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充當日偽情報員的陳永貴是怎樣走紅的(圖)

組織“晉中野戰軍”，對武鬥不管不問，誌在震動山西，震動全國

陳永貴等把自己的造反組織封為“晉中野戰軍”，又叫“晉中一把火”，還有一個更為大膽的代號叫“六十八軍”。六十九軍軍長謝振華一直對此極為反感。作為支“左”的解放軍，他不願意看到兩派無辜的群眾發生殘酷的武鬥，更不願意看到解放軍卷入派性鬥爭中去。

1967年9月5日，劉格平、陳永貴指使楊成效指揮“晉中野戰軍”，調集汽車數百輛，向“總司派”的下屬組織所在地太原第十中學發起猛攻，開槍打死女學生孟玲玲，打傷學生數百人，震動整個昔陽大地，由此爆發了抬著孟玲玲的棺木遊行的悲壯場麵。

11月初，陳永貴出馬到太穀縣視察。他策劃了樊村事件，造成群眾死傷數百人。接著，他又組織“晉中野戰軍”搞武裝遊行示威。途經榆社縣紅花嶺村時，與“總司派”的下屬組織“兵團”打了一場“遭遇戰”，雙方死傷數人。但“晉中野戰軍”人多勢眾，槍多彈多，壓迫“兵團”撤出紅花嶺。爾後占領該村，抓捕群眾數十人，當場槍斃5人。紅花嶺戰鬥結束後，“晉中野戰軍”繼續遊行到和順縣。在城關鎮又與和順的群眾打了一仗，雙方各死5人，各傷50餘人。山西武鬥不止，工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混亂，引起中央高度重視。於是，1967年12月又召開會議解決山西問題。周總理在會上強調要嚴禁打、砸、搶、抓，立即刹住武鬥歪風。命令拆除一切武鬥工事，不準衝擊軍事機關，不準揪鬥、圍攻解放軍指戰員。會議還批評了劉格平的許多做法，並決定山西駐軍“三支兩軍”工作由省軍區交給六十九軍黨委領導。

1968年2月22日，謝振華派代表到長治飛機場候機室，主持了晉東南兩派頭頭的停火談判。考慮到談判的危險和複雜，謝振華要求部隊在候機室外重兵布防，樓頂四個角上架起四挺機槍，槍口對著四外的曠野，以防兩派武裝衝擊會場。由於解放軍的威勢，加上調解代表的努力工作，兩派雙方同意將武器交給部隊。從此，晉東南炮火連天的派性武鬥被製止。

　　老村長為陳永貴說話，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事”

1968年秋，全國搞清隊整黨，為黨的九大召開作組織準備。謝振華在負責山西的清隊整黨工作時，查出了陳永貴的曆史問題。

事情起因是山西省支“左”領導小組辦公室收到一封人民來信。信中揭發了陳永貴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日偽組織充當情報員的曆史問題。

具有豐富的安全保衛工作經驗的謝振華聞知此事後，非常重視。他對辦公室的幾位知情同誌說：“我們要調查研究，查清事實再說。目前，要嚴守秘密，不能傷害一個好同誌，但也不能放過一個疑點。”

謝振華與支“左”領導小組的其他幾位負責同誌商量後，決定責成北京軍區保衛部在山西“支左”的劉旭等3名同誌負責查證此事。劉旭等人立即奔赴陽泉市，通過查證，他們在陽泉市商業局炊事員李觀海的個人檔案中發現一些線索。李觀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鎮反時，他交代過自己曾參加昔陽日偽特務組織“興亞會”並當過情報員的罪行材料。同時供稱，情報員中有糧食局管理員王久榮，還有陳永貴。於是，劉旭又翻閱王久榮的檔案材料。從中也發現王久榮的供認記錄。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榮也供認自己參加了“興亞會”的事實，並交代陳永貴還是他們情報小組的負責人。

為了弄清事實真偽，調查組的劉旭等人又查閱了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一二九師敵工部的一份昔陽縣敵偽情報人員名冊及敵偽檔案。其中確有陳永貴的名字，並注明他是偽村長、情報員，還是“興亞會”昔陽分會領導成員之一。陳永貴每周去昔陽兩次，直接與日寇憲兵隊長清水聯係。為此，當地群眾給陳永貴取了個綽號叫“陳二鬼子”。抗戰勝利後，昔陽人對給日本人幹過事的人特別痛恨，用石頭砸死不少這些被叫做“漢奸”的人。陳永貴非常恐慌，也擔心自己被砸死。於是，他向大寨第一任共產黨村長趙懷恩托孤，請求村長保護他的子女長大。趙懷恩比較實事求是，為陳永貴說了話。他說：“當時日本人來了，總要有人出麵，別人不敢，他膽大，他當了偽代表，參加了‘興亞會’，可能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報都有，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諒。”

後來，陳永貴終於又保住了性命。

調查組調查的結果是：確有此事，證據確鑿。於是，立即向謝振華匯報。

周恩來：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要維護大寨紅旗

當時，謝振華把陳永貴約到太原市的迎澤賓館談話。

在賓館第6層中間靠左邊的一個房間裏，陳永貴痛哭流涕地主動向謝振華司令員兼“支左”領導小組組長交待自己的曆史問題：“謝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

 

“不要著急，有什麽問題可以詳細談出來。”謝振華心平氣和地開導他。

陳永貴迫不及待想當黨的“九大”代表，在節骨眼上露出了疵點，讓他如何不著急？主動找謝司令交待罪行，以求寬大，或許情況會好點。

陳永貴淚水漣漣地說：“我在抗日戰爭時期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還被迫參加了日偽情報組織‘興亞會’，給日本人送情報。我是三人小組的負責人。”

老保衛科長出身的謝振華提問題會抓關鍵，他單刀直入問陳永貴：“送情報和什麽人聯係？”

陳永貴低眉順眼地回答：“是和日本駐陽泉憲兵隊的清水隊長直接聯係，規定每周去送兩次情報……”

人證、物證俱在，陳永貴本人也承認確已變節過，還當上了特務情報員，謝振華認為問題已非常清?耍?謔牽?貿掠攔笙然厝ィ?殘墓ぷ鰨??嘈拋櫓??灰?泄?嘞敕ā?br>
隨即，謝振華召開六十九軍黨委會，專門研究陳永貴的曆史問題。最後決定，嚴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則處理。

1968年9月，謝振華派赴北京出席全國軍工會議的副軍長李金時專門將陳永貴的問題呈報周恩來總理。

周總理當即指示說：“六十九軍的同誌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複印件可報中央。”

李金時從北京開完會回到太原，立即將周總理的指示向軍黨委作了傳達，並把有關事宜向謝振華作了匯報。

12月，六十九軍正式以軍黨委的名義，將陳永貴的曆史問題報請北京軍區黨委轉呈中央。不久，周總理陪外賓參觀大寨時，謝振華又當麵向總理請示有關陳永貴出席黨的“九大”的問題。

總理說：“要維護大寨紅旗，此事作為曆史問題來處理。可讓陳永貴當代表出席‘九大’，但隻當代表。”

毛澤東倡導“農業學大寨”，陳永貴受寵若驚

作為陳永貴的上級，謝振華沒有“戴有色眼鏡”，隻是想把事情的真相了解清楚，而且對陳永貴的褒大於貶，還時常想著陳永貴帶群眾創業致富的事跡。

1946年，大寨開始響應共產黨的號召，辦互助組。陳永貴是全村較好的種地把式，他帶領勞動力比較差的互助組取得了好成績，並自稱他的“老少組”戰勝了村裏的“好漢組”。由於他幹得好，1948年初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0年成了縣裏的勞動模範，1952年成了省裏的勞動模範。1963年8月，河北、山西發生特大洪水，大寨也與許多鄉村一樣，被衝得一塌糊塗。已是大寨黨支部書記的陳永貴，立即帶領村裏人在村頭的大柳樹下支起大鍋，把集體的糧食拿出來，集體開夥吃飯，全力以赴搶著扶地裏被衝倒的玉米、穀子，加工追肥，千方百計保住當年待收的莊稼。然後拿出集體的存款買磚，買石灰，買鋼筋，晝夜奮戰，很快在村中心蓋起了一排排新磚瓦房。秋收時，莊稼的收成也不錯。

1964年春，毛澤東視察河北等地，分別聽取了謝振華率六十九軍部隊戰洪水，保天津，保津浦、京廣鐵路的英雄事跡和陳永貴帶領大寨農民自己動手，拯救家園的動人事跡。在國家遭受自然災害的時候，作為人民領袖的毛澤東，看見人民子弟兵衝鋒在前，搶險救災；看見鋼強的工人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幹事業的鬥誌；看見樸實的農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他不能不為之動容。於是，在他的倡導下，“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成為凝煉的號召應運而生。

陳永貴作為一個曆史上曾有過汙點的人，對榮譽的降臨有著受寵若驚的感受。以至後來，隨著外來榮譽與自身素質的比重失調，他漸漸變得頭重腳輕了。

 

鏈接：陳永貴簡介

陳永貴(1914-1986)山西昔陽人。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擔任農業社主任，後任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在任期間帶領廣大群眾，為改變山區貧窮麵貌，艱苦創業，多次受到縣、地區和山西省的獎勵，被評為全國農業勞動模範。1967年後，擔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1969年在中共“九大”當選為中央委員。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73年、1977年分別當選為中共第十、十一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1980年9月辭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1983年任北京市東郊農場顧問。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

1967年9月11日至17日，山西省革委會在昔陽縣召開農業學大寨現場會，實則為批鬥會。劉格平、陳永貴等一幹人馬坐在主席台上，將原山西省委領導，原晉中地委領導，原昔陽縣委領導都拉到台下集中批鬥。在昔陽縣，這些人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數萬群眾麵前受盡淩辱，如扭胳膊，按腦袋，搞“噴氣式”，戴高帽，掛鐵牌子，挨拳打腳踢。有的被踢成重傷後致死，有的胳膊被擰脫臼，有的被鬥得尿了褲。坐在批鬥會主席台上的陳永貴，對這種武鬥不管不問，並任其惡劣發展下去。

陳永貴在批鬥會上作了題為《紅太陽照亮了大寨前進的道路》的報告，大講大寨如何同走資派鬥爭。陳永貴還躊躇滿誌地說：要通過昔陽的奪權，震動晉中，震動山西，震動全國。就這樣，昔陽縣成為山西省在“文革”中開武鬥之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