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率先報告鄧小平去世消息前後——紀念鄧小平逝世十一周年

作者：曹景行（現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員 前傳訊電視“中天”頻道總編輯）

“我們得到消息，說鄧小平已經去世……”

電話中對方遲遲沒有回答。

“是不是晚上九點鍾左右……”

對方還是沒有回答。

我知道他不能說明，卻又不願使我得出錯誤的結論。過去一個星期，同樣是他，曾不止一次明確地對我說：鄧是重病，但沒有去世。”

可以打的電話差不多都打了，傳訊電視總裁於品海就坐在我辦公桌的對麵，他也打完了電話。我們交換了最後的看法，隻需要幾句話，因為到這時我們都確信鄧小平已經去世，不再有任何懷疑。“播吧”，我們走出辦公室，向等候在編輯室裏的同事說。

執行總編輯陳慶源、副總編輯張宏任和當班的編輯主任麥耀安為播發這一消息作好了一切準備，並且已和上一天剛到北京的“中天”記者梁冬等聯係上，要他們立即趕往鄧家和三O一醫院附近去看看有無異常動向。“怎麽播？”我隨手拿起一張電腦打印紙，在反麵寫上兩行字：“據本台自北京獲得的確切消息，中共元老鄧小平已於十九日晚上九時前後在北京因病去世……”

“中天”正在播放的新聞節目突然中斷，畫麵換上了鄧小平的照片，主播程治平抑製著起伏的心緒，用仍有點發顫的聲音把這一消息傳向了全世界。這時是二十日淩晨一點十八分，下麵一步應該做的是盡快通知其他傳媒機構，包括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中央社等，也告訴香港媒體：“中天”已經報道了鄧小平去世的消息。

我們不安地等著事情的進一步發展。一點四十三分，美國CNN用不確定的語氣報道香港有鄧去世的“傳聞”；二點十分，路透社轉述了“中天”的報道；二點十四分，香港無線電視（TVB）記者譚衛兒自北京報道鄧於十九日晚九時零八分去世，她是第一個說出鄧去世的確切時間的記者。二點四十五分，北京新華社正式公布消息。

早上七點多，我作了十五分鍾的新聞分析直播節目。我在開始時說：“經過一個很長的通宵，我們有一個感覺，就是作為一個中文電子媒體，我們沒有讓英文的或者日文的媒體搶先。”
我已經超過一天一夜沒有睡覺。

事後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天”能夠搶先報道鄧小平去世的消息，就靠那天晚上“博一博”運氣。事情卻非如此。如果把這場新聞戰比作一場球賽，那天晚上隻是關鍵的臨門一腳，但賽事卻早已開始。

這一輪關於鄧小平病故的傳聞始於二月十三日前後。最先是一位“中天”的同事焦急地跑來告訴我，北京中央機構中的一位朋友打電話給他說鄧小平已去世，下午四時將發布消息，要他盡快把手中的香港股票拋掉。他說得如此肯定，我當然不敢疏忽，花了一個上午打電話給一些朋友查證。但他們都說沒這回事，廣州的朋友提醒我注意李鵬有沒有按原定行程到廣東茂名為三十萬噸乙烯工程投產典禮剪彩。

此後差不多一個星期不斷聽到有關鄧的傳言，每天都要花不少時間查證，半夜都會被電話吵醒。二月十四日下午，又傳來消息，說當天晚上北京將有重大宣布，香港某家與北京關係密切的電視台已抽掉原定的節目，又說某家報紙已更換版麵。我馬上打電話給那家電視台高層，他說沒有那回事。

緊張的二月十九日淩晨

不斷的查證雖然令人既緊張，又疲乏，但也使我們更加知道怎樣去辨別消息的真偽。在查證過程中我們也弄清楚，這次鄧小平確實病重，似已凶多吉少。我們須為如何報道鄧去世的消息作最後的準備。

十四日那天，我、陳慶源和於品海一起討論，一旦鄧去世“中天”報道的基調，於品海當時作為行政總裁，有一段時間直接掌管“中天”的新聞編輯業務。我們認為，應肯定鄧小平的曆史功績，特別是他把中國帶上了改革開放的軌道，為他深厚權力繼承預先做了安排，並使中國變為國際上的一個穩定因素，這一基調後來被台灣某家報章指為“左傾”。

我們又要求“中天”的同事必須十分慎重地處理有關鄧的消息，不得隨便報道未經查實的傳聞。一旦獲得鄧病危或去世的確切消息，“第一梯隊”的記者必須在一小時內趕往機場前往北京，第二、第三“梯隊”也須盡快跟上。

十八日下午，我們召集“中天”各組負責人開會，對如何追查和報道鄧小平去世的新聞作更為具體的部署。可以說，到那時我們已開始進入“臨戰狀態”。我和陳慶源又商定，原定於數天後去北京采訪美國新任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北京之行的記者盡量提前出發，最好當天晚上就上飛機。有了那幾天的“熱身”準備，十九日晚消息傳來時我們要做的主要事情隻剩下查證和判斷。

十九日晚上近十二點時，我在家中收看晚間電視新聞，電話又響了，這次是於品海打來的；他的一位北京朋友打電話告訴他鄧小平已經去世。我立即叫了出租車趕往柴灣的明報工業中心，“中天”編輯部在九樓。明報大樓底下有二、三十個員工在等公司的車子回家，我看了一下“中天”的隻有“九七”專題的徐小姐。我拉住她一起進了大樓，在電梯中我才告訴她今晚可能有鄧的大新聞，請她多留一些時間待命。

這時於品海已經到編輯部。他的消息來源可信度極高；據他後來對台灣傳媒說，那位朋友在電話中用的是他們事先約定的暗語——“那批貨物已經賣出了”。但即使如此，我們不能就這樣報道出去，必須做嚴密的查證，確保萬無一失。我們進了辦公室各自打電話。我們的消息來源是屬於很不相同的兩個圈子，如果他們都能證實這一消息，那就無可懷疑了。在所有打通的電話中，有人證實了我們得到的消息，而且沒有人再如前幾天那樣給予明確的否定，所有的暗示也都指著“確有其事”的方向。我們感到可以踢那臨門一腳了。

像鄧小平去世這樣的重大事件，在中國新聞采訪中即使不算百年一遇，起碼也是十年、二十年一遇。為了及時捕捉這一新聞，各地傳媒、尤其是港台兩地中文傳媒，這幾年來已不知耗費多少資源。

中國仍保留著人治色彩。鄧小平雖然多年前就已退隱幕後，但他的生死對中國政局仍具有重大的象征意義及影響力。而且，北京當局至今仍把國家領導人的身體狀況視為國家機密，海外傳媒無法從官方渠道得到確切消息。另一方麵則是小道消息滿天飛，真假難辨。鄧去世後台灣情報機構官員就透露，過去十年他們收到關於鄧去世的傳聞不下兩千宗！

小道消息與正確報道的分辨

這類小道消息主要出自以下幾個來源。一是與北京高層官員有一定關係的人士，他們通過某些非正式渠道獲知高層圈子中的傳言，再加鹽加醋流傳出去。一是某些政治力量出於特定目的傳播以至“自創”這類小道消息。

近數年由於中國大陸股市發展以及深滬、港、台三地股市相互影響日益加深，小道消息越來越具有金融投機的色彩，有關鄧去世的傳聞更成為股市炒作的經營性題材。

追蹤過去幾年有關訊息的傳播過程，還可以發現一個規律：一些中國大陸流傳的小道消息，不過是較早時期的同樣傳聞傳到海外後又“出口轉內銷”。這就像石塊丟進水池激起水波，又反射回來，相互交錯，越來越紊亂。

大道消息稀少，小道消息雜蕪，令海外傳媒對中國政局報道難上加難。鄧去世之後聽到不少同行說，他們十九日晚上也都得到相同的消息，有的還比我們更早。實際上，那天晚上有關消息傳播速度極快，有位去大陸西南省份采訪的香港記者當晚十點左右就接到日本同行從東京打去的查證電話。新加坡《聯合早報》駐北京記者吳麗英八點多就得到鄧“已經回不來”的風聲，但查來查去仍“無法確定”。

可以肯定，那天晚上十時以後世界各地起碼有成千上萬的記者及外交官、情報官都竭盡全力查證這一消息，結果都和吳麗英女士差不多：“無法確定”。

這幾年鄧去世的謠言一傳再傳，已經造成“狼來了”的效應；十九日晚上的關鍵不在於能否得到消息，而是如何查明其真偽，如何判斷這次消息與過去一周及過去數年的類似傳聞全然不同，如何知道這次“狼”真的來了。二月中旬，香港傳媒中最早報道鄧病危的是《蘋果日報》，但如果它對自己報道過的東西確定無疑，就不會在鄧去世前一天卻把派往北京的“等死隊”撤回香港。

不止一家香港傳媒派“等死隊”常駐北京，人員不斷換班。這種方法落本很重，效果則不一定明顯。在現代高科技通訊手段越來越發達的今天，遠近的概念大不同於以往；隻要有人脈，在北京市內打電話同在北京、香港之間打電話已差不多同樣方便。

真正重要的是有沒有靠得住的消息來源。所謂靠得住，首先是對方確有可能從較直接的渠道得到這類消息，而不是翻炒別處得來的三手、四手小道消息：其次是對方應無其他政治目的或投機炒作的動機，更不是為了將消息賣錢。

北京官方對重大新聞控製嚴格，海外記者采訪又受到重重限製，難度極大。但在同樣的困難條件下，不同傳媒的表現仍可分出高下。特別是像中共最高領導人去世那樣的大事，牽涉的麵極廣，不可能長時間密不透風，更不可能“秘不發喪”。

這次鄧小平去世，據悉兩小時之後已通報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及地方省市負責人，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及《人民日報》等中央新聞機構也都已進入待命狀態，香港的中方報章以及與北京關係密切的電子傳媒都得到風聲。午夜一時北京正式通報日本大使館。至此，鄧小平去世之事再也不能算什麽機密。

“中天”頻道這次奪得了全球大獨家，比新華社早了一個半小時。事後我們在接受其他傳媒采訪時一再強調，當天晚上能得到確切消息固然重要，但此前一個星期的不斷查證辨偽和準備工作同樣重要。可惜的是外界隻關心“臨門一腳”，對整場比賽的過程沒有多大興趣。實際上，那一個星期查證不僅多次使我們避免報道失誤，而且使我們對自己辨別真偽的能力大有信心。如果一個消息渠道向你提供過錯誤消息，它就不應再得到你的信任；相反，如果一個消息渠道能幫助你辨別出假消息，它就更值得信任。

一些海外傳媒過去經常報道鄧去世、病危傳聞，等到“狼”真的來了的時候反而沒有什麽出色表現，皆因其不善於辨別真偽，特別是不善於辨偽。它們一味追求聳人聽聞、嘩眾取寵的獨家報道，不願花功夫去查證，結果隻會令自己發掘新聞的功能萎縮。

像鄧小平去世這種難得的重大新聞，對所有傳媒都是一場功力的考試。總的來說，在處理這樣的突發新聞方麵，電子傳媒可說是獨領風騷，在時效方麵更是大大勝過文字傳媒。香港一家報紙的編輯就說，那天晚上他們是一麵看著“中天”的新聞一麵寫稿，等到北京官方宣布時稍加補充就可以付印了。另一家報紙的資深記者事後感慨地說，那天同事們做得很辛苦，隻是盡“人事”而已，“無論如何都不能和電子傳媒鬥”。不過，這天早上香港主要報紙都一再加印，還是供不應求，可見文字傳媒仍有電子傳媒無法替代的功用。

在電子傳媒中，二十四小時廣播的全球性衛星新聞頻道又具有獨特的優勢。這次鄧小平去世的新聞最先由“中天”和CNN報道，並非偶然；鄧去世的時間恰恰是在晚間，又令它們的全天候功能更得到充分的發揮。消息傳來時，多數電視台新聞部門已經下班；“中天”頻道二十四小時作業，半夜也配備了一班人馬，隻要再增加部門人手就可以開播。

另外，港台兩地電視台中，傳訊電視外駐海外的記者最多，分布也最廣。鄧去世的消息播出後，傳訊電視派駐北京、香港、台北、東京、紐約、華盛頓、洛杉磯、倫敦、巴黎、新加坡等地的記者都已接獲通知，紛紛出動采訪，充分發揮了“全球華人新聞網絡”的優勢和特色。駐法國巴黎的記者陳力川和香港負責協調全球采訪的許方輝那時正好在莫斯科采訪，駐東京記者葛朔然已經簽約尚未正式上班，也都立即開始采訪。這樣，二十日早上其他電視台還在播送鄧去世的消息及北京官方文告時，“中天”已開始報道世界主要國家及各地華人社會的最初反應。

衛星電視可以說是無遠弗屆，“中天”播出鄧去世的消息後，首先在北美和西歐引起反響，因為那裏正好是白天。好幾位香港朋友都說，那天半夜被來自大洋彼岸的長途電話吵醒，都是傳媒要他們談對鄧後的看法，他們方才知道鄧已去世。當時香港的“中天”編輯部和各地分部內更是電話鈴聲大作，西方主要新聞機構同時都來求證，所有在場的人都會有一種“喚醒世界”的奇特感覺。一個人在他全部新聞工作生涯中能有一次這樣的感覺，付出再多辛勞也都值得。

事後，香港和台灣都有評論人士說，這次鄧小平去世後才過六個多小時北京就向世界宣布，與毛澤東、陳雲去世時相比，動作出奇迅速，很可能是給“中天”的報道逼出來的。我倒覺得這種說法有點言過其實。因為時代畢竟不同了，那天晚上“中天”頻道雖搶了第一，但如果我們不報，過不了多久就會有其他傳媒報道。北京動作迅速很可能是迫於國際新聞競爭的壓力，知道這樣的大事不可能長時間不為海外傳媒所悉。

台灣、日本、新加坡的被動

要說“中天”報道的作用，也許就像是催化劑，使混沌局麵很快就明朗化。香港報紙本來都已進入開機帶印的最後階段，知悉“中天”報道後紛紛作出應變，如果再晚半小時或一小時，就不知會亂成什麽樣子。

“中天”搶先報道對當天股市有何影響，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相信，如果那天再晚幾小時報道，距離中港台股市開盤時間就會很近，投資者同時接獲消息後都來不及仔細考慮，第一反應一定是拋貨，必然形成市場中的恐慌。現在則有七、八個小時的緩衝，投資者在半夜或清晨先後得知這一訊息，有足夠的時間消化和冷靜思考，作出較為理智的決定。此日中港台股市全麵報升，令不少金融分析人士跌破眼鏡，其中也包括於品海。那天早上我們“喚醒世界”大功告成，分手前我同他對股市可能出現的走勢作了截然相反的預測。可惜我沒有趕去入市，隻是回家去翻看一大堆剛買的日報。

這場鄧去世的新聞戰中，香港傳媒的表現明顯勝過台灣，可見香港在報道中國大陸新聞方麵仍具優勢。以電視為例，傳訊電視主要觀眾雖在台灣，總部則在香港，香港的無線電視，則是世界上第三個播出這一消息的電視台，而且最先報道了鄧去世的確切時間。亞洲電視、香港有線電視以及香港各家電台也都在北京正式宣布前後迅即中斷原來的節目，全麵報道。

台灣電視台中，TVBS雖然也是全天候新聞頻道，但要到清晨二點五十分才用打字幕的方式首次報道登去世消息。至於台灣的三家無線電視台（台視、中視和華視，統稱三台），則要到早上六、七點鍾才開始報道，比香港同類電視台遲了三、四個小時。其中最早獲得有關消息的中視，也是靠駐香港的記者李錦華通報“中天”已經播出，那時是午夜二點。一些台灣有線電視頻道則遲至中午新聞時才報道。

更為不幸的是，鄧小平去世那天，台灣所有電視台都沒有記者在北京，失了先機，被迫向香港的同行借調畫麵。有趣的是，三台早上的新聞都用了美國ABC電視畫麵，而ABC用的又是“中天”畫麵，主播是原華視的陳若華。這麽一來，就鬧出陳若華“重返三台”的怪事。勝負見分曉後，“中天”台北分部負責人陳浩對台灣同行說：“這次也該輪道我們“胡”一把了。”

報紙方麵，陳浩那天晚上在“中天”播出後就打電話給《中國時報》、《聯合報》等主要報章通風報信，但那幾大報的負責人仍然半信半疑。相比之下，香港各報在“中天”報道後對鄧已去世幾乎不再存疑。至多隻是等北京官方宣布，這也是港、台兩地對中國大陸新聞判斷的落差。《中時》和《聯合》等報後來還能及時抽調版麵，全麵加以報道，而《自立早報》、《民眾日報》等七家台灣報紙都漏掉了這一重大新聞，全無反應。《自立早報》的一些記者當晚聽到“中天”的報道後立即通知報社，並有人趕回編輯部，但排版、植字人員都已下班，負責人無力應變，事後追悔莫及，且又引發高層人事風波。香港則沒有一家報紙漏報鄧去世的新聞。

日本與北京有一小時的時差，那天隻有《朝日新聞》一家抓住了鄧去世的消息，猶豫中在大標題後麵打了個問號。新加坡與北京沒有時差，但卻遲了一天才刊登相關報道。《聯合早報》駐北京記者吳麗英把鄧家附近“有異動”的稿件傳到新加坡總社時，仍認為“沒有確實的資料，我不能明確報道”，等到北京官方公布消息，新加坡方麵已來不及改版了。

香港各日報雖然都能及時改版，但畢竟不能拖延太久付印。除了即時更換頭版的內容外，其餘隻能靠“預製”好的版麵了，多家日報連社論都來不及趕寫。幾乎香港所有報章都早就為鄧去世預先製作好幾個版麵，過一段時間再拿出來修改一下，內容主要是鄧的一生功過、三上三下的傳奇經曆以及家庭成員等等，基本上是資料的綜合。因此，二十日香港各日報的內容頗為相近，隻有《蘋果日報》多了一項大陸的民意調查，但那也是早些日子“預製”，並非鄧去世後即時進行的。

比較特別的是《信報》。它本來也同其他報紙一樣預作了幾個版麵，不料緊急關頭竟在電腦中失蹤；原負責製作的副總編輯張寬義已於兩年前去世。結果《信報》隻能臨時重起爐灶，改以社論和最新的新聞報道為重頭戲，反倒顯得與眾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鄧去世的消息還經由兩個新的渠道傳播開來：電腦網絡和傳呼機。據台灣報章報道，二十日淩晨一點三十分，台灣學術網絡BBS實驗站的一個網友首先在網上報告說：“剛才看中天新聞，證實老鄧已於昨晚九點多死了。”二點十分，又有人在網上報告說：“CNN也報了這個消息。”接著，有關消息越來越頻密，網上討論也越來越熱烈。五時左右，香港網友報告說，從《蘋果日報》的網頁中看到了有關新聞及照片。倫敦的網友則形容說：“今天晚上（英國時間）打開收音機，每一台都可以聽到鄧小平過世的消息。從沒有看過英國的電視台花那麽多時間在同一新聞上，好象是女王（死了）！”

據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理係助理教授蘇論機的一項調查，鄧去世消息的傳播在香港主要靠五個途徑。其中百分之二十七的人最早從電視中知悉，百分之二十四則由電台。另有百分之十六從傳呼機得知，這個比例超過了閱讀報紙才知的百分之十三和經由親友、同學、同事告知的百分之九。可見，在重大突發新聞的傳播中，傳呼機已開始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在擁有傳呼機的香港人中，百分之二十八的人通過傳呼台發布的簡訊而得知的，超過電視和電台，而且他們得知的平均時間也都早於沒有傳呼機的人。

三月二十日，也就是中天頻道“喚醒世界”之後正好一個月，傳訊電視管理權易手。參與那天晚上新聞作業的同事中，已有多位離開，我也在其中。我首次涉足電視新聞行業前後隻有短短三個多月，卻經曆了這樣一件大事，而且能和“中天”的同事一起在中文電子媒體發展史上留下了一道刻印，這是我的幸運。最後我想重複一句：我們沒有輸給CNN或NHK。中國人社會中的大事，本來就應該由中國人首先報道。

（編者對曹先生原稿做了少量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