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渝：回憶趙忠祥在“文革”中

　　一九九六年，距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已經過去整整三十年了。那年春天，英國《天下華人》雜誌的總編輯吳真諦和她的夫婿——《天下華人》編委王誌興來到美國首都華盛頓。一位朋友邀請了一些在美國的新聞從業人員與他們座談，我也被邀出席了聚會。

　　英國的《天下華人》從編輯到印刷都堪稱一份很有水準的海外華人刊物。那天，吳真諦送給了我一本剛剛出版的一九九六年三四月號的《天下華人》新春特刊。在“文革三十年專欄”裏有作者則鳴的一篇文章，目錄上的題目是《老舍之死及其他》，文中的題目則為《被青草掩沒的墳塚》，副標題是“文革懺悔錄”。文中談到了劉少奇、王光美。老舍、趙丹、韓美林、馬連良等人在“文革”中被揪鬥以後，他們的部分親人“大義滅親”、“劃清界限”的表現。

　　文章中還有一段寫著：“中央電視台的兩位播音員和著名節目主持人，都是‘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當時的同事很少有人逃脫他倆的揭發。”

　　《天下華人》刊登的那段文字使我深感意外：移居美國十多年來，我從沒向任何人講述過“文革”中發生在我生活裏的故事，但是，三十年前的那段往事竟然已經流傳到了海外。我預感到，那段曆史早晚會公諸於世。

　　吳真諦對我說，原來，文章中點出了趙忠祥的名字，出版時又刪掉了。她說，她是去北京采訪的時候，聽別人談起那段往事的。她希望我以當事人的身份寫出被趙忠祥打成“現行反革命”的經曆。我謝絕了。後來，吳真諦又從英國打來國際長途電話向我約稿。我沒有給她回電話，一直沉默著。

　　其實，吳真諦並不是第一個要我寫出那段往事的人。去國五年，從一九九二年開始，我曾四度回國，每次，都有一個電視台老同事的敘舊聚會，每次，都有曾一起走過“文革”歲月的老朋友要我寫出趙忠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

　　“文革”是中華民族近幾十年曆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這些年來，中國人雖然沒有把“文革”掛在嘴邊，但卻把“文革”記在了心裏。中國人並不健忘。我對往事也依然清晰。

　　一九九六年初夏，我又一次回國。有一天，在中央電視台電梯門口，我巧遇和倪萍在一起的趙忠祥。我們隻是一般地打個招呼就擦肩而過了。

　　我的心情很複雜。當我十六歲剛剛摘下紅領巾，走進電視台的時候，就和同樣年輕的才十八歲的趙忠祥一起工作、一起學習、一起苦練基本功，度過了人生中青春鼎盛、充滿理想的年華。如今，中央電視台已經走進第四十個年頭，趙忠祥和我也已年過半百。本來，我們可以是很好的朋友，至少也是人們常愛說的“老戰友”，我難得回國的時候，也應該像渴望去拜訪沈力等老朋友一樣去看望一下趙忠祥，但是，我沒有，從來沒有。

　　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友情。這樣的結果也不會是趙忠祥所希望的。我之所以沒有很爽快地答應《天下華人》雜誌的約稿，就是因為發生在我與趙忠祥之間的往事，不是“造反派趙忠祥把呂大渝打成了反革命”這麽簡單的一句話就概括得了的。趙忠祥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在那個年代，事情似乎無可避免。這一切該歸罪於誰呢？

　　從“文革”一開始，我就跟不上形勢，當了“保守派”。原因很簡單：紅衛兵砸“同升和”鞋鋪招牌那天，我正好乘四路無軌電車路過王府井，看了一個清楚。到了西單的時候，隻見滿街的紅衛兵追著行人剪長辮子和細褲腿，嚇得我逃回宿舍，躺在床上半天驚魂不定。當天晚上，紅衛兵又在我住的廣播局新三零二宿舍的院子裏挑燈夜戰，批鬥一堆據說是“地主”和“地主婆”的老頭和老太太，把他們打得鬼哭狼嚎，淒慘無比。第二天上班的時候，平日風度翩翩的女台長孟啟予麵色陰沉，她被人剃了陰陽頭，隻好戴了一頂藍布帽子來上班。以後，在批鬥“走資派”的大會上，那些低頭、彎腰、掛牌子和“噴氣式”也使我膽戰心驚。

　　作為一個普通人，我當時不可能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所謂的“路線鬥爭”實質上是毛澤東排斥劉少奇等領導人的上層政治鬥爭、權力鬥爭。我當“保守派”之初，原因之一是出於看不慣那些武鬥和羞辱人格的做法。

　　後來，中央廣播事業局的八大部口分成了兩派。“造反派”叫“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簡稱“戰鬥團”；“保守派”叫“兵團”，被稱為“老保”。文藝播出部的“保守派”給自己取名為兵團“過大江戰鬥隊”，我參加了“過大江”。

　　“文革”開始不久，廣播局的大權就被“戰鬥團”奪了去。趙忠祥是“造反派”，奪權後擔任了文藝播出部的“勤務員”，相當於文藝播出部主任。

　　報社、電台、電視台等新聞單位，是政治鬥爭中各派係的必爭之地，“四人幫”也不例外。當時，“四人幫”明確表示支持“戰鬥團”，三天兩頭有指示，還來參加他們的大會。

　　“造反派”和“老保”之間派性相當嚴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紀再大一些，參加過“反右”，知道“禍從口出”的厲害，也不至於在“文革”中招來太大的麻煩。但我那時剛剛二十出頭，胸無城府，又沒有人生經驗，有些犯忌的話我雖然不會笨到在“造反派”麵前亂講，可在“過大江”當中便心裏想什麽就說什麽了。“過大江”收拾出了電視台地下室的一間屋子做大本營。在那裏，我公開議論的矛頭是到處煽風點火一呼百諾的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我過於相信了“哥們兒義氣”，不知道還會有對我“反戈一擊”的一天。

　　大約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又來到廣播局參加“戰鬥團”在廣播劇場舉行的大會。“兵團”成員一律不得入內。

　　我一氣之下，抄起一隻筆就點著江青的名字寫了個條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人，應該注意影響，要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調查研究，不要“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亂發議論”。那段話寫在了廣播局的紅條稿紙上。我想，既然不許我進入會場，我寫個條子給江青提點意見還不行嗎？

　　算我命大，“戰鬥團”的守門人連條子也不許我遞進去，否則，那張條子果真到了小肚雞腸，報複心極強的江青手裏，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陣，或許會因此惹來殺身大禍。

　　條子既然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一揮而就的，又沒能送進會場，我順手扔了以後很快也就忘得幹幹淨淨了。

　　半年之後，轉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趙忠祥在電視台前廳召開文藝播出部全體大會。我又像往常一樣，帶著毛線去開會了。那時，隻要開會，女士們幾乎人手一件“毛活兒”。過冬的毛衣、毛褲、毛背心。毛襪子、毛手套，新毛線、舊毛線以及五顏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線維係的爛毛線，拆了織，織了拆。大家在“抓革命”的同時，也忙著“促生產”，會場很像個手工編織作坊。

　　那天，我剛剛坐定，隻聽得趙忠祥“呂大渝，站起來！”一聲大吼，嚇得我迷迷瞪瞪站起來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接著，他就遞給我一張紙，命令我：“念！”紙上不是我的筆跡，我認得出那是美工組一位常寫電視節目字幕的張姓同事的字體。內容雖是我曾經寫過的那個條子，但並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經過去了半年，我一時發懵，確實什麽也想不起來了。我的態度被說成“不老實”。

　　揭發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當時是電視台的放映員。我宿舍門後的牆上掛著一個藤編的小花籃。那是母親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藝美術用品公司給我買的。我寫完給江青提意見的那張條子以後，順手把剩下的稿紙塞進了小花籃。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寫大字報，就擅自從我的小花籃裏拿出了那本稿紙。那是極薄的片頁紙。雖然我給江青寫的條子早已扔掉，但給我惹禍的字跡卻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麵的稿紙上。於是，她就把那張隻有印子的白紙交給了趙忠祥。

　　揭發我的那位姑娘在會上受到了表揚。她原來也是“過大江”與我一派的，但因為揭發了我，趙忠祥說她能“反戈一擊”，仍然是“戰鬥團”的“依靠力量”。後來，她還入了黨。

　　在文藝播出部那個大會上，我被趙忠祥宣布為“現行反革命”。之後，有的“過大江”成員迫於壓力，也揭發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言論”。由於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正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不可一世，我被列入了最具危險性的“內定一類反革命”。這是我後來得知的。

　　刹時間，廣播局西小院的大字報衝我鋪天蓋地而來。不久，又在廣播劇場召開了專場批鬥大會。批判發言慷慨激昂，“誰炮打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打倒呂大渝”的口號叫得很響。以後，每當批鬥廣播局和電視台“走資派”的時候，在一大排陪鬥的“牛鬼蛇神”最後站著的總是我。進駐廣播局的軍宣隊小戰士小崔後來對我說，任何一個單位批鬥的“走資派”都是老家夥，但他來到廣播局，看見一大串老“走資派”後麵竟是個那麽年輕的小姑娘，感到十分奇怪。

　　本來，中央電視台的節目是用台標配以標誌音樂以及播音員報告當日節目開始的，但自“文革”開始以後，中國便沒有了真正的電視播音員。那時，台標和標誌音樂過後改成了毛主席的半身畫像並配以樂曲《東方紅》，如此一來，電視播音員何以有資格緊接著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畫像露臉向觀眾播報節目呢？於是，中央電視台的播音員便不再出圖像，隻播“畫外音”，如同電台播音員一樣了。

　　自我當上了“反革命”以後，連電台播音員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職，進了電視台的“牛棚”。每天早上，我的任務是洗廁所、掃院子。然後和電視台的“走資派”以及“地。富、反、壞、右”為伍，寫材料，交待自己的“反動思想”。

　　三秋時節，雖然讓我和大家一起下鄉，去懷柔農村秋收，但因為我是“監督勞動”之列，則分配我和男壯勞力幹一樣的農活。不要說精神上的壓力，僅勞動強度就完全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雨後，撂在地裏的大捆秫秸又濕又重，連二十多歲的大個子複員兵都扛得毗牙咧嘴，而我得和他們扛得一樣多。

　　一天十來個鍾頭彎腰刨出高粱茬子是很苦的農活，別人可以與上樹摘梨的工種輪換，而硬讓我刨了整個三秋的高粱茬子，幹得腰都直不起來的時候，隻好趴在地上接著刨。我從此落下了腰肌勞損的病根，連掃地、切菜和站著打電話都不能持久。

　　“此人年齡雖小，能量極大。”雖然，西小院給我貼的一張大字報是以這句話開頭的，但我明白，我充其量隻是年輕氣盛，容易衝動，壞在了一張嘴上而已。我又能有什麽能量呢？

　　“文革”，作為中國曆史上的一場浩劫，給多少人帶來了無妄之災。遇羅克、張誌新等許多有思想、有頭腦，關心中華民族命運和前途的人們甚至遭到殺害。與他們相比，我的遭遇實在不值一提。

　　與許多中國人的苦難相比，雖然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實在不值一提，但作為個人來講，我當時深感人生黯然、前途渺茫。

　　當我還是個少年人時，我以為未來的生活道路上撒滿了鮮花和陽光，但是，十年“文革”，我的心中充滿了苦澀。眼前的生活與我少年時代的憧憬相去甚遠，我仿佛永遠在尋找著什麽而又始終不得。

　　我十歲那年拍攝了《祖國的花朵》，電影插曲《讓我們蕩起雙漿》流傳了幾十年至今仍未止息，但還有一首非常好的《主題歌》和一首《種花歌》鮮為人知。

　　那首《主題歌》的歌詞是：“哎！夥伴們，唱吧！誰有我們這樣高興，我們有一對明亮的眼睛。明亮的眼睛，看見了遠大的前程。遠大的前程，美麗的星星……”

　　小時候，我一直等待自己長大，等待長大後去實現從事電影事業的美好理想。長大了，我剛剛愛上了電視事業，卻碰上了“文革”，又墜入了等待之中，等待著對我“炮打中央文革”的最後處置。

　　我明白，當時中國政壇上叱吒風雲的那四個大人物被我“炮打”遍了，在他們的陰影下，我此生將沒有前途可言。自己的命運已然無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我不知等待在麵前的將是何種發落，整日生活在惶惶然之中。

　　茫茫人世存在著“美麗的星星”嗎？我對生活感到深深的失望和傷感。

　　在“文革”的年代中，中國人隻能與“中央文革”保持一致。“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絕對被視為洪水猛獸，人們惟恐劃清界限不及而給自己惹上麻煩。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我那時住在小西天，趙忠祥主持揭發我“炮打中央文革”大會的第二天，回家上樓的時候，一個平日跟我很親近的才七、八歲的鄰居小男孩見到我，就像看到魔鬼似地逃回了家。不知他家大人把我形容成了何種凶神惡煞？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孩子見到我時驚恐的眼神。

　　廣播大樓是個像克林姆林宮似的十層俄羅斯式建築。七層以上是塔尖部分。一般人員通常抵達的最高樓層就是六樓圖書館了。“文革”中，時有忍受不了淩辱的男女從那裏跳樓自殺。我一位電視台同事的丈夫，姓儲，一個極為出色的工程師，也跳樓自殺了。

　　是啊，從六樓跳下去便什麽痛苦都沒有了。我也曾有過輕生的念頭。但理智告訴我不能走上絕路，否則，我的家人將受到牽連。

　　我算是幸運的。當“反革命”的時候還不算孤單，否則日子更加難熬。年紀比我稍大一些的小師和我成了“難友”。在電視台洗廁所和掃院子的時候，我們兩人一直在一起。同病相憐，想不開的時候，彼此可以安慰一下。對於將來會如何處置我們，是我倆議論得最多的話題。我猜想會把我們發配到北大荒去勞改。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節衣縮食，每天隻以大餅和鹹菜充饑，為的是在去北大荒前存下幾個錢，免得將來身無分文。有一次，小師似乎已經忍受不住那種煎熬了，想以去公安局“自首”的辦法，來試探一下我們這類“現行犯”最終會得到何種發配。我死說活勸才使他冷靜了下來，沒有再一次去自投羅網。

　　“文革”雖然處於嚴酷的年代，但支撐我度過那些無助歲月的，還是埋藏在人們心底的永不泯滅的人性。

　　廣播局掌權的“戰鬥團”在廣播劇場批鬥“炮打中央文革罪行”的對象是我和小師。那次大會不久，有一天，在我騎車回家的路上，行至新街口外，被一個戴眼鏡的男士攔下。他高高瘦瘦的，戴著一副眼鏡，書卷氣十足。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廣播局對外部的編播人員，可能是上海人，似乎也是造反派“戰鬥團”的，與趙忠祥認識。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他的模樣。他是刻意在那裏等著我的。他告訴我，不要看人們在大會上都呼喊打倒我的口號，可大家心裏是有數的。他叫我耐心等待，事情總會過去。他還囑咐我千萬不要想不開，他說，那樣就永遠說不清楚了。

　　“文革”後，我一直在廣播局的芸芸眾生中找尋他的蹤跡而始終不得。我直感他一定是出國了，不然為什麽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呢？

　　自小，我的同代人都受到了做人要誠實的教導。當上了“反革命”，自然要求我交待“反動思想”。年輕的時候，我的記憶力太好，於是，我交待了從“破四舊”開始跟不上形勢，到對毛主席在“文革”中一個勁發表“最新指示”和對“中央文革”的反感，特別是對所謂的“明察秋毫”、“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等不科學的口號在私下逞一時口舌之快的一大堆怪話。諸如：“秋毫，是鳥獸在秋天新生的細毛。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深宅大院裏，他何以明察得到荒郊野外深山老林中小動物身上秋天新長出來的細毛？”我誠誠實實地給自己寫了洋洋灑灑的一大疊。但造反派並不認為這是我“老實”的表現，在廣播劇場鬥爭我的大會上，他們批判我在交待“反動思想”的時候還“繼續放毒”。

　　有一天，同事老魏悄悄地讓我晚上到他家去一趟。他說，找我有事。那時，我已經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是屬於“踏上一隻腳”，還得“永世不得翻身”的一類，所以，就像孫中山先生教導民眾要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一樣，我對那些平等待我的人們也深感難能可貴。

　　當晚，我去了老魏在東大橋的寓所。他交給了我一份材料，那是“專案組”整理的我的全部“罪行”。老魏特別叮囑我，自己的交待材料不要超過這個範圍。

　　造反派奪權後，自然得團結大多數才符合政策。老魏其實不是造反派，隻因為是複員軍人、共產黨員，被“團結”進了“專案組”。他交給我的那份材料上，有揭發我的大約二十來條“反動言論”。

　　在那個非常時期，老魏還告訴我要特別防備過去被我視為“哥們兒”的個別人。

　　平時不言不語的老魏，在重大問題上竟有如此的膽識和人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一片黑暗的人世間竟潛藏著不為人知的“美麗的星星”，人生著實還有著令人留戀的美好之處！

　　從老魏家出來，我靜心記住了對我的揭發內容以後，便立即燒毀了那份材料。我不能因為絲毫疏忽而做出任何對不起老魏的事情。

　　“四人幫”垮台已經二十年有餘，老魏當年閃光的作為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和政局的變遷而減色絲毫。

　　移居海外多年，生活在來自台灣、香港、大陸及本地華人的圈子裏，麵對著中國社會數十年來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每當港台人士對中國的共產黨員有所微辭的時候，雖然我不是**黨員，但我也總會告訴他們：不必如此偏激，共產黨裏，有像“四人幫”一類中國人裏最壞的人，也有中國人裏最好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老魏永遠是個好人，是共產黨員中有正義感和人情味的一個。

　　我是結婚才一個星期就被打成“反革命”的。雖然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可我並不覺得自己是“壞人”，相反，我覺得如果全中國的人都像我一樣，這個國家還會不好麽？但我的真心話，對我當時的丈夫都不敢講。這是後話。

　　度過那段日子的精神支柱是我自幼的朋友郭言和孫文冬。

　　那時，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往孫文冬家跑一趟。孫文冬是我中學時的學生會主席。從她的丈夫李觀承那裏，我可以聽到很多對“四人幫”不利的小道消息。那些消息似乎成了強心劑，讓我對未來的日子抱有一線希望，因為，隻要“四人幫”得勢，我就永無出頭之日。

　　李觀承告誡我：“不要在兩個以上的人麵前講話。”我吃過一塹，總該長出一智。“文革”的教訓，使我不敢再似以往那樣口無遮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