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後王爺府裏的生活(圖)

不止一位外來的傳教士曾描繪作為農業文明城市形態頂峰的北京，極富貴族氣質的優雅與奢侈。馬家良恩斯神父在1688年出版的書中說，他見到4000名官員，“從頭到腳穿著極昂貴的紫貂皮”。即使到了20世紀的20年代，羅素與杜威依舊會為雕梁畫棟的老北京的緩慢節奏與吃穿的精致而震驚。

王權製度下狹小的生活空間 

王爺的生活空間是很狹小的，清朝的八旗製度下，皇帝掌握在手上的是上三旗，還有五旗旗主各自是八大鐵帽子王爺擔任的，王爺有轄管的旗和相應的子弟兵，如果讓這些王爺相互走動，就可能出事。為了怕王府與王府間勾結謀反，王府間是不能隨便來往的，所以即使想來往也要有所理由，不是因為‘喜慶’前來請人辦事就是事後來謝步。事實上在京城裏 走動著很多皇帝的探子，按規定雙方拜訪需要大聲通報和“回事”的禮節，其實也有讓探子更容易知道串門的原由。

“還有個嚴酷的規定----王族們未經過批準是不準出內城40裏的，為的也是防止他們‘有所謀’，如果違反就要被砍頭。”清史專家、北京市曆史第一檔案館研究員張書才先生對記者說，“所以王爺們就隻能在自己家裏尋摸著怎麽鬧騰，發展各自的愛好。肅親王家喜歡唱戲，根據溥傑的回憶，肅親王家王子憲均曾說過，肅親王府的日常生活有一個特點，就是每天都差不多要在王府裏演戲，而當時劇院一年中也才上演二百來天。而豫親王家喜歡研究小點心等等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王爺們大都藝術造詣精湛，而清朝崩潰後，那些王族後裔大都成為藝術家。”

一方麵是被規定需要節製的生活，另一方麵是腰纏的萬貫家產，“比如莊親王家有55萬畝地，除了這個還有規定的3000兩的俸銀俸糧等等，55萬畝養的卻隻有全府上下大約55人。舉個例子，現在北京西二旗西三旗所在的那幾個村，曆史上一年的作物收成就是供一個王府一雙靴子的錢，錢實際上多出很多。錢太多又花不出去，就會想方法折騰”。馮其利說。

趙書則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啟功先生的爺爺著名的愛好就是為自己辦喪事，有幾次他宣布自己死了，然後喬裝打扮躲起來，看府裏的人為自己大張旗鼓，他會詳細欣賞，那個紙作的金盤子雕刻什麽樣的花紋，用了多少質地的金子等等，都津津樂道地寫在文章裏。等張羅完了，人再現身，說我沒有死。皇帝也不管，隻要你按規定體製在自己家的王府裏，想幹嗎就幹嗎。”

對眾多王子來說，一個王府就隻能有一個王爺，也就是說，沒有當上王爺的都必須出王府，一般規定年齡就是18歲。“最可怕的是有可能被趕出北京，比如新封了一個王爺或者郡王，內務府就會四處勘探房子，如果房子需要兼並到你的宅子，或者甚至等18歲出府的時候，房子是內務府幫你安排的，如果安排不上，就可能打發你回東北去，一次性折現所有俸祿和莊園的收入，然後送回東北。”趙書對記者說。所以王子們在這種壓力下18歲之前是要進入很殘酷的競爭的，“一個是在府內爭王位繼承權，一個是看能不能被皇帝封賞”。

王子要封爵要考試，考試內容包括滿文、漢文、騎馬、射箭，選擇推薦成績優秀的人授封，如果不合格，明年還要應考。一般規定10歲就要考步箭，16歲考馬箭，宗族王公照例6歲入宗學，可以選擇的自由是，如果對自己雇請的家塾老師和自己的家庭教育有信心可以不去，但是一律必須參加到18歲，即使有的王子不到6歲就被封賞了，也要參加，不合格還要考，考到被認為成績合格為止。“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一個王子的一生，18歲前在嚴格教育下為爭王權，18歲如果封上王爺也被盯得緊緊的，鎖在自己的王府裏，沒有封上的就要搬出王府甚至回東北，可見其實王族的生活空間是多麽狹小。”趙書說。

被攀附上的龐大寄生體係

對於夥食差，溥傑在他的回憶錄中曾分析了原因，是被從太監、媽媽到廚房等層層盤剝了，“我們養成一種習慣不能計算錢，錢是汙穢物倘若算計就是小家子氣，所以就給下人可乘之機”。“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很想買一個照相機，就問服侍我的太監需用多少錢，太監現出鄙夷的神情對我說您是一個當爺的，打聽這個幹什麽？您若是知道了，奴才們怎麽托福！”所謂托福的意思就是拿回扣，這在當時甚至是台麵上被允許的事情。

溥傑曾在回憶錄裏寫道，他17歲結婚時候，跟隨他的小太監奉命到首飾樓定製銀洗臉盆和銀漱口盆，因為分回扣不均引起太監和媽媽的爭吵，事情鬧到太福晉耳朵裏，她也就是吩咐太監多分些給媽媽而已。

根據趙書先生的描述，王府分成內外兩塊。內院是寢門以內，是王府成員生活居住的地方，就和皇帝的後宮一樣，即使是近親也不能隨意入內的，外院是公事和對外活動的場所。這兩個自成體係，也各自龐大。

除王府成員之外，長史是名義上管理王府最大的官，因為實際上王府是公產，長史一開始是內務府派來幫忙並監督王府的，不過後來也就是婚喪大事才來，成了形式上的官員了。再就是管事官和首領太監，一外一內，內院是首領太監，養著首領太監一二名，回事太監二三名，小太監六七名，微差太監約十二三名，媽媽三十來名，丫頭六七名。外院則是三四品管事官，體係更為複雜些。“一個體係複雜，每個人就管很小的一件事情，而且待遇都不差，即使是在王府‘回事’----就是負責傳話的也是五六品的王府官員，要有五六品的經濟待遇。”王府中最細致的還要數花園，有專門管理溫室和地窖的把式----其實溫室一冬的成績就在於存儲了少得可憐的蔬菜，地窖的作用也隻限於使花木不致凍死，但是所需費用卻不少。有的王府除了雇花把式，還雇專門的養鴿子把式，伺候龍睛魚的魚把式。

“再有就是各個體係也都各自克扣錢，使得王府的運轉成本很大。”趙書說。外院最重要的是莊園處，是王府進賬的經手單位，王府的收入分兩塊，一個是俸祿，一個就是莊園的收入，而且更主要是後者。“他們在見王爺時，滿口，他們不但會哭窮----訴說地租催不齊的苦楚，還會假發慈悲替佃戶求情，以便達到欺上瞞下。”這中間就讓王府收入被克扣很多。

“那種大家印象裏的奢侈浪費，更多是在時節上。除此之外，清末以前那些奢侈可能是那些沒有被封上王爺的王子，在被趕回東北前的狂歡。不過後來清朝末年那些祖宗的製度都被改了，沒有封上的王子們也能各自在王府裏占據一角，因為對未來不確定，各自通過變賣財產求狂歡。”趙書說。據溥傑的記憶，那時成年後爺們和他們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幾乎每晚都有酒會，常去的地方就是天和裕、新豐樓、明湖春、“六國”等等。溥雪齋對這種現象鬧嘀咕，理由是當時的俸祿根本夠不上能這麽花，甚至斷言這些子弟的父親肯定通過某種關係接受賄賂。溥雪齋先生忽略了一個東西----比起他所在王府，其他王府一些王爺其實都有收集珍奇珠寶的習慣，那是很聰明的一種存款方法，房子莊園不歸自己，但珠寶歸自己。

而醇王府經濟出現問題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慈禧為了捉弄醇王府，在她妹妹也就是醇王府的正福晉死後，到醇王府家祭悼時，突然要求醇王府把家裏所有之前的珍奇都要給自己的妹妹陪葬，當時可以說毀了醇王府的全部積蓄，溥傑的生母，劉佳氏還因此刺激而發瘋。

王府的土地和地租

土地仍然是清朝那套成熟的政治技術的基礎。中央政府要安撫各個王府，首先要在製度上保證他們有穩定可靠的收入來源。

恭親王溥偉之子毓曾在他的回憶文章裏講過他對自己家族的觀察。他說，到光緒末宣統初，他家裏的近萬頃土地隻有很少是在始封恭親王時一次由皇帝賞賜的，更多的地是外省地主“帶地投主”而來。這是地主們對向政府納稅所采取的一種“欲減多糧而就少，避重差而就輕”的形式，包含兩種代理關係:窮人把土地掛在一些特權者名下，可以按較低的稅率納稅，以及分享部分特權，免交一些附加費。這些地主又將自己土地投到王府名下，假報王府土地，如此每年隻向王府繳納較少的地租。

這些土地被詳細登記在莊園處掌管的一本地畝冊子上。溥傑在他的《大清王府》裏曾講過一個故事，“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位置在東交民巷的肅親王府被燒成一片焦土，‘地冊’也被燒了”，比房子被燒更要命。“後來采取了善耆某妻弟建議，由王府派出幾名能幹的管家，各帶幾名專管記錄的寫字先生，分赴有地畝的各縣，找各家佃戶，逐個個別談話，寫字先生們在內屋偷偷用筆記錄下來。一直這樣持續了兩三年，才把王府的新地冊重新製定出來”。

曾在慶親王載振府中服役的老人汪榮方估計當年以“帶地投主”方式依附在慶王府名義下的土地就超過1000頃，散在各地。他說，“王府每年秋後派經租處的大批奴仆下鄉去收取地租。為收租方便，許多王府都和慶王府一樣在外縣往往找一名地主做‘皇糧莊頭’，為他們代收地租”。每年這一項中央財政流失的土地稅收相當巨大，這是一類很明顯的“違法”行為。但它在多數時候被皇帝所默許，出讓利益的條件當然用以安定諸侯人心。

王府所供養的家人同樣從中有利可圖。毓在回憶文章中稱，除“帶地投主”，王府管事的也會時刻注意著去收買土地。當然這買賣中間有巨額的傭金可圖，並且凡是經誰手收買土地，以後便由他下去收租，所謂“經手三分肥”。“每年八月節後，王府有100多人，除莊園處20來人，內賬房、外賬房、管事處、回事處，還有書房和後花園等處伺候王爺的人，都要抽調，下到下麵各個州縣，到十月底便陸續回京繳納租銀，到年底結賬，算是當年地租全部收齊。”

一旦王府沒落，這個監管鬆散、成本巨大的收租係統本身也無法維係。

不過，另一方麵，一個王府，麵對散落各地、數目如此巨大的土地，每年能把地租如數收繳，這的確令人驚奇。據史料，收租人作為王室權力的代理人，對地方政府直接構成約束和壓力。收租人到一個縣，縣官都必須不遺餘力幫助這位代理人完成收租任務。毓寫道，“隻要有一點不恭和不配合，收租人自然回京後會把責任推卸到縣官身上”。後果可大可小，地方官員當然犯不著為這個小事冒政治風險。

而1911年之後，滿人的處境急轉直下。一些滿人貴族還在為自己的地位做最後努力。1912年的三次禦前會議，記錄了末代貴族們對清帝遜位的爭論。1月17日的禦前會議上，慶親王和恭親王爭論了很長時間遜與不遜的問題。1 月末，相繼發生了一係列針對袁世凱和幾位親王的暗殺，滿人保守派和野心勃勃的漢人政治家之間的緊張關係進一步惡化。1月底，皇帝的母親及親近輔臣開始坐下來與袁世凱和北洋將領就保障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進行激烈的談判。當袁世凱和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同意保證小皇帝和家人有權在紫禁城繼續居住，繼續擁有皇室財產，同時每年可以得到400萬元的歲用，保護滿人所有祖廟時，清朝廷於2月12日宣布溥儀退位。按優待條件，各個王府在這一個短暫的時期還可以領到俸銀，但他們第一次發現，那些原來收租順理成章的程序實施起來就開始屢屢碰壁----王府的基礎於是被動搖。

戰爭是一個原因。收租再也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就簡直難以為繼。另外，動蕩刺激了白銀的囤積。王府貴族出於自保從銀行提取白銀，囤積家中或轉存外國銀行。這期間白銀的大量囤積和流失導致了銀銅比價的迅速下降。上世紀初還是100枚銅元換1元銀洋，到1912年要用400枚銅元才能換到1元銀洋。

對於這一時期的生活，毓寫道，“租能收上來的寥寥無幾了。而王府生活仍然照從前一樣要花錢就向賬房去支，起初款項開支不夠，便在幾個經常存款的銀行借貸，到秋後收租時再還。地租少了，收來的租子又得先還銀行的借款，一年虧空一年，以後再向銀行借貸也沒門了”。

1924 年，馮玉祥在趕溥儀出宮的同時，也把清室各王府的土地以“繳價升課”的辦法沒收。就是佃農按照當時規定的較低的地價，分期上繳，以後這些土地便屬佃農所有，此後隻用向國家繳納課稅，不再向王府繳地租了。這種“變旗地為民地”的方法更是徹底中斷了王府這條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當局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官產清理處”，專門清理這些“旗地”。許多王府根本不知道自己土地的具體數目，這些從來就操縱在管事人手裏，也由管事全權處理了。據說肅親王府到民國以後便把土地都賣給了承租的佃戶，單價很低，但因為土地多，也賣了很大一筆錢。有些沒賣的便劃歸“官產清理處”處理。因為軍閥混戰年代的勢力變動，這些土地的歸屬也動蕩不定。張作霖在北京做大元帥時，“官產清理處”自然歸入張的勢力，當張作霖倒台後，官產清理處也收了攤，但在這一時期中所清理的旗地就全完了，清理處的巨額款項被卷走了。換了幾次軍閥，這些土地也全清理完了。王府的財富變得毫無根基，飄浮在尚未成型的中國社會之上，幾經易權，它們就成了一些軍閥官員的新家產了。

並非完全傳統的貴族生活

即便是辛亥革命以前，1910年的北京王府麵貌和1810年的王府麵貌也已經迥然不同。

菲茨傑拉爾德在馮玉祥向公眾開放故宮寢宮的那個春節，專門從唐山趕到北京，和數千名北京市民排隊等待皇宮的開放。等了將近一小時，他們從北門進入紫禁城。 “除了皇帝一家匆忙之中帶走的物品之外，其他東西都原封未動，滿眼都是被拉開的抽屜，弄亂的床鋪，旅行包，以及胡亂丟棄在地板上的各種物品。”菲茨傑拉爾德寫道，“自從溥儀登基，皇宮裏原來那些古香古色、造型別致的家具，都被一些非常普通、價格低廉、做工粗糙的歐式家具代替。而那些家具，諸如床，桌子和椅子等等，在倫敦南部任何一家寄宿宿舍裏都可以看到。毫無疑問，一定有人欺騙了年輕的皇帝，謊稱這些家具是西方文明國家最先進、最流行的款式。同樣毫無疑問，那位太監總管也必定從家具售價和他向皇帝報價的差價中撈到了一筆相當可觀的利潤。”

就像19世紀70年代的日本，當時的社會風潮記錄了發生在另一個東方國家的這種戲劇化的西化曆程:吃牛肉、穿長褲、攜帶雨傘、戴手表和鑽石戒指開始風靡，兒童通過兒歌背誦汽燈、蒸汽機、馬車、照相機、電報、避雷針、報紙、學校、信箱、輪船，因為這10樣東西被看成是文明的象征。同樣曾嚐試過一場現代化運動的清朝政府，也很容易對這些新鮮事物和生活方式產生好奇和親近。王府貴族們作為最先可能接觸這些新玩意兒的階層，又容易將這種昂貴的獵奇變為傳統意義上貴族式的奢侈生活。

當然也有固守舊生活的親王。毓在回憶錄中寫道，1915年後他父親在青島的時期，每個月有兩三名隨事的換班，一切吃喝使用等物品一如既往，由北京采購，雞鴨魚肉和鹹菜隻吃老字號的，像天福醬肉，天源鹹菜，致美齋的點心。此外每月開支現款或3000或5000，有時不夠用，打電報再從北京匯。這些開支和往日差別不大，略有縮減。“北京還住著我的兩位叔父，二叔是常常愛住在京西門頭溝的戒台寺，那裏不需要用現錢，每天的吃喝得用驢垛子由城裏送去，一天也要十幾元的開銷。城裏還住著我的三叔和祖母。年年入不敷出，就把不多的地租分作兩份，北京一份，青島一份，同時把管事的也分成兩撥，各為其主了。”

新生活方式往往在王府貴族的後裔那裏會得到更為強烈的追捧，即便是在後來王府日常供給日益緊迫的日子裏。一些王府確實被斷送在這樣充滿現代精神的奢侈生活中。

1915 年，多爾袞的十一世孫、末代睿親王魁斌死後，他的兩個兒子中銓和中銘簡直陷入了萬劫不複的境地。隨著清朝結束，一切禮製土崩瓦解了，中銓和中銘這兩個小爺花錢毫無約束。他們用賣王府、賣東北和河北莊地的錢修建新房、花園、安裝電話、添置西餐廚房，一次就購買了兩輛汽車，8輛馬車和大量洋貨。還經常去前門外豪賭。據《北京通史》記載，1919年他們又賣掉西郊別墅，帶妓女到天津去玩，連花帶賭1天花去1萬元。後又把家裏的500間房產，抵押給德商禮和洋行。 10萬元花完後，把王府附近家人居住的20多間房賣掉，還把祖墳園的建築和樹木賣掉。1924年，由於交不起借錢的利息，被債權人告到京師審判廳，法院於第二年將地處東城石大人胡同的新王府查封。中銓嚇得躲了起來。家人也匆忙搬家，將馬車、汽車等物品送給車夫和司機作為工錢。府中物品運出六七十車，暫時寄放在當鋪裏。40多箱衣服隻開了一張200多元的當票，後來無人過問，成了死當。一無所有之後，又將看墳的養身地1000多畝，以每畝8元賣給了看墳人。 1929年，由北平市政府社會局將該王府借給私立大同中學做校舍。到1933年，大同中學以3.5萬元購買後成了學校校產。據說，中銓在窮得沒辦法時，想借移靈之機把祖宗棺木裏的陪葬珠寶取出賣錢，但由於和縣衙門分贓不均，被告發，中銓被判了7年徒刑，坐了5年牢後死於獄中。一座世襲罔替的睿親王府隻在不到30年的時間就敗落而盡了。

被瓜分的王府和財富

對於王室成員來說，拍賣王府的確都是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

據《北京通史》記載，1860年的《北京條約》雖然有允許各國公使常駐北京的內容。奕還是拒絕了英國公使額爾金提出的將怡親王府設為“將來駐京之館”，並在府內隙地自蓋房屋的要求。隨後額爾金又提出要住肅親王府，並按年交租銀，又被以“王府皆係賜宅，未便照民間房屋擅行給付議租”為由婉拒。隨《辛醜條約》的簽訂，東交民巷被劃為使館區，肅親王府在其界內，成為日本使館和日本、意大利的兵營。末代肅親王遷居東四牌樓船板胡同，隻是數個四合院的組合，已非王府形製。

那王那圖彥斷斷續續的地租收入和一些老本一直撐到了1924年。讓管事用府契做抵押，借了兩萬塊。因為那王府是清廷上賞的府第，沒有契紙，就寫了一張白契，作為乾隆年間以紋銀2.2萬兩購自某姓，一開始稅契處認為估價太低不給報稅，經過通融才以3.8萬元的買價稅了契。這也是許多王府後來抵押拍賣時遇到的第一個難題。稅契處在民國初年是個炙手可熱的部門。

那王後人祺克泰後來在回憶此事時始終懷疑管事在一開始和稅契處的交道上就撈了不少油水。並且顯然給那王府設了個套。因為接下來所有的事都由這個管事經手做中介，而那王府也在債務的泥淖裏越陷越深。他也是在一篇專門談處理王府財產的回憶文章裏說，“這筆錢期滿後無錢還債，這個管事又介紹向西什庫教堂一個法國神父包士傑借了7萬元，月息一分五厘，還欠剩下的4萬元”，“後來，借款到期，包士傑很快起訴了。管事又出主意讓那王請律師告利息太大不能照付，以便拖延時日。結果當然敗訴。還越弄越亂。甚至於說房產價值已不能抵還本利，必須另添別的產業，最後把兩座墳地的鬆林又搭了進去”，他說，“主人破產，仆人成了富人，在那個時候比比皆是”。

汪榮方也回憶說，一些王府管事通過外國資本買辦，和北京當時的幾個外國拍賣行裏外作價，在文物拍賣裏頭撈了更多油水，“因為許多王府急於把藏品出手，也隻有任人從中敲詐”。

遠不止那王府一家跟包士傑打類似的官司。恭親王府和鄭親王府的境遇大體相同。毓的回憶錄稱，恭親王府最開始向這個包士傑貸了35000，算上利息500，一共是35500。他便主動多借你4500湊成4萬的整數。那時經濟困窘，有錢當然是好事，但到當年年底結賬，子息便按4萬來算。還不了沒關係，再借幾千湊 5萬。“如此年複一年，比利滾利還凶一籌，沒幾年，到年終結賬，就欠債到了20多萬現大洋。”“房子當然不止20多萬現洋，但是，府裏還住著我的祖母和兩位叔父，房產也不能由我父親一人獨自處理，處理的話也得分作三股才合理。於是我們家內部就必生了一場析產官司，也把這個西什庫教堂告進去，這樣的高利貸當然不合理。但法院對教堂也沒辦法，一切還是由包士傑說了算。”恭親王府的這場官司一直拖了三年。可三年中利息沒有停過一天，欠債從24萬，滾到了28萬。結果恭親王溥偉隻好妥協，結果是把王府一分為二，前邊的房屋全部給教堂用來抵債，後花園中的所有房屋留給幾個老人，但整個王府的土地權卻歸教堂所有，教堂每年還要向毓家收地租300大洋。

末代鄭親王和包士傑的債務官司在1922年告上法院，鄭王府被京師地方審判廳查封。正巧中國大學想購置新校址，得知鄭親王府後裔與天主教堂的債務糾紛後，從中調處以現洋15.5萬元買下鄭親王府，這筆錢用來抵償債款全額。此後，由4名校董擔保，向比利時營業公司息借15萬元，代還債務，結束訴案。和解契約訂立後11天，京師地方審判廳發布公告:“為布告事，本廳執行天主教堂包士傑訴昭煦債務一案，當將債務人昭煦二龍坑口袋胡同鄭王府房查封拍賣。由債權人買留在案。茲經說合，由中國大學代昭煦將該房產贖回，歸中國大學拍賣。除應填發拍賣書據外，自布告後，完全為中國大學所有，不與昭煦相幹，亟應派吏前往將該房產典交於中國大學管業並將以前之封示撤銷。仰各遵照勿違，特此布告。”同時，中國大學聘昭煦為校董。修繕後，當年9月初中國大學遷至鄭親王府開學。

因為鄭親王府在端華、肅順兩位輔政大臣被殺10年後，王府中的惠園已是園亭荒蕪、台傾池平，故民間有鄭親王府為京師“四大凶宅之一”的傳說。據《末代鄭親王與“十三號凶宅”》記載，1948年6月，北平電影院放映恐怖片《十三號凶宅》，因內容虛構又套用真人姓名，鄭親王昭煦向報界發表聲明，提出抗議，並起訴至北平高等法院。8月經調解後，以製片廠賠償昭煦名譽損失費13億法幣結束了這場轟動一時的訴訟案。之後，影片將片中的“鄭王”改為“正王”繼續上演，場場爆滿。解放後，中國大學停辦，現為教育部辦公地。

另一個被傳說為“凶宅”的是西城缸瓦市大街的定親王府。據說，1928年定親王府通過華比銀行買辦丁濟謙以15萬將王府售出，華比銀行隨後將定王府西院、中路拆平。因為傳說定王府中有魔，他們專門雇了另一個少數民族人拆。拆的過程中發現了很多蛇。這些蛇被抬到了定王府祠堂，很快爬走了。當時報界對此也大肆渲染加以報道。-

19世紀上半葉是這樣一個曆史時刻。歐洲、日本、俄羅斯以及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都在力圖完成現代化國家的轉型，他們建立了較原來更為係統的官僚結構，以擴大稅源，為王室帶來農業和貿易資源，招募更多的軍隊，進一步擴大疆土。而當時的中國盡管已經危機四伏，卻仍然是世界上疆域最大、統治經驗最為豐富的國家，龐大的官僚係統早已成熟井然。幾千年的傳統使它比任何國家更有效地實現了權力的集中。

讓北京看上去恢弘而華麗的紫禁城以及眾多以紫禁城為中心和模板、按定製縮小而建的王府，正是這個官僚係統的一個部分。

對基層政權的控製和逐漸集權於中央是中國封建社會曆代統治者最重要的政治經驗之一。清朝統治者在總結曆代封藩製利弊的基礎上，確定“封而不建”的原則。這比明朝更進了一步。明朝對皇子之封，還有郡國之號，到時要到所封的地方居住，稱為“就國”，清政府連分封各地的形式也取消了，徹底杜絕了藩禍之亂。據《清史稿》記載，這些皇親貴族分府之後，無郡國可去，隻能在北京城建府而居，他們領欽命而“內襄政本，外領師幹”。並且“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規定北京內城 （今東城區、西城區）隻準八旗駐防，而將漢民和其他少數民族全部遷往外城（今崇文、宣武區）。這實際上在北京內城形成了一個以紫禁城為中心的宗族社會，他們有特殊的社會地位，專門的戶籍製度、管理機構和司法係統。

這樣，清朝的貴族們分別居住在了成拱衛皇帝之勢的各旗中。這是清代王府匯聚於北京內城的原因。另一方麵，所有這些王府的“定製”極為詳盡。“紫禁城金碧輝煌，黃色琉璃瓦是其主要顏色。而王府的屋頂隻能是綠色的。”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羅哲文說，主軸線上的建築有幾重，主要建築如正門、殿、堂、寢和樓的規模，建築物上的裝飾，如梁棟彩繪、門釘數目、壓脊獸種的數目以及正殿內是否設座和屏風都按不同的等級明確區分。《大清會典事例》曾記載鄭王府一例逾製:“順治四年，鄭親王營造王府，殿基逾製，又擅用銅獅、龜、鶴，罰銀兩千兩。” 羅說，多數王府往往在許多地方達不到規定標準，就拿逾製的鄭親王府來說，其大殿、東西配樓、後殿、後罩樓都不足規定標準，隻相當於低一級的郡王府標準。

費爾南·布羅代爾在解釋中國與印度為何未能產生現代城市時說，“西方城市是一台機器，善於粉碎舊的聯係，把所有人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而在東方，固有的等級結構妨礙了城市的自由發展，是官僚而非尋求財富的商人控製了城市，以自由流動為基礎的資本無法生存。

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很難說，這些控製城市的官僚們有著基於權力和財富的安全感----所有財富和規矩都由皇帝一個人給予。這並不是一個穩定的貴族階級，也沒有清晰的階級界線。甚至直到明清，中國仍然不存在世代傳承的貴族。最輝煌朝代的統治家族的後裔在其王朝覆滅後也不再保有封爵和聲望。明朝最顯貴的王府是福王和桂王的，但前代元朝的貴族並不能與他們共存於世。同樣，1644年以後，明朝的貴族和王府也沒有得到保留。滿人有自己的貴族劃分，他們出自努爾哈赤、其他著名將領的後裔。但清朝的政策規定，除了個別世襲罔替的爵位，在九等爵位中，賜封爵位的家族當每一位享有爵位的人去世，下一個承襲者的爵位就要降低一級，這樣，二等爵位的繼承者就降為三等爵位，三等降為四等。最後如果不是家族的某人因卓越的功績而幸蒙皇帝提升，曾經顯貴的家族都將回到平民百姓行列。

王府裏貴族們於是始終在謹小慎微地生活。他們同時和皇帝進行著各種爭取各自家族利益的博弈，並隨時為自己留好退路。1911年，宣統帝退位。北京大小王府裏的許多人已經開始尋找國外拍賣行將府藏的古籍、字畫、瓷器拍賣變現。另一些王府則把絕大部分資產遷至天津、青島，在北京的王府實際上成為一軀空殼。據《北京通史》記錄，當清政府仍在利用京漢鐵路快速向南調兵鎮壓武漢兵變，戰爭未完，“各王公大臣府第，亟於自保財產，紛紛向銀行提取現銀，積存私宅，且有轉存外國銀行及收買黃金者，人心愈加恐慌”。末代醇親王溥傑在他的回憶文章《醇親王府的生活》裏提及他少年時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曾跟他抱怨說，“你看，英國征服了印度，可是印度的王公貴族，至今照樣存在。日本滅了高麗，李王一家在日本也繼續保持著貴族的爵位。可是咱們，恐怕到最後什麽都沒有”。溥傑說他當時聽了“很受到一種衝動，一度認為‘寧贈友邦，勿與家奴’確是一句名言”。

當然最有價值的財富形式仍然是土地，所有王府最主要的經濟支柱無一例外是在周邊縣州內所擁有的大量地產。據恭親王溥偉之子毓60年代所寫的回憶稱，恭王府分布在直隸省100餘州縣內的7000多頃土地，在關外還有4個大莊頭，每個莊頭不下千頃土地。在光緒末宣統初，每年地租收入大約是12萬元現洋。禮親王的莊園要略少，將近2000頃，遍及遼寧的沈陽、遼陽、遼中、岫岩、海城等地。地租收入綽綽有餘地供給著一個王府龐大的日常開支。

1911年發生的革命雖然暫時出現了兩個共和國總統和一個滿人皇帝這樣的僵局，離新政體的徹底建立也尚有距離，但卻足以率先摧毀清朝王室成員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家族財富以各種方式被重新分配，一些被轉移;一些王府的家奴在各種被主人授意的交易裏中飽私囊、巨額獲益;一些外國資本的中國買辦成為新一輪財富分配裏最先崛起的新富人。清朝貴族們在300年間形成的貴族風尚和體製禮儀也隨之蕩然無存。

紫禁城在一年的時間裏就幾易其主。擁有實力的軍閥開始占王府為私宅。1926年入據北京的奉係軍閥張作霖，以7萬銀元的便宜價格就將順承郡王府盤走，並對王府加以改建，將正殿的5間改為7間，對王府西路部分也進行了修建。新的權力者顛覆了滿清貴族的不可逾越的“定製”，但並沒有給這個城市以新的精神。

很多觀察者已經察覺到了這種斷裂感。C.P.菲茨傑拉爾德在《為什麽去中國----1923～1950年在中國的回憶》裏說他第一眼看到的北京，是一座“幾乎沒有觸摸到現代氣息而多少有些冷落、讓人感覺奇特的城市”。他寫道，“作為首都，它存在的理由已經消失，或者幾乎消失了。一個能夠收留皇帝並且與那個推翻的顯赫、威嚴、高貴的封建王朝相‘比美’的新王朝還沒有建立起來”。在1924年一個陽光燦爛的冬日，菲茨傑拉爾德已經看不到皇朝和上百座王府構成的威儀北京，取而代之的是塵土飛揚的黃土路，老百姓仍穿著自17世紀滿人入關以來的傳統服飾，最多的交通工具是黃包車。一些有錢的中國人坐著馬拉的有車廂的轎車，這種車和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布魯厄姆車非常相似。

而1924年溥儀被號稱“基督教將軍”的馮玉祥從紫禁城中驅逐出去，現在看起來仍是一個充滿寓意的事件，之前他和家人、仆役仍被允許在紫禁城的北部寢宮繼續居住。1925的春節，馮玉祥頒布命令，春節期間，清空的寢宮對公眾開放。至此，北京最大的“王府”和私人領地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新文化誕生的“新知識分子”開始思考作為“公共空間”的北京城所應該承擔的責任和應該呈現的氣質，他們開始關注從前是王侯禁地的公園裏人們的舉止是否文明和恰當。一些人對舊帝和眼前的民國城市重疊下、精神空洞的北京城加以批判。當時極負盛名的詩人徐誌摩稱其為“死城”;陳獨秀則認為，“後王府時期”的北京與歐洲城市相比，明顯缺乏秩序和總體規劃;封建王室的解體讓政府公共財政有機會向公眾披露。記者邵飄萍說，“首都所在地，街道壞到這步田地”，原因就在於“一大半修路的經費被市政公所吃掉了”，根據他報道的數字，“築路養路費隻有五分之二確實用在路上，五分之三都在人員開支上，或者幹脆被貪汙掉了”。“新知識分子”大多以西方城市為樣板，期望建設一種新的都市文明，並要求更為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機製。

“新知識分子”們的努力代表了一代人對於北京城精神氣質的重新尋找和定義，這種思考一直延續在以後漫長的80年間。這個意義上，80年後，從今年10月中旬起對保存最完好的北京恭王府開始的150多年來的首次大修，同樣是在繼續著這個尋找過程。恭王府管理中心文物管理部主任魯寧告訴記者，國家財政斥資4億元對恭王府進行“複原”，其中將用兩億元對三路大殿所有建築進行修繕，總麵積達3.1萬多平方米。他說，他們要恢複當年王府的所有細節，“連糊裱紙也要與當年相同”，新北京應該不僅僅意味著更多建築的增加、更大麵積的綠化、更便利的交通，它更意味著這座城市如何與它一脈相承的曆史傳統和精神的嫁接。

禮製下的刻板生活

早晨6點多，“就有媽媽們打開帳子先對我說一聲二爺吉祥，跟著就把我的襯衣、襯褲在火爐上烤熱，然後給我解紐扣、換衣褲，我隻是安臥不動聽任擺布。起來之後，媽媽們拿來漱口盆、牙刷牙粉，太監把洗臉盆端來，開始搽洗。從搽背到洗腳甚至私部都是媽媽代行”。----這是溥傑曾經對如今已經87歲的溥任先生描述的他在王府冬天的生活場景，他在醇親王府生活到18歲。然而“這是一個看上去富貴的開頭，接著的就是刻板無趣的生活，我們看到電視劇中的那些場景其實都是被戲說的”。溥適先生對記者說，“因為祖先們是在馬背上得到天下的，是靠打仗拿天下的，八旗製度其實就是兵民合一的製度，而王爺都是以前有軍功的將領。王府在這個製度下有個被規定的作用，就是為了準備隨時能打仗的將領，為了教育下一代。王爺對後代是很苛刻的，而這些就是通過禮節來限製的”。

對於王府內院的生活，王府研究專家馮其利引用他老師、在睿親王府生活了十幾年的末代王子金寄水的描述告訴記者:“王府的刻板生活，實際上是在演戲，上上下下都是劇中人，每天表演相同程式，道著相同的對白。”金寄水先生所居住的睿親王府就在現在東單外交部街，根據金寄水先生所著《王府生活實錄》的說法，他們的生活幾乎一成不變，那時在他家旁邊的朝內南小街祿米倉被改為陸軍被服廠，“那兒有個高大的煙囪，每晨鳴汽笛兩次”。每當頭遍汽笛一響，有披甲的（打更的）就會由太監領著進入關防院----也就是王爵子孫居住的後院灑掃，小蘇拉（下人）往各殿堂下窗戶。二遍汽笛響後，仆婦開始伺候內眷們盤腿坐在前沿炕上對著鏡框化妝，化妝品到那時已經是“中西合璧，有法國名牌和月中桂精品。太福晉隻有雙妹雪花膏和甘油”。梳頭時候，仆婦送上冰糖蓮子羹或清煮梨湯一小碗，潤口用的----這些都是規定好的，不能不吃也不能多吃，不能早起也不能晚起，如不守規矩，甚至連老資格的媽媽都可以訓斥小王子，馮其利說。

王府生活的軸心就是被規定好的規矩:“梳洗完畢就要穿戴好到長輩處請安。王府設有衣服庫，清初到同光年間王爺更衣很嚴格，而主管衣服庫的司庫是王府官員，管轄王府成員衣服的更換，比如夏季規定內衣必須每日更換，由漿洗房媽媽們負責洗滌，冬天則須每天更換內衣的袖襯、領襯，漿洗整潔後由仆婦依次縫上，王府的仆婦‘各抱一角’，一切都被規定到最細微的程度。”馮其利說。

“你隻要在王府生活過一天就可以大概判斷出第二天第三天甚至一個月後的哪一時間王子王爺們在做什麽。”溥適先生對記者說，“生活簡直是一成不變。”

8 點的時候，按照滿族禮節孩子們就要去請安。嬤嬤領著孩子進來，女孩規定在前麵，男孩在後麵，一個個依次跪安，然後福晉和奶奶們梳洗完畢，換上衣裳，一起上殿去太福晉處請早安。等到請安回房不一會，8點多時候，“一個專門伺候我們的小太監照例到母親祖母處報告，老師來了，然後我們就要開始去小書房讀書”。 “當時對小孩子的要求非常嚴格，每天上午從8點到正午12點，下午從1點到4點都是讀書的時間。到了下學時候，還必須在書童和太監的跟隨下把習字的成績遞過去，以便查看當天功課。”溥適說，“如果作業能通過祖母和奶奶的審查，才有下午大約一個小時的玩耍時間，要不等到6點吃飯，一堆繁文縟節後又要開始準備睡覺的事情。”

“小王子的生活非常枯燥，除了應付繁文縟節就是讀書和吃飯，事實上他們吃的也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種好，甚至沒有我們現在普通人吃得好。”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趙書對記者說。早點大約7點左右，就是仆人出外麵買吊爐馬蹄、麻醬各種燒餅和油炸果，從不換樣。中飯和晚飯大約都定在每天正午12點和傍晚6點，菜的式樣也是各府根據自己的條件規定的，比如金寄水先生所在的睿親王府每餐規定是四個七寸盤、四個“中碗”，一般盛裝兩葷兩素兩涼拌，還有兩大碗湯菜，醇王府的飯菜是四碗四盤，另有粥和飯以及一般麵類和兩小碟鹵菜。甚至葷菜都不多，睿親王府一般以拍黃瓜、素拌菠菜為小盤，中碗裏偶爾有燴什錦丁、雞絲燴豌豆，唯一比較好的就是每餐必備兩個五寸盤熟食，如小肚、醬肉等等，另兩個小盤裝的是醬鹹菜。主食也永遠是老米飯（陳倉米）和白米飯，根據金寄水的回憶“所以上上下下都盼年節，才能加菜”。

“雖然俸祿和莊園收上來的錢完全可以不在意夥食方麵的開銷，但是對孩子的嚴格和內院正式夥食方麵的控製是為了遵循祖宗的遺訓。不過後來為了改善夥食，有的王府各房奶奶們都私自有小廚房，到抱廈兒共餐就是應景一下。真正遭罪的是掌事的太福晉，由於地位問題她不好開小夥，還有就是小王子，孩子們不到10歲的不能和長輩同餐，有的在炕桌上吃有的在自己臥室吃。”趙書介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