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冒死捅破賣國《日汪密約》內幕

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從重慶出走，經昆明、潛抵河內，發表通敵求和的豔電，主張停止抗戰，對日謀和。

1939年元旦，國民黨中常會舉行臨時會議，決議：汪兆銘危害黨國，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5月3日，汪精衛在日本人的嚴密保護之下，由河內直赴上海。他起先住在虹口日本軍區，而當時的上海，有一句口號，那便是“不過四川路橋！”因為一過四川路橋便就離開了租界，到了日本人占領的區域，亦即上海人鄙夷的“歹土”。

汪精衛在四川路橋那邊住了幾天，隨後就搬過橋來，住進了千極斯斐爾路76號，這是一幢寬大幽深的花園住宅，原來是陳調元的產業，日本人將它侵占，撥給汪精衛充作舉行偽“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會場，後來便改作汪偽政府的特務機關大本營。

　　汪精衛所召集的“代表大會”，決議了所謂“和平大計”，“改選總裁及中央委員案”，他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沐猴而冠，拿日本人“發還”的關稅餘金，每個月4000萬元作為經費，收買黨羽，招兵買馬，積極布置成立為虎作倀的傀儡漢奸政權。這時，由於汪精衛在國民黨內地位甚高，許多忠於國民黨的上海市黨部人員和工商金融界人士受了他們的蠱惑，不明真象，貿然附從，這使得敵偽勢力因以變大，而國民黨在上海的組織幾乎為之整個動搖。

於是，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6部任職的前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開先奉命趕赴上海，他身邊攜有國民黨蔣介石致滬上耆彥虞洽卿等5人的問候函件，行政院長孔祥熙寫給上海銀行界領袖李馥蓀、秦潤卿等的私函十餘封；吳開先單槍匹馬，空手亦拳，他悄然地由重慶經昆明、河內而香港，先去探訪杜月笙。

這時，徐采丞充分利用其天時地利與“人和”，已成為杜月笙在上海的方麵大將。為了許多機密任務，他經常往來於上海、香港間。1939年10月，徐采丞香港回了上海。不到兩天，杜月笙照例下午過海去告羅士打會客辦公，他正和翁左青、胡敘五商議事情，猛一抬頭，看見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門進來，愕一愕，便問：

“你不是剛剛回去的嗎？怎麽又……”

“有一件緊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來回答，“不得不原船趕來香港。”

“什麽緊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問。

徐采丞先不答，從懷中掏出一張字條，遞給杜月笙。杜月笙接過來看時，見字條上隻有九個字：

“高決反正速向渝洽。”

“高———是否高宗武？”

“是的。”

“這張字條是誰寫的？”

“是黃溯初先生請徐寄廎寫的。”

“黃溯初是那一位？”

“他是進步黨梁啟超財政經濟方麵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學生，跟東洋人關係很深，從前當過國會議員，抗戰之前做過生意，因為經營失敗，跑到日本去隱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長輩，高宗武從讀書到做官，得到黃溯初的幫助很多。”

“采丞兄，可是你認得這位黃先生嗎？”

“不，黃先生是徐寄廎的同鄉友好。”

杜月笙大惑不解地問：

“這件大事，怎麽會落到我們頭上來的？”

於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說了。原來，此次他一回上海，剛剛到家，徐寄廎便登門拜訪，告訴他說：高宗武以外交部亞洲司長的身份，起先駐港從事情報工作，他一向抱著“和平救國”的大願，又因為日本前首相犬養毅的兒子犬養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時代的同學。犬養健在日本情報“梅”機關非常活躍，因此種種緣故，高宗武才成了汪精衛與日方之間的穿針引線人。

“這個人我曉得，”杜月笙打斷了他的話說，“前些時香港華僑日報登過一條消息，隱隱的指高宗武來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從事謀和。高宗武看了很不開心，揚言要告華僑日報。華僑日報的朋友托我出麵解釋，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說了，這位朋友很義氣，馬上答應了看我麵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間還有這一層關係，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說，又道：“高宗武後來跟汪精衛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負責辦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東京，近衛首相把‘中日密約’開出來，他一談之下，發現東洋人所謂的‘和約’要比21條還狠。假使簽訂了這項‘和約’的話，那麽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都要斷送，為此他覺得彷徨苦悶，於是他跑到長崎曉濱村，找到了他敬重的黃溯初，向他討教。”

“是黃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這個意思，”徐采丞答道，“據黃先生說：高宗武認為他所從事的是和平救國工作，絕不是賣國求榮。黃先生不過鼓勵他，點醒他，答應幫他的忙，代他設法向重慶方麵接洽。”

但是，黃溯初因為自己是進步黨人的關係，他對國民黨不無偏見，他在長崎和高宗武相約，高宗武回滬不久也到了上海。徐寄廎和黃溯初是同鄉好友，黃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廎，一席密談，最後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證國民政府不咎既往，許他將功折罪。徐寄廎一聽之下，當即說道：

“你要找這麽樣的一個人，要麽隻有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