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女兒回憶：在恐怖的德國納粹集中營

１９３７年，抗戰爆發後，周恩來為國共兩黨合作和共同抗日等談判工作，穿梭延安和重慶之間。他利用共產黨在重慶辦事處這一合法的機構，千方百計尋找紅軍轉移北上被留在白區的革命後代。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我１９２６年春天出生在莫斯科。我剛剛滿月，父親朱德便奉中央命令，回國參加北伐戰爭。

在我記憶裏，父親是成都街頭一幅兩萬大洋懸賞告示圖。外婆悄悄告訴我，那上麵畫的朱德就是你的父親。驀然，我覺得特別特別地想見到他……這大概是血親天然相通的感覺吧。

１９４０年冬天，我在周伯伯和鄧媽媽的安排下，和好多孩子一起到了延安。遠遠地我就認出了父親，他身穿八路軍軍裝，兩腿打著綁腿，很魁梧，站在一個高高的黃土墩上看著我們。父親也一眼認出了我，隻見他跑了過來，一把抱住我。那時我還小，看不出父親激動的表情。現在想想，爹爹當時是多麽的激動啊。原來我還想說幾句問候爹爹的話，可是在爹爹的懷裏，卻哭了……

父親用大手抹去我臉上的淚水：“不哭啦不哭，現在應該笑啊。要知道啊，好多的娃娃都沒有活到看見爹爹媽媽的那天……”

１４歲才認識自己的生身父親，這是我人生曆程中最難忘的事情，也是最傷心的事情。

有一天，爹爹問我，長大以後幹什麽？我說，和你一樣，當八路軍。逗得爹爹嗬嗬地笑。他告訴我，打敗日本鬼子，我們要建立新中國，那裏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你現在還小，要學習文化。他告訴我，準備將我送到莫斯科國際兒童院學習。那是專為收留共產黨國家孩子而開辦的國際學校。

這次同坐蘇聯轟炸機去莫斯科的還有毛澤東的４歲女兒嬌嬌（李敏），她到莫斯科和母親賀子珍團聚。

飛機在延安機場起飛了，我趕緊望機窗，看見父親和康克清媽媽，還有毛澤東伯伯站在跑道邊上，仰頭望著空中，飛機幾個盤旋，大人很快就成了黃土丘陵上的一個個黑點。

父親漸漸遠了，延安漸漸遠了，一個更加殘酷的歲月卻漸漸地臨近……

父親在中國指揮抗戰，我卻被法西斯關押在集中營裏，父親為我起的化名，使我幸免遇難。

莫斯科國際兒童院的孩子大多數都是來自東歐國家，父輩都是共產黨的領袖，也有烈士的後代。來自多國的孩子們在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很好的照顧。

我離開延安時，父親叫我學教育，學成回國能教育更多的孩子，並立了軍令狀，學業不成，不要回來見父親！他拉著我的手說：“你以後不要叫朱敏，叫赤英，意思是紅色英雄，赤又通朱。”

我不像父親那樣高大結實，從小跟母親過著不安定的生活，生母被國民黨殺害後，外婆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撫養我，所以我發育很不好，體質也差。因為我實在不像１４歲的孩子，充其量隻有１２歲。雖然莫斯科是我出生的地方，我還是水土不服，先是氣管炎，後來發展到哮喘。６月莫斯科，天氣依然很冷，為了讓我早日恢複健康，兒童院將我送到蘇聯南方的夏令營療養。

到了溫暖的南方，我病情減輕了許多。可一夜之間，溫暖的６月變成了血腥的６月！

德國法西斯６月２２日向蘇聯發動了戰爭，侵略的鐵蹄踏上蘇聯的國土，我們療養的地方首當其衝成了淪陷區。頃刻間，遠離祖國的我又失去了革命的“家”。

療養院的孩子裏，隻有兩個是中國孩子，我和張聞天的兒子。他仗著男孩膽大，趁黑夜逃出了療養院，想跑回莫斯科，可被無情的炮火炸死在途中，那年他才１２歲。這是我後來離開德國集中營，回到蘇聯才知道的。

沒有多久，我們十多個夏令營的孩子被德國鬼子塞進悶罐火車，押往德國境內。火車整整走了一個星期，擠在臭氣熏天、瘟疫蔓延、死人病人成堆的囚車裏，我都麻木了，不知道哭泣，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死活，直到下火車，站在刺目的陽光下，看見自己的影子在晃動，這才相信自己還活著。

進入集中營前，每個人都要換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沒收攜帶的物品。我眼睜睜看見一個德國鬼子拿走了父親送給我的派克鋼筆，那是父親給我的惟一紀念。我不知哪來的膽量，悄悄將一枚列寧胸章含進嘴裏，我不想再失去這個國際兒童院的紀念。這個能帶來殺身之禍的舉動居然躲過了德軍的嚴格檢查。以後，這枚胸章成為我的希望，期盼有一天能從這個城獄回到祖國，回到父親的身邊。

晚上，月光照在囚室的窗欞上，我用手掌摩挲著胸章，隻有這時我才能拿出來摸摸，慰藉自己：明天或許就會自由了，明天或許戰爭就結束了……然而，天一亮，所有的明天又化為皮鞭、做工、吃發黴的黑麵包。

對明天的期盼和明天的無情整整伴隨我在集中營渡過了４個寒暑。

我被押送納粹集中營，莫斯科國際兒童院的老師和同學都不知道。我的失蹤，讓斯大林操了不少心，在蘇聯紅軍進入戰略反攻收複淪陷區時，他親自下達指示：解放一個城市尋找一個城市，一定要找到朱德總司令的女兒。到收複最後一個淪陷城市也沒有找到我。

大家都以為我遇難了。

誰能想到此時的我會被關押在納粹集中營？即使想到了，那也肯定必死無疑，因為我是中國八路軍總司令的女兒，一個患病的弱女孩！

在集中營裏我受盡折磨，親眼看見許多無辜的人被屠殺，至今想起心裏都顫抖。

集中營，這個和法西斯聯係在一起的名稱，在我麵前展示了一個血腥殘暴、喪失人性的場麵。我親眼目睹過法西斯屠殺手無寸鐵的猶太人，看見一個個蘇聯戰俘走進一個大房子“洗澡”後，再沒有活著出來，他們被毒氣活活憋死。記得一次，德國兵當著我們一群孩子的麵，打斷了一個１０歲的女孩的手臂，然後又讓這痛哭慘叫的女孩，用自己的斷臂一銑一銑為自己挖一個墳坑，慘無人道的法西斯用大皮鞋將這個受盡折磨的孩子踢進坑裏活活埋掉！所有的罪名就因為她是有猶太血統的女孩。

至今，那“撲通撲通”的蓋土聲還常常盤旋在我耳邊，隻要想起來，心就陣陣地顫悸！

當時，我在法西斯眼裏是個瘦弱不說話的支那女孩，他們任意嘲笑我，耍弄我。動不動就毒打我，因為我骨瘦如柴，他們都懶得動手打，用大皮鞋就可以把我踢出幾米遠。那些年裏，我渾身上下沒有一處是好的，鞭痕棍瘢，終日累累。進集中營後，我患了頸部淋巴結核，因為得不到治療，結核塊潰瘍，膿血糊滿了衣領，變硬的衣領又不斷磨擦結核塊，加劇了潰瘍。

一天，一個德國兵看押，看見我脖子腫脹得厲害，就帶我到集中營的醫務室治療。那個醫生用深凹的藍眼珠子注視了我一眼，那眼光充滿了鄙視。白衣天使淪為侵略者，竟比魔鬼還要惡毒三分。他抓起一把剪刀，壓住我的頭，上來就是一剪刀，劇烈的疼痛使得我渾身顫抖，忍不住大哭了起來，這絲毫沒引起這個醫生的憐憫，他在沒有麻醉，沒有消毒的情況下，活生生用剪刀剪開我脖子上的結核塊，把膿血硬擠了出來。

猶如酷刑的治療結束後，這個混蛋醫生竟然覺得是他的恩賜，要我謝謝他。我頭一扭，捂著脖子，哭著跑回牢房，身後傳來一陣大笑。沒有幾天，結核塊又開始潰瘍，這次潰瘍麵積比上次還大，還時常受高燒的折磨。

那時德國鬼子不知道我的真實身份，否則我的結局不會是一把剪刀，恐怕比那個活埋的猶太女孩更加悲慘。盡管我活到走出集中營的那一天，可我哪裏還有個人形？１８歲的大姑娘卻還像個１５歲的小孩，發育幾乎停止在進集中營前的水平上。瘦弱得皮包骨頭，脖子上的淋巴結核成片的潰瘍，整天淌著膿水。因為長期與世隔絕，我幾乎喪失了語言功能，整整４年沒有說一句中國話，俄語講得也不流利，德語又沒有學會，我隻能終日默默無語，顯得我更加神秘和孤獨。

至今我說話都不太流利，殘酷歲月的痕跡刻得太深，太痛，以至影響了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