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餘的話》真偽之辨

2007年10月19日 11:45 人民網

瞿秋白自幼就係統地接受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少年時就立誌要“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後來，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思想，參加了五四運動。20歲時，他便以《晨報》記者身份訪問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國家——蘇聯，並在莫斯科克裏姆林宮受到列寧接見。他刻苦學習，不僅精通俄語，還懂得英語、法語。他閱讀、翻譯了許多馬列著作，還翻譯了大量優秀的俄國文學作品，向中國人民介紹蘇俄革命經驗。瞿秋白曾被選為第三、四、五、六屆中共中央委員。1927年，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瞿秋白主持召開了“八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1928年，瞿秋白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和主席團委員。

身為黨中央領導人，瞿秋白雖工作繁重、體弱多病，仍在短期內寫下了大量政治理論著作，指導中國革命，從一介書生成長為頗有建樹的黨的領袖。他是我黨早期深具威望的、優秀的領導人。

瞿秋白酷愛文學，不願從政當領袖，是曆史的使命感使他放下文學，走上黨的領導崗位。他曾在給魯迅的信中署名“犬耕”，問其含義，答曰：以犬代牛耕田，力所不及，自謙他從政當領導力所不及。

然而，他卻在多次黨的路線鬥爭中勇挑重擔。在受陳獨秀壓製的情況下，他支持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為其作序、印發；他堅決反對陳獨秀、王明的錯誤路線；在大革命失敗後，他不顧在滬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愛妻，毅然赴武漢力挽狂瀾，主持“八七”會議，決策開展土地革命，確定了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武裝鬥爭，反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總方針。

瞿秋白不僅對共產主義的信念非常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他還非常謙遜，密切聯係群眾、作風民主。他自謙是“半吊子文人”，其實，他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學藝術的奠基人。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10年的1932年，他在上海與魯迅共同領導“左翼”文化運動時就提出：文藝革命的路線是革命文藝的大眾化，文藝要為勞苦大眾服務，文學家要深入勞苦大眾，學習他們，寫出反映他們的鬥爭、生活，並為他們解決鬥爭和生活中的問題的作品；要采用勞苦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如快板、評彈、五更調等詩歌、小品(在上海檔案館存有瞿秋白主編的、指導“五卅運動”的《熱血日報》及他親筆寫的社論；他主編的《新青年》等雜誌以及他寫的快板、小調、蘇州評彈等短小文藝作品的手跡等)。

瞿秋白在僅僅36年的短暫生命裏，用心血及對黨和人民的忠誠，為後人寫下了500多萬字的政治理論著作、文學作品和譯著，這是我國文化寶庫中的瑰寶，是他留給後人的寶貴精神財富。


關於《多餘的話》的真偽問題或曾否被敵人篡改過，曆來是有爭議的。經查實，《多餘的話》確為瞿秋白所寫，但不能排除被改動的可能。僅就目前流傳的《多餘的話》版本而論，文中一沒有出賣黨和同誌；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反而宣傳蘇區建設和擴軍征糧任務順利完成等；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之意。

1935年8月，中統特務主辦的《社會新聞》首次選載《多餘的話》時寫按語說：“瞿之狡猾惡毒至死不變，進既無悔過之心，退亦包藏顛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處死，實屬毫無疑義。”國民黨禦用文人趙庸夫在評《多餘的話》時說：“其末段鼓吹偽政府，不便發表……”

由此可見，《多餘的話》決不是瞿秋白“自首變節”的自白書。

早在20世紀20年代，陸定一與瞿秋白在莫斯科時就很熟悉。當時，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陸定一是代表團成員兼中國共青團駐少共國際代表。回國後，瞿秋白主持黨的三中全會時，陸定一以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身份參加了該會。他們對“立三路線”的看法一致，因而，王明等人曾把他們都打成“調和路線”並撤了他們的職。陸定一曾說：“瞿秋白是我的老師，是瞿秋白第一個告訴我黨內有鬥爭的。”陸定一還高度評價了瞿秋白在黨中央幾次路線鬥爭中的貢獻。

他認為，《多餘的話》是瞿秋白的一份遺書，是瞿秋白“自疚”沒有力量把王明錯誤路線反掉，致使革命遭受損失，而不是“消沉”。陸定一在《陸定一文集》自序中動情地寫道：“……可惜我已不能把這種想法向毛主席和周總理報告和請示了。我要把這個想法原原本本寫在這裏，還我思想上的欠債，表揚瞿秋白同誌。”

1980年6月17日，在瞿秋白就義45周年紀念會上，李維漢說：“在中國共產黨曆屆黨中央領導人中，秋白是最能貫徹民主集中製，不搞家長製的……”

女作家丁玲曾與瞿秋白的第一個妻子王劍紅是同窗室友，她自1923年就結識了瞿秋白，在他執教的上海大學讀過書。丁玲曾寫過《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誌》一文，她在其中對《多餘的話》進行了較中肯的分析。

任何革命事業都有從失敗到成功的經曆，瞿秋白在介紹蘇俄革命時也提到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共產主義是要我們共產黨人窮其畢生精力，而且需要經過世世代代，前仆後繼的努力才能實現的最高理想。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在中國革命的曆史過程中，革命者的思想也有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瞿秋白本來是完全可以不寫什麽，而喊著口號慷慨就義的，那樣，他自然是純純粹粹的革命烈士了。然而，瞿秋白正是深感克服“異己”思想的曆程之艱難，才有“心憂”，才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無私地、急切地把自己克服“異己”思想的經驗教訓總結出來，以留給後人借鑒。

正如陸定一所說，《多餘的話》是瞿秋白的遺書。他在《多餘的話》卷首引《詩經·黍離》語：“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們應該挖掘《多餘的話》中看似“消極”的隱晦詞句下所掩藏的深刻的、積極的內涵，以實事求是的精神聽其言，觀其行，而不是斷章取義，誤解《多餘的話》中某些用於隱喻的詞句。

瞿秋白在長汀獄中給郭沫若的信中曾寫道：“曆史上的功罪，日後自有定論，我也不願多說……”

《多餘的話》一點都不多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