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社科新海歸”：身份歸屬與價值安放之困
文｜高蔚雪
高中畢業後，我隻身一人拖著兩箱行李、輾轉14個小時的飛機，去到一個冬天長達半年的國家——瑞典。我讀的專業名叫發展學，英文授課，是從經濟、政治、社會等多個角度研究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也涉及不少十九、二十世紀的世界曆史。當時的想法很簡單：趁年輕，用雙腳丈量世界，塑造屬於自己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學更多的社科現象和分析視角，為今後我所期待踏入的新聞行業作準備。
在高中同班同學裏，連我在內隻有兩個人選擇本科期間去海外讀社科專業。那一年，我入讀的瑞典學校的社會科學院（連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內）隻有六個中國新生，遠不及隔壁的工程學院和金融學院。但無知者無畏，我如同一個機器被恢複到了出廠設置，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裏清空和重建。
三年後拿到“社會科學”學士學位，我選擇立刻回國。第一份正式工作，我進入了一家專門引進國外社科類讀物的出版機構，擔任宣傳編輯。一方麵是為了延續學生時代“閱讀思考”的狀態，另一方麵也是好奇：大學所學的“洋知識”會如何在中國的土地下“生根發芽”？托克維爾、康德、喬姆斯基、泰勒……出版物的作者如雷貫耳，但是，在進行圖書宣傳的過程中，我漸漸意識到此類機構所麵臨的兩重困境。一是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西方思想在當下的中國缺乏詮釋力。二是在“信息資本主義”的浪潮下，缺乏資金和製度支持的傳統出版方很難單靠“優質的內容”獲取新的讀者。一篇論證嚴謹的書摘推送至多隻能達到3000左右的閱讀量，遠不及一篇追趕熱點的煽情軟文。相比其他行業，出版行業的薪資也乏善可陳。
作為一個出版人和媒體人，我常常在追求公共性的過程中陷入疲憊和無力。然而回想本科在瑞典念書期間，我更像“掉入仙境裏的愛麗絲”，在一個個問題背後所交織著的經濟、政治、曆史和社會知識之網中遨遊。談不上絕對的心無旁騖，但起碼是純粹的、享受的。
由於念的是交叉學科，大學時的我有機會浸到各個社會科學專業裏“泡了泡”。社會學課上，數以百萬計的土耳其勞工為二戰後的德國經濟重建貢獻自己的力量並成為永久移民，卻直到21世紀初期才爭取到基本的政治和社會權利；經濟曆史課上，歐洲殖民者在非洲榨取資源，留下殘缺的政治經濟製度，這為非洲在全球化時代的貧窮與落後埋下伏筆；政治學課上，由於勞動力短缺，瑞典在七十年代開放育兒福利，將女性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從那以後，北歐成為性別平等的樣板……
不少課程還涉及經典理論，它們像是一把把利劍，直直地切入一個個生活問題的本質。福柯提出的“知識賦權”讓我重新審視了高中的應試教育：老師因為掌握著知識，所以站在絕對的高位。柏拉圖的“洞穴寓言”則提醒著我：不要將一切熟悉的事物視作理所當然，也許它們隻是某一社會文化下的陰影。韋伯的“理性牢籠”讓我反思現代社會的發展困境：在日趨專業化的分工中，人們似乎忘掉了生而為人的價值。
在學校圖書館自習（圖源於作者）
不得不承認，成長於中國改革開放全勝時代的90後如果不是享受到了父輩們的經濟成果，出國留學並不會如現在這般常見。但回國後，“社科新海歸”們發現在競爭激烈、不斷內卷的社會環境下，留給自己試錯和思考的空間並不多。一方麵，“社科新海歸”要處理所學理論的“應然”和中國社會的“實然”之差所帶來的失落；另一方麵，從學生到社會人的他們要獲取“獨立”所需的生存資源。在各類矛盾衝突當中，他們將如何自處，如何選擇？而這一群體的處境，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和全球化世界之間的微妙關係？
為了更好地探究這兩大問題，我采訪了三位本科期間分別在美國、英國、荷蘭就讀社科專業的朋友：趙媛、秦東和譚琳（均為化名）。他們分別學習政治學、政治經濟哲學，和心理學。趙媛通過在世界不同地方的短暫實踐，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產生了興趣，現在供職於國內的一家國際發展機構。秦東則因為疫情推遲了去美國讀研究生的計劃，他曾經的公益理想也受到了現實的鞭打，現在在一家頭部互聯網公司實習。譚琳曾是一名社會記者，卻因為無法在采訪報道和內容創作中找到想要的價值，而選擇退出新聞行業。
回來：全球化之下的身份流動
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曾說，在全球化時代，過去那些圍繞著性別、國族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身份認同開始崩塌。社會性流動和不安全感逐漸環繞在一個人的身份周圍——或者說，流動性和不安全性本就是身份認同的一部分，而在全球化時代，它們變得愈發明顯了。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新海歸們的身份流動首當其衝。
在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趙媛花了大量時間了解美國的政治曆史：刷大選新聞、讀相關書籍、聽智庫講座、和美國同學交流，她還作為臨時記者跑到華盛頓去采訪。在這個過程中，她切身感受到了美國式的民主：原來政治可以被談論、被攻擊、被修正。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可以成為個人身份的一部分。
和我類似，她也希望自己能跳出傳統的思維框架，在理解的基礎上不斷質疑。移民、性別、教育、種族都成了她關心的議題。大四寒假，她在泰國的鄉村參加了一個青年交流項目，和來自尼泊爾、韓國等國家的大學生組成調研團隊。團隊以性別平等為重點，對不同利益相關方進行了深入采訪。在這個過程中，她先入為主的觀點被一個個修正。“世界好大，而自己的認知其實非常有限。”最後，團隊製作了一個關注性教育的APP原型，致力於向村落裏的青少年推廣性教育。
同樣來自發展中國家，她對泰國的青年能夠感同身受。她覺得自己有義務站在一個世界公民的立場上，為遠方的他人帶去向好的改變。畢業後，趙媛並沒有立馬回國找工作，而是去到了位於曼穀的聯合國實習。她當時的主要工作是為項目組發現潛在的捐助者，並製定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資源拓展計劃。但是，她很快就發現“國際公務員”的工作並不是自己想做的。
一天大部分時間坐在辦公室瀏覽文件，偶爾出席高級別會議，和“政要”及商務人士們交談。這樣的工作日程讓趙媛想起了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和工業革命時期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相類似，作為一個發展援助者，我和我所要幫助的對象也沒有任何直接的交流。相對於“自上而下”的問題解決思路，接受了公民教育和平等理念的她更想深入實地，與個體接觸，促成“人”的改變。
實習期間居住的曼穀老城區（圖源於受訪者趙媛）
我和趙媛相識於本科畢業的暑假，一次致力於將博雅教育推廣到縣城高中的活動。我們作為搭班老師，共同向陝西榆林的二十位中學生推介自己學到的社科知識和思維方法。通過布爾迪厄的“慣習”和“場域”，我試圖告訴學生：一個人肯定會受到社會文化和環境規則的影響，但是人可以在認清自己位置，及其所掌握的各類資本的前提下，發揮主觀能動性。趙媛則借助羅爾斯的《正義論》，向學生介紹“公正和權力”。在那十天裏，為了鼓勵一個不愛舉手的男生積極發言，趙媛常常會在上課喊他的名字。有一次，她看到男生偷偷在筆記本上寫下“沉默是金”，被嚇了一跳，以為自己做錯了什麽。課程結束之後，她卻收到了男生的一封信，上麵寫“感謝老師教我思考”。趙媛讀到時，正坐在離開榆林去往機場的出租車上，一時間哭得稀裏嘩啦。
“仔細想來，我高中的時候也和他一樣，因為怕說錯，隻敢跟著教科書和老師講義走。”
“你是不是也很希望當時遇見幾個哥哥姐姐，教你批判思考，和這些有趣的理論？”我問。
“嗯，這也是我們‘回來’的意義。”我倆一樣，最關心的，還是腳下這片生養我們的土地。
雖然性格熱情外向，但趙媛常在留學期間經曆文化上的“失落”。在與美國同學交流時，她發現對方對美國的興趣遠遠大於亞洲，而當話題切換到亞洲時，她內心像是揣著一隻小兔子般，不自禁興奮起來。隻是，作為美國社會的外來者，她總感覺是自己在“一個勁兒地理解他們”。
在英文裏，“orient”一詞也可以指代“亞洲”，而它更為確切的翻譯其實是“遠東”——與指代歐洲和北美的occident一詞相對應。“東”和“西”的二元指稱不僅暗含著造詞者對“他者”的陌生化、距離化，還有一種傲慢情緒。英國工黨領袖Aneurin Bevan在1952年出版的《替代憂慮》（In Place of Fear）一書中說，“遠東的覺醒是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之下”。文學批評家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則對由此延伸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進行了批判，它認為後者蒙蔽了西方世界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領域的主導地位，而這一地位從殖民時期一直延續到現在。
“社會科學”的概念最早起源於十八世紀的歐洲。一直到十九世紀後半葉，部分社會科學家才將研究目光從西方社會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並逐漸發展出了現在為人所知的、“致力於跨文化交流”的人類學。但在最初很長一段時間裏，人類學所服務的群體還是西方殖民者。從欠發達地區采集來的信息被視為政治決策的依據之一，其中的人與事也成為了客體，被凝視、被關照、被玩味。
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雖然“自由平等”的理念漸漸跨越了種族、民族的界限，但是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還是由英語世界所主導。在接受了越來越多的“洋知識”後，“社科新海歸”們會懷疑自己的“故鄉”是否成為了一個日益蒼白的價值，或者僅僅是一個情感負擔，以至於在工業社會不再有現實的對應物。然而，趙媛和我都發現，通過旅遊和其他短暫經曆所獲得的“膚淺”世界，並不足以補償失去了的故鄉。一種文化上的國際主義，隻有在“心靈歸屬”的土壤下才能茁壯成長。
在柬埔寨農村做調研的路上（圖源於受訪者趙媛）
在結束聯合國的實習後，因為機緣巧合，她去到了國內的一家國際發展機構。疫情爆發前，作為項目經理的她每個月都要“飛”一次東南亞，去到一個個在地圖上找不到名字的村莊，觀察和記錄當地的基礎建設狀況，也與居民麵對麵交流。
“你回國之後最大的改變是什麽？”我問她。
“知道自己能夠改變的事情是有限的。”不同於學生時代的探索者、批判者，現在的趙媛是一個實踐者。她越來越清楚，當腦中的想法和現實發生碰撞時，會發出刺耳的“滋滋聲”。
改向：被現實吞沒的公益理想
在榆林參加的博雅教育活動中，我還認識了當時在英國念政治經濟哲學專業的秦東。他身材高大，皮膚呈小麥色，是一名戶外運動愛好者。那一年，他給學生講的是金庸的“俠與義”。“隻要一生行事無愧於心，也就不枉了在這人世間走一遭。”金庸小說中的句子讓我記憶深刻。“不過我發現現在的小孩好像都沒怎麽讀過金庸了。”在這次采訪中，他向我回憶道。
由於看到了項目負責人在課程質量把控等方麵的不足，再加上自己對項目的興趣，畢業回國後，秦東主動承擔起了新一年博雅教育的籌備工作，也借此在公益行業“試水”。
野營是秦東最常進行的戶外運動之一（圖源於受訪者秦東）
接受采訪時，他已經畢業一年多，正在北京的一家頭部互聯網公司實習。“是什麽使你最終沒有將公益作為自己的職業方向？”我問他。
“原因之一是公益行業的薪酬不高。”秦東坦誠地告訴我，他並不是一個“知其不可而為之”、願意“舍己為人”的人——盡管他很佩服那樣的人。公益領域的經曆讓他看到了自己身上的領導力和對創造的熱情，“能夠使人們學更多，做更多”被他視作人生的終極目標。然而在當下，他希望自己也能“生活得不錯”。
2016年中國公益組織從業人員薪酬調查報告顯示，77%的從業者月薪低於7000元，其中，23.2%低於3000元。考慮到不少公益組織分布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對比同期的上海平均月工資（6504元），公益從業者多為“中低收入人群”。報告還顯示，27.1%的受訪對象對自己的薪酬“不太滿意”，還有近一半（46%）從業者表示“一般”。
那麽，一個家庭培養一名英國本科畢業生需要投入多少金錢？由益普索發布的“2020海外留學趨勢報告”顯示，英國本科的留學學費在9萬至31萬人民幣一年，平均每年的生活費則為15萬。如果按照三年學製來算，保守估計，父母對在孩子本科階段的教育投入至少為70萬元。若畢業後月薪為5000元，一個“海歸”需要工作十二年，才能勉強“賺回”其本科教育所耗費的金錢成本。但是，秦東和我一樣，在外讀書期間幾乎沒有自己賺過錢，一直到畢業回國父母決定“斷供”，他才真正意識到“錢”的重要性。
那麽，涵蓋了理工、經管等專業的大“海歸”群體回國後期望從事什麽行業？另一份由“梧桐果”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屆歸國海外留學生就業意向行業前三名為：證券/基金/期貨/投資、互聯網/電子商務、銀行——它們合計占據了近30%的受訪留學生比例，而“公益行業”並未上榜。不難看出，高薪行業依然對這一群體有著極大的吸引力。而對於就業導向並不明確的“社科新海歸”而言，其畢業生在回國擇業時或許會受到其他專業學生的影響。
我們所參加的博雅教育項目為海外留學生發起，數年來，課程領讀人和籌備者均為誌願者。他們大多是在校學生，通常在參與一兩期項目之後，就會因為畢業、升學，或者工作，而卸下原來所承擔的事務。由於缺乏資金支持和完善的組織管理，團隊麵臨著極大的不穩定性，而這在一定程度也能反映不少公益機構的情況。
根據“益普索”的報告顯示，對於受訪的749名歸國留學生來說，外企和國企是最受青睞的就業方向，入職人員比例分別占到了34%和25%。可見，“追求穩定”是留學生擇業時的另一大訴求。
榆林學校的操場（圖源於作者）
事實上，由於預見到社科專業的“就業難”，在最初選擇時和學習過程中，我對自己工作並沒有報以過高的期待。相反，留學時的我常想，在接受了三年社科理論和知識滋養後，我是否有勇氣、有能力將自己的所學化作“盾牌”，去對抗可能麵臨的“低薪酬”和“不穩定”？我又是否有機會通過進入一個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的機構，去“修正”目前在中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被各類社科理論所批判的資本邏輯、消費主義，和內卷化競爭？如果真的可以，那麽社科生也能“所學即所用”，打破對“專業對口”的迷思。
秦東在采訪中表示，相比於薪資，真正讓他放棄公益的，更是行業內部過多難以被打破的限製。拉讚助、對接學校、招募學生、布置場地……作為項目負責人的他前前後後忙活了兩個月，卻碰到當地合作學校臨時變卦的情況。於是在活動開始前一周，他不得不帶著團隊重新尋找場地。“公立學校關心的是學生安全和責任歸屬，對接人的職務調動也會直接影響合作的進程。”在“公民社會”日漸萎縮的今天，一個“無政府”機構難免會擔心：今天可以做的事，是否意味著明天還能做？
秦東還是個直性子，在一次飯局上，他拒絕了合作方的勸酒。後來，同行的一位夥伴責備他這樣處事不利於“搞通關係”，對項目沒有好處。這似乎可以為公益行業“薪酬報告”的另一個發現提供注腳：43.8%的行業從業者表示，對公益組織影響最大的因素是“機構經費狀況”，其次為“支持性製度與政策”（27.6%）。而僅有8.8%的人提及“個人工作能力與工作績效狀況”這一因素。這或許意味著，年輕人很難在公益組織找到太多施展才能的空間。
榆林的項目經曆也讓我意識到，對於縣城中學的孩子們而言，中考和高考還是改變他們命運的唯一途徑。在暑假讀完柏拉圖、黑塞和伍爾夫之後，他們還是不得不回到製度中，成為應試教育下的一個小滾輪，無休止地考試、排名，和競爭。
雅典的蘇格拉底神像（圖源於作者）
在出版公司，我所接觸到的多數合作者和讀者本就對人文社科知識感興趣。我們的多數出版物也因為話題小眾、閱讀門檻較高，銷量僅在幾千冊，其影響力遠無法和動輒幾十萬冊的“暢銷書”相比。我的工作真的有為社會促成什麽實質性的改變嗎？像秦東一樣，這個問題，我至今都沒想明白。但我依然舍不得離開相比其他多數行業而言，更具公共屬性的文化行業。閱讀和寫作，在我看來不僅是工作，還是一種修行。我的智慧和閱曆得到精進，傳播的文字也能感動他人，從留學到現在，這是我能感受到的最確切的幸福。
但我知道，每個人的感受、感動，都不一樣。
當被問到畢業回國到現在最大的改變，秦東說自己“更務實了”。在國外接受“自由主義”和“公民權利”教育時，他也曾經感到“被啟蒙”，認為來自西方的理念有可能成為各類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但他後來發現，每個問題背後的原因盤根錯節，在實際狀況麵前，“舶來的思想”力量甚微。
正如一個公益項目對結構性的“教育不公”改變有限一樣，現在是“打工人”的他，一樣無法憑借一己之力改變壓在自己身上的“996”大山。秦東每天早上10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周末“單雙休”。
“隻有當你擁有絕對的資源時，才能夠做一個‘絕對意義’上的好人。”出身於一個普通中產家庭，父母並不具備強大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秦東意識到進入社會之後“一切都需要靠自己”。和多數“理性人”一樣，行業前景、工作內容和團隊氛圍成了他在擇業時首要考慮的因素，相形之下，對於“996”的超長工作時間，秦東決定“妥協”。這一心態，恐怕和多數現在在互聯網“大廠”工作的年輕人並無二致。
薪資也是誘人的。秦東作為“大廠”實習生的待遇，和我在出版公司全職工作的到手工資所差無幾。他想等疫情過去，再去美國讀計算機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後進入一家矽穀的科技公司，“那裏的行業氛圍更成熟，待遇更好，而且——應該也沒有996。”
退出：該如何安放你，我的價值？
去年3月，譚琳對我說，她離開了原來供職的互聯網商業新聞平台，到另一家專注社會新聞的媒體機構做實習記者。“我還是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更感興趣。疫情讓我對這一點的認識更加明確了。”
譚琳從小就想當作家，大學選專業時隻考慮兩個方向，一是提高寫作文法，二是加深對人性的認識——後來選擇去荷蘭念心理學，便是出於第二個目的。但回憶起來，專業課程讓她“有點失望”，因為個體的“人”被放到“人群”中，成了一個原子、一個數字，或是一個神經係統，而非鮮活的生命。
在發展學裏，人也常被看作國家政策下、曆史進程中的微小粒子，沒有麵孔，更談不上主動性。我和我所關切的對象之間，隔著一層摸不著也戳不破的砂紙，難受。
十九世紀初，“社會學之父”孔德（Auguste Comete）提出“實證主義”（postivism）概念，認為人類社會也像自然社會一樣，存在許多不變的公理（invariation laws）。“公理”的存在甚至超越“人”的存在，致使後世的許多社會科學家相信，他們可以通過實證調研和理論推演，像做物理化學實驗一樣，獲得關於人與社會的學科知識。而這一“認識論”受到後世的廣泛質疑。盡管如此，在工業化越來越發達的今天，為了顯示自己的“科學性”，“實證主義”還是在社科專業研究中占據了極大的市場。趙媛就曾告訴我，當看到學長學姐們天天和計算機模型打交道，她就放棄了在美國讀博的念頭。
荷蘭阿姆斯特丹Schipol機場
時鍾背後是Maarten Baas的Real Time錄像
分針和時針被不斷畫出、擦掉
（圖源於受訪者譚琳）
疫情下的抑鬱症失藥者、頑強抗婚的農村少女、半夜殺妻的中年男人……回國後，作為記者的譚琳終於有機會趕赴一個個社會新聞現場，直麵一雙雙絕望的眼睛，血淋淋的雙手，和一張張布滿皺紋的麵孔。然而，她卻發現自己做的報道是“殘缺的”。在寫抗婚少女時，許多媒體同行和網民將當事人作為一個女性獨立的樣本、與傳統文化抗爭的楷模，但在少女的真實生活中，因為抗婚，她的父母幾乎不再想見到她。回到學校後，她也因為失學過久而無法跟上。“我去到她家，看到房間裏堆著一堆沒有拆過的書，那都是關心她的記者朋友們送來的。她說她怕拆開它們，因為知道自己看不懂，又怕因此而討厭看書這件事。”
文字製造了互聯網的狂歡，卻無法給報道中的當事人帶去實質性的幫助。因為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意義，譚琳的抑鬱情緒漸生。
“會不會是因為記者有稿件產出上的壓力，你沒有充分的時間去消化當事人的遭遇？”
“花兩周時間寫的稿件，和花兩個月寫的，其實差別並不大。重點是在認知上：記者沒有處在當事人的生活環境裏，沒有遭遇她的遭遇，就是沒有辦法完全理解他們的。報道永遠隻能呈現事件的一個麵向，而真實的故事從來不需要靠報道。有時我會覺得，任何人都可以替代我來做這份工作。”
她的這番話讓我下意識地替自己捏了把冷汗：自以為讀書和旅行可以增長對人事的洞察，可這些是否隻是讓我更加囿於自己的生活圈層？同為記者的我能真正理解我的當事人嗎？是否有一天，我也會像譚琳一樣陷入虛無？
美國社會學家喬治·米德把人在社會交往下的自我分成兩個“相”（phase）：主體的我（the “I）和客體的我（the “me”）。“客體的我”是一個自帶視角的觀察者，觀看自己的行為、社會環境，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而“主體的我”則是真實參與社會交往的那部分“我”。當主體完成一個社會行為，這一行為就會變成客觀世界中的一部分，進入到“客體的我”所觀察的世界。在主客之“相”不斷切換的過程中，個體通過社會交往，和他人及周遭環境產生聯結。
在選題、采訪、寫稿、回顧的過程中，譚琳既是承擔了職業責任的“主體的我”，也是位於環境之高空不斷進行觀察和反思的“客體的我”。當客體感受到環境和主體之間的某種“不適”，便會指導主體在社會行為中“退後一步”，比如將自己的報道素材作為小說原型，加入想象力創造出新的文本，去彌補對當事人生活感知的空缺。然而，“主體的我”卻一直被要求將話筒遞到當事人麵前，產出“客觀公正”的報道。在這樣的矛盾之中，“客體的我”無限萎縮，其“指導”也近乎失聲。譚琳積累的負麵情緒越來越多，三個月前，她被查出患有抑鬱症。接受我的采訪時，她已經辭職在家，“不用工作，精神狀態倒是恢複不少。”她說。
北京的夜（圖源於受訪者譚琳）
“那你最初會選擇新聞行業 ，和在荷蘭時的留學經曆有關係嗎？”我問她。
“我不是一個典型的社科生。”采訪前，譚琳就提醒我。她想不到職業選擇和專業之間有什麽直接的聯係。去第一家商業新聞機構求職時，麵試官形容她是一個“天生的表達者”。“不過社科專業學習確實給我了我很多反思的空間。”在荷蘭，她最喜歡的課程是心理學專業課中偏哲學和意識的部分。她提到了一個讓自己印象深刻的思想實驗：將一個人“原子粉碎”，通過傳送帶送到另一個國家後再度還原，這個人還與之前一樣嗎？後來回國做商業報道，她也時常思考該如何看待消費者：他們是市場調研數據的一部分，還是性格需求各異的人？
“決定暫時離開新聞工作的時候，有受到來自父母或者朋友的壓力嗎？”我繼續問她。
“我一直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身邊的同齡人朋友不太多。進入職場之後，也一直和比我大十幾二十歲的人做比較。他們是其他媒體的主編，或者私營新聞機構CEO，社會地位比我高，職業道路也走得很成功。我離開時就有一些人勸我：‘你已經在業內最好的平台了，不要輕易放棄。’這確實會讓我懷疑，是否應該努力去和這個社會的規則相適應。”
但什麽是這個社會的規則呢？同為新聞從業者的我知道，我們這代人（95後）距離傳統意義上的新聞黃金時代已經很遠了。隨著2010“微博元年”和2014“微信元年”的漸次誕生，社交媒體搶奪了早前央視“新聞調查”和南方報業等傳統機構的風頭。嚴肅的社會調查類報道從“一呼百應”到成為一個小眾關心的內容類別，隻用了不過幾年的時間。新聞從業者在資本和審查的雙重壓力下紛紛“出走”，媒體公信力也每況愈下。譚琳告訴我，她接觸到的“成功人士”大都是在“正確的時機”做了“正確的事”，讀書、創業、轉行……
如果“規則”意味著順著資本和大眾的需求走，那麽新聞人的主體性和對內容的堅持又如何體現？但譚琳也不知道當時供職的那家“碩果僅存”的老牌機構是否能幫她獲得自己想要的價值——抵達屬於人與社會的“真相”。在她還沒想明白時，就不得不因為身體原因而退出了。
很多問題，我至今也沒有想明白。但是沒關係，我們才24歲，還有很長的人生可以走。
參考資料：
1.益普索Ipsos：2020海外留學趨勢報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38191.html
2.2018年海外留學生歸國趨勢報告,http://gz.xdf.cn/study/lxzx/201903/8507787.html
3.2016-2017中國公益組織從業人員薪酬調查報告,https://wenku.baidu.com/view/0fbbe09fa0c7aa00b52acfc789eb172dec639944.html?re=view
4.第一章：東方學的範圍，愛德華·薩義德《東方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09)
5.Chapter 3: Auguste Comte, George Ritzer: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SAGE(1976)
6.Chapter 1: Introduction: Identity as a Question, Stephen Lawler, Identi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Polity Press (2014)
後記
文中寫到的四位“社科新海歸”恐怕無法代表整個90後“社科新海歸”群體。或許有人比他們更“現實”，有人更“理想”，也有更多維度的矛盾衝突有待挖掘。此外，除了90後，我們還希望征集70後和80後“社科新海歸”的故事，後續進行群體間的比較研究。
本文作者：高蔚雪
三明治研究員。杭州生根，瑞典發芽；上海長葉，花期不定。社會學哲學文學雜交品種；國際援助新聞理想拾稻者。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1/02/02/1028623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