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在文革期間給周恩來的大字報

　　1966年的冬天，“文革”從揪鬥地方上的“地富反壞右”發展到揪鬥一些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同誌，就連很多在中央工作的高級幹部也未能幸免。那時候，北京街頭鬧得最凶的就是大中院校的紅衛兵，他們提出的口號是：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那陣子，周總理太累了。從各地進京的這派那派頭頭每天都鬧著要中央領導人接見，周總理不得不抽出大量時間和他們交談；他還要和有關人士談話、參加一個又一個的會議，經常是在天亮後才疲憊地回到西花廳。看到周總理這樣勞累，我們實在不忍心讓他回到辦公室後再批閱那些似乎永遠也批不完的文件，就對送呈的文件精心挑選，把那些非得周總理批示的文件擺在他的辦公桌上。

　　最讓人焦心的是，周總理回到西花廳後也休息不好。在一些人別有用心的挑動下，府右街每天造反呼聲不斷。趕上最高指示發表的日子，府右街就更亂得讓人頭昏腦漲，大隊大隊的群眾不分白天黑夜從四麵八方趕來遊行慶賀，整條府右街被堵得水泄不通，鑼鼓聲、鞭炮聲、口號聲震耳欲聾。西花廳和府右街隻有一牆之隔，吵得最厲害的時候，院子裏幾天幾夜都處於高分貝的噪音之中，連我們都煩得難以忍受，周總理更是休息不好了。

　　到了12月，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了。12月4日，原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被紅衛兵綁架後不知去向。彭真是在1966年5月被免除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職務的，當時由於毛主席不點名批評了他，說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是獨立王國，所以彭真就挨了批判。但彭真是為新中國建立做出過特殊貢獻的老革命，雖然不當北京市委書記了，可他當時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怎麽能不聲不響就被人綁架得不知去向呢？

　　當接到彭真同誌被綁架的電話後，同誌們都感到非常吃驚，同時也想到問題的嚴重性。我們馬上向周總理匯報，周總理聽到這個消息後，急得馬上把北京幾個知名的造反派的頭頭約到國務院會議廳，希望搞清彭真的下落把他接回來。但遺憾的是，周總理那天和造反派幾個小時的談判沒有結果，除了了解到是哪個組織把他弄走的和“他一次可以吃兩個窩窩頭”之類的情況外，其它信息一無所獲。最後，周總理隻好批示北京衛戍區一定要找到彭真並把他營救出來。

　　彭真被綁架事件，讓周總理感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他開始為那些被造反派重點衝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擔心，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見到他臉上有舒展的笑容。1967年對於周總理和中國人民來說都是令人心酸的一年。

　　接下來發生的事件果然令人擔憂。先是剛剛過完元旦，陳伯達、康生、江青1月4日在接見廣東一撥紅衛兵時突然宣布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第二天，大街上就鋪天蓋地貼滿了揪鬥陶鑄的大字報；幾天後，1月8日深夜，造反派為了揪鬥譚震林又衝進了中南海西門；餘秋裏、賀龍緊接著也受到衝擊，很多人被搞得有家難歸。周總理肩上的擔子更重，工作也更難做了。

　　周總理明顯地瘦了，既是因為勞累，也是因為心裏不舒暢。1967年元旦過後，他一出門總要到淩晨二三點才能回到西花廳，而一回來就又是坐在辦公桌前批閱那些似乎永遠也批不完的文件。很多人都勸周總理注意休息，但無論是鄧大姐寫字條還是我們當麵勸說，對周總理都不奏效，就連醫生也對他無可奈何。

　　眼見著周總理日益憔悴，我們很心痛也很著急，怎麽能讓周總理早點休息呢？大家都在琢磨著。有一天，周總理回來後顧不上休息又在辦公室繼續工作，大家就聚在警衛室裏議論起如何想個讓周總理休息的辦法。“我們也給總理寫一張大字報吧！”有人提議說。寫大字報是當時最時髦的革命形式，這個建議得到大家的一致讚同。再一商量，給周總理寫大字報草稿的任務就由趙茂峰擔當起來——因為趙茂峰平時愛看書，字也寫得好，連周總理向客人介紹時都說他是西花廳的秀才。

　　大字報怎麽寫？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開始湊詞兒。第二天，趙茂峰就把大字報的草稿寫好了，他拿來交給大家傳閱修改。大字報的原文是這樣的：

　　周恩來同誌：我們要造你一點反，就是請求你改變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才能適應你的身體情況，從而你才能夠為黨工作得長久一些、更多一些。這是我們從黨和革命的最高的長遠的利益出發，所以強烈請求你接受我們的請求。

　　大字報的落款日期是1967年2月3日。

　　大字報是寫好了，可還得交給鄧大姐看一下才能最後定稿。茂峰把稿子交給我送去給鄧大姐看，鄧大姐看後在第三句的身體後麵加了“變化”兩個字，因為那時周總理已經患有心髒病了。鄧大姐修改後稿子就定了，我們上街買了一張粉紅色的紙，照著總理辦公室門的大小裁好，大家覺得總理辦公室的門是貼大字報的最佳地點，這樣周總理進辦公室之前就可以看到。

　　抄寫大字報的任務自然又落在了趙茂峰肩上，他把大字報抄好後大家紛紛在上麵簽名，那回簽名的有秘書、衛士、醫護人員等等，鄧大姐也在上麵簽了名。

　　簽完名，我們把大字報貼在總理辦公室的門上，周總理回來時就看到了。他認真讀了以後笑了笑，第二天把大字報取下來在上麵批了八個大字：“誠懇接受，要看實踐。”

　貼大字報的第二天上午，鄧大姐對我說：“你們寫那張大字報是關心恩來的工作和身體，貼得好，不管起到什麽作用這都是一件好事兒。可你們說得不全，雖然我是看過的。我想了想還得再提幾點補充意見，明天上午再寫。”

　　2月5日上午，我進到鄧大姐的辦公室後，她對我說：“你拿出筆和紙。我已經想好了五條建議，我說，你寫，一下寫成不用再重抄了。”鄧大姐接著口述了五條建議的內容：

　　一，力爭縮短夜間工作時間；

　　二，開會談話及其它活動之間應稍有間隙，不要接連工作；

　　三，每日節目規定應留有餘地，以備臨時急事應用；

　　四，從外麵開會工作回來之後，除非緊急事項，恩來和有關同誌之間希望不要接觸，(以)得到喘息；

　　五，學會開會要開短些，大家說話要簡練些。

　　恩來同誌堅持努力實踐，凡有關同誌堅持大力幫助。

　　以上幾點希望。

　　鄧穎超

　　1967.2.5

　　大字報貼出後，凡是到西花廳的領導同誌，如陳老總、聶老總、葉帥等看了後都簽名表示支持。

　　可惜的是，雖然這張大字報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心意，但對周總理的“威懾”卻一點不大，他依舊不分白天黑夜地開會、接見、找紅衛兵談話，回來後還要麵對那一摞摞待批的文件。後來周總理跟我們解釋說：“我不能休息呀，你們看，這麽多的文件都等著我批，這麽多的事都等著我辦，我能休息嗎？”

　　周總理的話說得對，我們誰也無法反駁。確實，他是人民的總理，黨需要他這樣做，國家需要他這樣做，他也要求自己努力為人民服務，那麽多的事情擺在麵前，他無法好好休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