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當漢奸的海軍中將鄭滋樨

鄭滋樨在抗戰中的故事，是一個蕩氣回腸的故事。他是中國抗戰史上惟一因拒當漢奸而被活活餓死的中國海軍中將。

鄭滋樨1869年出生於福州軍門前，是中國著名海軍槍械專家、中國海軍造械總監，海軍中將。現津泰路省防疫站，即為原來鄭滋樨故居。在抗戰勝利60周年前夕，記者為記錄抗戰中鮮為人知的英雄，專程采訪了鄭滋樨在榕的兒子、孫子、孫女們。

亞洲三傑·中國海軍槍械王

鄭滋樨幼時父親即逝，12歲時進福州南街玉章書紙店做學徒，刻苦自學，習得一手好字、好畫、好文章，以此撫養老母。母逝後，赴天津考入北洋水師學堂。 1899年夏畢業後，進入北洋水師提督衙門，因業務精得統領葉祖珪器重，特上疏推薦鄭滋樨承辦自測大沽口航道，獲準。鄭滋樨得令後，夜以繼日測量、繪圖，定出大沽口四季通航安全航道，並重繪海圖，中國人獨立測繪的首幅海圖即為鄭滋樨所測定與繪製的，被稱作“清國版鄭式海圖”，後被世界航海界正式采用。鄭滋樨後升任“海天”艦大管輪。1901年，赴英留學，進入英國著名的格林尼茨皇家海軍學院。一年後，又被保送進入阿姆士曲郎皇家海軍研究院專攻艦炮製造，學習期間，因專業技術突出，被邀參與兵工廠岸炮設計，參加了英國遠射程岸炮設計、製造全過程，被英國科技界譽為“亞洲三傑”之一。後曆任中國駐英使館英文總文案、參讚，積功升為正四品特旨道銜。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專門致函鄭滋樨，邀他回國參加新中華建設。但到他回國時，孫中山已辭職，於是鄭滋樨就被商務印書館聘去，主持東方印刷所機械修理廠。不久，回海軍部。同年5月，負責辦理煉鋼事務。7月，襄辦江陰長山建築彈藥庫工程。9月，赴大沽造船所主持製造機關炮事務。1920年，被授予輪機少將銜，5年後晉升為輪機中將。曆任海軍部技正、海軍魚雷槍炮學校正教官、造械大監、造械總監。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聘其為軍事委員會兵工署長，鄭滋樨以年老相辭不就職。1934年，日寇占我東三省，鄭滋樨憤然，以65歲高齡，兼任海軍軍械處處長，其建議在馬尾建設試槍場、試炮場。1937年，試槍場建成。此時鄭滋樨已68歲，退休回到上海家中。

“給我一座金山，也不當漢奸！”

從馬尾回到上海不久，鄭滋樨就病倒，這使得他在上海淪陷時無法撤出。鄭滋樨第一位夫人，是福州鼓樓織布坊的一位織布女工。她為鄭滋樨生下兩個兒子後就病逝了。第二位夫人是位山東姑娘，又為鄭滋樨生下了四個兒子。上海淪陷時，鄭滋樨的大兒子鄭練簡在福州海軍學習讀書，二兒子鄭樸簡在外讀大學，三兒子剛進上海大同大學，四兒子在讀中學，五兒子還在讀小學，六兒子剛滿三歲。鄭滋樨在海外多年，原有積蓄頗多，但在孫中山數度赴倫敦宣傳革命時，他的積蓄已全捐了。所以，當聽從孫中山召喚決定回國時，想起要給妻子買點首飾，但已買不起新的首飾了，隻好到倫敦舊貨市場，為妻子買了一套舊首飾。在國民黨中將中，鄭滋樨算是“窮”的。他在上海買不起房子，隻能在南菲德路591號租了一幢小樓，一套紅木家具是當年廣州朋友送的，除了鄭滋樨收藏的一些書畫作品和古書外，這套家具是當時鄭家最值錢的。

鄭家在敵占區的日子是極其艱難的。當時中國海軍在上海設了一個地下辦事處，對每一位不出任偽職的海軍退休軍官，還發有退休金。鄭滋樨每月能領到300元法幣，當時上海流通的是偽幣，300法幣兌換成偽幣後隻剩150元，150偽幣最多隻能買一鬥米。

抗戰進入最艱難時，汪精衛成立漢奸政府，設立了海軍部。鄭滋樨以剛正、廉政和專業造詣高，在海軍界享有很高威望。日偽當局盯上了他，覺得如果能把鄭滋樨招到麾下，給予高官，一定極有號召力。剛開始時，他們認為鄭滋樨學究氣濃，且年紀大不再血氣方剛，動員他出任汪偽海軍部要職可能不太難。哪想到第一次幾個漢奸去鄭家做說客，就被鄭滋樨罵出了門。幾個漢奸不死心，他們見鄭家老少穿著粗布大衫，也沒有什麽上好的擺設，料定鄭家不富裕。第二次去時幾個漢奸攜以重金，一見麵就捧出。漢奸們原以為這下鄭滋樨會點頭同意出山，沒想到，鄭滋樨一巴掌就將錢打飛，他笑著說：“別說給我這些錢，就是給我一座金山，我也不會同意當漢奸。”幾個漢奸打著哈哈，說：“別認死理，俊傑當識時務。”鄭滋樨哈哈大笑，“虧你們還好意思說自己俊傑，心和臉都沒的人！”

漢奸們還是不死心，三天兩頭來鄭家騷擾。鄭滋樨因為有腎病和前列腺炎，常到法租界的一位德國醫生處治病，兩人結下了友情。那天深夜，他敲開了德國醫生診所大門，德國醫生很驚訝，忙問是否又舊病複發？鄭滋樨搖搖頭：不，我想在你這裏住一段。他向德國朋友介紹了漢奸政府逼他出任偽海軍部高官的事，氣憤地說： “敵人打到了我的家門口，我隻恨自己年大病多，無法上前線與敵人拚了！讓我為這些侵略我們的敵人做事，這不與殺了我是一樣的。我不想再看到這些漢奸！”德國醫生敬重這位富有愛國氣節的中國將軍，將這位中國海軍中將藏到自己家裏整整半年，直到鄭家來人說“漢奸已不來了”，鄭滋樨才離開德國醫生家。走的那天，鄭滋樨掏錢想支付在德國醫生家的花費，但這位外國朋友堅決不收，理由很簡單：我反對侵略，我欽佩你的氣節。“我寧願病死，也絕不做漢奸！”

回到寓所不久，鄭滋樨舊病複發。當時上海物價飛漲，藥費直線飆升。鄭滋樨既要養活一家老少，又要看病，沒過多久，有限的積蓄就花光了。鄭家辭掉了最後一位傭人，又將自己租下的小樓一間一間地轉租，最後隻留下了兩間屋自家住。嗅覺靈敏的漢奸再次上門，攜來了藥錢，還帶來了汪精衛的所謂問候，告訴說：“你不出任實職也行，掛個名總行吧！”鄭滋樨還是一句話：“我寧願病死也絕不當漢奸。”

鄭家開始變賣財產維生。鄭滋樨先是賣掉了自己除一套海軍禮服外所有值錢的衣服。後來又賣掉了妻子值點錢的衣服，將妻子惟一一套首飾也分四次賣光。緊接著，又開始賣家具。他對夫人說：“除了那套紅木家具，隻留下床板和飯桌、凳子，其他全賣了。”當時，上海兵荒馬亂，再值錢的東西也賣不出幾個錢。一個上好的寫字台，還換不來一斤米。一副太師椅，僅夠一次藥費的零頭……鄭滋樨無錢進醫院看病，有時病重起不了，就讓家裏人拿一件東西賣了，用這錢換點草藥，這使得他的病情越來越重……他又一次病危，夫人將四個兒子惟一一套整齊點的衣服當掉，換了點錢為他請來一位醫生。醫生診斷後，對他說：要死要活，你自己選擇，要活就住院，要死就在家裏等著。鄭滋樨選擇了死亡。

剛滿16歲的四兒子鄭捷簡，為救父親，四處尋工未果，隻好托人到碼頭上找份搬運工的差事。他從小沒做過重活。熟人不相信他能扛大包，小小的鄭捷簡急了，“我也知道這活累，但我沒活做，爸爸就會病死的，你就算救我爸爸吧！”熟人知道鄭滋樨寧死不當漢奸的事，看到這位中將的公子為謀一份扛大包的差事這樣急切，敬重之餘有些心酸，終於為鄭捷簡謀到了碼頭搬運工的活……做搬運工收入極微，但總算能為鄭滋樨買些藥了。 “為不當漢奸餓死也值！”

可偏偏此時，鄭滋樨三兒子又病倒了。看著三兒子的病越來越重，鄭滋樨隻好賣掉紅木家具。賣家具那天，鄭滋樨早早地起來，拖著病體將紅木家具細細地擦了一遍，他對在一旁落淚的夫人說：看到這套家具，我就想起了孫先生，想起了我和朋友跟著先生護法的日子。從未見過丈夫落淚的夫人，第一次發現丈夫眼中有淚閃過。以往變賣家產，鄭滋樨傷心，別人來搬東西時，他從來是借故走開，惟獨這一次他一直目送這套家具遠去，就像與老友生離死別……

這之後，鄭滋樨又賣掉第一位夫人留下的那套舊首飾。此時，家裏除了鄭滋樨收藏的書畫外，再無任何值錢的東西，在三兒子又一次病情惡化時，鄭滋樨不得不咬著牙與這些書畫說：“別了！”第一次要賣第一幅畫，被夫人攔住了。夫人知道丈夫這一輩子惟一的愛好就是讀書習字作畫，惟一的寶貝就是這些收藏的古書古畫。她決定帶著上小學的五兒子鄭善簡和剛4歲的六兒子鄭朝簡，賣瓜子花生煙卷。

從此，每天夜裏，這位中將夫人開始炒五香瓜子、五香花生；天不亮，就叫醒兩個兒子將瓜子包成一小包一小包的；白天，中將夫人自己在弄堂口擺了一個小攤，賣花生瓜子，兼賣煙卷，兩個兒子沿街叫賣；晚上，兩個兒子到舞廳、劇院門口叫賣至深夜……鄰裏很欽佩這個有氣節的家庭，雖然在日寇鐵蹄下人人生活艱難，但大家還是擠出錢來買包瓜子、花生，讓鄭家能活下去，鄰裏還給這花生瓜子起名叫“氣節牌”。

漢奸們以為鄭滋樨如今日子一天難過一天，是動員其當漢奸的大好時節，就又上門來遊說鄭滋樨，鄭滋樨正言道：“你們趁早死了心，我餓死也不會當漢奸！”

1943年末，那些寶貴的書和書畫不得不一件件與鄭滋樨“永別”，鄭家到了山窮水盡時，有時一天全家也開不了一餐飯，常年佐餐的菜隻是一碟鹽……人們沒有忘記這位寧願餓死也不當漢奸的海軍將軍。有時，鄭家人聽到敲門聲，打開門一看卻沒人，但地上放著一小袋米……

1944年12月，鄭滋樨終因貧餓交加在上海逝世。臨死前，他對家人說：“誰也別哭，應當為我笑，我這樣死比當漢奸享榮華富貴強一百倍，為不當漢奸，餓死也值！我死而無憾。”他對兒子們惟一留下的遺囑是：好好做人，勤慎工作，不做漢奸，不當亡國奴。

鄭家兒子全部走上革命道路

父親的愛國氣節是對兒子最好的教材。除三兒子在父親“走”後也病逝外，其他五個兒子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大兒子鄭練簡解放後長期擔任省交通廳總工程師，是市政協委員。二兒子鄭樸簡，解放後一直在省公路局工作。四兒子鄭捷簡，解放前就參加上海地下黨領導的進步組織，解放後考入清華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五兒子鄭善簡很早就參加了地下黨，1948年參加解放軍，1951年考入交通大學，畢業後在上海交通大學任教，後來調入安徽機電學院任電機係主任。六兒子鄭朝簡，畢業於福州一中，後考入清華大學電氣工程係，畢業後進入中國科學院電機研究所，後來調入中科院西安微電機研究所任總工程師和研究室主任。

鄭家，每年有一個節是一定要過的，那就是8月15日———抗戰勝利日。兒女們無論在天南海北，都會倒上一杯酒，告慰九泉之下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