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農業學大寨：革命群眾都敞開肚皮吃飯

　　作為一個翻身農民，陳永貴對於共產黨是有感情的，對於黨的每一個號召他都從心裏擁護，都要積極響應，堅決照辦。他沒有多少文化，據熟悉他的人估計，他能夠認識的字不超過1000個，能夠寫下來的字就更少了。這樣的文化水平限製了他的理性判斷，使他不可能懂得更多的理論是非。但農民的樸素感情告訴他：凡是上級提倡的，就是對的，就應該照著去辦。這成了他的一個特點。他作為大寨村的一村之主，在以後做的許多事情，並不是首先來自大寨村民的意願，而是來自上級的號召。他認為，上級號召的肯定就是大寨人所需要的，即使一時大寨人得不到實際利益，甚至承擔一些犧牲，但那肯定也是為了世界革命，為了亞非拉美人民的解放，為了實現共產主義。

　　1958年，在中國是一個非常年代。從1957年秋天起，毛澤東就曾多次批評"反冒進"。所謂"反冒進"，就是指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等人在1956年針對國民經濟建設中的急躁冒進傾向發表的一些批評性意見，采取的一些糾正性措施。1956年黨的"八大"通過了"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就是"反冒進"的一大成果。但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隨著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毛澤東在黨內一係列會議上對"反冒進"的方針進行了嚴厲的指責。

　　在195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1958年1月，他在南寧召開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省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把批評反冒進推向高潮，提出：反冒進反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這三樣東西。1958年3月在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提出反冒進問題，說就是要和反冒進對立起來，反對慢的路線。

　　毛澤東對"反冒進"的嚴厲指責，在黨內和社會上引起了很大震動。在這種氣氛下，"大躍進"的宣傳調門越來越高。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確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無論是從當時人們的理解，還是黨中央所賦予它的確切含義，都是強調高速度。劉少奇在代表中央向大會所作的報告中指出："建設速度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擺在我們麵前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的革命就是為了最迅速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國經濟本來很落後，我國的外部還有帝國主義，隻有盡可能地加快建設，才能盡快地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報告號召全國人民"躍進再躍進，多快好省地完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1958年的8月，驕陽似火。毛澤東冒著酷暑視察了河北、河南、山東的部分農村。在視察途中，他多次讚揚各地在"小社並大社"基礎上新成立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基層組織，並認為這種組織的名稱還是叫人民公社好。他在河南省新鄉縣讚揚了七裏營人民公社。他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包括工農商學兵"。他還特別讚賞七裏營公社的"一大二公"。毛澤東視察河南新鄉七裏營公社的消息傳到了昔陽。毛澤東的讚揚就是對陳永貴的號召，他聽了這一消息興奮不已，第二天就到了鄰村武家坪，接著又鼓勵幾個鄰村的黨支部書記聯合起來創辦人民公社。當時人們的熱情都很高，上麵對於先進集體又是一路綠燈，也不用搞什麽試點、論證。於是陳永貴便一呼百應，幾天時間就串通了7個村的幾十個代表，成立了昔陽縣的第一個人民公社--紅旗人民公社。公社建在武家坪，後來又改稱為大寨人民公社。它包括了7個高級農業合作社，809戶人家，1370口人。真正實現了毛澤東提倡的"一大二公"。

　　幾乎在大寨成立人民公社的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當時正是炎熱的夏季，北戴河雖屬避暑勝地，但火熱的氣氛卻一浪高過一浪。會議作出了兩個對於全國具有重大影響的決定：一個是關於成立人民公社的決定，決定要在全國全麵推廣建立人民公社，快步奔向共產主義；另一個是關於全民大煉鋼鐵的決定，號召全黨為在當年實現1070萬噸鋼而奮鬥。這就意味著1958年要比1957年的鋼產量整整翻一番。

　　華夏大地熱浪滾滾，人們普遍樂觀地認為中國的經濟將會很快發達起來，一些原來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就要實現了，共產主義不僅可以在中國一國首先實現，而且在一個國家中一些敢想敢幹的地方也可以率先進入共產主義。當時，河北省的徐水縣就開始了進入共產主義的試點工作。還有些地方，更是急不可待地宣布了自己的共產主義躍進規劃。保守一些的是十年八年，中間的是五年三年，心急的是幾個月，還有更著急的今天開會宣布，明天就"共產"。湖北省的一個叫跑馬鄉的地方，黨委書記在大會上宣布：11月7日是社會主義結束之日，8日是共產主義開始之日。結果會一開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東西，商店的東西拿完後，就去拿別人家的；你的雞，我可以抓來吃；這個隊種的菜，別個隊可以隨便跑來挖。小孩也不分你的我的了。有人問：老婆還算不算自己的？黨委書記吃不準，說要請示上級。

　　對於大多數地方來說，所謂"共產"，首先表現在吃食堂上，把農民自家的糧食集中起來辦公共食堂，搞"敞開肚皮吃飯，甩開膀子幹活"，實行吃飯不要錢。

　毛澤東此時頭腦也很熱。在視察河北省徐水縣時，他曾提倡過為了讓農民多吃些糧食可以實行一天吃五頓飯，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還提倡過實行東漢末年張魯的"五鬥米教"，搞"義舍"。在這種風氣下，全國許多地方都搞了吃飯不要錢，搞了隨來隨吃，吃完就走的"流水席"。

　　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這些號召，對昔陽縣和大寨村的工作影響很大。大寨也辦起了公共食堂。難能可貴的是，農民出身從餓飯中長大的陳永貴，容忍不了人們浪費一粒糧食。他不相信靠著大寨各家各戶的那點存糧就可以搞"敞開肚皮吃飯"。因此，即使在那些沸騰的歲月裏，大寨也沒有搞吃飯不要錢，沒有搞"流水席"和"義舍"，更沒有實行一天吃五頓飯。

　　1958年8月"大躍進"高潮中，中共晉中地委書記王成旺在昔陽縣委書記張懷英的陪同下，在大寨住了四天四夜，總結大寨的經驗。那時候，幹部下鄉吃派飯，還到陳永貴家吃過兩次。飯後，王成旺非要如數交錢和糧票，陳永貴笑著怎麽也不肯收，張懷英在一邊解圍："大寨糧食多，算了吧。"可見大寨糧食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

　　在陳永貴的控製下，大寨人還是苦巴苦結地過日子。他們實行的是一種以人定量的辦法，即基本口糧和按勞動日分配相結合，人勞比例是二八開；基本口糧按人定成，一至三歲定四成，四至六歲定七成，七歲以上定十成，一個勞動力要分到0.5公斤糧。全村1959年的平均口糧為202.5公斤，其中基本口糧占80%，每十成為171.5公斤，勞動糧占20%，每個勞動日多吃0.565公斤，指標到戶，按月分發糧票，多吃不補，剩餘歸己。實行這種辦法，既保證了社員的生活，也節約了糧食。對此，大寨村民確實應當念陳永貴的好，因為是他使得大寨在全國各地普遍鬧饑荒的時候，仍能大致吃飽飯。這在那個令人不堪回首的年代裏實在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1960年11月，中共山西省委書記處書記池必卿陪同在太原養病的國家化工部部長彭濤到大寨，彭濤在戰爭年代曾任太行特委書記。那時全國各地的集體食堂還沒有解散，池必卿陪著彭濤在大寨食堂裏與社員們一起吃了頓飯。飯後彭濤高興地讚揚說："大寨的飯不錯，比我在省裏機關食堂裏油還多！"可見大寨當時食堂的夥食還真搞得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