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英自述戲夢人生 絕代風華紅遍上海(組圖)

    黃宗英1925年7月13日出生於北京。祖籍浙江瑞安。

    1941年初秋，應長兄黃宗江信召到了上海，在黃佐臨主持的上海職業劇團打雜，不久在《蛻變》中代戲上場，就此當上了話劇演員。1943年初，幽居北京大半年後，回上海國華 話劇團，因演出《甜姐兒》等青春劇，走紅上海灘。次年返回北京。

    1947年夏，應陳鯉庭導演之邀到上海，為中央電影二廠拍攝《幸福狂想曲》，與趙丹、顧而已合作。1952年，參加拍攝趙丹主演的《為了孩子們祝福》。1956年，參加拍攝陳西禾、葉明導演的《家》，在其中飾演梅表姐。等等。

    1960年起，開始深入農村生活寫報告文學，作品有《特別的姑娘》《小丫扛大旗》《新泮伯》等。1978年後，先後有《大雁情》《橘》《美麗的眼睛》《小木屋》等，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著作還有：《黃宗英報告文學選》《歸隱書林》《命運的分號》(合著)《半山半水半書窗》《平安家書》《上了年紀的禪思》《故我依然》《賣藝人家》(合著)《黃宗英自述》等。 

難得盛裝(1943年攝於良友照相館)。黃宗英覺得，一個演員在台下太閃光，上了台就不顯光彩了

文/黃宗英

    一個溫馨的家庭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在一個溫馨而自在的家庭，父親是總工程師。我有兩個姐姐、兩個哥哥和兩個弟弟。我母親是姐姐們的繼母——這關係可是在我九歲喪父之後，兩個姐姐幫著撐持家庭並且把我這個醜丫頭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我從親戚、鄰居誇我姐姐的話裏才知道的。我總覺得我們家無所謂“家教”。我爸爸活著的時候老沒大沒小地攛掇著我們上樹、爬牆，還拿他當大馬騎，並常年在戲園子裏訂包廂帶全家看戲，孩子們在學校裏開同樂會演戲、演講、跳繩……爸爸都是最佳觀眾“追孩族”。父母從沒說過一句讓我們好好讀書的話，卻一個書庫、一個書庫地給我們買書：《萬有文庫》《中學生文庫》《小朋友文庫》……連描金漆綠題字的玻璃櫥門的書架子一起買回來(真格的，現在講究高消費了，倒連買個書架也費勁了)。姐妹兄弟辦起了“我們的圖書館”，還刻了章。我最喜歡整理書架，把書攤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本看過去。  

黃宗英主演話劇《甜姐兒》的劇照?一劇紅遍上海灘

電影《烏鴉與麻雀》劇照(1949年)，左三為黃宗英

    爸爸留給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們家從北京帶到青島去的王廚子患敗血症暴卒於醫院，爸爸說他是為我們家死的，出大殯時爸爸披麻打幡，我們全家白衣送喪厚葬於當地德國公墓。誰善待過我們家，我們都不會忘記，雖說俗禮答謝修書叩安這一套總記不得。

    “七歲看大”這句話對我不是沒道理的。我仿佛從未逾越過“家庭熏陶”這個圈兒。大哥宗江把癡迷於戲劇藝術的圈給我套上，妹子我也收下了。其實，一九四○年我十五歲踏上話劇舞台，隻因我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兒寡母日子過得淒清，我小小年紀整日做著養家孝母供兄弟上學的夢。我夢著去當護士，母親說當護士太苦了；我夢著去當文書，因為家裏有英文打字機，我會打，可人家嫌我小；夢見賣花，因為“小小姑娘清早起來，提著花籃上市場”的歌兒好聽；夢見吆喝著賣菜、搖撥浪鼓賣針頭線腦……反正自始至終沒做過當巨星、當文豪的夢。

1941年，黃宗英和大哥黃宗江在蘭心戲院後台的陽台上

    爸爸是孩子們的朋友和奴仆

    童年，爸爸是影響我最大的人。爸爸，好爸爸！人家都叫他老師。他卻是孩子們的朋友和奴仆。他早上九時上班，可天不亮就起來，笑眯眯看我們一個一個背著書包走出家門，才又去睡回頭覺。他總是帶我們去遊泳、去看燈、去放風箏……我小時候長得最難看，他就最疼我，老讓我跨在他背上騎馬馬、轉圈圈。

    我九歲時，爸爸病倒了，說是傷寒。一天深夜，我從熱被窩裏被叫起來，隻見樓上樓下，每個房間的燈都亮著，我被領到爸爸的臥室，爸爸正被人架著在大喘氣(長大後才知道是搶著在他斷氣前給換衣服，不然到了陰間是赤身裸體的鬼！其實爸爸才不信鬼。都是好心人瞎操持)。我覺著爸爸睜大眼睛看了看我，我叫爸爸，爸爸不應。大人叫我跪下，我不明白。從來是爸爸朝我下跪，讓我騎，騎。幹嗎這回要我跪？又不是過年！等大人把我按得跪下來時，隻聽得母親爆發出撕心的號啕。

    秋雨擊窗，秋風浸骨，我的馬馬自己跑了，我從此沒有馬馬騎了……

黃宗英的父親

    大哥宗江、老師、還有……

    再有，是我大哥宗江。他老是幹些我想不到的事，我最疼他。他十三歲時辦了個正正式式的鉛字印刷的報紙——《黃金時代》，我隻得投稿。他到上海演話劇，我也就跟著上了台。他戀愛，我就用才學的英文打字的本事，幫他打那長長的、我不太懂的情書。他遊海外，我就替他承擔長子贍養母親、扶持兄弟的責任。青少年時期，我們從不談心，卻彼此了解、篤愛。而今，年齡愈增而彌甚。

    再有，當然是老師！我最喜歡上具有老師風度的女老師的課，目不轉睛地望著她。還喜歡搖頭晃腦拖長腔抑揚頓挫地教古文的長髯老先生。老先生給我們上《祭妹文》，老淚撲簌，痛哭流涕。他的認真，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他傷心得好像是自己的妹妹死了。當時，我還想，我若死了，我哥哥也會寫一篇很好的《祭妹文》；或從此把筆扔了……現在，他祭我，我不忍；我祭他，他可能“笑場”(每次，我一本正經對他，他都“笑場”)。還是暫時誰也別祭誰，多寫些讓大家都不哭的作品吧。

    再有，再有：可多啦！不一定是哪一個人，可影響之深之久，畢生不忘，像顏色摻在了酒裏，撈也撈不出，揮也揮不去，那是國破家亡的恥辱(我小時候，每年要過多少個“國恥紀念日”啊！)，是水旱災害頻繁的國土、逃荒的人群、漂來的屍體，是期待光明的希望，是解放的喜悅，是藝人改變社會地位的昂奮，是被“專政”的驚愕……呀，已越出童年的範疇，但政治上的幼稚，於今始終未能逾越。

黃宗英的母親

    跟著媽媽姐姐織毛線

    我從小學著織毛線，並不是為著織娃娃裙之類弄著玩。爸死了，娘眼睛視力日益減弱；當年，我爸活著時，提倡“勞工神聖”“自己動手”，娘一聽爸的汽車喇叭聲，就去洗手絹，並常年給兒女們用鉤針鉤墨盒套。我們每個人上學都拎著變幻著不同顏色的墨盒套，同學們好眼饞。而今娘看字要把書報放在鼻子頭上。兩個姐姐一個在金城銀行當簿記，一個在山東齊魯醫院搞社會服務，在天津樹德裏二號的家裏除我之外，隻有四個光郎頭兄弟。我大約九歲時就用小竹針、亂線頭，彎來扭去先織小圍脖，後織毛襪子和無指手套了。我跟姐學會繞菊花，可沒學會鉤。我來不及學鉤花花，自打能熟練地織下針、不掉針，偶然掉針也能救起來之後，我就連忙上手給兩哥兩弟和自己織起毛衣毛褲來。不能說是織，是改，也就是補吧。

    一九三九年發大水之後，秋深，娘和我翻箱子，我找出大姐、二姐上中學時披的深紫紅毛線織的大圍巾，一條大概要用兩斤半毛線，還新著哩。我一鼓作氣全都拆了。大姐回家發了脾氣，娘哭了。我娘是大姐二姐的後娘(我沒這概念，因為大姐二姐從來疼兄、弟、妹)。我也哭了一場，但這一冬，五兄妹全都穿上了紫紅毛線不同花係列的毛衣——我少女時代的毛線活也到此落幕。

1931年在北京家中，黃家兄弟姐妹戴上麵具，早早過上演戲的癮(左起：宗淮、宗江、宗洛、宗英)

    沒有得到發展的天賦

    也許我此生沒得到發展的天賦是當個好主婦。十來歲時，入冬課餘要做五雙棉鞋幫，織五副手套、襪子，把五件毛衣拆洗更新加大。我幹什麽活兒都挺認真，和我猛然間被推上話劇舞台以及又演電影一樣——分內的事我必得做好；分外的、搭不上手的我也盡力試著去做。無論是多幕劇落幕之前我上場演一個不說話的新娘子，還是第一幕幕啟時演個走場子邊的民女，我都早早化好妝候場並守到謝幕。一九五九年我奉命專業創作，不坐班。自忖不坐班等於全天上班，自此除了三伏天我從來就不穿拖鞋了。也許是我又把演好角色寫出文章當緊針密線縫鞋幫了。是的，我此生原本隻想做一個好女兒、好姐妹、好妻子、好母親，而此一角色卻在個人際遇、民族興亡中衍化出種種情節。文法須知：情節者性格之曆史也。刪略情節種種，堪慰故我依然。

約12歲時的黃宗英攝於天津

    生活在夢想裏

    我從小生活在憧憬、幻想、夢想裏。

    當我走向生活，跟著大哥宗江到上海去演話劇，想掙點錢給哥哥弟弟貼補學費，我覺得自己像《小婦人》裏三姐佩斯般溫存懂事。更覺得投身藝術高尚莊嚴之至。十六歲的我，老想將來像法國女演員薩拉·伯爾娜一樣，演戲演到七十多歲，坐著輪椅上台。可我羞澀的行囊裏，沒有忘記帶洋娃娃、碎花布和雜色絨線，至今也時不時地向小外孫女募幾個可愛的小娃娃、小動物放在床頭和窗前。

    算起來，我入世甚早，但一直涉世不深。劇團和反動當局、審查機構、特務漢奸、地痞流氓、青幫紅幫、軍警憲兵……的種種周旋、麻煩乃至被捕坐牢，都是亞叔伯伯阿哥阿姐們頂著，我僅略知一二，感到驚險神秘蠻帶勁。

    四十年代中期，有一次在天津演戲，社會局點名要我單獨拜客，那年月話劇演員倒是從不進衙門拜見長官的，如此怎放心得下讓十八九歲花果朵般的小妹隻身入虎穴？可不去嘛，劇團不可能登記公演。幾十位演職員拉家帶口又怎麽活下去？！ 記得那晚阿哥們研究了一夜，我呼呼睡了一宿，第二天，方知劇團決定，佯作不懂，集體伴小妹進衙門拱手“您多關照，多關照”地轉了一圈，安全地出了衙門。這出戲，我隻演過這一回，印象極深，成為我日後扮演被舊社會黑暗勢力迫害的女伶、私門頭、外室等形象的薄弱的生活參照。

    ……

    是我的從小如戲若夢的種種經曆，使我總把戲、夢、人生分不清、掰不開。

相關鏈接：黃宗英：浪漫之魅

在哥哥黃宗江眼中，黃宗英的文章時有“發嗲”的痕跡，“好像是在和讀者談戀愛”。在老伴馮亦代眼中，黃宗英是“七十歲的人，十七歲的脾氣。”在舊上海的觀眾眼中，黃宗英是個柔媚清新的“甜姐兒”。在新世紀的讀者眼中，黃宗英是一個頭發花白仍然能夠全心“純愛”的女作家。

黃宗英，四十年代的著名演員，六十年代的報告文學家，九十年代她是浪漫故事的女主人公，世紀之交她書寫溫醇閑淡的散文，不小心成了暢銷書的作家。

或者她從來沒有考慮過守衛純真這樣的命題，她隻是遵從本性樂觀無畏地活著：在幹校，她精通農活，一頓吃六兩麵條外加兩個饅頭。“咽一口熱水瓶裏放了四天的剩水，掖著三本書去菜地，我熟練地搶救被鑽了心的卷心菜、花椰菜，菜葉兒菜心兒搶著和我說話，我忘了一切。”——這分明是個浪漫至老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