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兵敗台灣之後作出的幾點反省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聲中，蔣介石攜蔣經國匆匆離開成都官邸，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800萬軍隊和500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中國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中國革命的勝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特別是在美國，一場政治風暴隨之而起，從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以至各大媒體，都在質問“國民黨是怎樣倒下去的”？本來，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政權，是明白無誤的，是從未動搖的。單從1945年到1948年，美國援助國民黨540餘架飛機，69個師的武器裝備，希望國民黨能夠長期統治中國，以維護美國在中國以至在遠東的利益。不料隻經過了三年的戰爭，國民黨竟兵敗如山倒，不得不離開大陸，退守台灣一隅。在這種形勢下，以麥卡錫為首的右翼勢力，向美國政府提出了質詢，並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擊的是被稱為“三個出賣了中國的約翰”，即範宣德、戴維思、謝偉誌。接著是對傳媒界、文化界、影視界的許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領導的聯邦調查局進行了審查，有的被稱為“共產黨同路人”，有的被定為“共產黨間諜”。再接著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聽證會上，麥卡錫等人直接指責華萊士、赫爾利、馬歇爾、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為“親共分子”。在這種紛紛擾擾中，國務院發表了《對華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含糊其辭。但《紐約時報》評論說：“白皮書向人們透漏的信息是，中國並不是被某個陰謀集團出賣的，而是國民黨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灣，蔣介石對自己的失敗，更如骨鯁在喉，箭穿於心。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慨歎道：“大好河出，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到台灣後，蔣介石慨歎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那麽，蔣介石的敗退，到底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歎是不行的，麵對著撤退到台灣的文武百官、殘兵敗將，蔣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兩年以前，蔣介石說：“自從戡亂以來，我個人每經一次戰役，對於這次戰役的成敗利鈍，無不加以詳細的研究和檢討，而且每一天、每一時刻，我都在研究我們國軍所遭受犧牲的原因。”但據蔣經國敘述，他父親真正思考和研究失敗的原因，是在引退於奉化之後。他說：“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親引退，離開南京。回到溪口故鄉之後，父親便開始埋頭研究戰爭失敗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勢和改造革命隊伍的方案。”這樣，蔣介石在台灣“複行視事”後，便根據他研究的“原因”，在陽明山舉辦了“革命實踐研究院”，分批集訓高級幹部和高級將領，蔣介石親自主持，親自督導，發表了連篇累牘的“訓詞”。在這些訓詞及其他各種演講中，對國民黨的失敗有痛切的指陳。

首先，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削平匪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匪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蔣介石的這種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黨政軍學，無一幸免。說“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似已稍有過分，而國民怎麽就“不成其為國民”了呢？國民黨以“國民”為號，國民政府以“國民”為紀，如果“國民不成其為國民”，那麽這個黨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又成了什麽呢？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誌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他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過去在大陸，國民黨是不能被批評的，因批評國民黨而被逮捕、囚禁、暗殺的，不計其數，甚至連國民黨內元老級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濟深、鄧演達等也在所難免。到台灣後，蔣介石自己批評起來了，雖然隻是泛論，沒有具體指出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殘民害民的中統、軍統特務，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上層官吏，但能指出國民黨的腐朽，甚至認為“早就應該消滅淘汰”，也算是一點進步。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麽能不被敵人所消滅？”他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過去，對國軍也是不可以批評的。早在1946年，蔣介石說：“共黨在國內外大肆虛偽的宣傳，說本黨如何專製，政府如何腐敗，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們國民革命軍如何擾民，甚至說我們軍官人人都營私舞弊。”到了台灣，他大講特講“軍不成其為軍”的種種表現，這至少證明過去人民對國民黨部隊的厭惡，並非“虛偽的宣傳”。

在指責國軍的作戰不力時，蔣介石對高級將領的批評尤為嚴厲。他說：“我們此次大失敗的恥辱，不僅是由於一般黨員喪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義，尤其因為我們多數將領氣節掃地，廉恥盡喪，敗德亂行。”蔣介石曆來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對那些臨戰而未“成仁”的將領特別憤恨，即使是嫡係親信，亦不肯有所寬宥。以湯恩伯為例，他稱得上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在國民黨敗退前夕，他不僅向蔣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師陳儀，而且幫蔣介石秘密運走了國庫所有的黃金、白銀與外匯，最後將華東地區的國民黨殘餘部隊帶去台灣。所以蔣經國曾稱湯恩伯為“國之幹城”，說：“父親引退之後交我們辦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到了淞滬棄守，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飛的空軍的掩護，才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台灣，而成為現在保衛台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牲了，對於我們重建武力將增加很多困難；乃至我們能否安然度過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時期，也許都成了問題。”蔣經國在這篇文章裏著重描述了蔣介石對湯恩伯的愛護和倚重，但蔣介石本人並不如是觀。1954年湯恩伯在日本病逝，蔣介石發表演說道：“假使湯同誌當時能夠在他指揮的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將是如何的悲壯，對革命曆史將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當時在上海撤退的時候，未能為主義為革命捐軀殉職，卻在五年以後的今日病死日本，雖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為千秋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機會。”真是天威難測，連自己的兒子也摸不準。

又次，蔣介石把在大陸的失敗還歸咎於知識分子。他說：“我們在大陸的失敗的最大的症結，就是在學校教育。當時在校的青年和教授們，幾乎大半都作了共黨的外圍，成為敵人的工具。”他說：“一般知識階級隨風逐浪，道聽途說，以共黨所好好之，以共黨所惡惡之，以共黨之是為是，以共黨之非為非，就是這樣斷送了我們的大陸。”他說：“一些自命為自由民主主義的人們，直接間接幫助共黨，在政府區域內開展反內戰運動。政府為剿匪的動員，特別是征兵征糧，到處遭受這一運動的阻礙。這些民族的敗類，無恥的漢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飾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陣營因而動搖，而士氣民心亦為之頹喪。”這裏所指的是1947年在國統區開展的反迫害、反饑餓、反內戰運動，這一運動給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以沉重的打擊。因而蔣介石每提到這一運動，就發出切齒之聲。

蔣介石在大罵一通大陸的知識分子以後，話頭一轉，指向了台灣。“現在社會上有一種反動分子，像過去大陸的所謂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號，來搖惑人心，擾亂社會，企圖混水摸魚，投機取巧，以遂其卑鄙無恥、賣國害民的目的。”此處所說的“反動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灣大學教授，曾給美國一刊物寫過一篇批判國民黨的文章，尖銳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政權專製獨裁的本質。雷震算不上什麽知識分子，隻是與知識分子交往較多。大陸解放前夕，他與胡適、傅斯年、王世傑等在上海搞了個“民主抗共”方案，還發表了個“上海宣言”，得到蔣介石的讚許。但胡適非常乖巧，隻寫了封《致潤之先生(毛澤東)》的信，要求中共放棄武力，與國民黨一起“民主建國”，接著便到美國任國民黨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斂，到台灣後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鼓吹民主政治，甚至還想組建一個新黨。蔣介石不斷以大陸知識分子為例，教訓這些“反動分子”，後來忍無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獄。

此外，對於國民黨的失敗，蔣介石還認為是由於美國支持不力。他說：“美國人對我們訓政的必要，沒有深刻的認識，加上共產黨穿鑿附會，惡意宣傳，因此在美國人頭腦中間，造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就是中國的政治是獨裁的政治，國民黨是獨裁的政黨。”在大陸時，蔣介石對美國使團人員雖多有不滿，但不敢惡語相向。到了台灣以後，越想越氣，便經常開罵。如稱史迪威“不自量力”，“餘為總司令，史迪威隻係餘任命之參謀長，有何權力未經餘之批準，即建議將武器分給共產黨？如何對付中國共產黨，乃餘之責任，彼絕對不能過問。”稱赫爾利為“無知之輩”，“赫爾利對中國一無所知，彼從延安帶來之協定草案，表麵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進步等民主國家人士最喜歡聽的名詞，實際上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基本戰略。故餘對其‘聯合政府’的提議加以拒絕。”在淮海戰役期間，蔣介石曾要求美國出兵援助，被杜魯門嚴詞拒絕。到台灣後，他不敢指名罵杜魯門，隻是大罵“國際姑息分子”。他說：“鏟除共產黨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業，但由於國際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視，養虎貽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麵。”

當時來中國的美國使團，大多數人對中國確實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可以通過觀察和比較，作出自己的結論。許多美方人員經過比較，特別是通過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區觀察，得出的結論是：一、“中共雖代表少數，但頗強。”二、“中共擴張其地區，係人民之擁護。”三、“中共占領區人民之生活，較國統區為優。”四、“中共之征兵與稅收，亦較國統區公平。”五、“中共受進步之中產階級擁護，有越封鎖線而逃入共區者。”六、“中共之現行製度，較國民黨民主。”七、“中國之小政黨願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護。”八、“國共兩黨應有政治上之協定，組成各黨派聯合政府。”這些觀點，當然也影響了美國的某些決策。但從根本上來講，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是從不“姑息”的，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國“姑息”下發展壯大的。當蔣介石大罵“國際姑息分子”時，杜魯門沒有還罵。若幹年後，杜魯門在其《口述自傳》中說：“蔣軍從來不是良好的部隊。我們把大約三十億五千萬元的軍事裝備，送給了這些所謂自由中國人士，結果，從北京到南京的戰線上，蔣介石約五百萬軍隊，卻敗給了三十萬共軍，共產黨拿了這些軍事裝備，把蔣和他的手下，掃出中國大陸。說實話，他一直都不是個東西。他們曾要求我派出數百萬美國部隊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絕。蔣介石實在無可救藥，他們的腐敗是與生俱來的，我決心不虛耗哪怕是一個美國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們怎麽說。他們繼續嘲罵與控訴，說我對共產主義軟化，又說我庸碌無知，但我不會屈服於這些指責。對於蔣和他的一夥人，我從來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看法，這群混蛋一個個都該關進牢獄裏。”

蔣介石在檢討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時，也表現了自責的精神。如在《如何紀念國父誕辰》的演講中說：“在今日紀念國父八十六誕辰的時候，不僅主義未行，曆史垂絕，就是整個的革命基礎，都將要在我們手裏毀滅了。不知道大家對此一殘酷的現實，曾經檢討過沒有?在我個人來說，至少我對總理、對主義、對國家以至對我們的民族、曆史，都是一個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無論怎樣繁忙，總要抽出一段時間來，作為反省懺悔的功夫。”

但是，蔣介石的“反省懺悔”，常常把責己與責人、自責與自負混淆在一起。他說：“我們過去之所以失敗，我固然要自愧領導無力，督率不嚴，應該負重大的責任，但你們大家過去不爭氣，不努力，尤其在同誌之間，離心離德，自私自利，不肯協力互助，團結奮鬥，而對於領袖的命令陽奉陰違，不能徹底實行，對於領袖的信任，表裏不一，幾乎無足輕重，這是你們失敗的根本原因，亦就是我們革命的致命傷。”繞來繞去，“致命傷”還是在“你們大家”。

他還認為國民黨的失敗，“不在於曆次的戰役，而在於兩度的和談。三十五年(指1946年)的和談，抵消了國軍在東北、在華北以及在蘇北的戰果。三十八年(指1949年)的和談，斷送了北平和天津，敞開了長江的門戶，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戰局。”蔣介石的這一觀點，曾經不厭其煩地反複申述。第一次和談，是蔣氏親自參與的，故隻能指桑罵槐地指責赫爾利、馬歇爾等人。第二次和談，是他被迫“引退”之後進行的，這恰恰成了他洗刷自己、抬高自己的借口。是故當他“複行視事”後的第一篇演講中就說：“餘自去年一月下野後，到年底為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全部淪陷，……這次下野時間最長，國家的損失最大，而本黨的失敗也最慘。”他說：“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無論如何想不到大陸各省會在一年之內斷送幹淨。我下野的後果，終竟如此，殊為痛心。”蔣經國對此說得更為明白：“民國三十八年，許多人受到敵人的惡毒宣傳，對我的父親發生了誤會和懷疑，一般準備投匪的動搖分子，甚至誣蔑他為‘和談的障礙’。市虎傷人，甚於蛇蠍。我的父親迫不得已，隻好引退明誌。結果，中樞無人主持，民心士氣渙散，為匪所乘，馴致整個大陸沉淪。”其結論是“由此可以看到一個民族領袖的威信，對於國家安危和民族的興衰的關係是如何的重大。” 　　

蔣介石對國民黨失敗的檢討，不能說沒有一點積極意義。比如他認為“當政二十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隻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為晚。”因而他親自指導蔣經國製訂了“國民黨改造方案”，並於1952年在台灣農村實行了減租減息，1954年實行了土改。這是國民黨在大陸從未做到的。其原因固然由於當時在大陸的執政者絕大多數係大地主家庭，在平均地權問題上不可能采取果斷措施。到台灣進行土改，既不涉及自身利益，又無親友阻撓，故得施行其道。但就領導中樞來說，不能不承認是蔣介石“亡羊補牢”的結果。

但是，從總體上來講，蔣介石的檢討，隻是一種憤怒的宣泄，一種責任的推諉，一種自我洗刷與自我標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曆史的總結。這種檢討並不能真正回答他們父子提出的“誰為為之，孰令致之”的問題，更不能解決國民黨的改造問題，而隻能誤導國民黨由錯誤走向錯誤。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並不是局部的、一個時期一個階段的失敗，也不僅是軍事上戰役上的失敗，而是全麵的徹底的失敗。這種失敗有深刻的曆史原因和社會原因。隻有冷靜地對待曆史，冷靜地對待現實，並以對國家對民族負責的態度，來判斷是非曲直，才有可能得出經驗教訓，明白致敗之由。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推翻滿清封建皇朝後，相繼建立的兩個革命政黨。兩黨的理想、宗旨雖有不同，但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大目標上是一致的。這兩個黨的相攜與相悖、合作與分裂，對中國前途具有重大的影響。蔣介石的根本錯誤，就在於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政策，把共產黨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敵，必欲除之而後快。毛澤東說：“任何主義和政黨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會基礎和曆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絕不是可以強製或取消的，古往今來為信仰而殺身成仁的，不可勝數。任何有社會基礎和群眾擁護的組織，絕不是可以強製解散和消滅的，古往今來多少革命團體在萬重壓迫和極端鎮壓下，依然存在和發展。”然而蔣介石卻不這樣看，他認為共產黨是完全能夠消滅的，是必須加以消滅的。在“清黨”時他說：“中國隻能有國民黨，不能有共產黨。……是故與共黨勢不兩立，義無反顧。”在“圍剿”時他說：“中正將出發鄂贛，督率圍剿‘赤匪’。必能於最短期間清除‘匪禍’，奠安國族。”在“戡亂”時他說：“無論從國內國外哪一方麵情形來觀察，共黨絕無不消滅之理。”他甚至宣布說：“共黨一日未滅，則中正之責任一日未盡；叛亂一日未平，則中正之職責一日未了。”這顯然是以反共為其終身事業了。

　　國共兩黨曾有過兩次合作。第一次合作促進了北伐，第二次合作促進了全麵抗戰。這都是在中國曆史發展的重要關頭，兩黨采取的重大舉措。如果說在北伐時期，共產黨力量尚不夠強大(當時國民黨員有50萬人，共產黨隻有5萬人)，蔣介石可以欺之以方，欺之以弱的話；那麽在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已是一個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擁有紀律嚴明、勇敢善戰的部隊，在對敵鬥爭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勳，因而在國內外享有崇高威望的政黨。但是蔣介石無視於此，他仍堅持所謂“中國隻能有國民黨，不能有共產黨”的觀念，大談什麽“共黨無不消滅之理”。因而在戰後滿目瘡痍、哀鴻遍野的情況下，不顧廣大人民希望和平，希望能夠得到休養生息的要求，撕毀了《雙十協定》，悍然發動了內戰。

　　蔣介石的這一倒行逆施，不僅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也使美國特使馬歇爾、大使司徒雷登感到惴惴不安。馬歇爾的看法是：“共產黨之軍隊及民政力量，已大至不容忽視的程度，縱使采取最殘暴之方法予以毀滅，亦非純賴軍事行動所可奏效。”而蔣介石告訴馬歇爾：“餘相信共產黨軍隊能於八個月至十個月期間內，全部被殲。”司徒雷登的看法是：“中國政府在目前，係以軍事上之冒險行為，以應政治調整之需要。內戰之延續將使國家經濟日益枯竭，並使任何恢複發展經濟之企圖成為笑談。”而蔣介石告訴司徒雷登：“共軍將於八月底或九月初被完全消滅，或被驅入深遠之區域內。”蔣介石好像是有意給美國佬露一手。

　　此時的蔣介石真是氣壯如牛。他宣稱：“天下無不可打破的計劃，無不可製服的武器，無不可消滅的敵人。我平生治軍作戰，我的心目中就沒有敵人。”他說：“無論什麽人，都不配作我們革命軍人的敵人。我們不作革命軍人則已，作了革命軍人，唯一的任務就是消滅敵人，不許敵人存在。”他說：“共軍無論在精神上物質上都空虛到了極點，他盡管自我宣傳，說有多少兵力，有怎樣堅強的民眾組織，其實完全是虛聲恫嚇。”他說：“敵軍都是烏合之眾，並沒有什麽了不起的本領，隻是虛偽欺騙，誇大宣傳，玩弄些小花樣，以眩惑耳目。”自負與輕敵，乃兵家之大忌。撇開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不談，單從軍事觀點來講，這種狂妄自大、唯我獨尊的心態，已顯示了對形勢判斷的根本錯誤。而蔣介石正是在這種自我迷信的神話中，開始了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全麵進攻。

　　內戰初期，解放軍戰略防衛，國軍頗占優勢，曾取得所謂“三大勝利”。一是逼迫江蘇的新四軍轉退到山東，這使蔣介石大喜。他說：“現在第一收複區的敵人已失敗北上，但一定還有不少餘孽，潛伏地方。我們高級將領必須除惡務盡，不使遺留一個種子。”二是在華北攻占了張家口，這使蔣介石喜上加喜，立即決定召開“國民代表大會”，登上了“總統”的寶座，更嚴辭拒絕了各方麵有關和談之要求。三是在西北攻占了延安，這使蔣介石大喜過望，舉行了盛大的祝捷會，並親率文武僚屬前往視察。但是以後的情況就不妙了。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衛轉入戰略反攻，接著便是震驚中外的三大戰役：遼沈戰役，雙方集結兵力125萬(蔣軍55萬，解放軍70萬)，經過52天激烈戰鬥，蔣軍損兵折將，退出東北。平律戰役，雙方集結兵力167萬(蔣軍57萬，解放軍100餘萬)，經過58天戰鬥，攻克天津，解放北平。淮海戰投，雙方集結兵力140萬(蔣軍80萬，解放軍60萬)，經過65天鏖戰，蔣軍全線崩潰，南京政府也就岌岌可危了。

　　戰爭形勢的逆轉，大大出乎蔣介石的意料。在戰爭進行的第一年，他就感到有點奇怪：“比較敵我的實力，無論就哪一方麵而言，我們都占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的技術和經驗，敵軍不如我們。交通運輸工具，完全是我們國軍所獨有。—切軍需補給，我們也比敵軍豐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據點、大都市和工礦資源，也完全控製在我們手中。就實力而言，我們一定有十分把握，能將共匪消滅。可是剿匪軍事到現在已經荏苒一年，我們尚未把敵人消滅，這真是我們革命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

　　戰爭進行到第二年，蔣介石更有點惶惶然：“過去兩年的戡亂，我們全體官兵犧牲奮鬥，固然有若幹成就。但就整個局勢而言，則我們無可諱言的是處處受製，著著失敗，到今天不僅使得全國人民的心理動搖，軍隊將領的信心喪失，士氣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對我們國軍譏刺誣蔑，令人實難忍受。這是我們革命曆史最大的汙點，更是我個人最大的恥辱。”

　　戰爭進行到第三年，蔣介石已是焦頭爛額，信心盡喪。他哀歎自己“憂患艱危，忍辱茹辛，在內奸外敵重重包圍夾擊之下，幾乎無幸存之理。”不過他還是“幸存”了。他於1949年元旦發表文告，宣布“引退”，把爛攤子丟給了李宗仁。

　　蔣介石雖然“引退”，但是他的自大狂並未收斂，反共的豪言壯語並未消歇。就在解放軍揮師渡江、攻占南京時，蔣介石對顧祝同、湯恩伯等人訓示道：“渡江是軍事發展的最高峰，同時就是共產黨暴露的最大弱點，換言之，也就是他失敗的開始。因為他已蹈日本軍閥南侵陷入泥淖的覆轍，犯了日本軍閥一樣的錯誤。他這個大錯的鑄成，就是他自取滅亡的基因，亦就是我們最後勝利的把握。”此時此地，就是他的心腹愛將，恐怕也不會相信這種夢幻囈語了。

　　就這樣，蔣介石以他的頑固的反共態度，把曾經是中國第一大政黨的國民黨，帶上了窮途末路；把曾經在抗日戰爭中經曆過生死考驗的數百萬大軍，引向毀滅的深淵。作為始作俑者，他有無愧疚呢？沒有。當淮海戰役正在激烈進行時，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消滅，聞尚有三萬人自陳官莊西南突圍，未知能否安全脫險，憂念不已。然每念及不愧不怍、不憂不懼之箴言，則又天君泰然矣。”數十萬大軍饑寒交迫，死傷遍野，而其最高統帥竟能無愧無怍，“天君泰然”，這種態度已由冷靜到了冷酷的程度。

　　蔣介石敗退到台灣後，他的“天君”肯定不怎麽“泰然”，但其“不愧不怍”的態度依然故我。以這種態度進行的反省、檢討、總結等，還能有什麽正確的曆史經驗與理性思維呢？不過，當他在指責“國民不成其為國民”時，說他的反共主張“未能取信於國人”，這倒是一句大實話。民心向背，連古代一些稍有遠見的帝王，也常引為警惕。而自詡為現代政治家軍事家的蔣介石，竟棄民意於不顧，冒天下之大不韙，後果應該是可想而知的。（炎黃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