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釋放的日本戰犯回國後遭遇：深刻反省罪行卻生活困頓

　　2005年6月，當大河原孝一、高橋哲郎等4位日本侵華老兵再次踏上去中國的謝罪之旅時，更多熟悉的名字，藤田茂、富永正三……沒有出現，因為他們的接連去世，懺悔者的身影日益孤單。而一直站在日本謝罪老兵背後，為還原侵華曆史鼓呼不斷的“中國歸還者聯合會”(由獲釋回國的日本老兵組成，簡稱“中歸聯”)，解散也已3年。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歸聯”和它的老兵們，在日本究竟以怎樣的姿態生活並戰鬥？


　　艱辛

　　從天津塘沽港坐船到日本舞鶴港需要4天，這是一條特殊的航線。

　　1956年6月21日，因中國政府本著最大的寬容和善意宣布對在押的1000餘名日本戰犯免予起訴，並準許他們獲釋回國，高橋哲郎、大河原孝一得以登上返鄉的“興安丸號”。

　　生活的艱辛成為這些老兵們歸國後首要跨越的障礙，甚至在7月3日“興安丸號”登陸後，他們踏上故國的第一刻起便顯得異常真切。

　　到達舞鶴港後，當日本警方為遲歸的軍人奉上“大日本帝國”時代的軍服和軍靴時，隊長國友俊太郎大吃一驚，旋即作出了強烈的反應：拒絕接受。

　　3天後，日本政府計劃發放的撤僑津貼也因為老兵們的激烈抗議而臨時升為2萬日元／人，但這遠不足以補償11年被戰爭荒廢的青春。

　　他們需要更公正的戰爭賠償，需要日本政府更為妥善的安置。登陸的第二天，老兵們發表《告日本國民書》，向日本政府申請戰爭賠償和戰後生活救濟、津貼，占去了大幅內容。是為“舞鶴方針”。

　　“中歸聯”的成立動議於4天的航程之內，它被寄予“團結就是力量”的期待。在歸國後的第一次公開亮相中，他們選擇了文藝匯演的方式。1956年10月14日，東京千代田區公會堂被《團結就是力量》、《東方紅》等中國革命歌曲所淹沒。

　　但日本政府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善意，回應寥寥。

　　其後的生存景況可想而知。據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的調查結果，當年全國平均的家庭收入為3.2萬日元，而中歸聯會員在1960年的平均收入才為2.4萬日元，顯然，他們的生活處於社會的中下水平。

　　鴨田好司，日軍第59師團第54旅團軍士，返回日本神奈川縣後，他和兩個女兒住在一起，“勉強度日，過著退休老人的生活”。

　　貝沼一郎，關東軍憲兵隊教練隊成員，回國後，在農村，他找不到事做；去了東京，依然找不到工作。最後好歹找到釘紐扣和繡襪子的活，卻每天都要幹到深夜。因為窮，每天隻吃兩頓。

　　為此，中歸聯開展了一係列旨在相互幫助的活動，如：中歸聯銷售部集中各地歸國戰犯生產的物資來銷售；中歸聯互助會組織經濟狀況比較好的會員出資成立中歸聯金庫，將籌集的資金貸給希望創業的會員，以及經濟狀況困難的會員。

　　因為在蘇聯和中國11年的改造經曆，他們被視為異類，在試圖營建自己生活的時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幹擾。警察時常會來進行所謂的思想狀況調查，還會要求他們提供關於蘇聯和中國的信息。一些歸國戰犯在公司裏、在社會上也會被莫名其妙地貼上“赤色分子”、“過激分子”的標簽。

　　老兵島村三郎在《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的後記中寫道：“我們剛回國的時候，報紙、雜誌的大量篇幅中出現了‘洗腦’這個新詞匯，對我們的自我改造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曾在中國東北鶴崗煤礦工作的鬆本千代男，現居千葉縣，戰敗回國後，經熟人介紹，接受了一家大型鋼鐵公司的就業考試。在獲得了內部錄用正要上班的時候，公司不告知他任何理由就取消了他的錄用資格。

　　由於擔心從中國歸來這段經曆會被人問及，他當了一陣子不需要出示履曆書的臨時工。之後他進了親戚經營的藥品批發公司。但是，每次調轉工作的時候，素未謀麵的當地警察都會問他：“聽說你曾在中國逗留過？”

　懺悔

　　山東省電視劇製作中心編劇趙冬苓，2001-2002年間多次赴日本拍攝采訪，“中歸聯”和老兵是她無法回避的采訪對象。

　　許多故事她沒有拍進紀錄片，而選擇了以采訪手記的形式記錄下來。

　　“他們一次次地來華謝罪，但謝罪背後的艱辛和內心的折磨，被生生隔絕在了日本，無人知曉。”她對本報記者感喟。

　　老兵湯淺謙戰後多次重返中國山西，當年作為隨軍醫生，曾在這裏從事活體解剖工作，50年後他始終沒勇氣在山西說出這段罪惡。他無助地詢問趙冬苓，萬一受害者的親屬認出我呢？他正襟危坐，認為自己沒有資格說出請求原諒這種話，隻能不停地把這些事情告訴別人。

　　趙冬苓依然銘記一次近乎恐懼的經曆。那是中歸聯安排的一次采訪，對象是參與當年731細菌戰的一位士官。“他機械地坐在對麵，機械地重複著謝罪的字眼，兩眼空洞，身體枯朽，像一具沒有血肉和情感的屍體。”

　　“有時是憎惡，有時是尊敬，但更多的時候，是憐憫：為一顆顆被戰爭毒害並負罪終生的靈魂，為在巨大的戰爭機器中掙紮的弱小的人，為用了60年的光陰，仍然擺脫不掉那場戰爭的陰影。”她在采訪手記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情。

　　從1956年成立，到2002年解散，“中歸聯”這個組織一直是日本老兵們賴以打撈靈魂的依靠。

　　2002年的東京銀座，福原大廈。三樓一間辦公室被隔成兩半，其中的一半就是“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房間裏隻有一張寫字台、一個書架、四把椅子、兩套卷櫃，還有兩位老人：會長富永正三、事務局長高橋哲郎。

　　近半個世紀裏，正是在這樣一種近乎惡劣的工作環境下，中歸聯和它身邊的1000餘名前戰犯，以罕有的勇氣和坦誠，直麵戰爭罪惡，致力中日友好。

　　從1950年代起，“中歸聯”發起了查找中國烈士(指被劫虜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國勞工)遺骨的活動，組織查詢、募捐、簽名、護送遺骨回國，爭取了1500人簽名，奔走籌募60萬日元捐款(占17個友好團體募捐總數的1／3)。原侵華日軍第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獲特赦回國後，擔任了中歸聯的會長，曾6次護送遺骨及率團訪問中國。1982年 88歲的藤田茂溘然長逝，彌留之際，特意囑咐把一套中山裝穿在了身上。衣服是1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周總理親自邀請他率團訪華，接見他時贈與的。

　　1965年9月，藤田茂率代表團訪問中國時，向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郭沫若獻了銅碑，碑文寫著：“感謝中國人民的寬大政策，誓為反對侵略戰爭、保衛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奮鬥！”

　　藤田茂請求把銅碑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由於種種原因，立碑未能遂願。

　　1968年7月7日至8月15日，中歸聯倡導了“中日不再戰運動”。廣大會員紛紛響應，發表了反戰報告，並召開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國民大集會，為中日建交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從1970年代開始，老兵們不斷用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來反省過去，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以中歸聯名義編輯出版的書有《侵略——從軍士兵的證言》、《三光》、《侵略——在中國的日本戰犯的自白》、《我們在中國幹了些什麽？》、《不忘侵略屠殺的天皇軍隊——日本戰爭手記第2集》等；以中歸聯會員個人著作出版的書，不下幾十部。在中國撫順關押改造期間的戰犯懺悔錄精選《三光》出版後，僅10天內就印刷了6次，發行了5萬冊，半個月內便搶購一空，占戰後圖書出版的第二位。

　　藤田茂第五次來華時，曾對撫順管理所的中國管教們說：“我已經80多歲了，希望先生們能滿足我的這一願望，否則恐怕我再也沒有機會來麵請了。”

　　1984年10月下旬，應中歸聯之邀，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率原撫順、太原管理所代表團來到了日本。中歸聯打出了鮮明的橫幅：“熱烈歡迎老師！”

　　在中歸聯的推動和組織下，一個世界監獄改造史上的奇跡出現了：從中國回國的1000餘名日本戰犯中隻有1個人背信棄義，走上了背叛和平之路。

　　未央

　　2005年4月，84歲的鹽穀保芳第20次來華謝罪。鹽穀名片上寫有“中日友好親善訪中第20次”，其名片上的數字是隨訪華次數而變的。

　　為什麽年年來？鹽穀解釋說“不來就鬧心”。他相信靈魂存世， “是那些靈魂催逼我年年往返。”

　　但他不知道，生命的極限是否允許第21次、第22次的到來。

　　1956年，中歸聯會員回國平均年齡是37歲，49年後的今天，很多會員相繼去世或下落不明。截至1996年，歸國戰犯健在的還有484人，而2002年時，活著的僅剩100多人，其中最年輕的也已年逾80，很多人目前已臥床不起，能夠回憶並講述過去的隻剩下30多人。

　　2002年初，中歸聯最後一任會長富永正三也去世了，中歸聯不得不麵臨解散的命運。但實體可以消弭，而精神必須永續。

　　2001年，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病重之時，大河原孝一前往探望時曾坦言，中歸聯難以為繼，解散已是迫在眉睫。病榻之上的金源殷殷囑托，中歸聯的精神要繼承下去。

　　2001年秋天，趙東苓去日本采訪，在東京中歸聯總部辦公室，在一間十餘平方米的屋內列席了他們最後的會議。老兵相見不勝唏噓，熟悉的麵孔又少一半。

　　這些老兵彌留之際的最大努力是讓子女和孫輩接他們的班，永遠和中國人民友好。這願望已經並正在開花結果。曾搞過細菌戰的原秀夫，讓兒子上大學專修中文。越正男給女兒起名真理子，給兒子起名友好，教育子女和中國人民永世友好下去。大河原孝一的男孩名“衛”，保衛和平的衛，女孩的名“好”，日中友好的好。他曾帶著兒子、女兒和女婿古澤武治參觀戰犯管理所。

　　古澤武治告訴大家：他和大河原孝一的女兒是在為日中友好共同戰鬥中相識相愛的，他和她將把父親的教導傳給下一代！

　　2002年4月20日，在中歸聯解散大會的當天，以熊穀伸一郎為首的一群有著同樣誌向的年輕人成立了“撫順奇跡繼承會”，繼續記錄侵略戰爭證詞，編寫季刊《中歸聯》，繼承了反戰老兵們認罪的夙願。

　　繼承會成立後，28歲的熊穀伸一郎擔任主席。他聯合了一批青年，迅速在日本全國發展了11個支部，會員達到400 多人，所有的會員都是以誌願者的形式工作，活動經費完全靠會員和老兵們的捐助。
　　他們正試圖證明：曆史不會因為一個特殊人群的故去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