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吮露鶴 - 關於知識與命運

來源: richard_hz 於 08-04-10 09:09:12

要理解中國知識，哲學思想的發展變化，得窮根究底。

所謂的根，可以理解為老子所說的大道。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又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唯物主義者依此說老子唯物，俺最初也作此解，現在明白卻是誤解。但你要說他是有神論，唯心呢，卻又不像。這裏的自然，應理解為自然而然，而非大自然，有點佛家裏說的“法爾如是”的意思。總之，老子所講的道，超脫了任何真假，善惡，美醜，有神論無神論等等相對之概念，包含或超越了一切。老子說不好叫它什麽，因為一叫就錯，用“道”這個名，卻是不得以而為之。

原始儒家，從人性入手，修身做學問講究治國平天下，又以百姓為立腳點，所平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儒家講究"仁"，民本主義。儒家的道與天，與老子所談之道之天卻有所不同。《禮記·中庸》開宗明義三句話：“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裏的性，是人性，亦是天性，所謂人性通天。閣下所講至誠之「至」處，才得先見先知，應從此來。儒學裏論述的天，概念上雖包含所有，但儒家的學問，離不開人與社會，儒家所真正關心的天，是掌管人類命運的天，儒家所感悟的天命，是作用於人類社會的天命。所以儒家所談天道，似乎是老子所談天道反映在人性及人類社會上的一個側麵，但二者是一體的。

其他各家，各有所重，但萬變不離其宗。至於閣下所講的天命之變，卻也合乎中國社會的演化，非某個人力所能抗。

漢代以後，皇權獨大，皇帝對學問的取舍有決定權,依舊是治國平天下,儒家學問的立腳點，卻開始轉向皇帝。所平的天下，是皇帝的天下。所以天命觀念的變化，原是無法避免。但最初的時候，也沒什麽太大關係。從漢至唐，儒家思想雖是主流，但在民間，知識的多樣性猶存,敬天畏命傳統依舊。整個社會依然在演進。到了唐朝，商業已經開始發展。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舉世文明的“絲綢之路”就是在唐帝國時達到她的最高使用價值。隨著商業的發達，國家的開放，本來中國很有可能率先產生資本主義的萌芽，並進入資本主義。再鋪以中國人的聰明，對社會新現象與自然現象進行研究，再出幾個類似孔孟及老子式的天才。中國的曆史可能就要重寫。可唐宋以後，科舉盛行，天下學子，無不以讀聖賢書為己任。諸子百家，顯學僅餘儒學一脈，其餘各家，均化為無形。從商者更是受到歧視。中國知識，誠如閣下所言，隻有道德學問了。

回複：關於中華文明中道德與宗教的興替轉折 來源: 吮露鶴 於 08-04-09 22:00:44

在最近有關天命的闡述中,筆者曾有幾段這樣的話:

若看文明後來衰落，不好以為其從未體會命之力量，更不該說都是命的觀念累事。人心的覺悟，可以突發，也可以退墮；此一刻無，下一刻不定無，此一刻有，不保下一刻必有。「命運」之感，可上拔至天命，也會下墜至宿命，或胡裏胡塗地改運造命。孔子有巍巍乎唯天為大之嘆，及畏天命知天命之教，雖遇天下之無道久矣，他仍不忘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的使命承擔，畢生的禮教踐履，不能沒有這天命作內核！可是自兩漢起，孔子被奉上了神壇，這天命反給偷換概念。從實踐的觀點所見，天命本應是人自修其德，然後昊天因之，但漸漸暗給改造，跑出天上五帝輪班當令，宣命何德當修又何色當法而為說。這顯然是與儒家合流後陰陽家所滲入的思想，以人間之主，奉天受命，悉依五行相次，五帝代興，五德終始，人德若相應以動天，必見符應，天降祥瑞災異，指示人間。孔子修德，無必邀天祐之想，「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甚至道之行否，也有命存。君子唯盡其在我，畏天知命，是遙契於天而貞定成德之命。成書晚周的《中庸》，把這超越之天再拉近一些，於人心之誠處內契於命。其贊文王，有「大德必有其名、其位、其壽，大德必受命」一說，像是有德也將有福；而講「至誠」，又謂可以前知，國家興亡，必有禎祥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至誠如神」，也好像是老天命令，人便知之聽之。其實天命由遙契到內契，是從福、德現在應當相稱，終極必定一致，而要在至誠之「至」處，才得先見先知。此類講法當有虔敬的信仰才好理解，況且原話裡也沒照不照著天命符應去做，才會受禍受福的說教。然由周迄漢，天人關係，由性靈依存的感通，變了現實強求相應的交易。更不止此，在上以生為德的上帝意誌天，一分作五帝威權天。在下人人同此一誠的俟命君子，反隻剩一時一位福德俱備天降之聖人。這一上與一下，盡都偷天換人了！

當然漢儒非皆如是，如董仲舒，在上唯言一天，為萬物之元，尚德，重教，緩刑，人格意誌的情味重，似墨家天誌之天。又董子言受命在下，無不遍顧萬民，唯人王會直接受命，其他人人，待承王者之法度教化，間接受命，節成而後善。天人關係在此理解下，乃天與人的「天人之際」，同類相動，以事相感。人本天原命，可由四時氣運以知天，法天之行，安精養神，寂寞無為，立其元神，這實又像道家自然之天與人。董子攝墨家之天，含道家之天人，兼儒家之君民而言人，雖陰陽味少，仍難免穿鎜附會。又如漢儒作三命說，多少也有減輕機械式的天命人受。「三命」者：行善得福，獲正命壽命，謂之受命；行惡得禍，謂之隨命；行善反得禍或行惡卻得福，善惡行為與後果不相應者，謂之遭命。隻是受命、隨命、遭命三說，落得沒有個憑準。原確定的天命變作三命，若是受命不靈，隨命不驗，遭命不明，一想我善我惡有甚麼區別？幹嘛我非要做好事？如此天命分化下來，必是道德的消解，雖強調道德再三，也不過是說說教，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即使肯循規蹈矩一下，不缺做人禮數，終還不免會像孔子嘆口氣，若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所以見漢代，文教、政教都有了，禮教也撐在那兒像個堂而皇之的大架子，然背後的天異調，命走味，唯見遭際逢遇為運，仁再無孔孟所見之真切了。順此而下，外在五倫雖在，內在靈明也講一些，大皇帝卻拚命膨脹無製約，虔誠性格或謂宗教精神難彰，才真成了民族二千年的命運了。

(節引自拙文: 宗教，可有「天命」與「命運」的區別？)

回答: 由 richard_hz 於 2008-04-09 17:02:58

人類思想的發展的基本目的是為了解釋整個自然包括人類自身，在這個發展過程當中，宗教的思想逐步取代巫術，而宗教又逐漸被科學取代.這是總的趨勢。但宗教會不會被科學最終取代，這是存有疑問的，無論如何，到現在為止，在精神領域，宗教還是必不可少的。很多根本問題科學還沒法給出最終答案。

過去中國社會以儒學為主流，儒學本身主要就是有關人性“善”的學問，所以拋開導致這種現象的緣由不談，俺不否認中國知識道德型，講良知，重自覺。但即便是儒學，本身並沒有拋棄自古傳承的宗教性，隻是蘊含其中，不如猶太教，基督教那麽明顯罷了。但俺以為這隻是不同,沒什麽優劣之分.況且國學範圍甚廣,其他家的學問的作用並不能一概抹殺，例如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對國人性格塑造也很明顯，所以以儒學來概括全部的國學亦不恰當。

中國人如歐洲人一樣,有一段迷失的曆史,但現在正在走出來,以在文化,宗教,思想上重樹民族信心.中國的文藝複興確應是全方位的展開,但主流的東西，道德也好,正信宗教也好,中國的傳統裏並不缺少,不需外求。即便如猶太教，即使高明,看看學學可以,拿來替換不行，終究是人家的東西.

關於民主，發展曆程與外在表現形式，因土壤不一樣，與西方必然會有所不同，但核心內涵把握住，應該不會有啥問題。科學的引進則不必說了，中國社會早就開始做了。

回複：主要是指知識型態問題 來源: 吮露鶴 於 08-04-08 23:03:18

筆者此簡短回帖,意在說知識,不是說宗教,中國的知識性質,應是道德型態的,講良知,重自覺.

關於中國的宗教,是另一話題,在下有宗教係列,近幾篇談中國宗教問題頗多,不贅.

中國知識，因是道德型態,非宗教型態,與宗教關係，孔子及其前,當然有,其後變淡薄,即使莊子之天,宗教義已不明顯了.漢代的天,基本全非超越天,隻剩義理天,自然天,最多摻入讖緯迷信附會,去不到真正宗教義之天.

中國文化的負麵現象,絕大多數由封建專製統治造成,非常同意,不能怪孔孟老莊,無端數典忘祖.後來宗教的庸俗,道德的僵化,政治無法走上理性客觀化常軌,才是基本原因.

歐洲文藝複興，講的人文主義,其實有兩條路線,一是世俗的人文主義,一是宗教的人文主義,其後科學,民主,法製度等等的發展,有理性的一麵,也有信仰的一麵,要有兩麵,文藝複興才看得真確.新教的宗教改革,與公教在新挑戰下的自我更新,使歐洲各方各麵全然改觀,後來啟蒙運動強調理性,講得過了頭,好像現代化全是理性的結果,忘了信仰的作用,而理性也不隻工具理性,實踐理性一麵,如拿走宗教,便空洞化了.

中國要進行文藝複興，亦應是全方位的展開,不能隻是傳統道德的重整,失去的正信宗教精神一定不能少,要找回來,當然還要接上我們所缺的民主科學.

猶太一小民族,顛沛流離兩千年,一旦接觸現代化,新舊交融無礙,少走冤路,迅速成為當世舉足輕重的民族,他們的榜樣,尤其值得我們深思並學習.

是嗎？ 來源: richard_hz 於 08-04-08 05:27:46

東西方宗教有所不同，儒佛道都講究一個“悟”字，所謂自覺，意指自己覺悟，其覺悟本身就是東方宗教的一個關鍵內容。所以如果說中國知識，完全與宗教無關，俺以為是不恰當的。要比較也隻能比較東西方宗教之不同。

自覺人所未覺，那就是所謂的“悟”了，當然“悟”後還得修，才能變聖人。後人之所以以為聖人無所不知，與專製統治者篡改孔孟教義，獨尊儒術，厲行科舉有關係。事實上但凡聖人自己都以為知識無限，個人所知有限，所以孔子敬畏天地，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者也。”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的理想不過是做“治國平天下”的“王者師”而非“王者”，則更是誤會。中國人從來不以為王者是不可替換的。項羽當年站在人堆裏看著秦始皇就說：“彼可取而代之”。曆代農民起義的領袖很多是落第的秀才，例如王巢，洪秀全，甚至毛澤東最初也隻是一教書匠。問題在於每次取而代之後，建立的新王朝製度上沒有什麽區別，毛澤東就說：“曆代皆行秦製也。”孟子的民本思想，墨子關於天子應當是民選出來的論述根本就沒有重視過。

至於所謂中國文化則是求同的，是複製性的，沒有活力和創造力等等，歸根到底，不能歸咎於中國文化本身，其實都是兩千年的封建專製統治造的虐。

歐洲文藝複興以前，也並沒有什麽值得稱道的東西。文藝複興以後，民主製度建立，就開始有了所謂的求異性，創造性等等。這與宗教本身並沒有什麽直接關係。

所以今天我們講中國要進行文藝複興，是複興沒有被專製製度篡改的原創文化，並從中發掘出普世價值，在此基礎有所創新，從而在思想，文化，宗教領域奠定現代文明社會的基礎。

猶太與中國知識的性質也不同,才由本質上影響命運 來源: 吮露鶴 於 08-04-07 22:36:11
中國知識,是道德型態的,講良知,重自覺.
猶太知識,是宗教型態的,"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箴言1:7),重天啟.

因知識本質別,故對知識傳授者及其傳道觧惑的職能,認知也不同.

知識在中國,訴諸覺悟高之聖人,不然自覺人所未覺,自己變聖人;
猶太求知識於聖言之申言者,既尊重其地位,又懷疑其見識不能沒有人的局限.神聖知識最高,但對神聖之知,無論你是誰,都有未達,絕不完全.

關於開封猶太人被同化,作者以為,是與經師傳統因明清鎖國失去支援有關,甚是.同時順便補充一奌,常說隻有中國文化才能同化死硬頑固的猶太人,其實可能隻是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成分居多.一種傳統能否生存,還有很多外因要考慮,失去交流的機緣是原因之一,這是因主流文化的封閉,不一定是因其優秀.再者歸化其寄居地的猶太人,也不一定隻開封一例.象著名猶太報紙Foward,1924年曾刊載也門的猶裔,曾經同化,照片中所見,已完全阿人打扮了

知識的不同命運 猶太人與中國人ZT,來源: jiahe 於 08-04-07 21:13:26
2007 年9月2日，來訪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在以色列駐華使館發表講話，談到以色列與中國文化的異同。以色列與中國都擁有數千年的曆史和傳統，都遭受過深重的劫難和痛苦，這是同。以色列人個性獨立，尊重個體，崇尚獨立自由的思想，喜歡喋喋不休的爭論，敢於挑戰一切權威，包括質疑他們的上帝，而中國人則否，這是異。言語之間，奧茲流露出無比的自豪。講話結束，聽眾中有人提問：假如以色列的聖人摩西與中國的聖人孔子相遇，他們會對彼此說些什麽？奧茲回答說：可能摩西會說，宇宙的中心是個人，而孔子會說是國家。這是奧茲對中以文化差異的理解和概括。作為以色列人，他當然更了解以色列（猶太）文化。他在講話中對以色列文化風趣幽默的描述和比喻對我們頗有啟發。例如，他說，在以色列，每個人都是總理，都在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的見解，但誰也不聽誰的；總理會主動聽取並讚賞作家的意見，但從不采納；讀者讀作家的書往往不同意作家的觀點，而常與作家爭論，甚至教作家應該如何寫—— 他們讀書往往不是因為喜愛，而是出於憤怒。在另一方麵，作為中國人，筆者自認為更了解中國文化的曆史和現狀，在次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舉辦的奧茲作品研討會上即興略說了自己的看法，由於時間所限，未能充分展開，故訴諸筆墨，在此再多口羅嗦幾句。
　　據奧茲說，猶太人從小學習“聖經”，注重獨立思考，學生有任何質疑和不同的理解，都會得到老師的鼓勵，這就是為什麽猶太人給世界貢獻了那麽多傑出的科學家、作家、商人和其他方麵的人才的原因之一。可以說，猶太文化是求異的，是創造性的。對比之下，中國文化則是求同的，是複製性的。我們的教育是以應試為主的，除標準答案之外一切的可能都算錯。連小學生組詞、造句都有標準答案，明明可以有多種可能，甚至更好的措詞，如果與標準答案不符，就必然被老師判為答錯。多年來，類似的事例我耳聞目睹了不少。創造性的思維和文化是有能力自新的，充滿活力和獨立精神的，而複製性的思維和文化卻難免沒落，一代不如一代，更要命的是，它培養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奴性。現在時見有人提出主張，如要取消嶽飛的民族英雄稱號啦，把諸葛亮《前出師表》（抑或《後出師表》？）和魯迅《紀念劉和珍君》（抑或《為了忘卻的紀念》？）踢出中學課本啦。這些怪論乍看之下驚世駭俗，實則嘩眾取寵，毫無創見，其動機不過在於要（過分）積極與時尚保持一致而已。

　　由此，又可印證我在《剛強的猶太人》一文和即興發言中提到的話題：即猶太人是善於記憶的民族，而我們中國人是善於忘卻的民族。我們古人教導說：“記人之善，忘人之惡”，今人則是有選擇地忘卻與時風不合的一切，有時甚至連自己固有的善都忘卻了。對於傳統，有用有利於時的就臨時記起，暫時無用無利的則主動忘掉、刪除。傳統文化的細枝末節，甚至糟粕，隨著時風，像股票一樣忽而沉渣泛起，萬眾追捧，忽而變成垃圾，無人問津。而絕少有人對探究和複歸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根本價值和保持和發揚中華民族性格中的優秀品質（如一諾千金的誠信、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氣節、和而不同的獨立精神、舍生取義的大勇等等）感興趣。猶太人能夠在亡國失地一千多年之後複國，這在人類曆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大奇跡。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猶太人在孜孜不倦的吸收新的外來知識的同時，依靠記憶傳承著本民族固有的傳統知識（經典和律法），始終保持著自己的文化身份。這樣的民族是永遠有希望的。據說，宋代來我國開封定居的一支猶太人是因為他們的最後一位拉比（經師）在明代或清代末年死後，宗教知識的傳承中斷才被完全同化的。1992年中以建交後，有些開封猶太人後裔想移民以色列，就遇到了身份認定的麻煩，因為以方認定流散猶太族群身份的依據不是家譜或族譜，而是必須猶太經典和經師俱全。回過頭來再看看我們，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是放棄、鄙棄、丟棄，是避之猶恐不及。前一陣不是有人叫囂要連中醫都廢除了嘛！傳統文化對於有些人就好像鄉下父母之對於有些進了城的學生娃一樣，是令他們難堪的老廢物。我們今天的國人有許多在拚命地要改變文化身份，自覺地自我後殖民化著。一方麵是漢語文盲不斷增多，一方麵是全民學英語，從娃娃抓起。集體記憶中還有多少民族文化精華的遺存？我們一直以來其實都是受著西式或不倫不類的西式教育，我們的語言甚至思維方式都已相當西化或不倫不類地西化了。我曾笑言：我們除了黃皮膚黑頭發的身體特征之外，恐怕隻剩下了飲食習慣是中國的了。不，有人反駁說，現在的小孩子都不愛吃米飯了，他們的最愛是麥當勞、肯德基！看來，飲食習慣也是可以改變的。難以想象，假如中國人遭遇猶太人那樣的不幸，被流散到世界各地，多年以後，我們憑什麽相認？

　　另外，還有一點更重要，即兩種文化對待知識的態度迥然不同。猶太人對知識無比尊崇，視知識為上帝賜予的禮物，視知識的承載者為上帝的代言者。他們總是奉知識的權威為政治領袖，例如作《摩西五書》、領導以色列人擺脫埃及人奴役的摩西、曆代士師和國王（包括智慧絕倫的所羅門王），尤其是流亡世界各地期間，各猶太族群更是堅定地團結在以拉比為首的知識分子領袖周圍，這才保證了民族文化知識的薪火不斷，希望不滅。相反，我們中國人總是把知識當做一種可利用的工具（如“敲門磚”），知識的承載者也就不免淪為變成被利用的工具的命運。每當國破家亡、改朝換代的大變革，首當其衝遭遇放棄、淘汰、刪除的總是知識和知識分子（“分子”一詞即可見其貶義）。他們最高的理想不過是做“治國平天下”的“王者師”而非“王者”，但自孔子以來他們就從來“無位”，自秦始皇以來他們孜孜以求的結果多半隻是做了“王者奴”而已。不得已，他們又轉而推崇以“不仕”為尚的高士、“鳳歌笑孔丘”的狂人了（這是題外話了）。據此，我設想，假如孔子與摩西相遇，孔子會羨慕摩西之“有位”，而勸他向堯、舜學習，施行仁政；而摩西會像春秋列國的君主一樣，不聽他那一套。

　　我對奧茲說：我們不光有孔子，還有諸子百家，不同的聲音。但今人對他們的精神知道多少、記得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