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參加金三角遊擊隊的中國紅衛兵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全國城鄉沸騰起來，成千上萬的紅衛兵紛紛走上街頭遊行，歡呼毛主席最高指示發表。許多中學生熱淚盈眶，連夜寫出決心書，向毛主席黨中央宣誓，堅決響應毛主席號召，到廣闊天地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一輩子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還有許多人表示，越是艱苦越向前，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動要求到革命聖地瑞金、延安、井岡山和邊疆地區插隊蔚然成風。

　　全國落實最高指示行動最快的下鄉隊伍是上海某中學一群初中生，他們連夜收拾行裝，十二小時之內就離開學校和家鄉前往蘇北農村插隊。因為時間倉促校方來不及聯係汽車，他們是自己背著行李，邁開雙腳走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

　　“文革”以來全國首支下鄉插隊的知青隊伍來自首都北京，領頭人為北京25中學高三男生曲折，人數共十人。他們於1967年深秋離開北京前往內蒙古草原插隊，臨行前在天安門金水橋畔向毛主席集體宣誓。他們的自覺行動比毛主席最高指示發表還早整整一年多。

　　另一支主動下鄉的知青隊伍於1968年2月出發，他們共有55人，來自北京多所中學，其中不乏名校學生。他們向毛主席宣誓之後去了雲南西雙版納農場插隊。當地人稱“北京55”。

　　報載，1969年2月，天津市灣兜中學30名紅衛兵，步行一千多公裏路程去到山西省平陸縣毛家山生產隊插隊落戶。他們創造了步行下鄉插隊的曆史紀錄。

　　另一個曆史紀錄是一群上海中學生創造的。他們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國北疆的北大荒插隊，但是等到他們不遠千裏來到北大荒，結果卻發現有關部門通知搞錯了。於是他們隻好掉頭向著另一個正確的方向——祖國南疆的雲南西雙版納前進。等他們終於到達目的地，時間已經來到秋天，行程超過萬裏，因此他們堪稱耗時最長、下鄉行程最遠的知青。

　　據不完全統計，僅1969年，全國下鄉知青人數已經接近300萬人。至次年，達到573·4萬人。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全國下鄉知青總數累計已達1700萬人。

　　1968年6月，一個長途跋涉的中學紅衛兵終於來到國境線中國界河一側。

　　他是個身體單薄的男學生，稚嫩的嘴唇上甚至還沒有來得及長出軟軟的胡須來。他穿一件洗得發白的中山服，褲腿高高挽起，足蹬一雙解放鞋，肩頭上挎一隻草綠色書包，我猜想他的書包裏也許還珍藏著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記》。他的名字叫鄔江河，雲南省某衛生學校學生，因為衛校提前將學生分配下鄉當知青(赤腳醫生)，因此他17歲的人生足跡就從就從家鄉城市一直向著邊疆延伸，最後在界河邊上短暫停頓下來。

　　三十幾年後我有幸認識了這位遊擊隊員鄔江河。已經人到中年的老鄔嚴肅地對我說：我至今仍然堅持我的選擇。盡管金三角革命沒有成功，但是我曾經選擇一個壯麗的事業並為之奮鬥，這就足夠了，我沒有虛度人生。

　　據我力所能及的資料查閱和采訪判斷，鄔江河是第一個參加金三角遊擊隊的中國紅衛兵(知青)。他是一個帶頭吃螃蟹的勇者。

　　與鄔江河不同，以後成長為遊擊隊旅級幹部的康國華是一個階級出身的叛逆者，促使他跨越國境的主要動機出自對階級偏見的勇敢反抗。康國華出身非勞動人民家庭，其父在1949年以前曾經擁有一家牙膏工廠，對一個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知青來說，他怎麽可能在廣闊天地裏“大有作為”呢？誰會來拯救一個資本家後代的渺小靈魂呢？於是在1969年2月，也就是康國華下鄉第二個月，這個資本家的兒子悄悄離開插隊的騰衝山區，步行兩天兩夜來到界河邊。

　　一陣嘹亮的軍號聲擊碎界河的黎明，氤氳的霧氣在東升的朝霞中漸漸隱去。極目遠望，在界河對麵黛黑色的山穀裏，男知青看見一麵遊擊隊招兵站的紅旗跳躍而出，這小小的一點紅色極大地鼓舞了他，他感到自己的心髒像一張帆，頓時被海風鼓得滿滿的。

　　這一天康國華隻有16周歲，距離他徹底告別我們這個陽光普照的光明世界還有一年零七個月。

　　高幹子弟梁曉軍也是在1969年2月的一天跨過界河的。

　　這一天是中國舊曆大年三十，通常這天晚上中國人都要吃團年飯。但是梁曉軍無家可歸，因為他的“走資派”父親已經被打倒，身陷囹圄。梁曉軍下鄉第二天就失蹤了，他無法阻止運動，但是他能夠力所能及地同一切屈辱和不公正命運抗爭，這種抗爭的惟一方式就是幹革命。即使國內不許革命，他也要到外國去革命。男知青像一隻撲向熊熊烈火的飛蛾，決心要讓革命戰場的血與火來驗證自己，哪怕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僅僅當過一天知青的中學生梁曉軍懷著一種近乎壯烈的殉道心情，邁開堅定步伐涉過界河，走進國境對麵那片濃密的金三角叢林。但是在遊擊隊招兵站，這個虛報年齡的男知青險些因為身體瘦小被遊擊隊拒之門外。


　　我的另一位泰國朋友劉義則是以逃亡的方式最終把自己變成一個外國華僑的。

　　知青時代的劉義名字不叫劉義，叫侯景賢。侯景賢先是好好在邊疆農村插隊，後來忽然遭到“人保組”(公安機關)通緝，要把他抓捕歸案，於是他就與一個名字叫做孟遠方的男知青一同在邊疆大地上流浪。投奔國界對麵遊擊隊的念頭來得很突然，像石頭砸進水裏，讓人猝不及防。當時他們躺在界河邊上休息，在漸漸深重起來的暮色天光中，他們疲勞的身體像在岩石上生了根。這時候界河對麵忽然有了動靜，他們驚訝地看見，在亞熱帶黃昏的天幕背景下，高高的界河對岸像一座舞台，一支威武雄壯的遊擊隊正在從他們眼前經過。戰士們唱著歌，槍刺如林，戰馬嘶鳴，一刹那銀幕上的革命年代複活了，《閃閃的紅星》、《南征北戰》、《萬水千山》、《紅軍不怕遠征難》……獵獵紅旗和戰士扛槍的剪影像匕首一樣刺進他們的眼球。

　　他們決定走進銀幕的故事裏去。

　　2000年，我在國外網站查閱到一篇資料稱：1966年金三角遊擊隊僅有數千人，到中國知青下鄉的1969年，遊擊隊人數激增到近三萬人，鼎盛時期最高達到五萬之眾。

　　一位曾經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遊擊隊幹部回憶說：最多一天曾經創造日接待中國知青600人的紀錄。

　　另據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僅下鄉高峰的1969年5—8月，越過國境參加遊擊隊的中國知青達數千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