習慣自己把辦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筆、墨、放大鏡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臨走前再把椅子擺好。”在總理身邊呆了20多年，不知進了總理辦公室多少次，趙煒從未見過他的辦公室有過亂糟糟的情形。注重儀表的周恩來，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齊齊，再熱的天，他也堅持穿襯衫，而且從不敞著領扣。

　　早期的西花廳留給大家的記憶都充滿了溫暖安寧。平時周恩來一天要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周圍工作人員想方設法讓他多些休息放鬆的時間。周恩來周六有時去中南海紫光閣跳舞，趙煒印象中的總理，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輕柔又穩健。如果周六有時他不外出，警衛局服務處會過來放電影給大家看，租一個片子要15塊錢，就從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工資裏扣。偶爾，他會和鄧穎超一起去首都劇場看一場人藝的演出，為了避免驚動觀眾，他們經常在演出半小時後悄然入場，坐在觀眾中，沒看完前再悄然離去，門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錢來買。

　　趙煒回憶，那時候的周恩來也特別喜歡招待客人。不管是談工作還是開會的，趕上吃飯時候，他總是熱情挽留:“別走了，一起吃個飯吧，今天我請客。”飯費從他的工資裏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個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來又照例表示他“請客”，留客人吃飯，鄧大姐在旁邊開他玩笑:“怎麽老說是你請客啊？你一個月有多少錢啊？是吃我的，別以為是吃你的，不信咱們分開算算。”“是嗎？那就讓大姐請你們吃飯。”周恩來笑嗬嗬地說。從1964年起，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工資開始分開支配，一個月下來，周總理的工資扣掉房錢、水電費和各種開銷後，果然沒剩多少。自此以後，他雖然還是請客如常，但多了點“理財概念”，再留客人吃飯時，總沒忘加一句“特別聲明”:“今天是大姐請你們吃飯啊！”

革命夫妻的愛情傳奇

　　“在他們身邊這麽多年，隻見過他們吵過一次架。”1973年冬天的一個晚上，趙煒剛要進客廳，跟總理走了一個碰麵，感覺總理好像氣呼呼的。見到趙煒，周恩來隻說了一句:“趙煒，你好好陪陪大姐！”說完進辦公室拿起文件就出去開會。趙煒走進客廳，看到大姐站在飯桌旁，扶著凳子，也氣呼呼的，她想可能是吵架了，也不好問什麽。在趙煒的輕聲勸解下，鄧穎超才慢慢緩和下來。第二天再看他倆，趙煒沒有發現一絲異常。

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情故事因誕生於特定的曆史時期而烙上鮮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來看，這份革命時期的愛情反而更具一份別致的韻味。

　　“‘那個戴鴨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來’，有一次開學生大會，一個同學指著台上的周恩來告訴大姐。大姐說，喲，她當時就覺得周恩來長得很漂亮。”周恩來去世後，鄧穎超經常在與趙煒的閑聊中，講起她與周恩來當年的那些片斷。

　　周恩來與鄧穎超相識於“五四”運動。當時，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周恩來，在天津學生界已很有名氣;而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的鄧穎超，是“女界愛國同誌會”的講演隊長，鄧穎超後來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來喜歡演話劇，而男生的學校沒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鄧穎超所在的學校沒有男生，她穿長袍馬褂、戴一個禮帽，扮演男新聞記者，周恩來還指導她們演話劇。不過鄧穎超一直相信那時的周恩來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隻有15歲。

　　“我們不是一見傾心，更不是戀愛至上。”1988年，鄧穎超在一篇回憶周恩來的文章裏這樣說。那時的鄧穎超也絲毫沒有將台上的那個美男子與自己未來的革命伴侶劃上等號，“那個時候，我聽說你主張獨身主義，我還有個天真的想法，覺得我們這批朋友能幫助你實現你的願望”。另一方麵，受新思潮影響的鄧穎超“對婚姻抱著一種悲觀厭惡的想法”:在上學的時候，每遇到結婚的花轎，她就想這個婦女結了婚，一生就完了。

　　一年後，周恩來作為197名赴法勤工儉學的留學生中的一員前往巴黎，鄧穎超則到北京師大附小當了教員。兩人鴻雁往來，但仍沒有往那一方麵想。“大姐說，‘我知道他那時有一個女朋友，人長得比我漂亮。所以後來恩來跟我提出時，我根本就沒往那方麵想’。”1923年，鄧穎超突然收到周恩來從法國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周恩來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來的侄女來訪，大家坐在客廳裏聊天。侄女好奇地問起兩人當年的往事，周恩來坦誠相告:當年在法國的那個美麗的朋友，“對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在周恩來眼裏“堅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終身伴侶的最佳人選。1925年，他們在廣東結婚。

　　鄧穎超後來告訴趙煒，結婚時，周恩來正好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得知此事後，大家紛紛嚷著要他們請客，她和周恩來就請了兩桌，張治中、何應欽、鄧演達、陳賡、李富春與蔡暢等都來賀喜。張治中要鄧穎超介紹戀愛經過，“因為我個子矮，他們還讓我站在板凳上，當時恩來特別擔心，怕我應付不了。其實，我什麽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來相識、相愛的經過從頭到尾講了一遍，還把恩來寫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詩背了出來。”當時張治中連聲誇獎:“周夫人，名不虛傳！和周主任一樣都是極其出色的演說家。”而鄧穎超毫不客氣地說:“什麽周夫人，我有名字，鄧穎超！”

　　在世俗的眼光裏，鄧穎超的外貌似乎與有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周恩來有些差距，“鄧大姐經常說:‘我們也沒有計較誰的長相，恩來長得比我漂亮，我長得並不漂亮。’”趙煒回憶，鄧穎超後來也告訴她，周恩來追求她的舉動“連我自己都有些納悶”，他們結婚後一直沒時間談到過當年相識的事情，直到解放後十幾年了，有一次閑聊，周恩來突然說:“還記得當年在天津開大會嗎？你第一個登台發言，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兩隻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跟趙煒說到這兒，鄧穎超開心地跟自己開了一個玩笑，“現在我老了，和年輕時不一樣，眼睛也變小了。”

　　鄧穎超後來說，她“理解恩來”，“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工作，能經受得住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伴侶”。從這一點上講，為革命而挑選伴侶的周恩來被證明是有眼光的。鄧穎超在懷念周恩來的文章中說，即便兩人在通信中明確了戀愛關係後，“我們定約後的通信，還是以革命的活動、彼此的學習、革命的道理、今後的事業為主要內容，找不出我愛你、你愛我的字眼”。

　　兩人通信期間，周恩來加入了共產黨，鄧穎超加入了共青團，但彼此都嚴格遵守黨的秘密，互相沒有通報。這種習慣也一直延續到周恩來與鄧穎超以後的婚姻生活。趙煒說，在家裏，鄧穎超是個紀律性極強的人，周恩來不跟她說的事情她從來不問。

　　鄧穎超後來看過一部《南昌起義》的話劇，其中一情節是起義前一夜，鄧穎超將周恩來送下樓去，又往兜裏裝照片，情意綿綿。鄧穎超看罷立即向編劇提意見，“當年他吃完飯自己拿著東西就走了，隻告訴我到九江，幹什麽、什麽時間回來，我一概不知，也不問，這是紀律”。告別之前，周恩來緊緊握著鄧穎超的手，沒再說一句話，因為每一次的生離都可能意味著死別。起義後，國民黨報紙紛紛刊載了這一消息，鄧穎超看了報紙後才知道丈夫做了什麽。

　　“記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總理跟接觸原子彈的人說:你們跟任何人都不要講，鄧穎超是中央委員，我都沒讓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我在總理值班室，除了我們辦公室的經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周恩來去世後，很多人見了鄧大姐講一些事情，鄧大為詫異，“喲，這件事情我還不知道！”對方也很奇怪:鄧大姐，你怎麽還不知道？“這種情況，外人奇怪，我們不奇怪。”趙煒說。

開國總理的家庭

　　閑暇時，鄧穎超總愛和趙煒講起她的那一雙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話:一兒一女一枝花，無兒無女賽仙家。她說，趙煒，你看你，一兒一女多好啊！”趙煒寬慰她:“大姐，您不是賽仙家嗎？”鄧穎超笑笑說:“仙家虛無縹緲，還是一枝花實在。”

　　“我們當年也曾有過兩個孩子，如果都活著比你還大呢！”一次閑聊時鄧穎超跟趙煒提起了孩子這個話題。1925年結婚後不久，鄧大姐發現自己懷孕了，她當時是何香凝的秘書，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買了一些中成藥，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結果一個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滾。周恩來知道此事後，發了很大的火，說“你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孩子不是你一個人的，是我們兩個人的後代，你應該跟我商量，這是我們兩個的大事，你為什麽不跟我商量？”鄧穎超告訴趙煒，她是第一次看到周總理發那麽大的火，“現在想起來，我那時也是太輕率太幼稚了”。

　　沒多久，鄧穎超又懷上了第二個孩子，預產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來已赴上海工作，鄧穎超的母親來廣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鄧穎超生產，但因為胎兒過大又是難產，生了三天三夜也沒生下來。最後醫生動用了產鉗把孩子夾了出來，嬰兒的頭顱受了傷，剛生下來就夭折了。“那是一個男孩兒，如果活著比你還大幾歲呢！”鄧穎超拍著趙煒的肩膀說。

　　本想在醫院多休養幾天的鄧穎超，卻又因為“四一二”政變、國共兩黨關係的分裂而必須逃離廣州。在這家德國人開的醫院裏，一個信基督的醫生把她藏在院後的一個地方，每天都鎖上門，由護士來送飯。最後他們把鄧大姐化裝成他們的護士，與母親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後輾轉到上海。因為產後過於疲勞，鄧穎超此後再沒有懷上過孩子。

　　但鄧穎超的內心仍有做母親的渴望。解放後，鄧穎超曾化名到北京協和醫院請著名的婦科大夫林巧稚做過一次檢查，當時沒有認出總理夫人的林巧稚認為她不太可能再懷孕。在得知鄧穎超的真實身份後，林巧稚曾動員她做一次輸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鄧穎超最終還是放棄了。

　　當年趙煒在有一個12歲的兒子之後發現自己又懷孕時，曾想堅決地打掉。得知趙煒的想法，鄧穎超先是委婉勸了幾次，讓趙煒把孩子生下來;見趙煒仍在猶猶豫豫，她最後竟有點“急”了。鄧穎超後來對趙煒的女兒格外喜歡，不但給她取了名字，還總是不忘告訴這個幸運的小生命:“你的命是我保下來的！”她特別願意聽孩子甜甜地喊她一聲“奶奶”。

　　“雖然沒孩子，但我跟她接觸幾十年，沒感到她不幸福。”趙煒說。身邊的工作人員知道他們喜歡孩子，也經常帶孩子過來和老兩口玩。周恩來和鄧穎超也把父母般的愛，給了烈士後代，這是廣為人知的事情。曾經有文章說他們兩人養育了十個烈士子弟，這十個孩子是誰，趙煒沒考證也沒問過鄧穎超。但以她在西花廳的經曆，“一直和總理、鄧大姐保持非同尋常聯係的隻有兩人，一個是孫維世，一個是李湄(注:李少石烈士之女)”。

　　趙煒印象中的孫維世非常漂亮，和周恩來、鄧穎超的感情也非常好。當孫維世決意嫁給金山時，周恩來和鄧穎超雖然不是很同意，但也沒有硬攔。不過在孫維世結婚時，周恩來特意讓鄧穎超帶去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作為賀禮，所有在場的人都明白這個幹爸的一番苦心。

　　眾所周知，孫維世與總理一家持續十幾年的特殊感情，在災難來臨之際也沒能成為她最後的庇護。若幹年後，每每提起孫維世，鄧穎超總是忍不住跟趙煒念叨:“孫維世的脾氣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會死得那麽慘！”

　　沒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於繁忙公務的總理家庭又少了幾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氣息。周恩來與鄧穎超各有一間臥室。鄧穎超的作息極有規律，每天23點必然準時上床。經常是周恩來回來時，鄧穎超已經睡著了，鄧穎超起床時，周恩來開始休息。雖在同一屋簷下，但兩人還得用寫信、打電話這樣的通訊方式進行溝通。大姐常常寫紙條讓值班衛士送給總理，上寫:“恩來同誌，你應該休息了。”或“你今天時間太長了”等等。

　　“‘文革’之前，兩個人還經常一起出去看戲、散步，大姐和總理偶爾也會浪漫一下:有一次總理回來，大姐給了他一個擁抱，我們大家都在一旁看著笑。”這樣的氣氛在“文革”之後蕩然無存。兩人交流的內容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作占據，幾乎沒有任何私密性。這個家，其實更像是一個辦公室。

　　60年代末一個夏天的晚上，一個護士突然發現鄧穎超沒有反應，一動不動，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裏的周恩來一聽，連忙趕了過來:“小超，小超啊！你怎麽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來從不親昵地喊“小超”，而是跟著大家一起稱呼“大姐”。後來得知，靠安眠藥睡覺的鄧穎超在那天服藥後，藥性突然發作陷入睡眠狀態，雖然虛驚一場，但周恩來那種本能爆發的焦慮和急切給趙煒留下深刻印象。“總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時國家處在那樣一種狀態，總理隻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們真的是為了這個國家，犧牲了孩子，犧牲了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