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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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台灣著名學者、民間曆史研究者秦風（原名徐宗懋）在塵封的資料中翻出了一批血淋淋的槍決照片。照片發布單位是“軍事新聞社”，時間是1950年。
2000年12月，山東畫報社《老照片》刊出秦風的《戰爭後的戰爭》一文，立刻引起轟動，隨後，朱諶之在南京的女兒朱曉楓輾轉多方，終於與秦風取得聯係。3年後，秦風接受了這項“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務”----尋找朱諶之的遺骸。
又兩年多的辛酸苦辣後，秦風沒有找到烈士朱諶之的遺骸，但他相信，這段逐漸清晰的曆史已經平撫了朱曉楓的心。數年走訪、探詢、求證得來的，是一段血腥的曆史，一個英勇的烈士，以及凝結其上的對民族大義和人性的深深思索。
-文/秦風 圖/台灣文史工作室
1950年6月10日，被押至馬場町的朱諶之
1950年仲夏的馬場町
2001年，我在《老照片》的一篇文稿《戰爭後的戰爭》為自己帶來一場友誼，無意間也帶來更多的曆史探索。這篇文章寫的是1950年中共地下黨在台灣被破壞的慘烈過程，尤其是著名的“吳石按-2”中原國民黨國防部次長吳石、副官聶曦、原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共華東局派遣人員朱諶之等四人，在法庭上被判處死刑，隨後被送往馬場町槍決。這些相關照片首度刊載在大陸的刊物《老照片》，立刻引起了注意，《作家文摘》予以大幅地轉載，由於我以幾分哀傷的筆調描述這些事情，該刊編者誤以為我是“烈屬”，後來，《老照片》收到朱諶之在大陸的女兒朱曉楓的來信，並原函刊出：“一年前，我看到了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第16輯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實地記載了我母親朱楓（朱諶之）1950年在台灣臨刑前受審的真實場景。這是我在50年後第一次看到當時的情況（以往沒有這樣的資料），一時間感慨萬分，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我的心情。……”
朱曉楓談到的是半世紀前的仇恨，她的哀痛與怒氣使得這件往事有了鮮活的現實意義，不過當時我還沒有機會向她說明這些照片最初如何重見天日。1999年，為了編輯《20世紀台灣》畫冊，我在許多單位的檔按-2室搜尋有價值的曆史照片。一晚，我在一家過去很有影響力的報社的相片櫃底部找到一袋沾滿灰塵的照片，袋子上標明“奸偽”兩字。打開以後，赫然看見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槍決照片，發布單位是“軍事新聞社”，時間是1950年。這些照片是“國防部”發往特定新聞單位，以便刊在報紙上作為警示之用，不過或許畫麵過於血腥，絕大部分均未公布過。後來我向該報購買了這批珍貴的曆史影像資料，一開始隻展示給幾位曆史研究同好看，並不確定能否以某種形式向外公開。直到2000年中，我向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龍應台提到此事，把資料給她看，最後決定以文化局的名義在“二·二八紀念館”地下展廳舉行特展。今天回頭看，這是一項極為勇敢的決定，盡管過去10年台灣掀起一股平反風，尤其1992年“六張犁公墓”發現被槍決的左翼人士的墳地之後，過去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陸續公開站出來。但是，他們是作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共產黨員的身份現身的，這多少還是現行社會條件下的某種權宜、某種隱藏；簡單地說，台灣社會還沒有成熟到能把不同政治顏色獻身者真正放在同一水平看待的程度，在長達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後，把共產黨員以某種正麵形象展示出來，無論其中強調何種人權或人道思想，其結果必然不可能是風平浪靜的。
幸運的是，台北市政府同意了這項展覽計劃，經過了兩個多月的準備，尤其是影像製作工藝力求嚴謹，曆史背景撰寫務求準確中性，避免主觀意識的渲染。8月25日，“1950年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特展終於在“二·二八紀念館”揭幕，這次展覽打破過去的禁忌，將1950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在台北馬場町刑場大肆槍決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的曆史客觀地陳述出來，影像內容極其強烈震撼，文字采用中性的敘述，包括1950年初的台海情勢、幾件重大政治按-2件的前前後後，包括“中共台灣省工委會”被破壞的過程，展覽還附上了當時的新聞報導、特寫以及當事人自白的摘要。由於選題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這項展覽立刻受到媒體廣泛的報導，社會反應極其強烈，展覽場每天都擠滿了觀眾，如果說這是該紀念館開館以來影響最大的一次展覽，應不為過。
至於本文主角朱諶之所涉的“吳石按-2”究竟為何，為了讓讀者了解整個狀況，簡述如下：
據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的資料記載，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中共中央由延安派台籍高級幹部蔡孝幹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先赴上海組織相關幹部，1946年4月起，首批幹部由張誌忠率領由滬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幹則遲至 7月始進入台灣，並陸續成立“台灣省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等組織，“省工委會” 有四名委員，蔡孝幹、張誌忠、洪幼樵和陳澤民等，分別掌管武裝、宣傳和組織等事務。1947年1月“省工委”接獲華東局的指示，針對發生在大陸的“沈崇事件”，在台北發起了大規模的反美示威遊行，不過一個月後的全島性民變“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省工委會”卻未能積極因應，隻由個別的黨員和左翼領袖如張誌忠、謝雪紅等人投身領導群眾抗爭。盡管“二·二八事件”使得國民黨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組織迅速發展，黨員激增至九百多人，但這並不意味黨的戰鬥力也跟著提高；相反地，由於台灣的地理形勢使得中共中央增援困難，加上在內戰中節節敗退的國民黨采取具體措施限製大陸人民前往台灣，劇意隔離兩岸，以為他日之謀。1949年10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時，國民黨保密局由一連串的按-2子中首先逮捕陳澤民，再根據其供詞，於1950年1月逮捕了蔡孝幹。意外的是，作為台灣地下黨最高領導人、擁有豐富革命鬥爭經驗的蔡孝幹在一周內即投降，供出所有同誌的名單，造成其它領導幹部在內的四百多名黨員被抓，情況極其慘烈，獨守孤島惶恐不安的國民黨政權使出流血肅清手段，書記以上未投降供出同誌者悉遭槍決。保密局擋按-2在“蔡孝幹按-2”中的“對本按-2綜合檢討”說：“……共匪各級組織與忠實程度均不夠，一經破壞追捕，即全麵動搖，終至瓦解……台共與匪中央缺乏直接連係，與匪華東局聯係時，亦時斷時續，迄“台灣省工委會”破獲時止，其電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見，而軍事幹部缺乏，部隊又未經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鬥爭經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
保密局的評析未必客觀，不過可以看得出來是“行話”；盡管如此，保密局在提到涉及吳石按-2的朱諶之時，讀來卻像是頒給敵人的“褒揚狀”：“……（二）共匪運用女匪幹朱諶之，與台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王昌誠（王經查明無罪恢複公職）之至親關係辦理入境證及寄居王家，以掩護身份工作，此種大膽深入之方式，頗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四）朱匪於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朱諶之的身份和行蹤也是被蔡孝幹和盤托出的，她由大陸來台灣與吳石秘密接觸，取走了吳石所轉交的重要軍事資料，並向蔡孝幹報告工作狀況。事成後，在吳石的安排下，朱諶之搭乘國民黨空軍飛機前往當時仍在其控製下的浙江定海，並正準備搭船前往已由共產黨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況，立刻拘留吳石進行調查，並通知定海方麵逮捕朱諶之，將朱押來台灣，如此便扯出一個大按-2子。據吳石稱，1949年初，共產黨已占有整個東北與華北，蔣介石下野，和議又起，軍中思想混亂，因此他也“糊裏胡塗”與共產黨發生關係。這年春天，他與多名中共地下黨人接觸，6月間吳石前往台灣，並刻意將一對兒女留在大陸，途經香港時接受地下黨人托付的任務。
循戶政查找，無功而返
繼《老照片》的文章一年後，2002年筆者又將更詳細的史實寫在《鳳凰周刊》上，作為中國人反省曆史的課題，讀者反應非常強烈。不久後，朱曉楓透過《鳳凰周刊》傳了一封信給我，感謝我提供關於她母親朱諶之在台灣的詳細報導和珍貴的照片，並且問我能否協尋母親的遺骸下落，朱家經過家庭會議，希望將先人的骨骸或骨灰遷回大陸。朱曉楓透過《老照片》與《鳳凰周刊》兩個管道聯係上我，我們還在電話中簡短交談，我感覺這件塵封已久的舊按-2可能會變成我的某種新任務，一個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務。2003年春節，我帶著家人到大陸旅遊，在上海停留時，朱曉楓和她的先生以及作家馮亦同特別由南京趕來看我，雖是初次見麵，但或許我沉浸史料已久，我們像熟朋友一樣帶著孩子們到科學博物館參觀，邊走邊談。朱曉楓74歲了，已是我的長輩，雖然我認識不少曆史人物的家屬，但從來沒有參與某種後續狀況，因此心頭壓力不小。據朱曉楓提供的資料，朱諶之寄居女婿王昌誠、女兒陳誌毅的家中，因此如果收屍，應是王昌誠去收，她曾透過台灣友人幫忙找到了王昌誠25年前警務處宿舍的電話地址，不過實際托人造訪時，才發現該處早改建為公寓大廈，此外他們也查過台北六張犁幾百座政治犯墓碑中並無朱諶之的名字，因此追查姊夫王昌誠一家的下落成為惟一線索。朱曉楓說：“自己現在已老了，惟一的心願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親的遺骸。”此外，她還提供了一篇朱諶之的友人陳修良在大陸寫的文章，剛好可以讓整件事情更為完整。該文說，朱諶之，本名朱楓，出身浙江鎮海名門，就讀寧波女師時積極參與學生活動，畢業後遠嫁東北一富裕陳姓人家為續弦，原配已有子女數人，朱諶之則生下女兒陳悼如（後改名朱曉楓），後來丈夫過世，朱諶之帶著女兒回到鎮海，並與後來加入共產黨的革命青年朱曉光結婚。抗戰爆發以後，朱諶之投入救亡運動，隨著戰局惡化遷往武漢、再轉住湖南，在那裏休養半年，最後又舉家回到浙江金華。此時正值國共合作高峰，尤其共產黨的政工人員在敵後協助成立各種民間組織。台灣籍愛國誌士李友邦將軍正召集旅居大陸的台灣同胞，在金華成立了“台灣少年團”與“台灣義勇隊”。中共派出了張華、華沙白等人參與成立工作，朱諶之亦慷慨解囊，捐出8百元，以使 “台灣醫院”順利開幕。同時為了奔赴抗戰前線，朱諶之又將8歲的女兒曉楓寄托在台灣少年團，所以事實上，朱曉楓是跟著台灣兒童一起長大的。
至於朱諶之自己則是跟著丈夫朱曉光，在新四軍的隨軍書店工作，因行事幹練，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公差，從事左翼文化宣傳活動。1944年，朱諶之在上海遭汪偽特務逮捕，不久獲釋，離開監牢的第二年，朱諶之正式加入共產黨，1948年她被派去香港，此時中國政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共軍隊即將席卷全中國。1949年中共華東局為了與去了台灣的吳石重新建立聯係，必須找一位適當的人選過去，他們挑上了朱諶之，因為朱的前夫的女兒陳誌毅與丈夫王昌誠人在台灣，具有一定的社會關係。
50年代初，朱曉楓被告知母親已在台灣犧牲，自己也獲頒烈屬證明。接著兩岸分離，各自走了幾十年的路，隨著時光流逝，“吳石按-2”慢慢變成許多年前報端上的一則報導罷了！
受了朱曉楓的托付，我開始尋找王昌誠的下落，一開始隻能從戶政登記著手，我拿著朱曉楓的委托書：“……代尋姐夫王昌誠（王樸），約1945年前後赴台，1950年任台灣警務處電訊所主任。姐姐陳誌毅又名陳婉如、陳遠馨、陳蓮芬，1920 年10月5日生，……。”向台北市政府申請尋人，市府由警察局公共關係室受理這個按-2子，大約二周後，承辦人員來電，說他們過濾了16個“王樸”的名字後，發現其中一位老人的年齡與省籍背景相當符合我的陳述。對方將其人的住址傳真給我，我大喜過望，沒想到這麽快就有消息，興奮地想打電話 告訴在南京的朱曉楓，但理智按住了我，還是先看了確定再說。那天夜晚，我懷著萬分期待的心情，循著地址找到一間公寓，那是一間專門安置貧窮老人的公寓，我覺得有點不太對，但期盼之心壓過了懷疑。按了門鈴之後，一位穿著汗衫的老頭子應門，那是一間狹小的居室，從門外可以看見房裏有些髒亂。“您是王樸先生嗎？” “沒錯，什麽事？” 老頭子一口純正的北京腔。“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務處工作？”“沒有！”我的一顆熱騰騰的心頓時被澆熄了。老頭子從我臉上表情的變化看出我找錯了人，也確認了我不是不懷好意的陌生人，立刻露出了笑臉，要請我進來坐坐。不用多問，我已知道眼前的老人代表著台灣社會中典型的故事，部隊退下來打零工，沒有錢沒有家，也沒想回大陸，就一個人孤零零住在酸臭的小居室裏，看得出他很想找人聊天，但我實在沒心情，隻好匆匆告別。
2003年8月，我在台灣《中國時報》大陸版發表長文，詳述此事，同時在TVBS電視台播出朱曉楓的訪問，海外與大陸一些主流媒體做了大幅轉載。我沒把自己做法的詳細情況告訴朱曉楓，但她卻從周圍感受到一股“朱諶之熱”，知道的人變多了，一些單位領導也表示關心，帶著對朱諶之的諸多讚譽。朱曉楓後來還告訴我，八寶山革命公墓已準備好，就等著朱諶之的骨灰移靈。不過，盡管做了那麽大的報導，我還是沒有接到一通電話，王昌誠或他的後人都沒有打電話來，像是一顆大石丟進台灣社會的大海，卻沒有激起一絲的波浪。真的，我沒有接到任何訊息的回饋，不僅茫然，也有幾分沮喪，難道他們已經移民海外？這是很有可能的，許多政治犯的家屬一旦條件許可就舉家遷居國外，徹底換一個新的生活環境來切斷傷心的過去。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性，王昌誠家人讀到了報導，卻不願意出麵，如果是這樣，原因是什麽？
這段期間，我經過南京時，常會和朱曉楓、馮亦同小聚，我說尋人事情毫無進展，實在抱歉，不過朱曉楓好像反而看開了，提到母親時不像最初常露出的哀傷神情，反而有一股寬慰與篤定。她甚至說這件事算了，看我這樣費神，她覺得過意不去。我沒有說好或不好，因為內心確實沒底，不過卻開始琢磨朱曉楓心情變化的背後。我把自己的觀察和馮亦同交換意見，骨骸是有形的，即使安葬，過了三代也鮮有人記得，真正活在人心中的是精神以及精神的認同。中國人講究死後哀榮，不過真正的哀榮不是奢華的葬禮，而是為世人所景仰的好名。我在台灣認識一些政治受難者的家屬，他們的先人也是下落不明，不過在獲得真相以及為先人恢複名譽後，他們的內心也就大體上平撫了。為了追尋朱諶之的下落，我發出了許多報導，意外地使得朱曉楓獲得了更多的關切，朱諶之也被賦予諸多的榮譽，這意味著朱曉楓的內心已有一般人所沒有的滿足。母親將流芳史冊，永遠活在世人心中，所以骨骸在哪裏似乎已不是那麽重要了。
找到陳蓮芳
話雖如此，真相呢？我還是不甘心，但一時確實不知道如何，加上還要忙著本業，於是倏忽之間又是一年。直到今年2月間，我突然想到再托一個朋友幫忙，那是台北市府前民政局長林正修。春節過後，我接到正修的電話，告訴我王昌誠已經過世，不過陳蓮芳（陳誌毅的別名）還活著，他找到了。正修的話像閃電般地劈進了我的心裏，朱諶之是王昌誠收屍的，陳蓮芳當然知道朱諶之葬在哪裏，找到陳蓮芳即意味著解開謎底，經過三年的尋求，終於就要獲得答按-2了。我有說不出的高興，但或許太高興了，馬上又變得患得患失，陳蓮芳會不會拒絕我？她是怎麽個想法？會不會又是空歡喜一場？據正修查出，陳蓮芳白天都待在一個老人健康療養院，晚上才回家。於是，一大早我們就約在這家療養院下麵碰頭，然後他向我出示一份戶籍資料影印，上麵寫著：“王陳蓮芳，出生地：浙江省鎮海縣，父：陳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誠（歿）。”資料正確無誤，這正是我們要找的人。於是我們上了四樓，告訴醫護小姐我們要找陳蓮芳，小姐客氣地引我們到一間複健房，老太太就坐在一個健身椅上，根據資料已有85歲了，可看來麵色紅潤。擅於處理群眾關係的正修馬上幾句噓寒問暖，老太太也以和顏悅色相報，接著跟我們到另外一間無人的小禮堂去談。我開門見山地說：“我受您的妹妹朱曉楓的委托來看您！”
“妹妹？”老太太衝口而出：“我沒有妹妹！”我解釋：“她是您同父異母的妹妹呀！”
老太太好像一時還轉不過來，覺得我提的名字很陌生，同時臉色變得凝重，變成麵對來路不明人士的警惕，於是我再提到她的繼母朱諶之，她馬上響應：“朱諶之是共匪，跟我沒關係，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我發現需要出示一些證明來拉近彼此的距離，於是趕緊從包裏找出朱曉楓尋人的委托書，老太太看著委托書上一堆自己的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趨緩，她已經記起朱曉楓這個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過，她那時候好像不是用這個名字。”這段往事開始在我們之間架了一道橋梁，我繼續追問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來的惟一目的：“朱諶之被槍決後，是您的先生收的屍？”老太太說：“沒有，我先生為了這事還被關起來查了幾個月，屍體是政府處理的。”“您知道埋在哪裏嗎？或火化後放在哪裏？”“不知道，這件事我們都不知道。”
我失望的情緒可想而知，又落空了，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找到朱曉楓的親人了，我再問： “如果您妹妹來台灣，可以來看您嗎？”老太太猶豫了，隨後說她的女兒在公家機關做事，怕會影響到她。我清楚感到老太太心中有一道牆，一道鋼鐵般的牆。我何德何能，能夠溶化或穿越那道牆，更何況我自己的心頭也已籠罩著烏雲，話實在說不下去了，我隻好告別，跟正修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裏研究後續狀況。照陳蓮芳的說法，現在問題又回到了政府部門，也就是當時的行刑單位、驗屍的法醫等等，這些單位必然有留下某些記錄。正修說：“林鬱芳是我的親戚，我幫你介紹，他的助理可以從‘國防部’查閱資料。”林鬱芳是親民黨籍“立委”，是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委員，接下來的查詢工作涉及到軍方行政單位，就在現有法規製度上進行即可。現有關於檔按-2公開的規定以及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補償相關法律，都足以大大方方地查詢過去政治按-2的原始文件。
盡管如此，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後還是感到百般的不對勁，好像少做了什麽。過去我一直把重點擺在朱諶之和王昌誠，沒有考慮到陳蓮芳，可是現在我突然想起來了，朱曉楓曾經提到陳蓮芳的大姐陳蘭芳還活著，身體不好，一直躺在床上，她渴望見到妹妹，寫了一封信給她，但無處投遞，朱曉楓影印了這封信給我，還讓我翻拍一些小時候在東北的照片，裏麵就有陳家的全家福，那個年代姊妹們玩在一塊，露著陽光般的燦爛笑容。此刻，這些東西都變得極有意義，隻是因為我的粗心，那些照片存在計算機文件裏，可是影印的信卻弄丟了。此外，工作有了明確的進展，我馬上打電話 告訴在南京的朱曉楓與馮亦同，他們非常高興。遠在大陸的電話那頭，朱曉楓說：“我跟她不太熟，可是北京的陳蘭芳是她的親姐姐，她88歲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見她一麵。”馮亦同的話更富意涵：“找到還活的人比死去的人還有意義。”我的頭腦似乎也轉過來了，陳家分離了半世紀多，盼著團圓的一刻，現在知道彼此都還活著，豈不喜極而泣。於是我又帶著資料趕回療養院，下午3時多陳蓮芳和其他老人正在教唱室裏唱歌，我耐心地等著，卻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一陣子後，老太太出來了，除卻早上的陌生，這回她顯得親切許多，我先寒暄幾句，接著就拿出她童年時在東北的全家福照片，她說：“你怎麽有這個……”接著語塞，凝視著照片，久久不能言語，後來慢慢地，她開口說起東北的事情，談起了她的父親。我說她的兩個哥哥已經過世，可是姐姐還在，身體不好，希望死前能見她一麵。她顯得訝異，旋又露出高興的笑容，不過對於雙方重新聯係這件事，她卻遲遲無法決定，她說：“主要還是怕影響到我女兒，讓我再考慮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當我是全然的外人，用惆悵的口吻談到家裏的事，談到過去的事，她說：“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聽到此話，我仿佛腦袋充血，眼前一片空白。後來幾天我一直罵自己笨，怎麽忽略掉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相。就如正修告訴我，透過戶政檔按-2是找不到王昌誠和陳蓮芳的，因為他們根本是躲著不讓人找到，兩岸相互探親通商已經快20年了，兩邊有親戚的，別說是通信見麵，就是買房子蓋工廠的也已不計其數。王昌誠夫婦不僅沒回去過大陸，甚至刻意躲避親人的尋訪，避開他們經驗法則中任何可能的危險。道理似乎很簡單，發生在那個殺伐時代的事，正是一個共產黨特工寄居在國民黨特工的家中以執行重大任務，而兩人是母女關係。接下來幾個月我來往兩岸，每當飛機穿越海峽，腦中憶及三年來追尋的種種，常有不知身處何方的恍惚。事情已徹底超越了我的能力範圍，原本我向陳蓮芳承諾，如果她不願意，我不會把她的電話和地址交給北京的姐姐，但後來我違背了這個承諾，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阻絕親情的權利，她們姐妹任何事情都應由她們麵對麵來決定。到這一刻據我所知，陳蘭芳後來打了電話到陳蓮芳的家，得到的是“沒這個人”的回答。由於我的無能，原本家庭團圓的喜劇最終沒有促成，也由於自己食言了，我再也沒有臉回去問陳蓮芳任何事。
朱曉楓：“母親從沒告訴我她從事什麽工作”
遺骸沒人去領
五月間，兩岸情勢出現重大變化，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後訪問大陸，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熱情接待，雙方簽署文書，表達追求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共同目標。電視上不斷播出歡迎儀式的熱烈畫麵，鮮花、呼喊、感人的致詞以及無盡的笑顏……與此同時，台灣“國防部”對於我們透過林鬱芳委員所提出的檔按-2查閱申請按-2，做出正麵響應，他們還派人拿著原始文件親自前來說明，其中確有新發現。與朱諶之骨骸下落有關的文書有兩份，一是1950年9月底，陳蓮芳寫給軍法局長的一封信，此時離朱諶之被槍決已有三個多月，信的全文如下：“竊民繼母朱諶之誤入歧途，致受國法製裁，此固有應得，百死莫贖，惟民每一念及先嚴養育之恩，則又不免戚戚於懷。據聞先繼母全部遺物現由鈞局保管，擬懇準予賜發，由民收存以資留念，並備他日遷運先繼母遺骸歸祖塋之用，臨呈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不久，軍法局回發陳蓮芳一份公函，同意所請，文曰：“……據請領朱諶之遺物一節，準予具領，仰即持批，攜帶該民身份證前來結領。”“國防部”根據這兩份文書回函林鬱芳“國會”辦公室，指出：“……朱諶之因吳石等叛亂按-2，於39年 （1950年）5月30日經本部判處死刑，同年6月10日下午4時在台北市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伏法，前軍法局當日即函請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火葬管理處派員領埋其遺體；另朱諶之遺物係由前夫女兒陳蓮芳結領（由陳蓮芳39年9月27日所具請領遺物報告轉述“並備他日遷運先繼母遺骸歸葬祖塋之用”以觀，朱女士遺骸似已由其領回），檢附其請領遺物報告及前軍法局批答影本各一紙，請參考……”
顯然國防部人員根據陳蓮芳的陳情書的文字覺得她已領回了朱諶之的遺骸，不過他們也承認沒有發現陳蓮芳簽署的遺骸和遺物的領據，而吳石按-2中槍決的所有其他人士的遺體和遺物，都由其家屬簽下領據領回。“國防部”人員甚至出示其他被槍決人士家屬的領據，包括吳石的家屬也有，唯獨沒有朱諶之的。
我跟陳蓮芳本人談過話，加上眼前的文件，已經可以拚湊出大致的真相。我認為陳蓮芳確實沒有領回遺骸和遺物。1950年6月10日朱諶之槍決後即由台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派人送去火化，然後埋在台北某處，三個月後陳蓮芳寫了一封信向軍法局陳情，希望領回繼母的遺物，以便有朝一日連同遺骸歸葬大陸故裏，軍法局也同意了，並具函通知她來領，但她卻改變了主意，沒有來領，為什麽？是什麽事或什麽人阻止了她？讓我頗為訝異的是她信中所流露的對朱諶之的自然感情，與她初次與我們碰麵時衝口而出的“朱諶之是共匪！”截然不同，到底後來又發生了什麽？她自己也被嚴重牽連了嗎？還是她的政治信仰最終戰勝了親情？我已經沒有能力再追下去了，因為曆史畢竟不能重來。我可以確定的是，朱諶之已永遠安息在寶島的土地上了。台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這個單位早已沒了，相關文件也不知去向了。越到後來，我發覺自己真正追尋的並非朱諶之的遺骸，而是試圖回答許多中國人心中都有的疑問，海峽的風、海峽的雨讓它更顯沉重，但這個問題絕不隻是關於這道海峽，而是所有願意付出自己生命讓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國人都曾問過自己的。本來這件事情，我的工作已劃上句點，但是馮亦同建議我完成最後一個動作，即把整個過程平實無誤地記下來，作為對中國人社會的交待。10多年前流行音樂製作人童安格有一首傳遍大街小巷的歌《其實你不懂我的心》，作為落筆後的心情，我倒覺得應該是“其實我們懂得彼此的心”。
我母親沒有係統學過馬列，去世時黨齡隻有5年，在7顆子彈穿透胸膛前，還能高呼出“新中國萬歲”！
-本刊記者 蒯樂昊 發自南京
母親送我到台灣義勇軍少年團
母親本名朱楓，為了工作需要，改成了朱諶之。我本來也不叫朱曉楓，為了紀念母親，改了這個名字。
這輩子，我在母親身邊的時間非常少，八九歲之前，我跟著她，16歲以後，我們在上海共同生活了3個月。這兩段時光，構成了我對母親的全部印象。
母親出生在浙江鎮海的一個大家族，我則恰好在“九·一八”那天出生在東北沈陽，我的陳姓生父是沈陽兵工廠的工程師，在我一歲多時就亡故了。亂世裏，母親帶著我回到了浙江老家。那個時候，她開始參與抗日活動，唱歌、演戲----演《放下你的鞭子》、做救護工作。我小時候總看見她忙忙碌碌，但是她的性格，卻又是非常沉靜的。
我們還過了一段逃難生涯，湖南湖北地跑。後來，為了不耽誤我的學習和成長，母親把我送到了台灣義勇軍少年團。我在那裏學習知識，參加抗日活動，在老師的影響下還悄悄地入了黨。我沒有受到母親多少直接的教育和影響，但在那樣的時代裏，我們母女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同一條路。
再見到母親的時候，我已經是16歲的大姑娘，而那時的母親，已經從一個熱心抗日的知識女性，成長為一個經驗老到的地下工作者了。
在那個危機四伏的年代，我們天天生活在一起，但是閉口不談政治，彼此心知肚明。母親從來沒告訴過我，她在從事什麽工作，可是我感覺到了。我從來沒跟她說我入了共產黨，但她也明白。從表麵上看，她是上海一家公司的會計，我是不諳世事的少女。
我還記得我們那些話裏有話的對白：
一天， 我帶一個朋友回家玩，母親等來客走後，問我，“這人是誰？”
我說：“我們認識很久了。”
母親淡淡地說，“以後，不要隨便帶外麵的人到家裏麵來。”
我馬上明白，母親在暗示我，家裏是重要的地下聯絡點，不能讓任何來曆不明的人知曉。我很知趣地不再追問。
母親對我的情況也是一點就透。我對她說，“我的老師（我的入黨介紹人）被捕了，我需要解決身份問題。”她一句都不多問，馬上想辦法把我送到解放區去。就這樣，我再度離開了她，這一走，竟成為永訣。
她不是個婆婆媽媽的母親，並不整天想著把兒女護在身邊，但是她為我的成長，選擇了非常正確的道路。也許她是考慮我留在她身邊實在太過危險，在犧牲之前，她就曾兩次被捕，因為遭受嚴刑，拇指落下了殘疾。由於長久的分離，她其實一直都很思念我。我記得她因為工作被派到香港去之後，專門買了塊手表托人帶給我，那塊手表，兩頭尖尖的，非常時髦，我當時在部隊裏，不喜歡這樣的款式，她便又想辦法拿去換，前後換了好幾次，才換成我所滿意的樸實無華的樣式。
解放前夕，她本來可以回到上海跟家人團聚，但臨時接到任務，要她去台灣。那段時間，她親情流露，先後給我寫了3封信，慨歎“人非草木”，希望能與我見麵，但始終未能如願。母親從香港維多利亞碼頭登上開往台灣基隆的“風信子號”海輪，不知道那時她心中，是否已有預感：此去台灣，凶多吉少。
在舟山被捕
母親是中共華東局情報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員”，她在台灣的任務，是作為吳石（時任台灣國防部參謀次長）的聯絡人，將一批重要的軍事情報，輾轉送回大陸。在她圓滿完成任務之後，“中共台灣省工委會”的多名負責人突然被捕，總負責人蔡孝幹在被捕一周後叛變，供出了400多名同誌，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組織遭到了空前的嚴重破壞。
母親得到消息的時候，從台灣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線，已全部緊急封鎖。她在吳石的幫助下，乘軍用運輸機飛往舟山群島中的定海機場，那裏離家鄉鎮海很近。誰知吳石也很快被捕，台灣的特務馬上前往舟山追捕我母親。
母親處事精明，她到了舟山，覺得情勢不對，便沒有回家，而是住進了一家醫院。因為醫院人員流動大，也不需要出示戶口，便於掩飾身份。但即便如此，無處不在的台灣特務還是找到了她的下落。
這些經曆，都是我後來閱讀書報材料，才知道的。
50年代的時候，我隻知道母親犧牲了，具體情況一無所知。雖然悲痛，但並不意外，因為我從少女時代便已經懂得，她做的就是生死邊緣的危險工作。
直到2002年，才看到《老照片》和《鳳凰周刊》上的文章和照片。照片裏，行刑前的母親穿著家常的碎花布旗袍，外披一件深色外套，表情從容鎮定，跟我印象中的母親並無二致，那一年，她才45歲。
也因為這些文章和照片，我結識了秦風先生。我托他代為尋找母親的遺骸，他非常熱心，前前後後來我家幾次，帶了記者來錄影、拍照，自掏腰包幫我在台灣的報紙和電視台登尋人廣告，我沒有給過他一文錢。
前後找了3年，我的心也慢慢淡了，我知道這很難，而且，中國人有句老話，“青山處處埋忠骨”。
我隻是常常想起母親。那位入獄後叛變的黨委書記，受過多年的培養教育，經曆過二萬五千裏長征，但在刑逼麵前的表現，竟然不如我母親這樣一位女子。我母親沒有係統學過馬列，去世時黨齡隻有5年，在7顆子彈穿透胸膛前，還能高呼出“共產黨萬歲”！
母親是富家女，卻沒有富家女的習氣，她自己生活簡樸，卻舍得把錢花在工作上。我記得，地下工作聯絡點的桌椅沙發，都是母親自己出錢買下的；抗戰工作沒有經費了，她一次就捐出500大洋；新知書店沒有紙張印刷進步刊物，她變賣了自己存在上海銀行的一枚3克拉的鑽戒。
一名同樣從事地下工作的同誌被捕後釋放，組織上派母親護送他上船去香港，他坐的是四等艙，無鋪無座，海風一吹，凍得發抖。母親馬上跑到
衛生間，脫下自己裏麵的毛衣，送給他穿上。
母親犧牲40周年之時，我見到了當年的這位同誌，四十多年來，他一直保存著這件已經磨破了的毛衣，他把它贈送給我，留作紀念，成了我手頭為數不多的母親的遺物之一。
姐姐是國民黨特工
作為女性，母親的一生，重情而且不幸。
她各方麵的才華都很不錯，相貌出眾，多才多藝，書法師從名家沙孟海，一手字寫得尤其好。聽說母親年輕的時候上門提親的人很多，但是她偏偏選了一個比自己大很多的、有孩子的男人當續弦，遠嫁東北。我也不明白她為什麽會嫁給我父親。她老覺得自己身體不好，疑心自己不能生孩子。她有胃病，人很消瘦。
後來，她跟我的朱姓繼父成婚，兩人雖然誌同道合，但是各自為革命工作奔忙，長年不能見麵。我繼父還在皖南事變中坐了很長時間的監牢。母親的一生，聚少離多，痛苦的時候遠比幸福的時候多。
組織上選派她去台灣執行任務，除了她本人機敏沉穩以外，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她的女兒----我同父異母的姐姐----在台灣國民黨政府任職。她去台灣後便寄居在女兒、女婿家中。也是這個姐姐，因為怕受牽連，沒有去領母親的遺骸遺物。當然，我並不怨她，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會有不同的選擇。
就像我母親與我姐姐，名分為母女，卻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道路。
這個叫陳蓮芳的姐姐，我自小與她不熟，她很早便被送出去讀書，學無線電，她大概也因此做了情報工作，成為台灣保密局的人。
想想看，在台灣的一個屋簷底下，母女兩人，一個是共產黨的特工，一個是國民黨的特工，這大概是那個時代特有的奇情。隻是現在，一個永遠地離去，一個選擇了沉默，我們也許隻能靠揣摩去填補那段時光了。
秦風在自己的台灣文史工作室裏
照片不會說假話，一個人是什麽形象，照片呈現出來，不是我能修改的，所以照片的證據性特別強，它可以引發我們從新的角度來觀察曆史
-本刊記者 黃廣明
最近幾年的中國大陸書壇上，一係列反映民國或台灣曆史的老照片集相繼出版，讀者反響強烈，如山東畫報出版社的《你沒見過的曆史照片》，上海文匯出版社的《民國南京》、《曆史照片的曆史問題》、《蔣家私房照》、《夢回滬江》、《民國名人再回首》，廣西師大出版社的《抗戰一瞬間》、《歲月台灣》、《寶島風情》……那一張張黑白照片年代久遠，既有曆史上大人物在關鍵時刻的縱橫捭闔、運籌帷幄、慶典儀式上的拘謹嚴肅，也有他們私生活場合的輕鬆率真；既有普通民眾在戰爭、政權更迭等特殊曆史時期的顛沛流離、張皇驚恐，又有他們在安定時期的柴米油鹽、工作休閑的細膩與瑣碎；既有解放區，也有國統區；既有抗戰時期的淪陷區、偽滿地區，又有大後方……戰爭的炮火紛飛，民眾的日常生活，學校教育，娛樂明星，時尚流變……這些幾乎從未在大陸亮相的照片，為內地讀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直觀的參照係，既而引發了人們對那段曆史給予新的打量和觀察……可以說，這一係列的圖片集製造了內地圖書市場近年來持久不衰的民國熱和台灣熱。
這些圖書的署名，都寫著“秦風編著”。秦風是誰？他是怎樣得到這些大陸讀者從未見過的曆史照片的？出版這些畫冊的意義何在？
秦風先生本名徐宗懋，1958年出生在台灣高雄，父母是福建福州人。1980年秦風從輔仁大學畢業，先後任中國廣播公司和中國時報記者，2001年成立台灣文史研究工作室。近日，時常穿梭於兩岸的秦風先生來到廣州，與記者晤談。
日本是一個戰敗國，資料保存比我們做得好
人物周刊：您最早從事文字記者工作，後來是怎樣走上曆史圖片的收集與出版這條道路的？
秦風：1995年前後，我30多歲，擔任中國時報總編輯助理。時值抗戰勝利50周年，那時大陸的紀念不像這次60周年這麽熱。台灣也在紀念，那時台灣還是國民黨當政，李登輝掌權，雖然當時台獨勢力已經露臉，但不像現在這樣猖獗，畢竟台灣搞了幾十年的大中華的教育，不像現在抗戰勝利60周年隻有國民黨提，當政的民進黨完全不提。
為了收集資料，我去了日本，發現日本雖是戰敗國，卻也在大規模地做戰後50年紀念，隻是角度跟我們不一樣。一個是講戰爭時期，包括戰前的動員，戰爭的慘烈，接著就是講戰後50年日本的演變與發展、成就，出版了大量的書籍圖片。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圖片製作相當有水平，精美，翔實。當時我就有一個深深的遺憾，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為什麽能做得這麽好，而我們的圖片就那麽幾張？大陸的情形就更糟了，那時大陸的媒體連用照片付費的意識都沒有，更談不上為了找好照片花錢了。
回來後，我建議報社做一本台灣戰後50年的畫冊。你知道，一個單位要做一件事情，總要有一個狂熱分子。為了說服領導批經費，我說做這個不單是為了紀念抗戰，也是為了紀念報社創立45周年，這是一個非常有中國特色的說服方式（笑）。後來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一個同事負責收集照片，我負責文字部分，掛了一個副主編的頭銜，前麵掛了10個人的名字，其實他們與這本書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本書後來成為台灣的一部經典畫冊，賣得很貴，1500台幣，相當於300多元人民幣，賣了上萬本，當時一般的畫冊能賣2000本就不錯了。這本書跟過去的畫冊不同，過去的畫冊並不感動人，因為它的照片是羅列的，照片之間沒有一種內在的情感邏輯，也沒有一種內在的視覺邏輯----照片的排列本身就是一種創作。
就內容來說，我們借鑒了日本的技術和理念。
就這樣一步步做出來了。接下來在中國時報期間，我又編著了幾本畫冊：《中國人的悲歡離合》，《大遷徙》----講1949年國民黨來台前後情形，《中國人的山河歲月》----中國百年近代史。
“照片不會說假話”
人物周刊：我們從小習慣於從文字了解曆史，而您編著的書籍主要是以圖片講述曆史，其價值何在？
秦風：對我來講，通過剪裁，用圖片來講故事，把社會情境、生活情境、曆史情境呈現出來，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圖片有它的直觀性，比較容易做。要寫文字賺3000塊錢的稿費，你得寫死。照片就容易得多。照片可以構成一種產業的形態，可以反複使用，文字這家用了另一家就不用了。
照片不會說假話，一個人是什麽形象，照片呈現出來，不是我能修改的，所以照片的證據性特別強，它可以引發我們從新的角度來觀察曆史，比如我曾刊過一張照片----段祺瑞打台球，這張照片就帶來新的信息，通過這張照片，我們對段祺瑞會有多元的認識，減少對曆史人物的刻板印象。
再如何應欽，他當時是國民黨的陸軍總司令，有一張他的照片，他拿著一個鐵盤子，跟普通軍官一樣在食堂排隊點菜，看了讓人暗生感歎。
人物周刊：我從小以為，民國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都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看了你的《你沒見過的曆史照片》，我發現其中固然有特定時期民眾的愁苦，但也有不少安定祥和的場景，如民國時期的運動會，城市中小學教育的規範，民眾欣賞音樂等等，還有，民國時期的政治人物不少看起來都很儒雅。
秦風：對，照片不會說假話，照片提供了曆史的細節，當一個人看到曆史的真實場景，與他過去所受的宣傳教育形成的印象不一樣，這時他就會感受到心靈的震蕩，之後他會啟動自我教育機製，正是從這種震撼與自我教育中，讀者變得更加理性、成熟、不盲從。
人物周刊：您後來是怎樣離開中國時報的？離開報紙是為了專門來做這個？
秦風：我離開中國時報與做現在的事情沒有直接關係。2000年台灣領導人大選，我對媒體的環境有些失望。那場選舉對我影響很大，我離開了工作了17年的崗位。當時我感到台灣的中華民族的教育越來越弱，就想到民間去做研究，探尋一下台灣在中國曆史中的角色與任務，就是想在文史方麵找材料證據，跟台獨對著幹。於是我籌辦了台灣文史研究會，開始研究台灣在中國的角色與定位。
當然，我作為中國人的驕傲不是消極的，不是說我為了反台獨，中國成為什麽樣子我都會默認。反台獨我們必須吸引台灣人對中國的認同，讓他們感受到做中國人是光榮的----你工作認真，他認同；你追求一種政治道德使命，他也感到自豪。
人物周刊：所以您現在收集的圖片也想展現中國文化中優秀的一麵？
秦風：不完全。我覺得一個社會必須在一個開放的信息環境裏麵才能成長，才不會被偏激的想法所左右。對曆史、對社會的看法，其信息來源、參照係應該是多元的豐富的，這會幫助人們成長、思考。所以，我所做的這些事情的宗旨，是想提供給大陸社會一個更多元的認識曆史的參照係。單一的係統隻有單一的信息來源，隻能產生單一的看法。看法不同沒有關係，重要的是多元，以一種理性、建設的態度來看待曆史和思考社會。
民國和台灣是大陸的參照係
人物周刊：具體說對大陸讀者意味著什麽？
秦風：對大陸來講，縱向的方麵，最大的參照係統就是民國史，從橫向來比較，就是台灣社會。提供一個多元的參照體係，有助於整個民族的成熟。未來國家的發展與進步，需要有成熟的國民，這個是很難的。蓋一座高科技大樓，兩年就可以了，要民眾養成遵守交通規則的習慣，可能要花三五十年時間。成熟的國民是國家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
我做資料圖片工作的另一個追求是技術方麵的，是想通過照片的製作提升中國人在影像製作方麵的工藝水平，向先進國家看齊。
人物周刊：這些圖片的來源和渠道有哪些？
秦風：買。包括台灣的檔按-2館、文物市場----老照片本身就是一種文物，還有到日本收集等等，都是來自大陸以外的地區。
人物周刊 ：現在收集了多少照片？買照片花錢多不多？
秦風：總共10萬張左右，精華在1萬張上下。買照片花了很多錢，算了筆賬，前後大約有300萬元人民幣。男人啊，大約30歲的時候買第一幢房子，接近50歲的時候準備換一套小
別墅，這在台灣是男人的一個人生任務，這些我都放棄了，我的錢全部拿來買照片了，我覺得這樣的人生更有意義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