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圖：
１。《台州農民革命風暴》封麵
２。 何建明與村民合影
３。李宏響
《台州農民革命風暴》——揭秘“包產到戶第一村”
作家何建明新作揭秘“包產到戶第一村”
2008年11月11日 10:17 來源：北京日報
昨天，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新作《農民革命風暴》問世。何建明歷經3年調查採訪後獲得一個重大發現：該書揭秘了浙江台州皂樹村當年冒著極大政治風險進行分田到戶搞承包的歷史史實，而此地才是比安徽小崗村更早、更廣泛實行中國農民分田到戶大承包的真正發源地。
台州是浙江的一個地級市，地處溫州和寧波之間，而就是在這麼一個鮮為人知的地級市下麵的一個偏僻山村——皂樹村，卻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首先搞起了分田到戶大承包。為了生存，皂樹村人冒著可能被批鬥、坐牢的風險，用樸素的生活智慧頂住各種壓力並與之週旋，找到了適合他們自己的生存道路。
專家們認為該書是“一部改寫中國農村改革開放史的好書”，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它將校正和填補相關的黨史史實。《農民革命風暴》的真正意義，在於通過這個歷史事實的重要發現，說明中國農民當年為了改變自身命運和尋找生存出路所付出的勇氣及智慧是何等可貴。
(記者路艷霞)
何建明《農民革命風暴》揭秘重大曆史事件
揭秘一個比小崗村更早、更廣泛的分田到戶大包幹的重大曆史事件
2008年11月06日17:56 來源：人民網
《農民革命風暴》 何建明 著 作家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28.00元 責任編輯 安然
該書被專家們認為是具有重要曆史價值的一部改寫中國農村改革開放史的好書，它將校正和填補相關的黨史史實。我們認為《農民革命風暴》的真正意義，在於通過這個曆史事實的重要發現，說明中國農民當年為了改變自身的命運和尋找生存出路所付出的勇氣及智慧是何等可貴，曆史必需記住他們的功績。
事實上，像中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家，什麽事件都有可能發生，尤其是農民為自身的命運而舉行的革命鬥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十年文革，中國經過了政治和經濟的嚴重摧殘，廣大農民的生存環境更是十分惡劣，所以包括小崗村在內的不少地方農民們自發起來進行包括分田到戶的自我革命形式大有人在。而何建明在《農民革命風暴》中所披露的浙江台州皂樹村一帶農民分田到戶的事件正是其中一個非常典型的史實。
台州是浙江的一個地級市，地處溫州和寧波之間，由於曆史和地理的原因，台州幾乎不被國人所認識，而就是在這麽一個鮮為人知的地級市下麵的一個偏僻山村——皂樹村，卻早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首先搞起了分田到戶大承包，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勇士。
為了生存，皂樹村人冒著可能被批鬥、坐牢的風險，吃盡苦頭仍然團結一致，用樸素的生活智慧頂住各種壓力並與之周旋，找到了適合他們自己更好更合理的生存道路。這種不畏強權，敢於冒險，勇於開拓，富有創造進取的精神，造就了台州昨天和今天的曆史。這種精神和這一現在讀來還令人感慨、痛心而又生動的故事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並傳頌……
專家們還認為，《農民革命風暴》的出版為廣大讀者了解當年改革開放所經曆的現在年輕人無法想象的激烈鬥爭和嚴酷現實提供了一個重要文本，是紀念改革開放30年不可缺少的一個特殊貢獻，對廣大年輕人更有現實的曆史教育意義。
（責任編輯：文鬆輝） |
《台州農民革命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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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
| 在隆重紀念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我社隆重推出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全國勞動模範、三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何建明曆經三年調查采訪獲的一個重大曆史發現，這就是《台州農民革命風暴》一書所揭密的比安徽小崗村更早、更廣泛的中國農民分田到戶大承包的真正發源地——浙江台州皂樹村及周邊幾個鄉村當年冒著極大政治風險進行分田到戶搞承包的曆史史實！ 本書被專家們認為是具有重要曆史價值的一部改寫中國農村改革開放史的好書，它將校正和填補相關的黨史史實。我們認為《台州農民革命風暴》的真正意義，在於通過這個曆史事實的重要發現，說明中國農民當年為了改變自身的命運和尋找生存出路所付出的勇氣及智慧是何等可貴，曆史必需記住他們的功績。事實上，像中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家，什麽事件都有可能發生，尤其是農民為自身的命運而舉行的革命鬥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十年文革，中國經過了政治和經濟的嚴重摧殘，廣大農民的生存環境更是十分惡劣，所以包括小崗村在內的不少地方農民們自發起來進行包括分田到戶的自我革命形式大有人在。而何建明在《台州農民革命風暴》中所披露的浙江台州皂樹村一帶農民分田到戶的事件正是其中一個非常典型的史實。 台州是浙江的一個地級市，地處溫州和寧波之間，由於曆史和地理的原因，台州幾乎不被國人所認識，而就是在這麽一個鮮為人知的地級市下麵的一個偏僻山村——皂樹村，卻早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首先搞起了分田到戶大承包，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勇士。 為了生存，皂樹村人冒著可能被批鬥、坐牢的風險，吃盡苦頭仍然團結一致，用樸素的生活智慧頂住各種壓力並與之周旋，找到了適合他們自己更好更合理的生存道路。這種不畏強權，敢於冒險，勇於開拓，富有創造進取的精神，造就了台州昨天和今天的曆史。這種精神和這一現在讀來還令人感慨、痛心而又生動的故事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並傳頌…… 專家們還認為，《台州農民革命風暴》的出版為廣大讀者了解當年改革開放所經曆的現在年輕人無法想象的激烈鬥爭和嚴酷現實提供了一個重要文本，是紀念改革開放30年不可缺少的一個特殊貢獻，對廣大年輕人更有現實的曆史教育意義。 | ||||||||||||||
2008年11月19日 星期三
浙江台州皂樹村 比小崗村更早的“包幹策源地”
新聞午報 2008-11-16 09:46:23
翻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的各種敘述，我們都能看到這樣一段記述：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按手印分田，從而掀開了中國農民的又一場偉大革命……其實，最早分田到戶的並非小崗村。著名作家何建明經過采訪，發現台州市白水洋鎮皂樹村遠比小崗村18戶農民的分田包幹要早出好幾年，而且更驚心動魄！
“我們分田到戶，
要比小崗村早出十幾年”
浙江台州的白水洋、雙港和黃坦三地，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幾十年間，曾經一次又一次地演變過行政管轄權。在交通並不發達的前一二十年，別說台州市領導，就是臨海縣的領導能夠跑一趟雙港或黃坦，也實在太不容易了。難怪當我把黃坦和雙港人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大麵積分田到戶的史實告訴在臨海當了十幾年領導的台州市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朱廣建時，他十分驚詫地說：“我怎麽不知道黃坦和雙港有這麽偉大的事情？”
“他們當然不知道！因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這兒農村的分田到戶大包幹，從公社和區委、區政府的幹部開始，所有人都是瞞著上麵幹的，上麵知道了就麻煩大了！”老區長王植江這樣解釋。
“你們的分田到戶，與安徽小崗村到底時間比他們早多少？方式有什麽不同？”
“我們這兒的分田到戶，最早的一些生產隊上世紀70年前就分了，我敢說要比小崗村早出幾年、甚至十幾年！我們這兒的包幹、分田是大家的一種默契，一開始就是按人口分的，不像小崗村，他們是那種幾個農戶聯合起來形成的一種反抗集體土地製的形式。”
“那你是什麽時候開始知道並支持農民們分田包幹的呢？”
王植江不假思索地告訴我：“1976年。當時我任雙港區副區長。”
“你是怎麽發現這裏的農民其實早把地分掉的呢？”
王植江很驕傲地說：“我們雙港區除了白水洋鎮情況好一點外，雙港和黃坦是臨海最窮的地方，尤其是黃坦，基本都是山區，又是天高皇帝遠的偏僻地方，農民們一直吃國家返銷糧過日子。但由於人民公社後，土地歸了集體後，農民們吃返銷糧仍然不能吃飽，所以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就有生產隊把土地按人頭分給了各家各戶。可那時不允許分田到戶，上麵聽說有人分田分地後，就要求我們去割資本主義的尾巴。
可一下去，我們才發現農民們分田單幹的實在太多了，多得讓我們簡直無從下手。你今天到某一個生產隊把他們分的地合起來，明天你工作組還沒有離開村子，他們又把地分了。於是我動員工作組人員，說，為了防止農民們偷偷分田單幹，讓白天從地裏收來的黃豆全部倒在生產隊的曬場上，這樣誰的黃豆就分不清了。哪知他們笑著將我領到曬場，然後用腳輕輕扒開滿地的黃豆。我一看，頓時恍然大悟：原來，農民們在黃豆下麵或放了幾根稻草，或放上幾塊小石頭，將張家李家的黃豆分得一清二楚……”
“哈哈，農民們就用那麽簡單而充滿智慧的做法蒙混過關了！”我聽後忍俊不禁。
“這個情況一直延至到1979、1980年。後來聽說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有人跟著學他們時，我們這兒的幹部和農民們隻是笑笑而已。”
王植江突然想起一件重要事似的說道：“大概在1979年吧，有個經濟學家叫薛暮橋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叫做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商品經濟的文章後，引起了全國大討論。當時我們區裏各鄉的幹部都坐在這個會議室開會討論，議題隻有一個：分田到戶到底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各鄉的老百姓也來了不少人，他們在外麵聽著我們到底是什麽態度。討論整整持續了一天，當社員們聽我們會議室的幹部說分田到戶沒有什麽錯時，他們立即興高采烈地回家去了。等會議結束時，那些沒有分的土地，幾乎在一夜之間又全部給分掉了！”
“有這麽快嗎？”
“就那麽快。”王植江向我證實：“分不分土地對當時的農民來說，是有沒有活路的大事情，他們太關心了！你想想，這兒雖然是山區，可一頓飯的工夫，區委幹部讚同分田到戶的消息就傳遍了每個角落！”
“王老，據你所知道的，當時分田搞單幹的，在咱們雙港、黃坦兩個公社中，哪個村最早、最典型？”
“黃坦的皂樹村。”老人不假思索地告訴我。
“同餓神在決鬥，
分田到戶其實是逼出來的”
“我已經快30年沒來過了。基本上還是老樣子……”王植江老前輩望著皂樹村，感慨道。
“我當會計那會兒，村上的人最多時共有296人，101戶。現在少多了，常住在這兒的有70來人，其他的都出去打工了，有65戶到臨海、台州買了房子，甚至還有到杭州、上海買房子的。他們都不會回來了……”現任村支書李方滿向我介紹說。
“我們皂樹村都姓李。全村有100畝糧田，其中旱地30畝，水稻田70畝，還有460畝山村，是個很小的山村。人民公社時，我們曾經是一個行政生產大隊，根據自然村又分了三個生產小隊。因為都是山地，種植的糧食不夠全村人吃的，在吃返銷糧的那些年裏，全村得到的返銷糧在一萬斤左右。到了‘文革’後，返銷糧斷斷續續，村裏的百姓日子就難過了。可日子總得過，怎麽辦呢？光靠外出討飯不是個事。最後隻有一條路可走——把地分給社員自己去種……”
“這麽說，分田到戶，其實都是逼出來的？”
“那是！安徽小崗村農民畫押，也是逼出來的，他們那個地方餓死人的特別多，他們的分田到戶，其實是農民兄弟跟死神在決鬥。我們呢，是同餓神在決鬥。”
“那——你們能不能準確地說出你們是什麽時候正式開始分田到戶的呢？”
“不是1965年，就是1967年！”有人馬上說。
“應該是1967年。”有人則說。
“那到底是1965年還是1967年呢？”我想弄清楚，因為這很重要，如果這一時間成立，等於說皂樹村的分田到戶，其實要比安徽小崗村早出十年！
“這是肯定的。我們可以拍胸脯保證比他們那兒分田到戶早得多！”
李方滿的話可能比較接近事實，他說：“我是1966年底、1967年初當生產隊會計的。在這之前，我們村上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搞起來的食堂已經停了幾年，記得1964、1965年村上的糧食還是不夠吃，我當會計時，生產隊上就研究決定了先把30畝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零碎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戶。但這一招還是沒有根本上管用，第一、第二年下來，社員們普遍反映糧食還是不夠吃的。這可怎麽辦呢？這時我們發現一個情況：就是村上還有70多畝好田好地怎麽種就是上不去產量，而相反已經分掉的那30畝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那些零碎地倒是產量挺高的。總結來總結去，隻有一條理由：就是大田好地是集體在種，社員們不像對分到各家各戶的那些旱地和邊角地種得認真，所以生產隊的糧食總產量還是上不去，社員的口糧還是不夠。針對這個情況，生產隊最後決定把剩下的70畝好田也按人頭，全部分到了各家各戶……”
“這事上麵一點不知道？”我問。
“公社知道。”
“知道了還同意分？”
“那是‘文革’最瘋的時候，是打擊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年景！我們哪敢頂風公開分田嘛！”
“那你們采取了什麽招數？”
“這你問問我們這些老幹部。”李方滿指著隔我而坐的一位老漢，說：“他是大隊的副大隊長，又是三隊隊長，他知道。”
農民的智慧：以種菜地、豬口地等名義分田
老漢叫李文君。老漢說：“公社才不會讓我們分田呢，分了大田就等於是反革命分子！我們是以種菜地和豬口地等名義分的……”
“啥叫豬口地？”
“就是豬的口糧地。當年農業學大寨時，我們農村養豬支持社會主義建設、支援‘文化大革命’，這是上麵號召的，還有種菜籽地也是上麵號召的，所以我們借上麵的號召、為多種菜籽地、種好豬口地名義把地分了……”李文君咧著掉了好幾顆牙的嘴巴，憨厚地朝我笑著說。
“當時我們還利用政策，掩飾了我們分田到戶的做法。”李方滿說，“人民公社講的是隊為基礎，三級所有。於是我們根據這一政策，就把原先的三個生產隊，再分成小小生產隊，又三分為九，成了九個小生產隊，這一分，全大隊等於把所有的地通過合法的政策，全都分給了各家各戶……”
“我不太懂這層意思。”我被聰明的農民們有些搞糊塗了。
“哈哈……”於是全屋的人大笑。他們七嘴八舌地告訴我：我們皂樹村本來就都姓李，基本上是一個族的本家人，再分成九個小小生產隊，所以便成了“父子隊”、“夫妻隊”、“兄弟隊”、“親戚隊”為主的“分田到戶”和“包產到戶”了。
真是聰明絕頂！合理合法的分田到戶、到人製度，與當時的社隊三級所有製又相符。
“後來公社知道了，又派人來，要求我們合並。在上麵看來，三級所有製是大事，不能隨便再分什麽小小隊，所以我們不得不在形式上重新合並成原來的三個生產隊。這大約是1973、1974年的事。”李方滿回憶說。
“公社的人走了後，我們幾個幹部坐在一起又商量，這回采取新辦法：按耕牛分田！”李文君介紹說。
“按耕牛分田怎麽講？”我又不懂了。
李方滿忙接過話茬，解釋道：“我們是山區，基本上家家戶戶養著一兩條牛。當時上麵根本不會同意按人、按戶分田，一聽按人頭、按戶分田，那就是了不得的搞資本主義！所以我們就想出了個辦法，你不是不讓分成小小隊嗎？那我就按耕牛來分田，牛是農業學大寨時的主要生產工具，政策鼓勵大力養牛，按牛分田，上麵就沒法說不同意，因為中央文件上沒有哪一條規定不能按牛分田，隻有鼓勵大力養殖耕牛的精神。我們就是借這一個精神，來了個‘按牛分田’……”
高，實在是高！我忍不住伸出拇指把皂樹村的農民們誇耀，他們笑著說，“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而我聽後，說這是“真正的高明辦法”——因為它既沒有與當時的政策相抵觸，同時又結合了皂樹村的實際。
“為半畝地，受到批鬥和撤職，還被罰15元錢”
“如果就從1967年算起或者以耕牛數量分田的1973、1974年算，到中央決定可以分田的1980年，這中間有六七年、十來年，是中國政局比較複雜的‘文革’時代和‘文革’剛結束的‘兩個凡是’階段，你們的分田到戶搞包幹，有沒有因此受過牽連？”我進而問。
“有。越到後來鬥爭越艱巨！”李方滿指著李文君：“老隊長最清楚了！”
我突然發現，老漢的眼裏閃著淚花。
“他可受大罪了。”有人在一旁說。
李文君猛抽了幾口煙後，甕聲甕氣地說道：那應該是1976年五六月份的事，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村口有塊半畝來大的坡地種了包心菜，全村每人15株，人人都有份。菜地長勢好，又在村口邊，剛巧被下鄉檢查工作的公社新上任的那個姓金的書記發現了。他發現我們的那塊半畝地分掉了，就把我揪到全公社幹部大會上批鬥。他們在我的胸前掛了一塊硬紙牌，上麵寫著“分田頭子”。還讓我手拿著一麵小銅鑼敲，一邊走一邊敲，從山底下的公社所在地一直往山上走，走到安基山頂的茶場……
李文君說得並不複雜，也並不太悲涼，但在他講完後，整個屋裏的人沉靜了很久。
“作家你想想：這僅僅是因為我們村口的半畝地被發現了，還要出現這麽大動靜的批鬥，如果上麵真要是知道我們把村的田地都分光了的話，那不知要落下什麽大災難啊！”是李方滿打破了沉沒的氣氛。他的這一問話讓李文君重新開了口：“我敢說，全大隊的幹部都得下台，幾個主要的幹部得坐牢去。”
“可不，才半畝地他們批鬥了幾次，也停了我的職。假如他們知道全村的地都分了，他們知道那性質不一樣了！”李文君告訴我，就為這半畝地，他除了受到批鬥和撤職外，還被罰15元錢。”管具體分田的另一名隊長李義洪也被罰了15元。他家情況好一點，交了現錢，我家窮，沒有錢，隻好把家裏的一隻木箱子拿出去抵了，那箱子是我老太婆當年的嫁妝……”
他的話再一次讓一屋子的人沉默了。
然而，因為要活命，皂樹村的幹部和群眾，並沒有被一次次的這種批判和懲罰所嚇倒，他們頂著坐牢、甚至可能被槍決的風險，早在“文革”最嚴重激烈的年代，以各種非常智慧的辦法，瞞天過海地將土地分給各家各戶種植，使得這個小山村的百姓得以繼續傳宗接代。這難道不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嗎？難道我們的黨史和社會主義國家史該遺漏皂樹村和黃坦鄉、雙港鄉他們的分田到戶搞包幹的事件嗎？
中國台州網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安徽小崗村的農民冒著“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危險，偷偷摸摸地把一些麥田、油菜田承包到自己家裏去種，搞起了“包產到戶”。自此，中國農村開始逐步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這種方式不僅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使農民走向了富裕。
台州也不例外。在臨海黃坦公社、天台南山公社、黃岩店頭公社……富有創造精神的台州農民自發開展的“包產到戶”，也同時點燃了台州農村改革的火種。近日，記者經過多方尋訪，找到了1977年臨海黃坦公社皂樹村“秘密分田到戶”的親曆者、現任臨海市白水洋鎮黃坦辦事處黃家山村村委副主任李宏響，聽他講述“包產到戶”公開推廣前那一段“偷偷摸摸”的故事。
一。日子湊合過，好在還餓不死人
臨海有句俗話：“腳踏石子兩頭翹”，說的就是地處偏僻山區的黃坦。不過當年的地理概念，和現在完全不同，如今叫“臨海市白水洋鎮黃坦辦事處”，而當年稱為“臨海縣黃坦公社”，我家在黃坦公社皂樹村第三小隊。
1976年，台州農村與其他地區一樣，實行著“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製，當時的黃坦公社也不例外。在“大呼隆”的生產方式下，我們每天聽生產隊幹部的哨子上工、下工，集體勞作。除了大年三十和年初一兩天不用下地幹活，所有人所有的時間都被束縛在土地上。那時候，有一個被大家經常提起的故事：當時的一個女社員早上出工前，需要左手抱著孩子喂奶，右手端起碗喝稀飯，一隻腳還伸進地上的盆裏拌豬食。
人民公社體製最大的弊端，就是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那時候，種什麽種多少，都按國家計劃來；幹得多幹得少，都是一個樣兒。我清楚地記得，那時我才二十多歲，正值青壯勞動力，但我和妻子兩人辛苦一年勞作之後，最後分到手的口糧還不足300斤，還是帶殼的原糧。
我家裏還有一個孩子，這點糧食根本就不夠吃，隻能喝稀飯。那樣的日子隻能湊合地過，好在還餓不死人。不過，更多的家庭並不像我這麽幸運。特別是到了年關，那些勞動力不足的家庭都要靠借糧過年，到第二年集體糧食分下來再還回去，生活相當艱難。
二。分了兩畝包心菜地，被批鬥了
糧食越吃越少，人越過越窮，照這樣下去，村民上工的積極性也會越來越低，該怎麽辦？對饑餓的恐慌使得村幹部們開始焦急地商量如何度過絕境，當時我們皂樹村一小隊隊長李義華就是其中一員。
1976年10月的一天，看著地裏剛剛冒出來的包心菜秧，李義華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好主意”——把這些菜分給村民自己種，或許大家積極性會更高，種得會更好？
李義華的建議立即得到了第一小隊十幾戶村民們的強烈讚同。正好，當時村東頭有一塊兩畝左右的包心菜地，於是大家決定將這塊地作為“試驗田”：反正地裏的包心菜是大家“集體”種下去的，現在隻需要分給村民自己管理就行了。令大家感到欣喜的是，沒過多久，到了收獲包心菜的季節，每個村民都分到20幾株大大的包心菜。
盡管村民們滿心歡喜，盡管分的隻是一塊小小的包心菜地，但在當時全國宣傳“三麵紅旗”（即1958年推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三項核心工作，分別是總路線、大躍進及人民公社）的高潮期，村民們的舉動還是遭到了強烈的反對。獲知消息的公社領導來到村裏專門調查此事，最先提出建議的村幹部李義華被狠狠地批評了一頓，而負責將地裏的包菜分給大家的村民李義洪甚至遭到“批鬥”，罪名就是“單幹戶”。
三。偷偷分了田，莊稼收成好了
在當時，分田到戶被認為是一種“曆史的倒退”，從上到下各級部門都在“堅決抵製單幹風”。但是，麵對原有人民公社製度造成的貧困饑荒局麵，大家又一次自發“團結”起來。1977年4月左右，“包心菜地”的風波還未完全平息，皂樹村的村民又坐不住了。這一次，率先行動的是我們第三小隊的村民。
當年我隻有24歲，分田之前的“思想鬥爭”在我的記憶中沒有留下太大的波瀾。隻記得那時大家在一起討論，都說太窮了，走投無路了，分田到戶似乎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再加上有了分包心菜地的經驗，很快，我們小隊的田地全部分給了十幾戶村民手中。我記得，那時候我家兩口人，按照500斤口糧的標準分到1畝左右的田地。
但不可否認的是，對違反政策的恐慌當時對我們也是一種“折磨”。為了不讓外麵的人發現我們的“陰謀”，大家表麵上仍然沒有改變原來集體生產的方式。每天早上，生產隊的幹部哨子一吹，大家就一起上工，去地裏幹活。不過，大家私下還是有一些約定，譬如，今天你家的全部勞動力幫我家鋤草，明天我家的全部勞動力再去幫你家翻地。
就這樣，分田到戶悄悄地、隱蔽地進行著。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候大家的積極性也是空前的，生產進度加快了，莊稼收成也好了。我記得，當年我家就收回100多斤小麥、600斤左右的稻穀。
四。正大光明種“自己的田”
我們村自發“分田到戶”的事情後來漸漸傳開了，黃坦公社的其他生產隊也紛紛開始效仿我們，悄悄地實行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農民生產積極性高了，糧食產量上去了，公社幹部的態度也從一開始的強烈反對，後來也就睜隻眼閉隻眼變成了“默許”。上麵調查下來，大家就說是分操作組，不是搞單幹。後來聽說公社幹部曾多次遭到縣委領導的批。
到1980年以後，農村包產到戶逐漸由農民自發行動轉變為政府統一領導下的行動。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我們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而是正大光明地種“自己的田”了。
■記者手記
台州農村30年的巨大變革，影響最大的是廣大的農民；而對於分田到戶，體會最深的莫過於曾親身經曆過這件事的普通村民。很幸運，我們找到了李宏響。
見到李宏響時，他正在地裏忙活著。“那已經是30多年前的事了，會很重要嗎？”對於記者的到來，他起初感到很茫然。當了解到我們的報道旨在通過他的私人回憶展現那場變革中的真實細節時，李宏響感到很高興，立即放下鋤頭和記者聊了起來。
“窮則思變嘛，到了吃不飽飯的地步，自然就會發生變革。”對於那段過去的往事，李宏響有著深刻的印象和感悟，但對於一些細節的記憶卻並不是非常清晰，於是他找來了當年共同經曆過“分田到戶”的幾位村民，盡可能向記者還原當初那段真實的曆史。但當記者提出為他們拍照時，這群樸實的莊稼漢紛紛起身離開，隻留下李宏響在鏡頭前拘謹地笑著。
采訪中，村民們勇於自主、積極創造的精神讓記者感慨，但同時，記者也為他們的“壯舉”沒有留下任何“證據”和史料而感到遺憾。“那時候，分田到戶都已經嚴重違反上麵的政策了，我們隻能悄悄地口頭討論協議，怎麽還敢留下證據？”李宏響說，現在在這個問題上爭時間先後已經沒有什麽意義了，值得慶幸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不久後便在全國廣大農村公開推廣了。“而現在，我們都生活得很好，而且越來越好了。”
李宏響：1977年，我們偷偷把田分了
發布時間： 2008-5-13 中國台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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