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開除了黨籍的許家屯:有些事我死都不會講

“下決心不評論香港”

　　多維記者問：你這紅色一生中，在香港執掌港澳工委的七個春秋，應該是最亮眼的一段。今天在香港回歸八年之後，再來看香港，你有什麽樣的感想？

　　沒想到，思維敏捷，滔滔不絕、不時發出“許氏招牌笑聲”的許家屯，一下卡了殼。足足有一分半鍾，他什麽話也沒有說。

　　多維記者想再對許家屯“啟發引導”一番：“……譬如說，香港演變到今天，哪些符合你們原來的預計，哪些與你們當初的設想南轅北轍……”

　　許家屯卻冷不丁冒出了一句：“我來美國之後，下決心不評論香港。”隨後，又是半分鍾的沉默。

　　大概是對我的尷尬抱有歉意，許家屯還是開口了：

　　你要我談香港，這不是給我出難題嗎？一談，必然涉及評論香港當今人物和事件。怎麽評論？我不可能完全客觀，有我的立場和觀點。我一談，就會給現在香港已經錯綜複雜的局麵添亂。

　　多維記者理解他的顧慮。那麽，就換個角度：過了這麽多年後，在《香港回憶錄》也出版了十二年之後，再回過頭來反思當年對香港問題的看法。

　　許家屯指出，理解香港，有一個不可須臾忘記的最重要特點：香港是被英國人統治了一個世紀的殖民地。

　　本來是中國與英國之爭、殖民地與宗主國之爭，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之後，又加上兩種對立的社會製度之爭、意識形態之爭──香港成為冷戰兩個集團交鋒的主要前沿陣地之一。

　　“人們隻說香港是‘金融中心’，‘交通樞紐’，其實，它還是‘間諜中心’！”他說，各路間諜雲集香港，香港是英國的遠東情報中心，美國與中國建交之後，本來情報中心在北京，後來也轉移到香港；情報人員人數最少的是蘇聯，因為很長時間中國與西方都抵製它，它搜集情報受到很大限製，香港也沒有讓它與其他大國一樣設總領事館。

　　新華社、港澳工委，是各路間諜的“眾矢之的”，“光對我們竊聽電話、攔截電訊，對方就用了幾百人。新華社有的領導人辦公桌下麵被偷偷裝設了竊聽器。新華社有一大一小兩個保密會議室，由國家安全部派專人來裝設反竊聽設備，對付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竊聽手段，但還是不保險。我與北京通電話，準備讓它偷聽的，我就在香港打；不想讓它偷聽的，我就去深圳打。”

　　雖然香港回歸了，國際形勢也發生了巨變，但許家屯相信，香港仍然是間諜們大顯身手的地方，這裏是情報“富礦”：比在內地要自由得多，每天幾十萬人進出；大接鍾心敲炊嗥笠怠⒒?乖諳愀邸?

“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講”

　　《香港回憶錄》中詳細記載了英國人為了將香港繼續保留在他們手中而玩了多少名堂。在英國人認識到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心不可動搖，他們不得不交還主權、治權之後，在許家屯還在任的那個年代，就為保留他們的利益而進行全麵部署安排。

　　“全麵”到什麽程度？許家屯曆數了英國人各方麵所下的工夫。

　　例如，英國人管治香港這麽多年，從沒有搞民主，行政局就是由港督、三個司的主管、以及太古、匯豐、怡和幾個大亨組成，他們說了算。六十年代前期曾經有總督想搞點民主，但英資企業反對，因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搞民主必然要提高福利，就得加稅，香港稅率低的優勢就會喪失，於是叫停。可是，在中英談判期間，英國人要搞“代議政製”，要在“九七”前對香港政製來個根本性改變。1984年鬧出的“本子風波”，就是在“民主化”問題上的第一次交鋒。

　　許家屯很激動：英國人哪裏是真心搞民主呢？是想分化香港社會，以便在撤走之後保留影響，“外界往往隻從‘要民主還是不要民主’的角度看問題，其實焦點是由誰主導香港？每個人主觀上或許並不如此，動機各異，但客觀上是如此啊。”

　　講起“本子風波”，許家屯憤憤然：我批評了英國方麵不按“本子”（中英聯合聲明）辦事，引起傳媒嘩然。“社會人士紛紛支持我，例如包玉剛、董建華、查濟民等人，嘉道理要包玉剛帶話也支持我，但是姬鵬飛不支持，外交部一直不表態。後來還是鄧小平在包玉剛宴請席上明確地給我撐了腰：‘你沒有錯。’”

　　許家屯說：在組織、人事上，英國人對高級人才和公務員隊伍早就布局謀篇；在財政預算上，英國人執意要修機場、大橋，上大項目，“我到香港時香港每年支出三百多億港幣，到移交時支出竟達一千多億”；香港本來薪水就很高，港督的俸祿超過美國總統，英國人撤走前又大幅提高公務員待遇，高級職員，多數是英國人，最高達30％多，一舉三得：收買了人心，留下了難題，又趁機大撈一把；連香港有些社會基層細胞──屋村委員會，英國人都控製，甚至請英國退休人員來管……

　　香港為什麽會有“逢中必反”現象呢？許家屯認為，這裏有曆史原因和現實原因，有社會根源和心理根源：

　　──新中國成立，國民黨從大陸撤退，一是到台灣，二是到香港；

　　──中國大陸曆次政治運動，許多直接和間接受到傷害和影響的人移居香港，這些人多數對中共沒有好感，有些人甚至有仇恨；

　　──有些人受西方教育影響，受西方一百多年殖民統治的影響，對中共的專製很有看法；

　　──有些人對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有不完全理性的情緒化反應；

　　──少數人真正有政治背景。

　　香港收回後外國影響自然有變化，“英國影響降低，美國影響增強。這是英國很長時間來在世界上力量比重減弱的自然結果。香港沒有回歸前，英國直接管製香港，在香港還主要是英國影響；他們撤走了，自然就減退了。西方還想在香港這個平台上發揮作用，要影響中國大陸嘛。都在說‘一國兩製’五十年不變，他們既防止‘兩製’變成中共的‘一製’，同時又促成大陸變為香港的‘一製’，一直在鬥啊。”

　　話說回來，英國人搞布置，中國人能閑著嗎？“我們也針鋒相對地搞啊，我當時手上掌管上億特費，不就是幹這個的嗎？”許家屯說起搞統戰給老報人陸鏗十萬元港幣，他收了，又退回了，記者問：你還給了哪些人呢？“這些事，我不能講，一講，就天下大亂了！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講。”

　　多維記者勸他說：你寫出來收藏好，注明多少多少年之後再公開不行嗎？就像肯尼迪被刺案的有關史料那樣……

　　許家屯使勁搖頭：那也不行。 看來，黨籍被開除了的許家屯，黨性並沒有褪去。

調任香港是人生一大飛躍

　　多維記者問：你現在留念香港嗎？最留念什麽？

　　許家屯歎了一口氣說：從日常方麵講，我對香港沒有什麽留念──關鍵是沒有概念：我並不知道香港到底有多好。你不了解，我在香港苦啊，苦得不得了！

　　許家屯說，新華社是“老虎嘴”，專門“吃人”，天天要跟人吃飯──香港時興在餐桌上、打高爾夫球時談正經事。“我不會打高爾夫球，也沒有時間學，而吃飯不用學，就得將吃飯當任務了。一年除了到北京和內地開會、匯報，我在香港呆三分之二時間，要跟人吃五六百次，你算算吧！像梅蘭芳一樣趕場，一天晚上趕兩三場。我同李嘉誠、包玉剛等人，一個月總要有一次‘工作午餐’。香港人的習慣是每頓飯要吃三小時，實在受不了，後來是安子介提議改成了兩小時。”

　　許家屯自己的飲食其實是很簡單的，愛吃紅燒獅子頭，許多所謂山珍海味，並不合他的口味，“對吃，我沒有多大興趣。”他也不愛吃水果。他的家鄉瀕臨東海，海產多，但他不吃石斑魚，隻吃最賤的黃魚。多維記者看到，炒得軟軟的青菜芯就是他現在每頓飯的最愛。

　　許家屯在香港甚至沒有坐過地鐵。沒有逛過街，對香港市容都沒有多少印象，當時的行蹤“隻有點和線”。曾經想體驗一下生活，他去看過兩次電影，但是他一人想看，就得買十幾張票，保衛人員組成“圍牆”前前後後都坐滿。這樣興師動眾看電影，他也就不敢多嚐試。

　　不過，許家屯說，說我對香港真沒有什麽留念嗎？也不對。我有感情！我想念那些老朋友！我希望香港好！

　　他一再說：香港沒有虧待我。我被中央從江蘇調到香港去，有幸接觸到了中國以外的世界，視野一下廣闊了，這是我平生的兩個飛躍之一，對許多政治社會問題的看法有了質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