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流落台灣誌願軍戰俘的淒涼回憶

　　 五十年前幾百萬各種膚色的軍人匯集在一條叫做三八線的狹長地帶，彼此傾瀉著鋼鐵和炸藥，這就是在世界的東方爆發的朝鮮戰爭。朝鮮戰爭當中，有二百多萬的軍人和平民喪生，他們或成為自己民族的英雄，或被叫做屈死的冤魂受到人們的祭奠和同情。然而其實這個戰爭當中還有另外一個群體，無論是死去的還是活下來的，隻要他們被劃為這一群，他們就很難享受這份殊榮，他們被稱做戰俘。

　　 朝鮮戰爭當中，誌願軍戰俘有兩萬二千多名，其中六千六百七十三人在戰爭結束之後返回了祖國大陸，而有一萬四千多人被送往台灣。比起那些在戰俘營裏殊死搏鬥最終回國的人來講，這一萬四千多去台灣的戰俘，他們的命運其實絕少有人提起，而在我們曾經提到的那些戰俘營裏的鬥爭故事當中這一群人也不過是一些模糊的或者我們願意忽略的背景。那麽他們是不是懦夫。他們究竟是不是叛徒？就此一別之後，他們還能不能走上回家的路？我們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冉宏圖就是其中一人。

　　

　　 冉宏圖八十三歲，去年在台灣辦理了相關手續，回到大陸定居，現在和侄子一家住在宜昌郊外的一個小山村。冉宏圖祖籍四川雲陽，一九四二年的春節被保長抓了壯丁，一根繩索讓他離開了家鄉成為國民黨軍隊裏的一名士兵。我們的來訪讓老人的記憶又回到了那段烽火連年的歲月。

　　 冉宏圖：被抓走那時候哭了幾天，把我抓到鄉裏，去了三天，關了三天三夜。前後人押著就送我去當兵去了。

　　 一九四六年，冉宏圖在團長張劍秋的帶領下全團投誠並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冉宏圖所在六十七軍二百師六百團於一九五一年六月突破聯軍的封鎖跨過鴨綠江，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

　　 冉宏圖：那麽粗一個口袋，那麽長圍在脖子上，八個手榴彈、三百發子彈。班長背一個大鍋副班長背一個小鍋，中間組長也背大鍋小鍋，辣椒生薑醬油鹽巴都要背著，花生米也要背著，辣椒麵也要背著。晚上行軍，白天不敢走，在樹林裏麵躲著。不準你冒煙，一冒要是發現了那就是死路一條，不管你有人沒有人那個海岸炮就往那個島上打。

　　 隨著戰線的延長，誌願軍供給線被聯軍封鎖，誌願軍戰士隻能依靠隨身攜帶的口糧自給自足。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美軍聯合李承晚部隊以四個師的兵力，以飛機、大炮、坦克時向六十七軍堅守的沿三八線二十五公裏的正麵防禦陣地發起進攻。經過了十多個日日夜夜激戰雙方傷亡慘重。冉宏圖所在的預備隊最後也衝上了前沿陣地。

　　 冉宏圖：一上去我們那個班就去了一半，班長和組長當時就打翹了，我們就隻有進入掩體。有一個雕堡口，那個雕堡口做得很小，做得不理想，打過去都是平的，你打下一點打不到，你往左邊右邊也打不到。

　　 在飛機掩護和步兵 工兵伴隨下，聯軍一麵以陣地上的火炮和坦克炮進行密集射擊，一麵沿山路迂回割裂誌願軍前沿各個高地的防禦陣地，再由其步兵進行“逐山占領”。冉宏圖和他的戰友最終陷入了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

　　 冉宏圖：我那個弟兄說班長這樣子不行了，我們是死路一條，我們不如放下武器。我說你胡說，‘你出去，你不出去我就把你打死’。他說，‘我走’。我說，‘你走，我可以替你報仇’。我就把他打死，我也不會放下武器，不會輕易讓你把我抓走。結果說著說著，槍伸進來了敵人的槍，我還沒反轉過去，槍響了，把我的腿打得鮮血成流。

　　 冉宏圖出身農民，從小他說他根本沒想到過要當兵，當年在村裏已經定下了娃娃親，那時候他全部的夢想就是娶妻生子，守著自己的家，守著自己地。讓他沒想到的是自從十七歲那年的某個下午被抓了壯丁，這一別會是如此的漫長，遙遙無期。他參加國民黨打過抗日戰爭，解放之後又加入解放軍，朝鮮戰爭爆發他又成了誌願軍。青春歲月始終是在戰場上度過的，一不經意間就成了個身經百戰的老兵。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十幾年戎馬生涯當中他有過種種揣測，想到過會流血會犧牲，甚至想過在異國的土地上迷了路，可能被人們說成失蹤，單單沒有想到過會做俘虜。也沒有想到過，會被一支外國的軍隊抓了去。戰俘這兩個字為冉宏圖的軍旅生涯下了一個他無法接受的定義。

　　 朝鮮戰爭中，聯合國軍在朝鮮最南端的海港城市釜山及巨濟州海島上修建戰俘營，用於關押十七萬中朝戰俘。一九五二年十月，冉宏圖被押送到巨濟島，以七一八七三三號戰俘的身份被關進八十六聯隊二中隊十二小隊的戰俘棚裏。

　　 冉宏圖：那個後方部隊接受的那些小子不是東西，天天晚上打，把老子吊起來。你是不是共產黨，你是不是個幹部，你是個什麽人物，你是個什麽階級，你是什麽部隊，你講也打，不講也打。都是十五六歲的、十七八歲的，凍死的人上千、上萬。你還沒看到，想到掉眼淚，還有很多女同誌。

　 一九五一年七月朝鮮停戰談判開始。針對戰俘問題，中朝堅持按日內瓦戰俘公約無條件遣返全部戰俘。而美方為達到醜化共產主義等政治目的，堅持“自願遣返的原則”。戰俘問題成為停戰談判爭論最為激烈、拖延時間最長的一個問題。停戰談判開始後，美方在戰俘營大力推行“情報和教育計劃”，“以俘製俘”扶持反共勢力，台灣也先後派遣了七十五名特務進入戰俘營建立反共組織、誘導，迫使盡可能多的戰俘拒絕遣返回國。

　　 冉宏圖：為什麽叫戰俘整戰俘呢？他有旁邊人指揮，你不整也不行，就拿硬刷子來刷，在腳板心刷，你不承認要你笑死。這個辦法過了整的也不服了，那天晚上就要下毒手了。挖的廁所跟我們這個房子一樣，口子有那麽寬，剛好可以解手（上廁所），越下去就是這樣下麵寬，上麵的口子那麽窄，都是封死的。你知道裏麵埋了多少人，晚上天一黑就把你的嘴巴一捂，就把你往那個廁所裏在塞，是我們親眼看到的。還有挖心挖肝的呢，挖著給你吃掉，掏心挖肝、包人肉餃子。

　　 這聽起來似乎有些荒誕，尤其是發生在有聯合國管理，重兵把守的集中營裏，更加讓人難以置信，然而當年在戰俘營中確有其事。為了阻止戰俘回大陸，有一個叫李大安的戰俘帶著一批台灣特務、一批戰俘營裏的變節分子對誌願軍實施了滅絕人性的打擊報複。僅僅四月七號到八號的一夜之間就有九十九個人慘遭殺害，有三百人被割肉挖心。幾十年之後，那一段恐怖的日子仍然像一個揮不去的惡夢讓冉宏圖每每提到每每老淚縱橫。因為也正是從那一陣子，他變成了一個連自己都不認識的人。

　　 在兩萬兩千多名誌願軍戰俘當中有參加過革命多年的黨員幹部、戰鬥英雄，也有解放戰爭當中起義或者是被解放的國民黨官兵，有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學生，也有混入誌願軍隊伍當中的國民黨特務、地痞流氓。麵對著死亡和白色恐怖，他們有的用生命捍衛著自己的信仰和尊嚴；有的和台灣派遣到集中營的特務同流合汙；有的渾身發抖、暗中流淚；也有的麵對著一身的反動口號不知所措、六神無主。冉宏圖承認，他是這最後一種。

　　 他在心底裏其實非常敬佩英雄，他說他自己多麽希望能夠像他們一樣為著某種信念忘卻生死 超越生死。但是更多的時候，這個連小學也沒讀過、連封家信也不會寫的普通士兵意識到的隻是一種求生的本能。他在責怪自己，但在未知的命運麵前他變得那麽得無奈、那麽得無力。

　　 一九五四年元月二十，一萬四千九百名誌願軍戰俘被美國第七艦隊送往台灣。同樣是離開異國他鄉，同樣是回到自己祖國，這一萬四千九百名戰俘與六千六百七十三名回到大陸的誌願軍戰俘卻有著各自不同的心境。因為年齡、出身、信仰，他們做出各自不同的選擇，因為這次選擇他們有了各自不同的命運。

　　 冉宏圖：從韓國到台灣運走的時候有的偷著就跳船、跳海了。他說‘我去到台灣也是死，我回到大陸也是死，我幹脆死到海裏算了’；他說‘我知道，我也了解部隊的情形，沒有辦法交待，死路一條，今天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陸去也是死，那我幹脆去到台灣，去了台灣想法不一樣、變了的話，我還是死了算了’。我說‘你不要那樣想，不是個辦法，我們活一天看一天，究竟看一下是什麽樣的情形’。不聽勸，你怎麽拉得著，他頭一低就跳海了。

　　 兩萬兩千多人，在分別的那一刻因著不同的選擇徹底登上了兩條不同的軌道。當運載去台灣的戰俘的船隻和運送回大陸的戰俘的車輛駛向不同的方向，這兩萬名戰俘的命運也從這裏分道揚飆。未來的日子當中，如果說還有什麽共同的東西，那或許隻有一點，就是他們曾經是戰俘。這共同的起點將永遠被標記在他們的身上。

　　 冉宏圖抱著活一天看一天的想法，最終活了下來。為了種種政治目的，台灣當局並沒有實現他們的諾言，允許這一萬四千九百名戰俘回鄉務農經商。冉宏圖被迫再一次扛起了槍，由一個誌願軍戰士變為國民黨軍人。冉宏圖在國民黨軍隊裏，口是心非的日子並不好過。他每天喊著反攻大陸的口號，但並不相信國民黨真的有這個能力，他選擇沉默隻是為了生存，為了平平安安的活著。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福建前線萬炮齊轟。火光煙霧之中，從前線傳來的一些消息讓冉宏圖難以平靜。

　　 冉宏圖：第一次就炮戰，有的會水，跑了。帶著美國鬼子的步槍、自動步槍，連槍浮水遊走，浮到廈門跑掉了。有一次我也想要幹那個事情，我帶的衝鋒槍，我可以把船頭控製。那個連長的傳令兵和指導員的傳令兵是一個人，是江西人，就跟我講‘人家報告了，說你有行動’。我心裏就知道了。我說‘什麽行動’。他說‘駕駛班的班長、第一班的班長跟連長指導員報告說你有投降的舉動’。我說：‘你怎麽聽到的’。他說：‘我跟連長倒開水拿香煙的時候，第一班班長叫劉承林親自跟連長、指導員講的那個話’。我就警惕了，以後也不叫我押水運就讓我調回去換班。

 頻繁出現的逃跑事件讓國民黨當局意識到加入國民黨軍隊的誌願軍大部分人在曹營心在汗，他們並沒有被完全改造好。於是針對戰俘，國民黨開始了新的政治攻勢。

　　 冉宏圖：他要我參加他的組織，我說我不參加。指導員找我個別談話，要我講原因。我講不出什麽原因，我說我是共產黨員就不能參加國民黨。他說你們來的時候脫離了，你不參加，你沒有希望了。我說沒有希望我也不後悔。所以過那個生活夠黑暗了、夠羞恥了，他不說你是中國人，（說你）是戰俘。他說我們都是壞人。

　　 好人、壞人、中國人，來到台灣之後冉宏圖內心始終被這些混亂的概念糾纏著，他再也無法給自己下一個定義。他來到這塊陌生土地的時候已經知道在家鄉父老麵前沒有做一個好人的機會了，但是讓他沒想到的是到了台灣他依然還是個兵，依然背負著戰俘的標誌，依然還是別人口中的那個壞人。他自己明白，他沒有超越一切的勇氣，不可能改變眼前的一切，但他在放棄升遷、拒絕加入國民黨這個問題上總算讓他自己體會到了一點點自尊。可能正是這殘存的一點點自尊讓他還覺得自己不是個徹底的行屍走肉，他還活著；但也正是因了這點自尊，他依然痛苦、無法安寧。

　　 冉宏圖在台灣的所見所聞讓他心灰意懶，此時他以不在關心政治，不考慮自己的前程。每到清明節前後，他總是麵對著大海，故鄉成為他唯一的牽掛。

　　 冉宏圖：在台灣燒紙，晚上做夢都想到想到母親，想到弟弟，現在還在想我爺爺、我奶奶他們，也想鄰居、我的家婆。我現在回想那個麵容，現在看都一樣；聽到哭的聲音，上氣接不到下氣。見到我婆婆的麵容就是不講話，那是個夢。那個時候我們說回不來大陸，幹脆死了算了，來了台灣還受了很多折磨。往床上一躺，那個腳就把扳機扳著，槍抵著胸口。我跟他們講了好多次，我都沒有自殺，隻能夠晚上掉眼淚。我說我還要活下來，回來看一下，對家裏有一個交待，活不下來就算了。

　　 冉宏圖一輩子當兵，國民黨兵、解放軍、誌願軍、戰俘，被迫去了台灣，又在那兒當了二十年的台灣老兵。一九七五年退役的時候，他已經五十開外，仍然是個小兵，軍銜中士而且孤身一人。冉宏圖說他不知道這一輩子究竟是怎麽了，好像被一種莫名的力量控製著，從來沒有機會選擇自己的人生，似乎就是抓壯丁的那一個下午改變了他所有的命運。他不知道應該怨誰，或許隻能怨恨他所在的這個年代裏太多的戰爭。當一切都破滅之後，對冉宏圖來講隻有家鄉還依然真切而且竟然變得越來越真切。他在家訂下的那個娃娃親早已經杳無音信，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著那個他隻見過一麵的女人，因為父母死後這個女人已經成了冉宏圖唯一擁有的具體的思念。

　　 冉宏圖：很多女孩子的父母隻要你叫我個媽，喊一聲老子，三層樓的房子我給你，多少田地給你，我都不搞。我說我家裏有。台灣的叫我們老頑固，他說你還這樣子想，你回去你做夢。我們是想回來，想到回來看一看。

　　 隨著反攻大陸的破滅，很多台灣退役的老兵對葉落歸根、榮歸故裏也漫漫地失去了信心。冉宏圖退役後，靠微薄的退休金一個人生活。此時，一些偶爾從街頭巷尾聽來的小道消息會給冉宏圖帶來些許的安慰。

　　 冉宏圖：偷渡，上船偷渡，朝菲律賓。有錢的私下給人家塞腰包買通，從香港轉回來或者從印尼那邊那樣轉。跑回來的不回去了也有，我們都知道了。我們人也老了、退伍也沒有錢，你叫我們怎麽去過日子。有的就想不開就自殺了。我這一輩子我說我要扛下去，我說我們隻要身體好、不生病，活到有一天。等到今天，結果我的話實現了。

　　 一九八七年底，台灣當局開放台灣居民赴大陸探親。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的兩岸同胞隔絕狀態被打破了。然而冉宏圖卻不能回家，他囊中羞澀也沒有親人和朋友資助他回大陸探親的路費。
　　
　　 冉宏圖：想回來沒有錢就必須要賺錢，打那個工。開始語言不通，那是相當辛苦，相當受人家的歧視。我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就在水裏泡著，擦去擦來的，洗膠袋。我的手為什麽起那個點點，一個是我下來打工受不了。晚上就睡覺，沒有鋪沒有地方睡，我們就上樓梯口、在梯子旁邊，睡在角落裏。人家說你還這樣做啊？我說我沒有錢，有幾個錢想回大陸。他說你在做夢。我說不管怎麽樣還是要賺錢，弄幾個錢，一心想回家來看看自己那塊土地。

　　 從十七歲抓壯丁，一別幾十年，冉宏圖再也沒有回過家，雖然天天念叨著回家，但真的想到回家他的心情仍然很複雜，既急切又有點擔心。擔心回去無顏見江東父老，而且跟在別人後麵喊了二十幾年的反攻大陸，他做夢也想不到還可以真的大搖大擺地回到他的故鄉。

　　 一九八九年以來，回鄉探親的人越來越多，冉宏圖的思鄉之情更加的熱烈。但是每每想到身上那無處不在的口號，想到自己是被釘在恥辱柱上的人，他突然又覺得這條路看起來那麽近，其實又是那麽得遠。冉宏圖一邊打工賺錢一邊也做著回家的各種打算。他不知道像他這樣被刻了一身反共標語，由誌願軍戰俘變節為國民黨軍人的退伍老兵回大陸探親會遭遇一種怎樣的情景。家鄉還是兒時模樣嗎？四十八年的鄉音變了嗎？遊子歸鄉的路上還會有眼淚嗎？

 冉宏圖：一個成都人他說：‘老冉，我已經回來了，安全得很，你回去。’他說：‘我身上刺的字前後左右都給鄉長、縣長都看了、都見了，沒有問題’。我就覺得沒有問題了。三月二十九號，我就決定和我們同鄉一起回來的。到成都，到機場下飛機，那高興得不得了。一路簡直是，有的在車上掉眼淚，高興得掉眼淚，那不是悲傷掉眼淚。說起認識，看麵容不認識了，都掉著眼淚講著話。我還記得我們旁邊老家的柿子樹和橙子樹相當好吃的，我說那棵樹還在不在？他說‘那個橙子樹不在了，那個柿子樹和桃子樹還在’。結果我去看，那個柿子樹和人一樣也已經老了。

　　 回到大陸的冉宏圖沒有選擇回家鄉，而是在宜昌度過餘生。其中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裏是他當年抗日的時候打過仗的地方。他說其實在家鄉，他覺著很難向別人解釋他的身份，但至少在這裏如果有人問起來，他可以簡單回答一句說我當年在這兒打過日本鬼子。不過這唯一的一點點驕傲，平時冉宏圖很少向別人提起，因為他始終覺得在他身上那一段恥辱是那麽的大，大於所有的光榮。

　　 冉宏圖離鄉背景五十多年之後回到他日思夜想的那一片故土。當然他並沒有給家鄉父老帶來一段讓他們引以為豪的經曆，但是對他來講這一切他可以平靜地接受，因為至少活著見到了家鄉，見到了親人，他已經覺得知足了。如今，冉宏圖和侄子一家養了十幾頭奶牛，在一個很僻靜的小山村裏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可能這樣的隱居生活對他來講多少是種慰籍，因為他用不著再向別人表白，也用不著再爭辯那段歲月的是是非非。他說麵對孫女對滿身刺字的疑問，他隻是沉默不語。不管怎麽說，八十歲了，冉宏圖終於過上了一段屬於自己的生活，雖然周圍沒什麽朋友，也幾乎沒什麽親人。可是在這塊土地上，他終於可以不再做惡夢，他總算可以睡得踏實了。用他的話來說，能活到這把年紀，能這樣了此一生就是他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