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的工資、財富及最後的歌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７日，是原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誕辰１１５周年紀念日，為此，筆者再次走進了秀美僻靜的北京後海北沿那座４６號院的大門，走訪了曾與宋慶齡朝夕相處的身邊工作人員……

“我享受著‘皇家’待遇，盡管我不快樂……”

１９６３年４月，當春風再度吹綠古老京城的時候，坐落在後海北沿的一座僻靜幽美的舊日王府花園裏，迎來了一位高雅而富於傳奇色彩的新主人——宋慶齡。那年，宋慶齡７０歲。

初夏剛至，宋慶齡在新居舉行了一次“招待會”：一為慶祝她創辦和領導的中國福利會成立２５周年，二為請朋友們在新居處相聚共敘。為迎接賓客的到來，宋慶齡和工作人員一起做了精心布置，庭院裏碧樹翠竹一片蔥蘢，客廳、餐廳、居室內外都擺滿了鮮花和盆景。

那天，周恩來、鄧穎超、郭沫若、陳毅、廖承誌、廖夢醒等許多國家領導人和老朋友都興致勃勃前來祝賀。大家談笑風生，輕鬆愉悅的氣氛彌漫在小樓內外。宋慶齡還邀請客人來到美麗的庭院，在碧樹紅花間漫步。聚餐後，還舉辦了舞會。周恩來首先邀請宋慶齡跳舞。在優美的音樂中，他們舞姿翩翩，優雅和諧，給在場人員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初，宋慶齡常在北京、上海兩地工作和生活。她在北京的寓所位於方巾巷。那裏道路狹窄，環境較為嘈雜，政府考慮為她另修一幢新住宅。宋慶齡覺得國家正在大興建設，各處需要很多資金，就一再謝絕。此事一直拖延了幾年。１９６０年，政府安排她遷入西河沿居所，但由於房屋潮濕，常引起她關節疼痛。

黨和國家領導人考慮到宋慶齡是我們國家的領導人物，為中國革命做出過無可取代的重要貢獻，而且她在國際上享有聲望，經常要在住所會見中外賓客，應該有一處適宜的居住地。盡管當時國家經濟處於困難時期，中央規定一般不蓋新房，但考慮到宋慶齡的特殊身份和需要，仍破例決定為宋慶齡新建住所。

當中央派人帶著國家主席劉少奇請夫人王光美代寫的一封信以及新宅設計方案到上海征求宋慶齡的意見時，她再次婉言謝絕了。她在給王光美的回信中說：“為了我個人的住所，增加國家的開支，這樣，將使我感到很不安。”因此她表示：“不打算再遷新址了。”

１９６２年，周恩來受黨和政府的委托，親自主持在北京後海北沿一座已經荒蕪的舊日王府辟出一處幽靜花園，為宋慶齡新修了一幢中西合璧的兩層寓所。第二年春天，宋慶齡遷入新居。這座門牌為後海北沿４６號的院落，成為她生命最後１８年的安居地。

盡管她內心一直很不安，從不認為這是自己應該享受的，但對於這處環境幽美安靜的新寓所，宋慶齡很喜歡。因為那是非常了解她性情的周恩來親自選址修茸的。

１９６６年，曾有一位美國朋友格雷斯·格蘭尼奇在給宋慶齡的信中問，聽說你現在住在一座宮殿裏，是真的嗎？宋慶齡回信說：是的，因為是國家副主席，人民政府撥了一個舊日的王府給我作寓所。“……我住在醇親王府裏，溥儀就是在這裏出生的。園子有小溪環繞，裏麵有許多美麗的樹木……我確實在享受著‘皇家’的待遇，盡管我並不快樂，因為有許多比我更有價值的人，現在還住在簡陋的小屋裏。”

她把幾個鴨蛋放進李燕娥的籃子裏

在搬進後海北沿４６號的最初幾年，宋慶齡的生活基調是豐富、繁忙、愉悅的。她擔負著國家重要領導職務，國務活動繁忙。她和周恩來、陳毅一起前往錫蘭訪問，會見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她在北京、上海會見了許多國家的首腦人物和友好代表團；出席全國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並擔任執行主席；她還抽出時間為報刊撰寫了多篇有關兒童和婦女工作的文章。

閑暇時，她養花兒，喂食鴿子，偶爾還係上圍裙，照食譜燒兩個菜請客人品嚐。當然，最讓工作人員記憶猶新的，還是那幾個歡樂祥和的聖誕之夜。

對於幼年就受家庭熏陶和西方教育的宋慶齡，過聖誕節很自然。每到這個節日，她家便成了歡樂的海洋。大客廳裏豎起了一棵聖誕樹，樹上掛滿了各種小玩意兒：有用乒乓球做的小燈籠，錫紙做的銀球，有小娃娃、小鴨子等等，不少製作就出自宋慶齡之手。

當夜幕降臨，聖誕樹彩燈閃爍，工作人員便裝扮成聖誕老人和美麗公主，在門口迎接孩子們的到來。宋慶齡給每個工作人員及他們的子女都準備了禮物。孩子們親熱地擁到她身邊，呼喚著“媽媽太太”，捧起心愛的小禮物，吃著香噴噴的蛋糕，然後像一群快樂小精靈，表演節目，盡興玩耍。

記得有兩次，宋慶齡還興趣盎然地和大家一起玩起了“找彩蛋”的遊戲。她先請管理員小張買回許多鴨蛋，然後一起動手，把鴨蛋染成紅、綠、黃幾種顏色，一個個藏進屋外的大草地。工作人員們提上籃子，分頭去找蛋，看誰找得多。

有一回，與宋慶齡相伴多年的保姆李燕娥也參加了遊戲，但她找到的鴨蛋不多。宋慶齡見狀，趕快從保姆鍾興寶的籃裏撿出幾個鴨蛋，放進她的籃子，好讓她開心。

“找彩蛋”，是宋慶齡小時候在上海家中草坪上玩的遊戲。現在在北京新居的這片草地上，又讓她憶起了父母帶給她的溫馨歡快的童年時光。直到宋慶齡逝世後，親曆過“找彩蛋”的工作人員才翻然醒悟：玩這個遊戲時，正在宋慶齡生日之際。她是把幸福、溫馨和大家一道來分享的。一向嫻靜、謙遜、不張揚的宋慶齡，生前是從不輕易把生日告訴別人的。

她的工資與財富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初全國實行工資製度後，宋慶齡拿的是國家一級工資：５７９．５０元。從當時物價來看，這個工資是不低的。但從宋慶齡的實際生活開銷來看，她的錢袋又常常很緊，有時還會出現赤字，需要預支工資來填補。偶爾周轉不過來時，她還向身邊的工作人員借過錢。

她的秘書張鈺說：“記得有一次，我的工資從上海匯到北京後，還替夫人墊付過她的家用。當然，那隻是暫時的。”

宋慶齡長年負擔著上海和北京兩個保姆的工資和生活，她的警衛員由於中風癱瘓，生活困難，兩個女兒也長期放在她身邊撫養。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她更是經常給予生活上的資助。無論是婚嫁、生子、生病住院、老家蓋房、打井等等，宋慶齡總要送些錢和禮物給他們。

管理員張有還記得，１９５９年他結婚時，宋慶齡就請他們夫婦吃過飯，還贈送了一條印有鴛鴦圖案的床單。他的兩個孩子出生後，她又送小孩的衣物給他。他父親病故時，宋慶齡特意讓秘書帶著司機趕去慰問，還送去了３０元錢。而當張有在四川上大學的兒子回京度寒假並帶一些四川紅橘請“媽媽太太”品嚐時，宋慶齡收下橘子，卻一定要給孩子１０元錢。

１９７３年，聽說工作人員小楊的家裏遭了洪災，房屋倒塌，她立即拿出１５０元支援小楊家修補房屋。就在她去世前一年，工作人員劉玉寶的愛人生了個女孩，秘書給她寫條說：“報首長知道一下即行。”可宋慶齡看了條子後，在邊上批道：“請代我祝賀他，並代送他這條小毯。”類似這樣的事情，在宋慶齡來說不勝枚舉，她身邊的工作人員每位都能列舉出幾件來。

宋慶齡結交的中外友人非常多，經常的應酬活動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每次有客人來訪，她總是熱情款待，親自訂菜單。更多的時候，她會訂一些經濟實惠的菜肴，既讓客人滿意，也能節約花銷。這些吃飯應酬，她從來都是自掏腰包。

宋慶齡還一直珍視和保持著同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情誼。有時候，當她從上海買來一些很貴重的螃蟹帶到北京時，就分送到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處。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對此事印象很深。她回憶說：當時我們子女多，孩子的夥食並不太好。每次吃到她帶來的大螃蟹，大家都很開心。

除此外，宋慶齡還經常贈送外國來訪賓客一些禮品，這也是從她自己工資裏開支的。對這項開支，她一直很認真地對待，容不得半點虛假。

１９６３年１月，宋慶齡要在上海寓所會見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事前，她請上海的管理員為她在友誼商店買了一些綢緞料子，一是為贈送班達拉奈克夫人，餘下還可作今後的贈送禮品。

事後，宋慶齡查看自己的收支賬目時，發現沒有這筆開銷，就追問管理員周和康。周和康告訴她，有關部門說這是公務活動，將費用報銷了。宋慶齡聽後嚴肅地說：“禮品是我私人送的，費用應由我開支。一個人做事，要論理，論法。公就是公，私就是私。這樣公私不分，不是貪汙行為嗎？”後來，她請工作人員將餘下的綢緞全部退還給了上海友誼商店。

據宋慶齡的攝影師周幼馬回憶，每次拍攝的照片，宋慶齡總要先洗小樣，然後一個人坐在房間裏，拿著放大鏡一張張仔細挑選，選定後才按要求尺寸放大。洗好後的照片連同底片一並交她保存。盡管周幼馬每次都告訴她，這是用公家的相機和膠卷拍攝的，宋慶齡仍堅持自己付費。

“文革”前，國家考慮到她的情況，在工資外還給她增發了一些活動費用。“文革”時，她將活動費退還了國家，所有的開支就僅僅依靠工資了。

１９７５年，黨中央出於對宋慶齡生活的關心，批準給她３萬元的生活補貼。秘書寫信向她報告了此事。她立即給秘書寫了一封短信，表示謝絕這筆補助。信是這樣寫的：

杜同誌：

你的信收到了，請代向中央負責同誌謝謝他們的好意，但我決不接受的。我的工資５７９元整，超過別人的工資多倍了。在“文化大革命”時我就有些感覺，因此退還一些錢了。這次有幾個人需要幫助、付醫院賬等，因此超過了我的預算，否則是完全夠用的，請不要代收補助費了。謝謝。

宋１９７５．１１．１９

至於說私人的財產，宋慶齡可謂是兩袖清風。她生前依靠工資生活，唯一額外的收入是稿費，可她大都捐獻給婦女和兒童慈善事業了。她沒有什麽個人財富，以致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時，為了營救外國朋友有吉幸治，她不得不翻找出珍藏多年的、自認為還有些價值的母親的結婚禮服，送給友人家屬，讓他們拿去變賣贖人。

宋慶齡雖然沒有留下什麽遺產和財富，但她清正廉潔以及不求索取、隻求奉獻的精神，卻是留給後人的一筆價值連城的財富。今天，宋慶齡的名字已成為社會認同的公益、慈善、教育、福利事業的精神象征，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幼兒園、學校、醫院、公益社團等遍布祖國大地。

毛線護腿與“八卦衣”

宋慶齡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說：無論是居家還是外出參加國務活動，她都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她的服裝，款式、色調總是搭配得那麽和諧得體。逢外事場合，她必精心化妝，極少素麵會見客人。直到晚年處於病弱之時，她對裝束梳妝仍一絲不苟。她認為那是對客人的禮貌和尊重。許多來訪的外國友人對宋慶齡雍容大方的風度、完美無瑕的形象讚不絕口，稱譽她是中國婦女真誠、美好的代表和象征。

然而，她又是一個十分儉樸的人。她平日的裝束很樸素，經常穿的便裝和布鞋都是保姆自己做的。身邊的護士還注意到，她的幾件穿瘦了的便裝和睡衣兩邊都接了布條；領口和袖子磨破了，補了很大的補丁。自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以後，她就很少做新衣服了。隨著年紀漸大，體形發生了變化，原來的旗袍顯得瘦了，她就在左右兩邊的接縫處對稱地加上一條料子，繼續穿。在她的衣櫥裏，就有不少上衣和旗袍是加了條的。

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曾親眼看見宋慶齡穿著一件接條的黑色繡花旗袍參加活動，但由於縫接精細，熨燙平整，一般人是很難看出其中奧秘的。如今，這件黑色繡花旗袍，就陳列在她故居的第二展室裏。

宋慶齡患有風濕性關節炎，經常感到腿疼，特別是她習慣淩晨起來辦公，天氣清冷，很容易受涼。為了保護身體，宋慶齡因陋就簡，找來三種不同顏色的舊毛線，拚織成了一副毛線護腿。工作之餘，她還和保姆一起，用２６塊碎布拚成了一件棉背心。她很喜歡這件背心，經常穿在身上，護背保暖，還風趣地稱之為“八卦衣”。

在故居的陳列品中，新陳列了三條手帕。它們都是宋慶齡當年用過的。手帕的角上，繡著她專用的“Ｓ”字母。其中一條較新的手帕，是她在公眾場合用的，平時用的兩條已很薄舊，但她一直都舍不得換。

在她的臥室裏，使用的家具都很陳舊。一個自她結婚時就用的梳妝鏡，鏡麵兩邊的水銀都脫落了。工作人員曾勸她換一個，她說：“中間那鏡麵不是還好嗎？”一直用到她去世。

書桌旁有一個造型古老的落地燈，燈罩用破了，她和保姆找來一塊舊窗簾布，重新縫製了一個布燈罩，繼續使用下去。就連桌腳邊竹篾編的字紙簍，因使用年頭過久，邊口都散開了，她仍在用著，舍不得丟掉。

俗話說：觀其物，識其人。從這些貼近、環繞她身邊的普通衣物和用品，就能看到一個自然、本色、樸素的宋慶齡。

鴿子被首長們“不經意”地放飛了

眾所周知，宋慶齡喜愛鴿子。自遷到後海北沿４６號後，宋慶齡就在北山前建起了鴿房，最多時有近百羽鴿子。空閑時間，她經常端著一個小笸籮，用麵包屑和綠豆攙和自做的鴿食，親自來給鴿子喂食。

聽到她吹的口哨，鴿子就會應聲飛來，落在她的周圍，甚至她的肩上。有幾隻調皮的鴿子，有時直接從女主人的手裏啄食。這是宋慶齡最開心的。曾有一張宋慶齡喂食鴿子的照片，就是當時真實情景的記錄。

宋慶齡最早養鴿子，大概可以追溯到她與孫中山共同生活的時期，因為孫中山也喜歡鴿子，她們的上海寓所很早就飼養了鴿群。而說起在北京養鴿子，這裏則有個小故事。

那是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初，宋慶齡當時還住在北京的方巾巷。一天，兩隻迷路的鴿子飛進了宅院，管理員小張收養了它們。幾天後，宋慶齡從上海回到北京，小張向她報告了這件事，並請示她如何處理。宋慶齡高興地讓他建個鴿舍，把鴿子飼養起來。從那以後，鴿子一天比一天多，有從市場上買來的，也有國內外友人贈送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就曾經送給宋慶齡一對通體純白的名鴿。

在後海住宅，宋慶齡曾飼養過一隻漂亮的觀賞鴿，頭頸和胸前生著亮紫色的羽毛，她十分珍愛。後來這隻鴿子老死了，她很傷心，自己到院子裏把它埋葬。以後她在招呼鴿群時，常喚這隻鴿子的名字，群鴿就會一齊向她飛來，安慰它們的主人。

“文革”開始後，養花養鳥被斥為“玩物喪誌”。宋慶齡心情十分沉重，下令處理掉飼養的鴿子。工作人員知道她那麽喜愛鴿子，處理絕非她的本意，就沒有執行命令。

後來，宋慶齡還是把大部分鴿子分送給了中央幾位領導人。這些與她素有交往的領導人，同樣理解她的心情，沒有一人食用鴿子。幾天之後，這些鴿子都被首長們“不經意”地放飛了，認家的小精靈們又回到了鍾愛它們的主人身邊。

宋慶齡喜愛鴿子，就是對鴿子的形象，她也有特殊的偏愛。

宋慶齡一生很少佩戴飾物，她珍藏在身邊的幾枚胸針，其中有一枚上麵就雕刻著鴿子的形象。１９５２年，宋慶齡和郭沫若發起召開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她被推選為大會執行主席。這次會議的文件夾上繪有畢加索的畫作“和平鴿”，宋慶齡非常喜愛這個鴿子形象，把這個文件夾放在她的辦公桌上很長時間。

１９６０年１月號的《中國建設》雜誌，封麵是一個梳羊角辮兒的可愛小姑娘懷抱一隻雪白和平鴿的木刻畫。宋慶齡看後，高興地給編輯部寫信說：“我很喜歡這期雜誌，特別喜歡這一期的封麵。”

在周恩來病重的日子裏，宋慶齡飼養的這些鴿子和鴿子蛋發揮了作用，它們作為當時稀罕的高蛋白營養品，被送給總理補養身體。

宋慶齡喜歡鴿子，不僅因為它們文雅、溫順而執著，更因為它們象征著和平。可以說，和平，才是宋慶齡畢生的追求！

對被迫害致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他的家人充滿了同情

“文革”開始後，把自己封閉在寓所中的宋慶齡，盡管被冷落、被另眼看待，但她仍不顧自己的處境，盡力去關心老朋友、老戰友的安危，幫助他們解除危難。

在故居的展室裏，新陳列了一份證明信。那是１９６８年宋慶齡頂著壓力、擔著風險為久居中國的新西蘭作家路易·艾黎寫的證明。

她在證明中寫道：“我從１９３２年起就認識路易·艾黎。他為中國做了貢獻，幫助我們保衛國家。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是他在內地創辦了工業合作社，幫助我們培養年輕的一代。為了這項工作，他甚至犧牲了好職業。當白色恐怖籠罩上海的時候，當中外特務追索共產黨員的時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為共產黨員的避難所。當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的時候，是他在甘肅等地不怕任何艱苦的生活條件，為中國人民工作著。解放以後，他支持我們的文化革命運動，寫了很多的書、詩與文章。當世界和平委員會派他去外國時，他為我們演講和辯論。解放前和解放時，我都了解他。我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位誠實、忠誠、不屈不撓的朋友。我極端相信他。他和白求恩大夫一樣，是國際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的信徒。”

路易·艾黎後來曾十分感激地說：“孫夫人宋慶齡在‘文革’中親筆為我寫了一份證明書，使我免遭懷疑和迫害，也使我的家人得到了保護。”

對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他的家人，宋慶齡更是表示了極大的同情。據宋慶齡解放初期的秘書羅叔章回憶：在全國剛掀起打倒劉少奇的高潮時，宋慶齡常請羅到她寓所來說話。她曾疑惑地問羅：“原來是偉大的革命家，突然變成了反革命，有這樣的怪事？對劉少奇這樣的老革命家，怎麽可以這樣對待呢？”

有一天，她坐車外出，當看到滿街的大字報和“造反有理”的大標語時，不禁口中默語：“造反，還有理？”看到一些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她的臉上更表現出不解和疑慮。

“文革”前，宋、劉兩家的私人關係很好。劉少奇曾對夫人王光美說，宋副主席是位偉大的婦女，她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不畏強壓，堅持革命，同全家都斷絕了關係，我們應該多給她一些家庭的溫暖。

他們知道宋慶齡非常愛孩子，就常讓自己的孩子給她寫信，還寄去圖畫、手工作品等。宋慶齡曾邀請王光美帶孩子去她的寓所玩，對孩子們自稱“宋媽媽”。每到聖誕節、新年前夕，劉少奇的孩子們就自動給宋媽媽製作和寄去賀年片。宋慶齡很喜歡孩子們的這些禮物，給他們寫充滿感情的回信，鼓勵他們進步，還贈送每個孩子筆記本、糖果、小點心等禮物。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底，劉少奇全家已處於逆境，但他們仍收到了宋慶齡給幾個孩子的賀年片、日記本和糖果，一切與往年一樣。這是對受害者最珍貴的同情和支持。劉少奇全家看著那熟悉、剛勁的筆跡和給孩子們的無比親切的“宋媽媽”的簽名，猶如荒漠中飲到了一口甘泉，感到溫暖和慰藉。

１９６７年後，劉少奇和他一家受到了更嚴重的迫害和摧殘，全家被逐出中南海，弄得妻離子散，天各一方。孩子們千方百計打聽父母的下落，萬般無奈，他們隻好給宋媽媽寫信。宋慶齡不怕擔風險，立即把信轉給了毛澤東，同時，又盡她所能，努力保護孩子們的安全，照顧他們的生活，鼓勵他們好好學習。直到１９７６年，宋慶齡還讓身邊的工作人員給劉少奇的子女轉送物品。

一道紅白酸辣“國共合作湯”

粉碎“四人幫”和“文革”的告終，使宋慶齡和全國人民一樣無比歡欣。她預感到，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了。從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１年，是她生命的最後５年。在這５年裏，宋慶齡的公事活動和著述為數日增，非常忙碌，為國家做了許多事情。

為慶祝１９７９年國慶３０周年，宋慶齡發表了一篇文章。她在文中深情地寫道：“在舉國歡慶祖國偉大節日的時刻，我不能不想念台灣的骨肉同胞。３０年了，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業還沒有完成，哪一個中國人不感到身有責任呢？”

祖國統一，是宋慶齡畢生所追求的事業。盡管她當時年事已高，體弱多病，但仍不遺餘力地想努力促進國共第三次合作，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她運用自己與美國及台灣的特殊關係，運用個人與當時台灣掌權者及有影響人物的親屬關係，從多方麵進行這項工作。

有一次，宋慶齡在家中招待一批外國友人，席間上了一道她親手做的酸辣湯。這個湯是用豆腐和雞血塊切成細長條做成的，紅白相間，還有幾葉綠色的香菜飄在上麵，色香味俱全。宋慶齡一邊笑著看客人們品嚐，一邊風趣地用英語說：“這個酸辣湯，雞血是紅的，豆腐是白的，我們且把它稱為‘國共合作湯’吧。”

宋慶齡在宴客時談及國共合作不止一次。在早期的革命歲月中，宋慶齡曾是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忠實助手，極力促成了國共的第一次合作。

１９３６年“西安事變”後，她又和中國共產黨人同心同德，力促國共實現了第二次合作。

現在，一生心係祖國的她，借菜妙喻，吐露內心，她希望在有生之年早日看到國共兩黨的第三次合作，期待著海峽兩岸炎黃子孫的團圓，並盼望自己也能與同胞弟妹們相聚！

１９７２年，中美關係“解凍”後，宋慶齡逐漸與海外親友取得了聯係。最令她高興的是，她和最要好的小弟弟宋子安的遺孀婷婷取得了聯係。另外，她還十分懷念已去世的大弟弟宋子文；關心宋子文的遺孀勞拉；牽掛寓居美國的二弟宋子良。對妹妹宋美齡她也非常思念，希望宋美齡能來北京相聚。她曾對鄒韜奮的夫人沈粹縝說：“如果美齡來了，覺得住在家裏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釣魚台（國賓館）去。”她把許多細節都想到了。

宋慶齡和兒媳陳淑英及孫子、孫女取得聯係後，得知她們非常渴望了解她和祖國大陸的心情，就親自每月給他們寄去《中國建設》雜誌。

每當她的親屬中有婚喪嫁娶之事，哪怕相隔萬裏她也會傳去自己的心意。陳恕的父親陳行是宋慶齡的表親，曾任國民黨中央銀行副總裁，宋慶齡始終如一地像朋友般待他，成為他非常欽佩的人。後來，宋慶齡又把情誼轉到陳行的後輩身上，對陳恕一家非常關心。

陳恕的兒子在美國不幸死於車禍，宋慶齡即去信安慰，告訴他們：“最能克服悲痛的辦法是工作，工作，再工作。”陳恕的二兒子結婚時，她又發去電報祝賀。再後，陳恕的大孫女出生了，她不僅為他們高興，還送去了漂亮的衣服。陳恕全家人說：“我們真心實意地愛她。”

宋慶齡這樣真心誠意地對待海外親屬，化解著曆史積怨，也使更多的海外同胞為祖國的統一大業而努力。

“我親愛的管家患了可怕的疾病……”

在宋慶齡最後的歲月裏，她的皮膚病發作得很厲害。那些日子，她不僅忍受著自己身體病痛的折磨，還因身邊最親近的保姆李燕娥重病，精神上加倍蒙受著苦痛。

李燕娥是廣東中山人，從１６歲就來到宋慶齡身邊，陪伴了宋慶齡整整５３年。她雖然沒有文化，但愛憎分明、性格爽朗。解放前，在重慶、上海等地，國民黨特務多次用金錢收買她，用介紹對象誘惑她，想通過她來刺探宋慶齡的情況，但李燕娥對宋慶齡忠心耿耿，絲毫不為所動。宋慶齡稱讚她是“不拿槍的警衛員”。解放後，她盡心竭力地照看著宋慶齡在上海的寓所和那些孫中山留下來的遺物。

宋慶齡從不把李燕娥當作“下人”，而視她為家中的一員。李燕娥比宋慶齡小了近２０歲，但卻一直被稱著“李姐”。吃飯時宋慶齡與她同桌，並且讓她坐在主人的位置上，自己則坐側座。李燕娥身體比較胖，宋慶齡又讓人專門改製了一張矮床，方便她休息。

解放後，宋慶齡住北京時間居多，為了撫慰李燕娥的思念之情，宋慶齡把自己的照片和北京寓所主樓的照片寄給她。李燕娥把照片擺在自己的房間裏，以便隨時都能看到。有一次李燕娥受了傷，宋慶齡十分擔心，專門指示上海的同誌抓緊為李燕娥療傷，還專程趕到上海看望。

宋慶齡為李燕娥想得非常周到、細致。她經常送一些小禮品給上海寓所的工作人員，每次總是專門準備一些火腿、廣東臘腸等家鄉食品，帶給李燕娥。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８日，宋慶齡專門給上海寓所的管理員周和康寫信說：“現在委托你辦一件事：舊曆１０月１０日是李燕娥的生日。她在我處服務快４０年了，我應該對她忠心耿耿的工作有些表示。請你在９日那天代買一隻熟的大油母雞及８斤蘋果、２斤香蕉送給她（連同這張賀片）。多謝你！”

１９７９年，李燕娥患了子宮癌，宋慶齡萬分焦急，親自把她從上海接到北京，不僅請人照料她的生活，還囑咐身邊的工作人員要像對待她一樣來照顧李燕娥。

她還請來最好的醫生為李燕娥診治。當醫生確定她的癌變已到晚期時，宋慶齡十分傷心。她壓抑著悲痛之情，盡可能抽出時間陪李燕娥聊天，以緩解她的痛苦。當時北京的青菜很少，她怕李燕娥不習慣，就請人想辦法多買些新鮮蠶豆來補充。為了增加營養，宋慶齡特別吩咐每天要讓李燕娥吃雞肉，喝雞湯。

對於病重的李燕娥，宋慶齡心情十分沉重。她曾給馬海德寫信說：“我親愛的管家患了可怕的疾病，使我十分心煩意亂。她跟隨我５０年了，她是那麽的忠誠，也是我最可信任的朋友。我害怕她很快會死去……她躺在床上全然不知真正折磨她的是什麽病痛！我是如此悲傷和六神無主……”

第二天，她又寫信給愛潑斯坦：“近日來我為李姐（我５０多年的伴侶和管家）病重而極感心煩意亂。她不僅是我的助手，更勝過我的親人……”

如果不是親眼讀到這些信件，簡直難以想像，在任何巨大的壓力麵前都不曾懼怕、不曾退縮的宋慶齡，為了李燕娥竟會流露出如此強烈的悲傷。

１９８１年２月，在焦慮的煎熬中傳來了李燕娥病逝的消息，宋慶齡頓時熱淚盈眶。當李燕娥的骨灰盒被送到宋慶齡住所時，她迎上去，把臉緊緊貼在骨灰盒上，不住地撫摸著，親吻著，淚水點點滴滴灑落……

在李燕娥骨灰移送上海那天，宋慶齡支撐著病體，親自把骨灰盒從自己的臥室裏抱出來，步履蹣跚地從樓上一直送到門口的汽車上。事後，她給一位友人寫信說：“我痛心地告訴你，我親愛的管家和同伴李燕娥……因患癌症逝世……我可憐的燕娥在幾天前由一些信得過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將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後，將長眠在我忠心的同伴旁邊。”

為了李燕娥的後事，宋慶齡特意寫信給秘書說：“我一直答應讓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墳的邊頭，要立她的碑。我以後也要埋在那裏。”並要求：墓碑“和李姐要做同樣的”。為此，她還專門畫了一張草圖。

就在李燕娥去世１００多天之後，宋慶齡亦不幸病逝。宋慶齡的骨灰被送到了上海萬國公墓宋氏墓地，就是今天的宋慶齡陵園。陵園中間，是宋慶齡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合葬墓，東側是宋慶齡墓，墓碑上刻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同誌之墓”。西側對稱位置，是形狀相同的李燕娥墓。墓碑上刻著“李燕娥同誌之墓——宋慶齡敬立”的字樣。

一位偉大的國家領導人，能和自己的保姆以同樣規格埋葬在同一塊墓地上，這在全世界或許也是唯一的。這是宋慶齡獨有的情懷，是她一生人性光輝的再現！在宋慶齡眼中，人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主仆上下之別，忠誠、信任，日久天長和勝似親人的情感，才是最彌足珍貴的！她滿足了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心願，也為世界留下了永恒的人性之光！

“我接受這個學位，並不是為了我個人……”

在宋慶齡病逝前的２１天，她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麵。那時她患了絕症，身體極度危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再一次支撐了她，使她為加拿大友人留下了極其美好的形象，為祖國贏得了榮譽。

自１９８１年初，宋慶齡就經常發燒，身體很虛弱，醫生確診她患了慢性淋巴性血液病。５月初，從異國傳來一個消息，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決定授予宋慶齡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有關部門考慮到宋慶齡的身體狀況，曾建議由對外友協會長王炳南代表她接受學位證書；或在宋府搞這個儀式，以免她路上勞累顛簸。宋慶齡謝絕了這些好意，堅持要自己來接受這個學位，而且要去人民大會堂。她說，這不是我個人的事，它關係到國家的榮譽和友誼，同時也是對遠道而來的客人的尊重。

５月８日清晨，她早早起了床，頭發梳得一絲不亂，衣服穿得大方整潔，服一些藥物後，被醫務人員扶上了輪椅，護送到了人民大會堂。

儀式開始後，樂隊高奏中加兩國國歌，身著禮服的維多利亞大學校長霍德華·佩奇博士親自把榮譽法學博士證書送到宋慶齡手上。致答辭時，宋慶齡沒有用事先準備好的錄音，而是臨時找來一份中文稿，以驚人的毅力，用清晰流利的英語親自演說。她說：我接受這一學位，不是為了我個人，而是把它看成是你們對中國人民的崇敬和友誼的象征。

近２０分鍾精彩的演講、溫和燦爛的笑容、雍容大方的舉止，博得了加拿大客人的尊崇和敬重！外人也許難以想像，她已是一位連續臥床多日的危重病人。儀式剛圓滿結束，宋慶齡便疲憊地倒下，後被抬上擔架送回了寓所。

她的老朋友路易·艾黎曾寫詩讚道：

有誰比她更有資格享有這一稱號，

又有誰像她那樣終生為真理而戰，從不彷徨。

孫逸仙博士的精神活在她的身上……

當晚，按照禮節，宋慶齡要舉行家宴款待加拿大客人。雖然她病重臥床，不能親自出席，但隆重的家庭宴會，仍在樓下大餐廳如期舉行。來自北京飯店的廚師、服務員們，為加拿大客人精心製作的中國菜肴，贏得了賓客們的一致讚許和好評。

事後，病榻上的宋慶齡還不忘請秘書代筆，特給北京飯店寫了一封感謝信：“５月８日的宴會，得以順利完成，外賓歡欣地告別，有賴於你們所出的一份力量。我特地致謝並祝你們的業務在世界上贏得好評。”信後，她還專門附了一份參加服務工作的人員名單。

這樣的行為舉動，在宋慶齡的一生中是自然平常的，而她能將這美好品行一直展現到生命的最後時刻，則是不平常的。

最後的事情最後的歌

５月１２日清晨５點，病危中的宋慶齡突然掙紮著從床上坐起來，對守在身邊的保姆鍾興寶說：“扶我起來，我有事要做。”兩個服務員攙扶著她來到書房後，她請鍾興寶準備好筆墨。原來，她曾答應鄒韜奮的夫人沈粹縝，要為《韜奮手跡》題寫書名。

她集中了全身的力氣，寫了一幅，但由於體弱，手抖得厲害，寫得不理想。於是，她又一次使盡力氣寫了一幅，供沈粹縝選用。寫完後，保姆扶她上床躺下。她說：“我現在放心了。”這是她一生中最後一幅題詞。

還是在這一天，宋慶齡特別安排了一次宴會，專門酬謝精心護理她的醫護人員。盡管日夜守護在她身邊的保健醫生顧大夫和吳護士長知道她的病勢危重，心情難過，但為了讓她滿意還是赴宴了。宴會結束後，鍾興寶到樓上的臥室向宋慶齡報告。宋慶齡躺在床上，拉著鍾興寶的手說：“這一件事，我總算稱心了。”

又過了幾天，她再次從昏迷中醒來，用微弱的聲音說：“我怎麽聽不見小安的歌聲了？看樣子我的病很重了。”守在身邊的護士趕忙去找多年來為她照管花木的管理員小安，說首長想聽你唱歌呢。

小安的心情和大家一樣焦慮、沉痛，怎麽還有心情唱歌呢？但他知道，宋慶齡喜歡聽他唱歌。在以前的日子裏，年輕的小安經常一邊在庭院幹活，一邊小聲哼唱著歌兒。有一次，宋慶齡散步時從他身邊走過，說：“小安，你唱得好聽，大聲唱吧。”

從此，小安幹活累了，就坐在廊沿下大聲唱一段他喜愛的歌。宋慶齡有時在樓上書房聽到了，就用錄音機錄下來。有一次，宋慶齡還特意拿了麵包、汽水，走到小安身邊說：“你幹活累了，吃了這些再幹吧。”然後，她微笑著看小安把麵包和汽水消滅掉。

此刻，小安強忍著悲痛，鎮靜下來，站在通往樓上臥室的樓梯口，唱起了宋慶齡喜歡聽的歌：電影《怒潮》插曲“送君送到大路旁”、陝北民歌“高樓萬丈平地起”等等。

歌聲傳到了樓上，宋慶齡聽到後，臉上有了笑意，輕輕說：“我聽到小安的歌聲了，我的病快好了……”

沒過多久，她又昏迷過去，再也沒有蘇醒過來。

最後的宋慶齡是在平和、安祥中走的。她為自己的親密友人、辛勤工作的醫生護士們盡了最後一份心意。她也聽到了給她憧憬、慰藉的歌聲……

未與孫中山合葬之謎

宋慶齡在北京病逝後，有人猜測：一生追隨孫中山的宋慶齡，一定會與孫中山先生合葬。

出乎猜測者的預料，宋慶齡的遺體在火化後的第二天，骨灰就用飛機被運往上海，安葬於萬國公墓的宋氏墓園。這樣做完全是尊重宋慶齡生前的囑托和安排的。

對於宋慶齡為什麽沒提出葬於中山陵這個問題，曾受黨中央委托全權負責安排宋慶齡後事、並與她有世交稱她為“叔婆”的廖承誌說：“她想也不曾想過這些。”廖承誌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釋說：“她的一生地位崇高，但她從未想過身後作什麽特殊安排。中山陵的建造構思，她不曾參與過半句，也不願中山陵因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為此花費國家、人民的錢財。”

據宋慶齡的秘書李雲回憶，宋慶齡曾對她說過：“孫先生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他是偉大的革命家，受到人民的瞻仰，我不應該去沾他的光。”

在病重時，宋慶齡特向守護在身邊的沈粹縝和保姆鍾興寶交代：“如果我有什麽問題，就去上海，去我父母安葬的萬國公墓。他們旁邊共有六個穴位，希望我們姐妹兄弟安葬在一起陪著父母。現在看來隻有我一個人可以陪著父母了。在那裏，朋友們會比在高聳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紫金山是隻為真正偉大的人物服務的。”

宋慶齡的一生，和她最後的決定，表現了她的忠誠、她的謙遜。她一生始終不渝地懷念孫中山，但她從來沒有想從“孫中山夫人”的身份中得到什麽好處，相反，她為了這個身份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有研究者認為，宋慶齡把她身後的安葬看成“私人的事情”，安排與她的父母及家人、與終身為她服務的“李姐”葬在一處，符合她的思想和性格邏輯，是可以理解的。

宋慶齡懷著某種歉疚依戀雙親，尤其是她的母親。年過８０歲之際，宋慶齡曾在一封私人信函中述說自己２２歲時在上海不辭而別，投奔流亡在日本的孫中山並與他舉行婚禮的事：“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別信後，就乘下一班輪船趕到日本去，想勸我離開丈夫，跟他們回來。我母親哭著，正患肝病的父親勸著……盡管我非常可憐我的父母——我也傷心地哭了——但我拒絕離開我的丈夫。”

而當國民黨中有人竭力否認她的孫夫人地位時，宋慶齡表示：“他們可以說我不是孫夫人，但沒有人能夠否認我是父母親的女兒。”《宋慶齡傳》的作者愛潑斯坦分析說：“這可能最早透露出她的一種想法，這種想法使她在病危時提出要同父母葬在一處的要求。”“文革”中，她父母的墓地遭到嚴重破壞，後來經總理參與才得以修複，這也許更促使她想要永久地陪伴在父母身旁。

還有人認為，宋慶齡對於身後事的決定，表達了她一生追求婦女獨立解放的思想。早在１９１３年她在美國威斯利安女子學院讀書時，就寫下了《現代中國婦女》一文，提出婦女將與男人並駕齊驅的思想，認為不僅中國革命成功離不開婦女，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如此。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１９５３年底，宋慶齡在一次重訪武漢時，曾親自為風景秀麗的東湖邊上的九女墩題詩。九女墩是為紀念太平天國時期慘遭殺害的太平軍九位女戰士而立的，為避清廷破壞，故不稱墓而稱墩。這首詩成為她一生中為數不多的詩作之一。詩中寫道：

在這裏我們偉大祖國的中心，遠在過去很久的日子裏，有九個無名的中國婦女，不肯屈膝不願低頭，她們反抗，為了人民，她們獻出了一切，為了人民。

在這裏我們偉大祖國的中心，在她們之後的年代裏，更有千萬像她們似的繼承者，燃燒著革命的火焰，裹紮起戰鬥的創傷，在人類新時代的歌聲中，向前邁進，她們同樣地無名，她們獻出了一切，為了人民。

在這裏我們偉大祖國的中心，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我們為那九個無名的婦女，樹立起碑石，為了景仰她們，也為了景仰所有的中國婦女，我們今天紀念著過去，為了瞻望到將來，我們今日正在建設著明天，為了所有的人民。

這首詩歌充滿了激情和濃重的曆史感——中國婦女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首詩也是她內心世界的反映，是對革命、婦女地位和人類進步的深厚關切的表白。這首詩由何香凝親筆書寫後刻在石碑上。後來，宋慶齡把詩文拓片用鏡框鑲好，一直懸掛在她寓所的書房中。

宋慶齡還在一篇題為《中國婦女爭取自由的鬥爭》的文章中提出：“有一天，婦女將不再以偉人的妻子與昵友的身份，而憑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參加國家的活動。”這實際也是她個人的一個心願。

從宋慶齡對身後事的安排來看，作為一件私事，也許是她想去實現“不從屬於偉人”這一樸素願望的舉措吧。

《黨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