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蔡定劍：中國為什麽沒有如日本一樣成為發達國家？

蔡定劍：中國為什麽沒有如日本一樣成為發達國家？




　　日本196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395美元，1961年開始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87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17142美元，一躍而超過美國。

　　中國改革開放也30年了，生產了占美國30%的消費品，但工資水平僅為美國的4%。另一方麵，中國經濟多年受困於生產過剩，內需不足。同樣經過30年左右的發展，中國為什麽不能如日本一樣成為發達國家？

　　究其原因，如果僅從經濟結構來說，中國經濟至今沒有建立起發達經濟體所絕對必須的——以兼顧勞資雙方共同利益為特征的共享經濟體，資本和權力部門利益被最大化，勞動者的利益訴求被忽略。

　　一個顯著的表現是，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沒有隨著GDP的增長比例而增長。因此，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發生巨大反差，勞動與資本所發生的結構性失衡，已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發達之前

　　事實上，生產過剩、內需不足的矛盾不是始於今天，上世紀90年代就是宏觀調控的重點，當時的擴大內需，沒有將調節勞動與資本的關係，進而將提高勞動者的分配比例作為目標，結果是，過剩的產品競相依賴出口，生產發展的內在張力被無形地耗損，已有的國民福利被進一步輸出，表麵上看換來了大把美元紙鈔，卻是用發行人民幣的方式買單，以至形成今天對經濟發展造成衝擊的 “流動性過剩”。

　　其實，早期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就是“日益擴大的社會生產力與不斷萎縮的社會消費之間的矛盾”。資本的利益機製就在於以最小的勞動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在這個過程當中，勞動者的工資被不斷壓縮，消費市場相對縮小。

　　西方國家在二戰後開始認識到，沒有勞動者利益與資本利益的同歩增長，社會生產發展是不可持續的，於是給資本主義國家提出了一個二選一的問卷：是選擇經濟危機呢？還是通過勞動者與資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實現更好的市場經濟？

　　西方國家選擇了後者。勞動者的工資增長和社會福利保障都通過法律法令固定下來，勞工維權組織具有了法律地位，並以此保證了全社會的消費水平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如此一來，形成了你看到的當今發達國家這個群體的模樣。

　　如此觀之，當今的經濟發達國家之蝶，也曾以早期血腥資本主義國家為蛹。目前來看，是否能有效解決勞資分配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實際上決定著中國化蛹為蝶的時間表。

　　我國經過近30年來的改革開放，社會生產力已有很大的發展，社會的生產能力也獲得空前的提高。不可回避的是，至今仍然未建立起有效的勞動者利益保障機製，而諸如勞動者利益表達機製也是缺失的。近30年來，內、外資生產企業年產值平均增長超過10%，而勞動者年工資增長率僅為1%~3%(除某些壟斷性質的國有企業外)。製度嚴重向資本傾斜，普通勞動者並沒有分享生產發展的成果。在這種體製下的生產力不可能獲得充分發展。顯然，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還沒有意識到要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必須要過這道“坎”。

　　很顯然，建立勞動與資本共享的經濟體是發達國家的基本前提，而這一前提是充分發揮人民民主製度的作用。為什麽有執政為民的理念卻仍然沒能構建勞動與資本共享的經濟體？主要原因就在於，任何一個社會階層都不可能自動地放棄既得利益，當權力與資本結盟後，最高決策層的號召都會顯得無能為力。何況，國家的決策、監督與管理是一個十分複雜而龐大的係統，當基本製度缺失時，個人的作用十分有限。

　　因此，我們就可以對下麵的現象作出解釋：國企改革總是以犧牲職工利益的產權向資本方送讓；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潛規則如此通行；對勞動者有利的政策製定總是阻力重重並在執行中走樣；地方官員為了政績與房地產開發商共同拉抬房價博取利益；經濟適用房政策最終形有為無；共和國總理為民工討工資所顯示的民工維權製度缺失等等。

　　多數人的選票是一種十分有效的強製手段，原因很簡單，世界經驗證明，沒有比建立一個勞動者利益表達機製更好的手段了。棄此手段不用，根本無法製衡滲透社會各個層麵的占絕對優勢地位的強大的資本和權力資本的力量。當前社會上出現的反民主的呼聲，其實質也就是已獲得話語權的強大資本方麵為維護既得利益的一種本能反應。這個時候，我們該溫習一下鄧小平曾說過的一句話：“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


成本上升之後

　　作為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國的改革隻能成功，但目前的諸多問題也藏在深處，而有些問題看起來非常有邏輯。比如，當下一種很流行的主流經濟學觀點是“勞動力成本一旦上升，企業利潤受到影響甚至破產，最終會減少農民工的就業機會”，因此，“提高工資危險”！

　　這是一種違反經濟學常識的觀點。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好像是有這麽回事，但從宏觀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是謬論。原因很簡單，社會生產了產品，也必須要生產出消費這個產品的市場，勞動者的工資不相應提高，部分產品價值當然不能被實現，簡單生產都不能維持，更談不上擴大再生產。

　　相反，在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提高工人工資，就等於產品市場的擴大，產品的價值實現也就變得順利無阻，這個時候生產僅受製於資源和消費極限的限製，如此一來，國家不富都難。

　　日本的經濟發展就證明了這個原理：日本1960年12月27日通過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0年至1970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為350%，國民收入增長率為340%。國民生產與國民收入的同步增長，於是有了經濟高速發展。

　　相反，如果沒有同步的國民消費增長，不可能有高速的經濟增長。如果勞動者工資不提高，國內自身的消費市場不可能擴大，產品隻有出口和改為投資消費。如果需要等同的進口，這個出口或許是必要的，但如果沒有等同的進口需求，出口換回來的隻是一些不斷貶值的貨幣符號。投資需求也是有限度的，沒有市場支持的投資過多，必然引發經濟危機。

　　實際上經濟危機已經在我國發生了，不過已經不是傳統的形式了。新形式的經濟危機叫“流動性過剩”。

　　本來產品過剩，國內沒有市場已經形成經濟危機，但現在可以通過“競次”的方式出口，企業用進一步壓低成本的方式參與“競次”，以幾乎白送的產品大量地向國際市場上傾銷，大量的產品“競次”，國民福利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使勞動者分配條件進一步惡化。而國家適應資本利益的需要，出口換來的外匯則由央行完全買單，巨額的基礎貨幣發行形成衝擊國內經濟並不需要的“流動性過剩”。因此，“流動性過剩”是經濟危機在我國特定條件下表現的新形式。

　　現在，不少地方政府都是將低工資製作為擴大就業的手段，這種做法從國家級層麵來說是十分錯誤的。假設一個產業工人獲得10個單位的工資，那麽它隻能夠從農民手中交換最基本的生活資料。也就是說他隻能養活農民而已。如果該產業工人獲得100個單位的工資，他還可以將每日三餐都交給社會，如吃住、娛樂、旅遊等等，將帶動整個服務行業成倍數地增長。

　　產業工人工資的提高對社會服務行業的帶動作用和對就業的放大作用，對經濟學者來說早已不是什麽秘密，隻是因為“提高工資危險”論者是資本方代言人，為了資本利益掩蓋這個早已被證明了的事實而已。

何為有效的回應？

　　現在可以這樣說，生產能力過剩、內需不足的本質是資本利益最大化而導致勞動者利益嚴重缺失的結果，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極大障礙。僅用利率、匯率、準備金率、假日經濟等調控手段，並不能針對當下中國的現實作出完全有效的回應。


　　也許，至少以下四個藥方具有對症之效:
其一，采取勞動與資本兼顧中勞動優先的製度性安排，建立勞動與資本共享的經濟體。行政命令不可能直接幹涉企業法人的分配行為，而有法律保障的勞工權利、維權組織卻可使勞工在與資本的利益博弈中獲勝。

　　其二，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我國現實的產能已經為國民收入倍增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隻有實行國民收入倍增，特別是產業工人的收入倍增，才能迅速解決我國經濟中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的問題。同時通過提高公務人員、產業工人工資，帶動第三產業倍數發展，使國家經濟突破瓶頸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其三，提升產業結構，保護環境、資源。在現已有的生產力水平條件下，環境、資源已經構成了對國家財富的瓶頸。應在提升產業結構的前提下更為果斷地結束有損國家資源的“競次”的出口行為，確實地保護國家的環境、資源，事實上，中央政府在這方麵已經初步表現出決心。

　　其四，房地產行業是決定國家能否迅速成為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應毫不猶豫地沿用發達國家的由政府主導公房開發的成功經驗，80%的居民住房通過政府公房開發公司用成本房價解決。事實上，這個過程不需要國家財政掏一分錢，但由此卻可以產生巨大的生產與消費能力，並帶動整個建築相關行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