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許家屯(續):與江澤民話不投機半句多

“五一聯歡會”救了我

到香港是“兩個飛躍之一”，那麽另一個飛躍是什麽？是脫離中共體製，來到美國。

許家屯對多維記者詳細地解釋了他當時為什麽決定到美國“旅遊休息”，講述了那短短幾天裏驚心動魄的過程。他看到了海南省長梁湘如何被李鵬以“研究開發海南洋浦港”為藉口騙到北京，一下飛機立即被軟禁的前車之鑒；他又得知接替自己職務的周南成立整他的材料的專案組，顯然是奉了中央常委或總書記之令……這些迫使他決斷“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而在許家屯1990年4月30日晚上離開深圳後兩小時，深圳市委副書記秦文俊就來到他在深圳的住地，轉達中央電令，通知他去北京。見他不在，秦文俊一直坐等到深夜。“說起來也算我運氣好：他接到中央電令時，必須要去出席‘五一聯歡會’，隻好出席完了再趕到我的住處。這個‘時間差’救了我！”

如果當時不出來會怎麽樣？“不出來，被江澤民、李鵬拘押審查，那麽現在也就像趙紫陽一樣在軟禁中度過餘生了──不，肯定還不如趙紫陽！”

許家屯對江澤民完全沒有信任感，不僅認為江澤民的主義就是“沒有主義”，左右搖擺，對他的人品也不以為然。“《他改變了中國》這本書寫他與‘六四’毫無關係，還說他對受命如何猶豫……把他寫得多麽清白！哪是這麽回事！那年‘五一九’鄧下了決心要撤下趙，通知各省負責人分批到北京去打招呼，25日我到了北京，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到機場接我，轉來轉去地繞到了中南海住下。我問還有什麽人來，他說江澤民已經到了。我問是不是也是來聽打招呼的，他說不是，是調來中央工作。我問做什麽呢？他說，還沒定，但是已經明確了要他接替啟立的工作──啟立當時管書記處常務、管意識形態。江澤民當時已經接受了。”

“有人問我：到美國來是否後悔？哈哈，不存在這個問題嘛！”

幸虧到美國來，許家屯坦承，對資本主義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變。

正如何頻等一些朋友對許家屯半開玩笑地說的：你現在怎麽越來越變“左”了！許家屯並不諱言，美國的民主製度，在當今世界比較而言還是好的，但不是民主模式的終結。他對美國社會的弊病看得日益清楚，對美國政治的走向日益擔心。

“美國的民主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開始時黑人與婦女沒有選舉權，後來才有。”許家屯認為，“現在民主向大眾化的擴展停止了。因為反恐防恐，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還施加了很多限製，公民權利方麵反而還倒退了。”

他放大嗓門說：“美國權錢交易合法化，要不得啊！從政黨化發展到兩黨化，發展到一黨獨大化！三權又獨立又不獨立！”

許家屯雖然年近九旬，但思路依然敏捷，與年輕學者一起縱論天下，談笑風生。

為什麽說美國的三權有“不獨立”的一麵？“三權越來越不能互相製約了：按法律規定是由總統提名最高法院法官，有出缺的，就要由當政的總統再提名，現在的九個大法官，五個是在觀點上傾向於保守──小布什2000年上台，不就是他們裁決導致的麽？三權的另一權，作為立法機構的國會呢，現在也是共和黨把持。”

如果說，到香港使他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弊病、資本主義的活力，那麽到美國來，使他又看到了資本主義也絕非天堂。他對人類未來道路的展望，有了進一步的思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長期共存、共融──是共“容”也是共“融”。列寧斷言“資本主義垂死”是犯了錯誤，西方在“蘇東波”之後認為“社會主義滅亡了”也犯了錯誤。兩種製度可以取長補短，求同存異，融而有異。“這個共存共融會有很長時間，幾百年？也許還不止！”而中國，也應該找到第三條道路。

“和平演進”第三條道路

在來美國，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許家屯反覆琢磨社會主義的失敗，“有馬克思的錯誤，有列寧的錯誤，有蘇共自身的錯誤。”

他對多維記者說，私有與公有的矛盾，是從“人之初”開始的，“食色性也”，人第一要生存，二要繁衍，這就要取得資源，就要在一定的空間生存活動。人類的矛盾是由對資源和空間的占有和分配產生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代表了解決私有與公有這一基本矛盾的兩大思路。

過去講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是自由經濟。自由經濟的好處是自由，是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毛病是放任──市場是按照供求情況變化，供不應求就漲價，商品多了就過剩，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就由這種“無政府主義”而來。但是羅斯福新政把計劃經濟、國家調控加進來，現在格林斯潘用利率來調節，就起到了宏觀調控的作用。現在中國也在嚐試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

許家屯說，不僅一國內調控，還有全球範圍的調控：七國首腦會議，世貿，世界銀行，等等；現在更主要是以經濟區的形式來實施的地區宏觀調控。過去將“計劃”和“市場”對立起來，我要消滅你，你要消滅我。還是鄧小平說得好，計劃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是資本主義，現在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活你也活，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許家屯一方麵認為民主應該不斷擴大、深化，但另一方麵，他又指出：全球並沒有理想的民主典範，二戰後許多實行了民主製度的國家，現在有的發生倒退，有的陷入動亂。

許家屯再三強調要“和平演進”，放棄暴力，實行民主也好，社會轉型也好，都要搞漸進式的改良，不搞激進式的革命。“李澤厚他們這麽提出來了，但沒有具體設計怎麽做。而我在《二十世紀的經驗》當中，有了具體的設計。”

盡管許家屯不肯說具體怎麽設計，但是多維記者聽出點端倪，他設計的道路，似乎是從黨內民主開始，通過黨政分開，分割權力，直到最後改變一黨專政結構。

他說，現在中共黨內還是有有限度的民主的，不過沒有全社會監督，也沒有製度性的程序來保證將非共產黨人、共產黨人的精英吸納進入頂層。“這種民主是谘詢性質的民主，對任何意見，我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不采納，你也沒有辦法。”他認為，應該從實現真正的黨內民主著手，首先要讓黨內精英進入頂層，全黨能夠監督頂層。這是最起碼的要求。但不能停步，要擴大到黨外。這是從整個中國變化發展的進程來考慮的。中國應該避免陷入混亂無序，找到比較穩定的改良道路。

許家屯說，十三億人的國家，不穩定，是世界的災難！

看重曾慶紅

“中國山”並不是真正的中國的山；這“世外桃源”雖好，畢竟也不在故土。許家屯出國十五年，思鄉之情時時衝擊著他的心靈。

“去年我的老伴顧逸萍過世，我的子女要求我回去，也要求組織上同意我回去。”顧逸萍在1998年就曾中風住院。

2002年4月，多維記者聽他說過：“中國是我的祖國呀，我當然想回國看看，但不乞求。要論安享晚年，還是住在美國安靜，我隻是想能兩邊走走。就是要寫回憶錄，光憑記憶也不行，得回江蘇去查查當年報刊資料。”

1916年出生的許家屯告訴多維記者：“前年有一天晚上在別人家玩的時候，我突然昏倒了……一下子就人事不省了，倒是沒有一點痛苦，吐了一身，自己也不知道。同伴趕快打電話叫急救車。我大概昏迷了半小時吧？醒來的時候已經在車上躺著，正趕往醫院去。”

不過，這一次意外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居然跟什麽事都沒發生一樣。

許家屯隱居於此，來客不多。附近有些故交隔三岔五地通通電話、見見麵。偶爾有客人從香港來，從中國大陸來，從美國各地來拜訪。多維記者探訪他期間，正碰上老報人陸鏗和崔蓉芝來訪，從下午談到晚上。凡是這樣的日子，許家屯就特別高興。

有消息人士曾向多維記者透露：“許家屯離開中國後，江澤民派人去問董建華，是否他資助許走的。董建華回答：許家屯沒有來找我，他如果來找我的話，我不能拒絕。江澤民又下令手下去詢問了香港很多頭麵人物：董建華與許家屯到底是什麽關係？實在查不出董建華與許到美國有何聯係，隻好作罷。但還是有人為此受到了牽累。現在董建華不能來找許家屯，因為江澤民已經這麽問了他，董要避嫌。”多維記者就此向許家屯求證，他不置可否，隻是說：“對任何老朋友，包括江蘇等地的老朋友，我的態度是，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你來找我，我不拒絕。”

他說，《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來過，對他的書，許家屯提出了不同看法；哈佛大學的中國研究專家麥克法誇爾教授來過，“麥克法誇爾掌握了很多關於 ‘文革’的史料，把他的專著送給我，我苦於不能看！”李銳、胡績偉也見過，還有一些老上級、老戰友，本人不方便來，要子女前來探望。

對胡錦濤與溫家寶的新班子，許家屯說：我是基本上肯定的。他們的一些做法，例如解決三農問題，開發西部以解決地區差別，等等，我是讚成的。包括這次對趙紫陽後事的處理方式，我也基本上肯定。許家屯還說，外界對曾慶紅估計過低。我推測，將來首先擺脫江澤民的影響的，可能是他。

胡錦濤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長遠方針？許家屯希望是後者。如果是後者，就是新型的社會主義。“構建和諧社會”，本質上就是各種社會群體的利益的調整嘛。

“不過，要給他們時間。”許家屯告誡。

他也希望，老天給自己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