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審視中國曆史上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征

作者不詳

　　“盛世”是近年來使用頻率頗高的一個詞。所謂“盛世”，在曆史上是指中國社會發展中一些特定的階段，是國家從大亂走向大治，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繁榮昌盛的時期。在中國曆史上，比較公認的盛世隻有三次，即：1、從“文景之治”到“武帝極盛”再到“昭宣中興”的西漢盛世；2、從“貞觀之治”到“開元全盛”的大唐盛世；3、清代的“康雍乾盛世”。這三大盛世，一方麵確立了中國傳統“盛世”概念的基本內涵，另一方麵也都沒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因而給人留下了無盡的話題與思索。


　　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征

　　中國曆史上三次盛世的具體情況有很大差異，但總體上看，在以下幾個方麵有其共同特征。

　　一是消除了內憂外患，軍力國勢強盛，國家統一，疆域遼闊，周邊沒有相抗衡的力量。漢朝開國之初，異姓諸侯王心懷叵測，匈奴部族頻頻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據，邊塞突厥犯境；清朝入關定鼎後，內有三藩、台灣、準部之憂，外有俄羅斯之患。但經過數代人的不懈努力，都分別平定了內亂，擊潰或逼退了外敵，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並在此過程中，開疆拓土，軍力國勢日益強盛。疆域之遼闊，為中國曆史上除元朝外所僅見，也為世界曆史上所罕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僅在亞洲，甚至世界範圍內都沒有對手能夠對其構成真正的威脅和挑戰，從而為社會的發展和經濟、文化的繁榮提供了保障。

　　二是社會總體上比較安定，經濟發展，國家富足，國力領先於世界。這三個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亂之後，人口喪亡，經濟凋敝。統治者能夠汲取前車之鑒，勵精圖治，興利除弊，注意與民休養生息，使社會總體上保持了較長久的穩定，經濟逐步有了恢複和發展，國力蒸蒸日上，百姓越來越殷實富足。西漢文景之際，據載“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武帝時，大興水利，農業更趨發展；鹽鐵官營，財政愈益加強。唐代貞觀年間，經濟由恢複而發展，到玄宗開元全盛之時，詩稱“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曆史上漢、唐並舉，無疑都證明漢、唐是當時亞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清代乾隆時，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均興旺發達，財政收入之豐，達到了我國古代社會的最高水平，經濟規模和總量居當時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清嘉慶五年，乾隆於此前一年去世)，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生產能力和出口能力，為世界其他地區望塵莫及。國家的安定富足，又為軍力國勢的強盛提供了基礎。由此出現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局麵。

　　三是文化繁榮，對周邊地區有巨大的影響力。在國勢強盛、國家富足的基礎之上，三個朝代的文化俱臻繁榮。漢初以來朝廷大力倡導搜集和整理圖籍文獻，使先秦百家之學在秦代焚書浩劫之後又趨複興。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奠定了兩千年封建社會的思想基礎；設太學，置樂府，誕生了大氣磅礴、彪炳千古的《史記》。唐人吐納百川，鎔鑄古今，在科學、文學、藝術上都有卓越的創造。貞觀之時，都城長安成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來朝，“國學之盛，近古未有”。璀璨絢麗的唐詩，終在盛唐時臻於大成。“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的編纂，經學、史學的興盛，使清代學術取得了“超漢越宋”，集曆代之大成的曆史地位。一部《紅樓夢》，堪稱時代的史詩。這些文化成果，均對周邊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往往被奉為樣板，競相學習仿效。

　　四是興盛的局麵持續時間較長。漢代的盛世從文帝繼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續130年；唐代的盛世從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亂爆發(公元755年)，持續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從1662年延續到1795年，長達133年。綜上可知，中國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裏，保持了國家的全麵發展和繁榮，文治武功、相得益彰，並形成無與倫比的盛大局麵。在中國曆史上，還有許多比較清明或繁榮的時期，特別在朝代更新之初，一般都呈現出上升、發達的氣象，但都稱不上“盛世”。究其原因，根本有二：一是持續的時間不長，不過數年、十數年或稍長而已；二是達不成全麵繁榮昌盛的局麵，僅隻在某些方麵有所成就，終沒有三大盛世的恢宏氣象。此外，在中國曆史上還有一些自詡的“盛世”，但大多事與願違，有如過眼煙雲，空付笑談中。由此可見，“盛世”是曆史的評價，是大跨度的時間的結論。


　　盛世依仗強大的武備

　　自古以來，世人都期盼“太平盛世”。但絕對“太平”的“盛世”，從來隻是人們的良好願望和美好憧憬。所以先哲反複強調：“居安思危”，“安不忘戰”，“有備無患”。沒有強大國防的盛世，從來就不存在。

　　在一個幅員廣大的多民族國家，欲締造盛世，首先必須解決邊疆與民族問題，消除內憂外患，實現和保持國家的統一與社會的穩定。這是一個複雜、曲折的曆史過程。在漢、唐、清三朝，都與一係列的戰爭相伴隨。如西漢景帝時平定吳楚七國之亂，武帝時遠征匈奴；唐太宗征伐突厥、吐穀渾，武後討滅徐敬業；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亂、統一台灣、抗擊沙俄入侵，乾隆平定準噶爾、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這些戰爭的勝利，無不有賴於武備的整飭，其結果則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的統一、邊疆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使興盛局麵的形成和保持成為可能。

　　反之，國防和武備上的舉措失誤，必然直接危及盛世的延續。以唐代為例，玄宗時均田製日益破壞，建立在均田製基礎上的府兵製也呈瓦解之勢，中央集權的軍事體製逐漸遭到削弱。玄宗晚年，節度使權勢越來越重，藩鎮武裝力量不斷坐大，而與此同時，中央武備卻日益空虛。天寶元年，邊鎮節度使增至10個，擁兵49萬，僅安祿山掌握的兵力就達18萬之多，而朝廷轄統的部隊總共才有12萬人，在兵力部署上出現了內輕外重的嚴重局麵。另外，各道節度使都身兼數職，集軍、政、財權於一身，久任一方，得以大力培植私黨親兵，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地方與中央的矛盾。藩鎮擁兵自重，割據成勢，進一步刺激了他們攫取更大更高權力的欲望和野心。以安祿山、史思明為首的武裝叛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雖然這場叛亂最終得以平定，但唐王朝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


　　盛世“盛極而衰”的內在根源

　　中國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唐朝無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世。康乾盛世是何等輝煌，但乾隆剛退位就猛然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四境騷亂，清朝自此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研究“盛極而衰”這一反複出現的曆史現象，至少可以發現以下幾點重要原因。

　　(一)、國家的發展缺乏持久的動力和一貫的進取精神，社會意誌消退和睿智的領袖後繼乏人。國家的不斷發展，繁榮的持久延續，需要不斷地向社會注入新的動力，向社會成員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奮鬥目標，再輔以正確的政策指導，使整個社會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活力。安於現狀、墨守成規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繁榮的。然而中國曆史上的盛世在出現後，都不可避免地趨向守成，社會的主導思想逐漸由開拓進取轉為“持盈保泰”，社會風氣也為之一變，由奮發有為而轉向享受升平。國家的發展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社會一旦喪失了開拓的動力，迷失了努力的方向，陶醉於眼前的繁榮，沉湎於已有的輝煌，各種問題和矛盾就會逐漸滋生和醞釀。而睿智的領袖和領導集團後繼乏人，又直接加劇了這種局麵。中國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有明智的領袖和領導集團為之領航。漢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後、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們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知人善任，身旁都有一批誌在高遠、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封建社會，歸根到底屬於人治，並沒有可靠的製度保障。在實行家天下的專製王朝中，君主的素質總體上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趨勢。數世之後，繼位者全都“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與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則老成凋零，往往裙帶風行，宦官當道。守成已難，更何言開拓進取。漢朝在武帝後期，因征發過甚，社會擾動，國家已呈現虛耗之象。武帝之後，幾位君主都不免孱弱，昭、宣兩代，賴有老臣輔佐，國勢尚有起色，再往下，外戚擅權，朝政日益混亂敗壞，貴族官僚大量兼並土地，社會矛盾愈加激化。西漢王朝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向下坡。

　　(二)、憂患意識喪失，歌舞升平，忽視潛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中國先哲一再強調：“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但曆史上的統治集團在進入盛世後，大多趨向“持盈保泰”、“護守成憲”，滿足於維持現狀，對眼前的問題小修小補，乃至自高自大，掩蓋矛盾，粉飾繁華，縱情於聲色犬馬，陶醉於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問題及其嚴重性。潛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就在這種狀態下不斷滋長，日積月累，變小患為大患，一朝爆發，遂致不可收拾。創造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晚年也因滋生自滿之心，無法真正做到善始善終，幸有良臣輔佐，及時提醒。貞觀十三年，魏徵針對唐太宗漸好奢縱的傾向，呈上直言進諫的名篇《不克終十漸疏》，指出唐太宗的誌業與貞觀初年相比，在十個方麵都出現了今不如昔的變化，求治之心銳減而驕逸之心漸萌。唐玄宗的悲劇，則直白地印證了驕縱誤國、懈怠敗事的道理。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將武後末年瀕於內亂的唐朝導向“開元盛世”，但在晚年耽於享樂，無心理政，把朝廷政事交付給外戚楊國忠之流，全然不顧政治的不斷敗壞和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對關乎國家大計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製日趨瓦解不事補救，坐視藩鎮權勢積重和中央武備的不斷削弱，以至造成“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慘結局，百年基業與一世英名毀於一旦。

　　(三)、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蕩蕩。大清盛世的締造者，不僅忽視了國內社會的潛在矛盾和問題，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沉溺於“盛世”之中，最終使盛世成為近代中國落後於世界的肇端。德國哲學家赫爾德在1787年出版的《關於人類曆史哲學的思想》中，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狀態表示了如下看法，大清帝國的“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發跡時間相當於乾隆後期的拿破侖，則把中國稱為“東亞睡獅”。確實，從1662年到1796年這135年的時間裏，西方國家經文藝複興之後持續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運動，最終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資本主義革命和工業革命，經濟、科技和軍事踏上了不斷加速發展的軌道。當此世界劇變的關鍵時期，康、雍、乾三朝卻進一步強化了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社會更加趨向於封閉愚昧、妄自尊大，深陷封建時代的隧道之中，固步自封，停滯不前，從而與西方的發展勢差越拉越大。自視為“天朝上國”的大清朝，就在自我陶醉的“盛世”榮華之中，不知不覺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落後就要挨打。乾隆退位僅僅不到半個世紀之後，清王朝就在鴉片戰爭的中西碰撞中不堪一擊，成了不折不扣的挨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