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作為總理，我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圖）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這是新中國曆史上一個凱歌行進而荊棘叢生的十年，尤其是1955至1959的五年，新中國經曆了坎坷，中國的政治、經濟舞台，都呈現出眾多莫測的風雲。在這個風雲舞台上，毛澤東、周恩來等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無疑是唱主角的人物。正因如此，我們從這些主角的側麵，可以摸到50年代中後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新中國的曆史的脈搏。

在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有這樣一些耐人尋味的話：

在1955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於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

1956年9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很成功。……大會堅持了1956年5月黨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

值得人們深思的是，《決議》中的這段話，還隱含了這樣一層意思：在1956年前後，由於冒進與反冒進的不同做法，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中共中央領導層中出現了兩種思路。

在大好的形勢麵前，頭腦開始發熱。毛澤東表示：我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在高指標上來以後，主持政府經濟工作的周恩來、陳雲等人，開始感覺到局勢發展的嚴峻性

自1953年開始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使新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到1955年，人們在正常而健康地發展著的國民經濟形勢麵前，開始產生對社會發展的過高的期望值。這種期望值，由人民群眾中延伸到中共領導層。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屆六中全會。會議根據毛澤東7月31日所作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會議討論的主題雖然是農業合作化問題，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卻不僅僅是農業問題。

這份《決議》的一些提法，讓人聞到了一點火藥味：

“麵臨著農村合作化運動日益高漲的形勢，黨的任務就是要大膽地和有計劃地領導運動前進，而不應該縮手縮腳。……情況根本變化了，但是我們有些同誌對於農民問題的看法卻還停留在老階段上，看不見現在農村中的兩條道路的尖銳鬥爭，看不見大多數農民群眾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

《決議》嚴厲地批評了在農業合作化發展問題上“采取特別遲緩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堅決收縮”觀點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在對待群眾積極性方麵的悲觀主義。

這種把黨內在合作化速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來批判的做法，無疑將助長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急躁冒進情緒。

對那種盲目樂觀、急躁冒進傾向的逐漸滋長，周恩來不是沒有擔憂的。

11月末，周恩來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進一步討論加快各項工作的速度，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在大好的形勢麵前，毛澤東和黨的某些領導人頭腦開始熱了起來。就在這次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表示：我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

毛澤東想通過批判黨內在農業合作化速度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即主張實事求是、穩步前進的意見，來達到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目的。他設想，到1956年，即可“達到80%到90%的農戶入社”；農業合作化後，又“可以迅速發展農業”，“在其初建的一二年內，一般可以增產20%至30%，往後還可以保持一定的增產比例，比互助組高，比小農經濟的增產率更高出很多”。農業生產“估計七八年後可以增產一倍”。

從農業合作化入手促使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進一步加快，這是當時毛澤東思考建設問題的主要戰略意圖。

在他的講話中，表露了對建設速度的一種著急，他說：

在我們黨內，特別是領導機關的思想，總是落後於實際。這種落後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反對右傾保守思想，這在中央各部門、地方各級黨委都是值得注意的。製定全麵規劃，接近人民群眾，可以使我們打破這個思想落後於實際的狀況。

12月27日，毛澤東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作序時，也充分表達了這種想法。毛澤東認定：

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澤東的這種急於求成的思想，並不是憑空產生的，這是與我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開展起來後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相聯係的，也是與國際形勢的發展相關聯的。當然，毛澤東的這一認識，並不是他個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黨中央的共同認識。最初，周恩來也是同意這種認識的。 1955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要求繼續在各項工作中反對右傾保守思想，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他還提出，黨的八大的準備工作應以這一內容為中心。

毛澤東的提法，周恩來最初也沒有不同意見，他表示：毛澤東主持製定的《農業十七條》是“一個推動力量”，政府的各項工作受到推動後“變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門也開始改變遠景設想中的一些指標，如鋼由1800萬噸修改為2400萬噸，我們原來設想在三個五年計劃中基本上完成工業化，“現在有可能加快這個速度，提前完成”。

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確定：“把反對右傾保守思想作為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問題”。

人們是在一片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聲浪中進入1956年的，從這年1月開始，中國人民迅速建成社會主義的熱情進一步高漲。

1956年1月1日，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審定的《人民日報》社論《為全麵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指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在1953年所規定的過渡時期總任務都將被提早完成。社論預言：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隻要到1956年秋天，我國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實現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化，並且在那時以後的不多幾年，基本上實現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化。

社論用“高山也要低頭，河水也要讓路”這類豪邁的語言，來讚揚全國人民急於想建成社會主義的心情。

當月，在全國農業合作化的高潮蓬勃發展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四十條》)。《農業四十條》要求，到1967年，糧食、棉花產量分別要由1955年的預計數3652億斤、3007萬擔增加到10000億斤、10000萬擔。這就是說，每年要分別以8?8%、10?5%的速度遞增。

應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12年內是無法實現這些高指標的。

農業遠景計劃中的高指標，迅速波及到工業、交通、文教等部門，催逼著它們必須相應地修改1955年夏國務院在北戴河所確定的比較接近實際的各項指標，並據此編製整個發展國民經濟的遠景計劃。

這股風一吹，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控製數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編製的各項指標被不斷加碼。

到這個時候，主持政府經濟工作的周恩來和陳雲等人，開始感覺到局勢發展的嚴峻性。為慎重起見，他們進一步冷靜思考、周密計算，結果卻是嚴重的不盡人意。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中的各項指標都過高，這將給經濟工作帶來極大的危害。

周恩來和陳雲是黨內較早地察覺到急躁冒進傾向的領導人，他們預感到，一個盲目冒進的局麵正在形成。

作為親密的戰友，周恩來等人對毛澤東有著最大的尊敬；作為黨的領導集體的成員，周恩來對黨中央的決議曆來是堅決執行的。但是，在黨和國家的命運前途麵前，一種本能的危機感和高度的責任心，促使周恩來等人站出來，提醒黨內尤其是領導層保持清醒的頭腦，力圖避免犯急躁冒進的錯誤。

在這種情形下，防止冒進，成為周恩來工作的當務之急。

計劃指標總是壓不下來，周恩來為此憂心忡忡。在建設思路上，毛澤東與周恩來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乎沒有過的分歧

右傾保守，固然是周恩來所反對的；但盲目冒進，卻是這一時期周恩來著重擔心的問題。他在許多場合的講話中都表達了這樣的擔心，甚至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的《政治報告》中這樣說：

我們應該努力去做那些客觀上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這樣做，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我們也應該注意避免超越現實條件所許可的範圍，不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

周恩來的風格，是既反右傾保守，又反盲目冒進。這種風格在國務院工作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2月8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討論《關於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幹事項的決定(草案)》 ，他給與會者一個強烈的感覺——經濟工作必須實事求是。

會上，他告誡大家：

“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麵。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

他還強調了社會主義建設中“條件”的重要性：

“條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緊，因為政權在我們手中，這是很大的保證。我們要使條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麽不好，這還能鞭策我們更好地努力”。

苦口婆心地勸說之後，他針對領導者的頭腦發熱，狠狠地說了幾句話：

“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12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

周恩來這種用冷水給頭腦發熱的領導人洗頭的做法，毛澤東未必能夠接受，毛澤東是反對潑冷水的。

從2月份起，周恩來開始動手壓縮一些經濟指標。

2月10日，在周恩來主持下，國務院常務會議同意李富春提出的對在工業高潮中產生的一些問題的解決意見，會議決定對1956年度計劃指標進行壓縮，其中：中央各部基本建設投資額削減6%，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由170多億元削減到147億元；雙輪雙鏵犁產量由500萬部削減到350萬部。

會後，國家計委根據會議的決定開始修訂《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

把高指標壓下來是艱難的事情，但周恩來對於壓縮指標態度是堅決的。他後來稱這次會議為“2月促‘退’會議”。

另一邊，毛澤東仍在促“進”。

3月5日，毛澤東聽取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手工業工作的情況，並作了一係列指示，第一條便說：

“個體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我覺得慢了一點。今年1月省市委書記會議的時候，我就說過有點慢。1955年底以前隻組織了200萬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這很好。手工業的總產值，你們設想在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每年增長10.9%，似乎低了一點。第一個五年計劃定低了，吃了點虧，現在可以不更改，你們要在工作中掌握。”

毛澤東的心氣很高，以致對10.9%的發展速度，他仍嫌“慢了一點”。雖然他隻是要國務院的人“在工作中掌握”，沒有要求馬上就往高處更改，但毛澤東的求快心理，立即造成了實際工作中急、冒的慣性。

由於急於求成思想的慣性作用，國家計委當時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15年遠景計劃綱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項指標仍居高不下。其中規定，到1967年，工農業總產每年遞增13.4%；糧食產量每年遞增7.4%(由於1953年到1955年糧食產量每年隻增長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須遞增8.2%)。

3月12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積極領導先進生產者運動的通知》，對工人們高定額的生產運動大加讚賞：

“大批工人打破了陳舊的定額，創造了新的更高的定額。中共中央認為我國工人階級這種以革命精神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表現是十分寶貴的。”

在這種形勢下，國務院3月25日下達了壓縮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盡管壓縮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標壓下來，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物資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經濟建設上嚴重的緊張局麵開始顯現出來：財政緊張，鋼材、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因過多地動用國家物資儲備，造成國民經濟緊張……

鑒於4月上旬以來國民經濟緊張的局麵，周恩來明顯地感覺到壓縮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仍然是一個冒進的計劃，據此規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建設速度的遠景計劃，自然也是冒進的。周恩來為此憂心忡忡。

周恩來憂慮的，還不僅在於計劃本身，他更擔心的是黨內某些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帶來的全黨的急躁冒進情緒。

4月份，周恩來多次召開國務院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研究經濟建設指標問題。他認為，盲目追加建設投資，必然帶來經濟秩序的混亂。為了掌握生產第一線的實情，他還親自到鞍山、撫順、天津等地視察鋼鐵工業的情況。

4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聽取李富春匯報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和15年遠景計劃的設想時，多次就正確處理重工業與輕工業、沿海與內地、國防建設和行政開支與經濟建設和文教建設、中央與地方、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等問題發表講話。

周恩來預感，這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係統總結，它將有利於對下一步的建設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4月2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借機闡釋了毛澤東所說的要正確處理的幾個關係，他解釋說：“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對的，但忽視了農業就會犯大錯誤。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對農業的忽視不能不影響到工業。”“重工業搞多了，輕工業就要少搞”……

4月25日至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問題講了話，進一步闡述了十種關係(即後來發表的《論十大關係》)。毛澤東的講話，引起周恩來極大的重視，他迅速在國務院係統作了傳達，並深有體會地說：

這十種關係也就是十種矛盾。關係到政府工作的地方很多。因此，政府部門要結合實際工作，準備用兩個月的時間進行討論。我們要認識客觀存在著的這些關係和矛盾，很好地處理這些關係，克服這些矛盾而前進。

不可思議的是，毛澤東在精辟地闡述十大關係的同時，又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筆大數額的基本建設投資的要求。這一點再次引起周恩來的不安。與會者除個別人外都表示不同意這樣做。

周恩來站出來直言相勸。他說：

我召開國務院會議研究過，如果還要追加建設投資，經濟秩序就要搞亂了，將會繼續加重物資供應的緊張程度，增加城市人口，還會帶來其他的一些困難。

毛澤東有他自己的想法，仍堅持己見。

會後，周恩來繼續利用機會向毛澤東耐心說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設投資的理由。遺憾的是，毛澤東沒有怎麽聽進去。

當時列席會議的胡喬木是這樣回憶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預算20個億，受到與會同誌的反對……會上，尤以周恩來同誌發言最多，認為追加基建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係列困難等等。毛主席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同誌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

在建設速度和思路上出現這樣大的分歧，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乎是沒有過的。對毛澤東，周恩來開始感到思想上跟不上，似乎也產生了一點陌生感；對周恩來，毛澤東也很難理解：人民群眾已經產生了熱火朝天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恩來同誌何以不去促使這種熱情進一步高漲，反而給予降溫?

《人民日報》的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完稿後，毛澤東認為，這是“尖銳地針對”他的。他幹脆批了三個字：“不看了。”

還沒等周恩來說服毛澤東，毛澤東便離京到外地去了。毛澤東走後，周恩來開始按照自己的思路，從實際出發反冒進。

1956年5月11日，周恩來主持有各省市負責人參加的國務院第28次全體會議。在會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進的策略：“事情開始做不要急。”並表明了自己對反右傾一事的態度：

“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來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決訂高了的1956年國家預算問題交換意見。在他的指導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

這份報告指出，經濟建設中“存在著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它提出：“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隻能招致損失。”

報告所表明的以周恩來為首的國務院反對急躁冒進的態度，是再明朗和堅決不過了。國務院的意見，得到了劉少奇的支持。6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會議，討論上述報告稿。周恩來代表國務院在會上介紹了半年來經濟建設中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和出現的不平衡問題。他再次明確提出：繼續削減財政支出、壓縮基本建設經費。

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中共中央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會議決定，製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

這次會議的結果，周恩來是滿意的，他的心情輕鬆了許多。

第二天，周恩來趁熱打鐵，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如何壓縮1956年那些不切實際的國家預算。他在發言中堅定地說：“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現在也有了反映。這次人大會上要有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

會上，李先念也指出：“今年財政預算看來是訂高了。”“我看現在下馬比年底下馬好。”

根據大家的意見，周恩來最後確定，按5%的比例削減國家財政預算，基本建設經費由147億元削減到140億元。

把“冒進”作為兩條戰線鬥爭的一方，把“反冒進”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這反映了這時的周恩來高出常人的膽識。反冒進，才是周恩來的主要目標。

周恩來等人的做法，得到劉少奇的同意。

6月10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了《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初稿)》，並批準了4日根據國務院意見提出的經濟建設方針。

報告雖然在黨內被原則通過了，但在黨的領導層中，思想上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不同意反冒進而要求進一步反對右傾保守的呼聲依然存在。有人不同意上述報告中有關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提法，認為這是與去年夏季以來開展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鬥爭精神相背離的，會引起思想混亂。

6月12日，周恩來和陳雲聯合主持國務院第30次全體會議，在討論通過《1955年國家決算(草案)和1956年國家預算(草案)》時，進一步統一國務院係統的思想。周恩來指出，我們提請一屆人大三次會議審議批準這一報告的目的在於，“我們可以以此檢查和推動政府的工作”。

周恩來的發言，講到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問題，但他的針對性，他的矛頭所向，明眼人一聽便知。他說：

從去年反保守到現在，注意了發掘群眾的積極性，所以各方麵都出現了高潮。……但也帶來了一些不實際的主觀主義的要求，帶來了急躁冒進。

去年12月以後冒進就冒了頭，因此，現在的情況和去年不同了，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冒進了!如果冒進繼續下去，又會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眾潑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數積極分子的要求當成群眾的要求。

三天以後，李先念代表國務院向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作了《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在中國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的會議上正式通過的報告中是這樣說的：

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

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隻能招致損失。

為支持國務院的工作，劉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一文，該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於6月20日發表。社論強調：

在最近一個時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發生了急躁冒進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計劃定得太高了，沒能充分考慮到實際的可能性。這是在反保守主義之後所發生的一種新情況。這種情況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

社論直言不諱地批評黨內許多同誌在去年開展反保守主義之後，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之後，在其頭腦中產生的片麵性和盲目冒進的思想。批評這些人“一切工作，不分緩急輕重，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俱興，齊頭並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就把一切事情辦好”。

社論還有所指地說：

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麵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麵各係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麵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麵逼出來的。

這種坦誠地承擔責任和反冒進的態度，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來、陳雲等人的正確主張。

社論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觀點提出：“在反對保守主義和急躁冒進的問題上，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應當根據事實下判斷，有什麽偏向就反對什麽偏向，有多大錯誤，就糾正多大錯誤，萬萬不可一股風，擴大化，把什麽都反成保守主義，或者都反成急躁冒進。”

但是，反冒進的矛頭，直指“上麵”，直指“領導幹部”，直接對著毛澤東有關加快建設步伐、反對保守主義的要求，這是毛澤東不能同意的。這一點毛澤東早就看出來了。社論初稿送給他看時，他隻批了三個字：“不看了。”這三字中所隱含的不悅，當時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後來，毛澤東曾專門讓人向中央工作會議印發這份社論的摘要，為表明他對這篇社論的強烈不滿，他在摘要上指示：

“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是尖銳地針對我的。”

毛澤東真是“一針見血”。隻因為反冒進的要求終究是基於實事求是的考慮，來自於實際工作的切實需求，所以得到了黨、政府、人民代表大會和黨員幹部的支持。對此，毛澤東也隻好暫時忍耐。

周恩來在修改“二五”計劃建議草案時，刪去了“多、快、好、省”一語，周恩來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對反冒進的言行有著內心極大的不快。毛澤東的基本思路是要“促進”。劉少奇同意周恩來、陳雲等人“促退”的想法。“促退”的人多了，毛澤東不便馬上表明自己的不滿。但毛澤東提醒：“要保護幹部同人民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

在反冒進的經濟工作方針指導下，從1956年下半年起，我國經濟建設又開始逐步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為下一步的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借助反冒進的成果，1956年7月以後，周恩來等國務院主要領導人開始著手修訂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9月份，中國共產黨將要召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周恩來被安排在會上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時間緊迫，必須盡早定下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二五”計劃各項指標。

周恩來和陳雲排除重重困難，不斷找各部委負責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冒進方案中過高的指標降下來，形成新的“二五”計劃方案。

7月3日至5日，周恩來連續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二五”計劃的第二方案。

在3日的發言中，周恩來指出：

第一方案冒進了。對今天討論的第二方案要精打細算，要搞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案，作為向八大的建議。這就需要打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

4日，在國務院會議討論以後，周恩來等人又到毛澤東處詳細研究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數字和方針。數字如何定，與計劃方針有著密切的聯係，周恩來在會上對數字的壓縮做了耐心的說明。

5日，周恩來繼續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就壓縮冒進數字等問題發言。他不斷地強調：農業生產指標算高了，其它一係列數字都受影響。搞假象是不好的，是危險的。在財政收支指標上，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長，是有困難的，應該壓下來。

經過近一個月的艱苦工作，到7月下旬，國家計委又拿出了“二五”計劃的第三方案。8月3日至16日期間，周恩來和陳雲在北戴河多次主持召開有關會議，討論修改“二五”計劃的第三方案，並進一步調整和核實各項指標。

經過反複磋商、修改，《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的建議(草案)》和《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修正稿)》已具備雛形。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在修改建議草案時，注意到了“多、快、好、省”這個口號的消極作用，他針對人們在冒進情緒下隻看重和追求“多”與“快”，忽視和忘記“好”和“省”的實際情況，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將原有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語刪除。這是周恩來在反冒進中最為勇敢和極具挑戰精神的行動之一。

然而，周恩來沒有想到的是，這一行動引起了毛澤東內心的不快。毛澤東欣賞的就是“多、快、好、省”，他的基本思路是要“促進”；而這一時期周恩來等人是在“促退”。“促退”的人多了，毛澤東不便馬上表明自己的不滿。

幾乎與編製“二五”計劃同時，為了做好“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的銜接工作，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也在周恩來的主持下抓緊編製。因為在中共八大後，他還將向八屆二中全會作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來在北京出席了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來於16日向大會作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

在報告中，周恩來從在執行“一五”計劃中的經驗教訓又一次談到了盲目冒進所帶來的危害。他強調領導經濟工作“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

在周恩來的報告中，的確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在談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時，他更多地提到的原則是：“使計劃既積極而又穩妥可靠”。

報告最後的要求是：全黨同誌要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糾正我們工作中的主觀主義思想和官僚主義作風”。

這次大會的成果是可喜的，大會根據國內主要矛盾的新變化，做出了黨和國家的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

八大以後，周恩來進一步抓緊領導製定1957年年度計劃。但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最初也是一個冒進的坯子。

為從理論上解決人們的冒進思想，他讓秘書範若愚替他查找馬克思關於“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隻要仔細考察就可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一段話的出處。範若愚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文中找到了這句話。周恩來從“老祖宗”那裏得到了理論上的根據。

為準備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從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來先後10次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檢查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磋商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控製數字。

在24日的會上，個別人對急躁冒進的危害性認識不足，仍然主張下年度的指標可以訂得高一些，認為：“1956年的計劃是冒了；但又因為執行計劃時鬆了，所以才形成到處緊張，投資分散，百廢俱興。”為了適應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即使計劃“出了些冒”，“在執行中也不應該鬆”。

周恩來不同意這種說法，當即指出：

冒、鬆、緊、分這四個字不能並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計劃冒了，遠景計劃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計劃帶起來了。因此，現在我們主要應該批“左”。

周恩來認為，主要的經驗教訓應該是頭腦發熱，建設速度盲目加快。

八屆二中全會開幕的前一天，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對三個星期來的討論作總結發言。他提醒人們：中國的建設要汲取蘇聯的經驗，“斯大林的經濟理論有值得懷疑之處。中心就是一條，搞重工業不要失掉人民，否則就沒有了基礎，就成了沙灘上的建築物。”

言下之意，中國必須走自己的建設道路。周恩來接著將反冒進的思想與從中國實際出發結合起來論述，他說：

我們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礎上建立重工業，重工業要為人民服務，同時也注意輕工業和農業，使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目前利益結合起來，否則就要吃虧。

對於高指標應該勇於抵抗，敢於修改，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指標一經確定，就神聖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

他還以自己的理論膽識，特意告誡國務院領導成員們：

明年度的計劃必須采取退的方針，指標可能要回到北戴河會議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這不發生“左”傾、右傾的問題。不像政治方麵，“左”了就是盲動，右了就是投降。”

經過統一思想，為開好黨的八屆二中全會準備了條件。

11月10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開幕。當天，周恩來作了《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

這份報告，圍繞積累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係，闡釋了“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總結了“一五”計劃的經驗教訓，繼續批評了1956年的急躁冒進傾向。

他在報告中明確地提出：

發展速度可以放慢一點。這樣，我們的計劃就好安排了。

計劃不合實際就得修改。

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是：在繼續前進的基礎上，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總的方麵是要收縮一下的，不然站不穩，那就會影響我們的貨幣、物資、勞動、工資等各方麵。

實際上，這個報告是一個從實際出發的“促退”報告，為八屆二中全會開成一次繼續反冒進的會定了主調。

同一天，劉少奇在《目前時局問題的報告》中，也明確表示讚同周恩來和陳雲等人的看法，他說：

昨天陳雲同誌也講，他主張寧願慢一點、慢一年兩年……每個五年計劃慢上一年穩當一點，就是說“右傾”一點。“右傾”一點比“左傾”一點好一些，還是“左傾”一點好?……昨天有同誌講，慢一點、“右”一點，還有一點回旋餘地，過了一點、“左”了一點，回旋餘地就很少了。

劉少奇的說法，與周恩來如出一轍。周恩來說過在經濟建設方麵“左”和“右”的問題，與政治方麵是不同的，“左”不等於盲動，“右”也不等於投降。這是從理論上對建設速度的一種表述。而劉少奇在這次講話中則直截了當地表示了讚同“‘右’傾一點”、“‘右’一點”的提法。

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人的努力下，八屆二中全會開成了一次全麵地貫徹八大經濟建設方針的會議，從理論和實踐上基本上實現了反冒進的目的。它保證了會後積極穩妥地貫徹執行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紮紮實實地開展建設工作。在八屆二中全會精神的促動下，1957年，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建設取得最大成效的一個年頭，穩穩當當地為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收了一個好尾。

艱難的反冒進，終於有了一個階段性的、可喜的成果。最令周恩來欣慰的是，八屆二中全會——這樣一個重大的中央全會，被引入了積極穩妥、實事求是的軌道。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周恩來和與他觀點相近的反冒進的人們沒太在意的是——毛澤東對反冒進一事的反感情緒在不斷地醞釀、升級。毛澤東同意他們在某些計劃數字上進行壓縮，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在方針上反冒進。

在八屆二中全會的一次小組長會議上，毛澤東發言強調：“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業有所增加，人民是高興的。”

言下之意，總體上來說人民高興的事，不要去潑冷水。

麵對1957年的計劃數字，毛澤東又比較冷靜地說：

“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票不可開得過多。過高的要求和暫辦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開地反複地解釋。”

言下之意，不向人民解釋清楚，交代清楚，人民是不同意的。

會議15日閉幕，毛澤東在這天的大會上作總結發言。他的態度，越來越明朗了：

“要保護幹部同人民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我們曾經潑過冷水，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潑過冷水，不也是促退嗎?那個時候我們有個促退委員會。後頭我們說不應該潑冷水，就來了一個促進會。本來安排的是18年，一促進就很快，四十條上寫的是1958年完成高級化，現在看樣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不少，但是比那個促退會好一點，農民高興，增產……”

毛澤東對反冒進，對“促退委員會”，顯然是不滿的。但毛澤東的這種不滿，並沒有傳達給廣大幹部群眾。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的新聞稿中是這樣說的：

“毛澤東同誌在會議的最後一天作了總結性發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全會所采取的各項方針和措施。……”

新聞稿作這樣的表態，個中緣由，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毛澤東對反冒進和主張“促退”的人的不滿，擱置在了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