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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多餘的話》與毛澤東寫的序言

(2007-10-30 13:21:32) 下一個

在20世紀跌宕起伏、風雲變幻的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識分子,肩負救亡與啟蒙的曆史使命,留下了複雜而獨特的“長長的影子”。他擁有諸多第一:第一個翻譯《國際歌》歌詞,第一個係統譯介馬克思文藝理論和蘇俄作品,第一個把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介紹到中國,第一個嚐試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研究中國革命。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多餘的人”、一個所謂的“叛徒”。他在臨刑前1個月,於福建汀州獄中寫下的遺文《多餘的話》,其中透露出來的個人際遇感受,與時代洪流形成強烈的反差和衝突,為我們提供了不斷回味和繼續言說的話題。

籠罩在英雄頭上的陰影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國民黨殺害於福建長汀。

對於當時的情形,《申報》作了這樣的報道:

十七日,奉中央電令,著將瞿就地槍決。翌日(十八日)晨八時,特務連連長廖祥光即親至獄中促瞿至中山公園照相,瞿欣然隨之。照相畢,廖連長示以命令,瞿領頭作豪語:“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連長詢以有無遺語留下,瞿答:“餘尚有詩一首末錄出。”當即複返囚室,取筆書詩一首並序如下:

1935年6月17日,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署仙境。

瞿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秋白絕筆六月十八日

書畢,複步行中山公園,在園中涼亭內飲白幹酒一斤,談笑自如,並唱俄文《國際歌》及《紅軍歌》……歌畢,始緩步赴刑場,手持煙卷,態度鎮靜。乃至刑場,盤坐草地上,尚點頭微笑。俄頃,砰然一聲,飲彈而隕矣……

如此大義凜然的壯舉,瞿秋白理應雕刻在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曆史的複雜卻讓他很長時間背負著“叛徒”的罪名。這一切,皆因他在就義前夕寫下的《多餘的話》。

《多餘的話》全文2萬餘字,總標題後引《詩經·黍離》“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作為題記。正文共列7個標題:何必說——代序、“曆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告別。

《多餘的話》不同於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也不同於方誌敏的《獄中紀實》,不同於陳毅的《梅嶺三章》,也不同於《革命烈士詩抄》中的詩。那些作品是向敵人宣戰的,《多餘的話》則是向內,深挖自己靈魂的。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把曾經擁有過的浪漫、熱情、執著、苦悶、困惑、堅定等,都以本來的麵目留在2萬多字的自白中。這自白,後人讀來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揚向上的鬥誌,而是內心的痛苦、憂鬱、厭倦。因而,刑場上的瞿秋白與《多餘的話》的作者瞿秋白,就難以重疊在一起了。

《多餘的話》成了籠罩在革命先烈瞿秋白頭上揮之不去的陰影。

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寫的序言不被發表

新中國成立不久,瞿秋白生前的戰友馮雪峰主持編輯《瞿秋白文集》。按理說,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曾經是黨的領導人,他的關於政治理論方麵的論述也應收入,但是,中央卻指示:隻出版瞿秋白文學方麵的論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論方麵的論著,聯係中國革命實際很不夠。而在動議編輯《瞿秋白文集》時,毛澤東於1950年12月31日為《瞿秋白文集》寫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裏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認為“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誌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但耐人尋味的是,這篇序言後來並沒有收入書中。30年後,人們重新編輯《瞿秋白文集》時,才在檔案館裏找到了這篇序言。

20世紀60年代初,曆史學界發生了對於《李秀成自述》的爭論,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斷言,李秀成盡管被捕後被殺,但他寫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狀。毛澤東以李秀成“晚節不忠,不足為訓”的批語支持了戚本禹的觀點。於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餘的話》,認為其與李秀成一樣,“晚節不忠”。

“文革”期間,《多餘的話》被看成“一個叛徒的自白書”、“自首叛變的鐵證”,瞿秋白被視為“叛徒”。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親金衡玉的墓在常州被砸;2月7日,一群人到八寶山砸碎了瞿秋白墓上的塑像;5月12日,另一群人又來到八寶山,砸了瞿秋白的墓;6月17日,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召開了“聲討叛徒瞿秋白大會”,會後把瞿秋白的大型塑像從八寶山掃地出門。

“文革”結束後,在撥亂反正的曆史進程中,人們沒有忘記瞿秋白。1979年,中央成立專案組複查瞿秋白被捕一案。1980年10月,瞿秋白專案組寫出了《關於瞿秋白同誌被捕問題的複查報告》,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全黨轉發,正式為瞿秋白同誌平反昭雪。《報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後“拒絕勸降”,“堅持了黨的立場,保持了革命的節操,顯示了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英勇氣概”,《多餘的話》“一沒有出賣黨和同誌;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求饒乞求不死的任何內容”,“它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從而推翻了以往《多餘的話》是其“叛徒鐵證”的不實之詞。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第七卷中,收入了《多餘的話》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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