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文革中老三屆少年的艱難成長史

　　《生逢1966》是一部描寫文革背景下的“老三屆”少年艱難成長的長篇小說。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高一學生陳瑞平在短短的一年中經曆了父親自殺、母親病死的家庭變故。最後，親近的女生又不得不離開。他為參加紅衛兵同家庭決裂，但又不知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確定自己人生座標。他在迷茫中行走，幾乎失去了一切，承受著心靈的巨大傷痛。最後終於在絕望中獲得了來自同學和老師的親情安慰。

　　小說的刪節本發表在《收獲》雜誌今年春夏卷長篇小說專號，廣受好評。目前全文已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節選

　　前情導入———

　　陳瑞平的爸爸在抄家的第二天突然一夜沒有回家。直到第二天才知道他已經自殺。至於他自殺的原因，一直到最後都沒有弄明白。陳瑞平決心自己去尋找答案……

　　那時媽媽已經坐在一張方凳上，媽媽在吃一碗麵。麵上有著一片黃色的雞塊，有很多的蔥花。桌子的邊上是一隻小小的籃子，90號和對過不到3米，好婆可以用一根竹竿，挑著籃頭過來，這樣的“擺渡”，是媽媽和好婆之間的拿手好戲。媽媽指了指邊上，那裏還有一碗雞湯麵，上麵也有蔥花也有雞片。“你的。”媽媽說，“蓓蓓的小娘舅來過了。”蓓蓓的外婆家在嘉定黃渡，這是上海鄉下的家養雞。

　　方桌的另一邊上還有一雙筷子。沒有麵，在筷子前麵放了一隻幹淨的空碗。這是明明白白留給一個已經不在場的人的。屋裏已經很清爽，媽媽和瑞平的衣服也已經全部洗幹淨了，在窗前的曬衣杆上隨風飄蕩。媽媽就說：“還是養一個女孩好，你看蓓蓓一個下午就把家裏弄得清清爽爽。”

　　媽媽不吃麵了，看著瑞平吃。瑞平知道，媽媽是希望他說些什麽。這也是瑞平奔波一天要想追尋的。

　　拐過大院，瑞平看到了很多的大字報。大字報上有很多的打XX名字，這個年月，夏副區長已經成為“資產階級孝子賢孫夏立行”了。看樣子被批鬥的次數已經大於等於二，憤怒的革命群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上一次批鬥會上”如何如何的狡辯，以及在“本次批鬥會上”他如何地用謊言編造事實。

　　在大字報欄的最後，瑞平見到了一份“我的認罪書”，署名正是“夏立行”：

　　我完全徹底的執行了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對此，我認罪，廣大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完全正確，我口服心服。我本來出身於貧農家庭，年幼時就參加革命工作，身上有日本鬼子的刺刀、國民黨的炮彈留下的傷痕。在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運動中，我身先士卒，奮不顧身，站在黨的正確路線一邊。但是，漸漸地，我放鬆了思想改造。對於毛主席“階級鬥爭”的理論，我學得不夠，貫徹得不力。在反右的鬥爭中，我偏袒了工商界的右派。特別是偽裝積極的資產階級分子陳寶棟，一貫堅持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而我被他積極肯幹的外表蒙蔽，信任他，推薦他成為區政協委員，委任他成為恒大廠的副廠長。近年來，我接受了陳寶棟的許多禮物，計有金筆一枝，月餅三盒，啤酒四瓶，香煙票五份，我還在他的家中吃過兩頓飯。我在不知不覺中被資產階級拉下了水，成為資產階級的俘虜，在區委的會議上，替資本家說話，說什麽“公方廠長主要是把政治關，生產上還是要依靠資方的技術”，還說恒大的生產上去，陳寶棟有很大的功勞……

　　瑞平看了看日子，原來是家裏被抄之前貼上去的，那麽爸爸一定看到了這張認罪書。公開場合的夏副區長，一直是很和藹的，很親切的。夏副區長在家裏和爸爸談話，卻一直是很嚴肅的。有時侯他們爭吵幾句，夏副區長便很嚴厲，一口膠東話說得爸爸連連點頭。不是夏副區長被爸爸欺騙，而是爸爸完全被夏副區長征服。

　　“夏副區長為什麽要這樣寫呢？”媽媽沒有回答，隻是搖了搖頭。

　　瑞平說：“爸爸看到了兩個夏副區長，一個是以前的夏副區長，在爸爸的腦子裏；一個是現在的夏副區長，在大字報上。”

　　媽媽就說：“兩個夏副區長其實是一個，他就是那個夏副區長。”

　　瑞平騎車到工廠的時候見到了爺叔。爺叔正在指揮幾個戴紅袖標的工人張貼橫幅標語：“反動資本家陳寶棟畏罪自殺死有餘辜！”瑞平的眼睛瞪得老大，他以為爸爸至多隻是一個懦夫，爸爸絕對沒有膽子和運動對抗。

　　爺叔見到瑞平，就說：“你來得正好，我有話對你說。”瑞平就跟著他進了廠，廠裏正在準備著一個批判大會。爺叔走進技術科辦公室的時候說：“你都看到了。公安局已經來人說，你爸爸是自殺，不是他殺。他們在他的胃裏發現很多的紅色的顆粒，基本判斷不是食物，所以肯定是自殺。既然在抄家之後自殺，那麽一定是有原因的。”

　　爺叔從自己皮帶上掛著的一大串鑰匙中找出一個，啟開了背後的一個技術檔案櫃，拿出一本很大的卷宗。裏麵是以前工廠裏的技術記錄。

　　謔，那裏有成千個徽章和標牌！

　　爺叔早在需要關注的那些頁麵上，夾著一根根長長的紙條。每翻開一頁，就是一條罪證。國民黨的黨徽、帽徽，有著汪偽標誌的國民黨黨徽，三青團訓練班紀念章，上海特別市的標誌，運動會上有著國民黨徽記的證章，還有一個古怪的三角型特訓隊的紀念章，爺叔說，那是汪精衛七十六號魔窟進門的標誌。又有一個聯誼會的標誌，爺叔說，這是國民黨特務組織聯絡的暗號。

　　說到這裏，媽媽“啊”了一聲，眼睛一閉。淚水就從眼角像止不住的鮮血一樣瀉出來了。媽媽把眼睛張開來了，眼眶裏全是淚水，眼白紅紅的：“那些當然全是真的，你爸爸畫的樣子，爺叔開的模子，我和工人一起點的漆。那個時候，做這些隻能賺一些小鈔票。可是不做這些，連小鈔票也沒有賺到，工廠要倒閉的啊！”

　　倒閉了工廠，陳寶棟就沒有了資本家的頭銜，媽媽就沒有了資本家太太的稱號，瑞平就用不著為自己的出身苦惱。為什麽工廠不能倒閉呢？媽媽隻要盯著瑞平看一會兒，就把瑞平的五髒六腑全部看清楚。她說：“人啊，總不是從石頭中蹦出來的，總要吃飯穿衣的是不是？”

　　媽媽就沒有問瑞平又到了什麽地方去了。瑞平也知道，媽媽已經不能忍受自己再說看到了什麽。或許媽媽已經有了自己的想法，不需要他再說了。

　　媽媽將裝過雞湯麵的兩隻碗洗幹淨，然後在自己的櫥裏抽屜裏到處翻尋，挑出一件天藍色的襯衫和一條黑色的褲子。瑞平看得害怕，媽媽就說：“我明天要去上班。”

　　“明天工廠要開批判大會。還是後天去吧。”

　　“你今天到廠裏已經去過了，等於是做了個廣播。誰都知道我曉得明天要開會。如果明天開會我不去，我能躲得過去嗎？人家可能說我是逃避。”看瑞平站著不走，媽媽就說：“不要以為我會站在資產階級的一麵，我們可以和他劃清界限。我會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人家喊口號我也喊口號，人家批判我也會批判。我總不過為這些徽章點漆罷了。廠裏點過漆的工人阿秉、根發、秀娟、玉琴全在，他們總不是反動吧。”

　　瑞平看看媽媽鐵一樣的冷靜，反而顯得自己有了一點慌張。他便放了心，一聲不響地退了出來。

　　那天他又去了漕溪公園。

　　他在想，公園在晚上六點已經關門，爸爸是在九點打的電話。那時隻有公用電話，全是在弄堂口或者是在新村大門前的，有電話的地方離開這裏還很遠。爸爸走到這裏一定是在晚上十點了。那麽，爸爸一定是越過籬笆進入公園的，這不是他慣常的行為，一定是他下了決心才這樣做的。瑞平在綠陰下走著，設想著自己似乎是那天晚上十點以後的爸爸，爸爸走在路燈很少，綠葉掩映的小路上，隻有他一個人，他一定是知道，自己沒有什麽話能和別人說，他隻能一個人在這條小路上想著。他可能開始並不想一死了之，要不然他就不會向自己家裏打電話。

　　爸爸可能是在池沿坐下過。這個時候，一個人都沒有，四圍陰森森的，爸爸怎麽會有這樣大的膽子？他坐在這裏想了些什麽呢？

　　瑞平順著池子走了一遍又一遍，池子這樣的小，這樣的淺，爸爸是先死了之後才將自己沉下池子的嗎？不是，他是在池子裏死去的。他是嗆了一口水之後死去的嗎？他在感到窒息之後隻要手腳稍稍用一點力氣，就可以站起來了。難道他連下意識的動作也沒有嗎？地上連一點零亂的腳印也沒有。公園的工人說，爸爸的拎包是放在一邊的假山石上的。那個包買了不久，是灰色的，上麵有著豎的紋路。似乎是為了讓人見到這個無主的包的時候就聯想到周圍有什麽事情發生。不管怎樣，你總會將問題兜回來。他為什麽要死呢，他為什麽要在這裏死呢？這樣淺的一個池子，怎麽能死人呢？

　　瑞平突然有一點警悟。爸爸並不是一開始就朝這裏走過來的，他從工廠到這裏一定有一個中間點，那就是他下決心要結束自己生命的地方。

　　於是瑞平出了公園就往回走。他在大木橋路上見到了一個公用電話的小屋，那間小屋有一個方方的小窗口，上麵寫著：“晚間電話請敲窗”。瑞平就下了車，他站在小房間前四麵看著，把裏麵的那個老太婆弄得莫名其妙。那個老太婆就說：“打電話四分。”幾乎可以斷定，喪魂落魄的爸爸，拿起電話，付了四分錢。他說是在徐家匯。媽媽已經聽出他的聲音變了。

　　瑞平是知道自己要去哪裏了，爺叔住的弄堂就在附近。已經是夕陽西下，工廠裏的文革不像學校，爺叔如果無事一定是已經下班了。

　　“我知道你會來的。”爺叔說。“你要問你爸爸為什麽要去漕溪公園。”

　　瑞平就點點頭。爺叔就跨下了自行車。他們站在弄堂口頭，兩輛自行車斜著頭對頭。那時的男人就是這樣談話的。

　　“你知不知道模具淬火過了頭，就會發脆？硬硬的一塊鋼，輕輕一碰，篤的一下就變成了兩半。”

　　爺叔就說：“你看看玻璃就知道了，你看看瓷器就知道了。你爸爸其實很脆弱。他經不起事情，事情一來他就完了。”

　　“他知道他會被鬥？”

　　“是的，如果你們的家沒有抄過，我們或許就不會這樣早就開批判會。不過早晚都會開的，沒有一個資本家能逃過的。既然是這樣，那就批鬥吧。我就是這樣勸他的。可是，我還能說什麽呢？如果我不告訴他，那天批判會一開，他不是吃了一個突然襲擊？你難道說我們就不開批判會了嗎？”

瑞平點了點頭，就說：“批判會總要開的。”“這就對了，我和你就能一致了。”

　　“這些話就講了一個小時？”

　　“他有一些想不通，我就說，文革了，誰都要接受教育。無論是他還是我們，我們工人階級還要自我改造呢。資產階級尤其要接受教育。你隻有接受了教育，工人階級才能發揮你的作用。他一定很委屈，因為平常我是他的徒弟。”

　　“你沒有感覺到他要去死嗎？”

　　“沒有，我也沒有想到。從我的角度，從他的角度，從文化革命的角度，批判資產階級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接受教育嘛。我們談完大約是在晚上八點，我就留他吃飯，他說一個資本家，在工人幹部家裏吃飯，叫人懷疑。他就走了。我送了他一程，方向是朝東去的。但是他到了車站沒有跳上公共汽車，而是走過去了。我以為他要一個人走路想心事，就沒有陪著他。不料後來他怎麽又回頭朝西走了呢？”

　　爺叔把手放在瑞平的肩膀上。“我們現在都在雲裏霧裏，我們已經沒有辦法想清楚那個晚上你爸爸走過的路。我們現在應該想的是，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員，我應該做什麽。作為一個革命青年，你應該做什麽。最後，作為一個工人又是資本家的家屬，你媽媽應該做什麽。”

　　這好像是一個很冷靜的職業革命者說出來的，而不是一個隻有三十多歲的工人說的。瑞平看著董品章凹陷的眼窩中，那對如同桂圓一樣的眼睛。長著這樣眼睛的男人眼睛一轉就是一個主意。當年，一個挑著擔子的配鑰匙的十三歲的小孩，在大同坊長樂路弄堂口用凍腫的小手為爸爸配了一副鑰匙。爸爸回家用鑰匙一開門，爽滑得很，再看一看鑰匙上的銼刀印，橫平豎直，一刀是一刀。就回過來尋找那個有著大大眼睛的孩子。爸爸花錢讓這個孩子拜師學徒，後來就成了工廠裏開模子的好手董品章。董品章在出徒的時候感激涕零成為資本家太太的過房兒子，在公私合營之後成為工會主席。

　　瑞平知道了，爸爸需要一個人想事情而不會被人幹擾，於是他最後就走向了公園。爸爸可能以為自己到死還是一個區政協委員，他沒有被批判過。他一定沒有耐心等待到從牛棚中走出來，那些曾經有過的平靜日子離開他非常非常的遙遠。爸爸是怎樣下的決定已經不需要知道了，一個人的生命已經沒有了。他可以缺席批判會了，即使批判會是麵對著他的屍體，他的幽魂也可以不參加。不過，當屈辱沒有時，希望也沒有了。他確實很脆弱。瑞平想到這裏，眼前就黑了。像是一部電影放完了，他就這樣睡著了。

　　有一天，裏委會主任謝湘雲來到家中，他們是要媽媽簽字的。爸爸的死亡報告已經出來，媽媽一句話也沒有說，就簽了字。

　　“瑞平也已經長大了。”謝主任像談家常一樣說，“你們可以和那個陳寶棟劃清界線。”

　　“自然。”媽媽說。“謝主任，我也有一句話要對你說，瑞平其實不是我們的親生兒子，他是寶棟弟弟的兒子。他的爸爸媽媽在蕭山。寶棟的弟弟是一個小學教師，成分沒有問題。瑞平的哥哥還當了兵。”

　　謝主任很驚訝地看了看媽媽，又看了看瑞平，說：“你們還是長得很像的麽。”

　　謝主任走了後，家裏突然安靜下來，因為媽媽哭了。無聲的哭是一種很可怕的悲傷。那種沒有聲音的抽泣，淚水如同決了堤一樣迸流。嘴張得很大很大。很久沒有閉上。媽媽邊透氣邊在說話：“共產黨以前待你的爹太好了，太好了，夏副區長太好了，他實在是太好了……”

　　瑞平說：“媽媽你不能哭。你這樣哭，是為一個自絕於人民的反動派哭泣。”

　　媽媽不知不覺停住了哭泣。

　　“媽媽，你說我不是你們生的，這是不是真的？”

　　“我是騙騙謝主任的。”

　　瑞平知道媽媽前後的兩句話中必然有一句謊話，石庫門的慣性使她不由自主脫口而出。

　　他從媽媽蒼白的臉色知道了媽媽永遠無法彌補的後悔。他一夜合著眼卻沒有睡著，天將亮的時候，他的臉隱約覺察了一絲呼吸，那呼吸很靜，一點聲音都沒有，隻有暖暖的氣息。他恍恍惚惚地把眼睛睜開，突然就見到了媽媽臉部的一個超大特寫。在淡淡的曙光中，媽媽坐在一張小凳上，一動不動，滿是紅絲的眼珠瞪得凸出，一眨不眨湊近著凝視他的臉。

　　“媽媽！”

　　“瑞平。”

　　他沒有讀懂媽媽的眼神，媽媽卻知道了他的驚惶。媽媽就說：“我不過是看看你，看一看……你。”

　　後情延伸———

　　陳瑞平終於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見到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和哥哥姐姐，但是家鄉並不是一個平靜的港灣，陳瑞平目睹祖上傳下的200幅古畫被燒為灰燼，不得不悵然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