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中文網絡 作者: 何清漣 2008-10-30 11:39:01
下麵刊登的是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聯合舉辦的『中國的曆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何清漣】
這一次討論會討論的是兩個主題。一個是「大饑荒」，這個在國內今年是根本不許討論的。還有一個是「改革三十年」，這個是目前討論的轟轟烈烈，但是隻許從讚美的角度上討論，討論的主題就是從各個角度，講述共產黨怎麽樣把中國人民從改革前的黑暗引領出來，至於改革以前的黑暗是誰造成的呢？這個他就不提啦！我想在這裏講一下，從我的眼光來看中國的改革。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改革三十年與中國國家能力的畸形發展』。
第一部份，從四個視角來談中國的改革是否成功。
第一個視角就從社會分配的角度考慮。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改革是一場利益重新分配、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那麽它的結局，就很能夠衡量中國的改革是否成功。按照中國政府自己頒布的數字，中國衡量貧富差距、分配收入的不平等指標 --「基尼係數」）已經接近零點五，但是隻是逼近，因為按照他的計算是永遠不會超過零點五的，因為零點五是社會動亂的表現。它就是在零點四點七、八左右排徘徊了好幾年。
不是很專業的人不太明白「基尼係數」的含義，那麽我就講一個數據。根據二零零六年「波士頓全球資詢公司」公布的全球財富報告，其中中國財富的集中達到相當驚人的程度。中國一百五十萬個家庭占有中國社會總財富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其中特別標明了，這個隻包括銀行存款和股票的金融資產，而房地產及轉移海外的資產不計在內。那麽一百五十萬個家庭是中國家庭總數的多少呢？就是百分之零點四。美國--這個被中國拚命批評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他的「基尼係數」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擁有財富的百分之五十六到五十九之間。那麽這樣一比我們就知道中國的貧富差距是多大了。
中國政府一直宣稱自己GDP總量已經直追美國，超越日本、德國，即將成為第二大國，然後在二零二零年就會超越美國。但世界銀行去年宣布，按亞洲開發銀行的購買力評價標準評量中國的GDP有很大的水份。按照調整過的標準評量，中國的GDP總量要縮水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說中國的財富總量一下子縮小了百分之四十。中國每日消費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達到三億多，這跟中國所宣布的貧困人口五千萬相差六倍。那麽有三億多人隻有日均一美元以下的消費，這是相當貧困的。從社會分配來說，中國的改革是極不公平的。
第二個視角從「民主化」發展看。我也算是改革的親曆者、觀察者和見證者。我記得那個時候，八十年代的啟蒙的時候，大家都知道要批判社會製度，當然也從各個角度批判，但是追求的目標就是要「民主化」，西方的民主製度是我們追求的楷模和目標。但是，從胡錦濤接任以後，中國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意識型態向「左」轉，經濟政策就向「右」轉，整個國家的行動和思維發生了嚴重的分裂，開始否定西方的民主製度。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由社科院頒布了一個『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是它的標誌。他頒布這個『白皮書』的目地就是要澄清一個普遍的「誤解」，即中國隻搞了經濟改革，沒搞政治改革。『白皮書』說中國的民主建設早就完成了，它深深的植根於民主大地。大家讓共產黨當政，那是中國人民的選擇。這個報告的執筆人房寧是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的副所長，他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詳細地解釋了四條。從那以後整個理論界的風向就變了。
『南方周末』曾經登過一個北大召開的政治改革討論會，很多學者一開頭就要聲明：我是不讚成西方的三權分立，我是擁護我們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政治！至於這個「民主化」，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概念和內涵的鑒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跟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內涵是完全不一樣。
最近美國金融危機發生以後，中國政府真的是欣喜若狂，它是對內對外有兩張臉。對外，就是表示要和美國攜手共渡難關，然後央行就三路齊下，增加資本流動性，和世界各國央行保持一致。對內，宣稱中國的經濟危機都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包括前年開始的房地產、股市等等，它全部歸罪到美國的金融危機。然而這也不是它的真正目地，它真正目地是要說，金融危機證明美國自由市場製度的破產，倒掉了美國這塊民主政治的金字招牌。然後就開始從裏根時代的小政府，政府不幹預經濟。最後就得出結果，現在全世界都普遍看好中國模式和俄國模式，所以，從這裏我們看到胡錦濤這個政府是不可能再在政治民主化方麵邁出更大的步伐。
第三個視角，是從社會結構來看中國至今仍然是一個底層社會過分龐大的社會。我記得我在二零零年寫過一個『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的文章，其中我試圖打破一個「神話」即中國會變成一個中產階級為主導的社會。我當時分析中國的中產階級占人口總共也就是百分之十五。後來的幾項研究包括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也基本上在百分之十五左右這個數字上徘徊。但是清華大學的李強作了一個報告，他的結論非常學術化，外行看不明白。我把他的數據講一下，你們就明白了。他說：城市裏的底層是百分之五十五點多；中產階級是百分之三十多。但是農村社會底層是占百分之九十八點多，那麽就是相當龐大。他把這個社會稱作「倒丁字型結構」，就是龐大基座，比我們講的「金字塔結構」還要厲害。那個報告，我想李強可能就是成心讓大家看不明白，所以全是模型和數據。但是他這個結論我覺得是最接近真實的。所以這三方麵來看中國的改革都不是成功的。
第四個視角「世界工廠」的倒閉。中國號稱「世界工廠」，但是這個「世界工廠」從技術上來說，根本就無法和幾百年前的「世界工廠」英國相比。到去年結束了「世界工廠」的榮耀為止，中國在技術上不處於領先地位；它隻是「世界工廠」中間的一個加工組裝車間，很多的核心技術都在別的國家--發達國家。但是這個「世界工廠」是以透支中國的環境資源；透支勞工的生命福利所建立起來的一個龐大的血汗工廠。
這個「世界工廠」從去年起麵臨極大的問題。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三大支出產業是：第一是紡織品。它這在世界一直是居於領先地位，市場占有率超過百分之六十以上。第二個是製鞋。製鞋在二零零三年開始，市場占有率國際占有率，就百分之六十八以上，世界到處都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 的鞋類。還有一個就是玩具。玩具的市場占有率也是超過百分之六十。但是這三大產業去年都因為質量問題，遭到西方各國貿易的抵製。比如有毒的鞋子，還有有毒的玩具等等，遭到西方各國貿易壁壘和抵製。
今年中國經濟的心髒地帶 -- 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先後發生企業倒閉潮。珠江三角洲的倒閉潮從去年開始；長江三角洲從今年開始倒閉。倒閉的原因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在這裏不說了。
去年年底日本的一家雜誌約我寫一篇文章評述二零零八年的經濟，我當時寫的標題叫做：『二零零八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我就從房地產、股市、還有企業倒閉、通漲指數，這四方麵分析，最後歸結到一條，就是這四者都會造成銀行的爛帳過大，中國銀行前幾年通過股市轉嫁出去的金融危機又會重新回來。這篇文章雖然是寫在一月份，但是現在看來都一一驗證。不過共產黨現在把它歸結於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實際上美國金融危機到現在對中國的影響還是相當有限，不像對歐洲、日本等其它市場經濟國家的影響。
很多外國研究中國的學者反複地問我：中國經濟發展這麽快，GDP增加的這麽大，為什麽老百姓的反抗那麽多？我當時思考了一下，我回答說：非常簡單。這跟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直接相關。大家看一下，中國這個財富的尋寶圖，就是四大內容，哪四大呢？一個就是股市；一個就是房地產；還有一個就是資源型企業；再來一個就是金融。股市，大家可能在國外都知道，我就不講了。房地產這些年來幾乎就是以圈占農民的耕地和城市拆遷戶的住房用地為主要內容，它支撐了近十多年的中國房地產業。這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中國政府和別的政府不同，在房地地產的市場上他一身兩任，既充當買者，又充當賣者。它充當買者，是從農民手裏用權力把土地低價強征過來，或者用很低的補償把拆遷戶的房子、住宅基地弄過來，然後再轉手倒給地產商，就賺很多的錢。所以中國的貪官汙吏百分之九十五都和房地產有關，這是近十年的一個事實。
還有一個就是資源性企業。資源性企業就是重化企業。大家去看一下二零零五和二零零六年的全國納稅五百強，排在前六十名的幾乎全是國家級的重化企業，這些石油重化企業都是高汙染企業，其中包括近兩年不斷引起反抗活動的PX項目，那麽這些項目建到哪裏，哪裏就遭受到高汙染。
所以中國近年來的社會反抗主要就是四大問題：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就是反拆遷；第三就是反環境汙染；第四就是泄憤型的。泄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訴得不到解決，大家積怨已久，遇到一個突發事件就會爆發。就像那個「甕安事件」、「高英英事件」，都跟參與者沒有直接利害關係，大家都出於泄憤而參與。而且這種泄憤的事情是愈來愈多。所以你隻要看一看哪個領域財富增長的最快，哪個領域的掠奪行為就發生的最多；哪個領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這麽總結吧，就是中國的產業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塑造著中國社會反抗模式。
第二部份：經濟結構和國家能力畸型發展之間的關係
前麵我從四個方麵講了改革的不成功。那麽這麽大的財富增長，這麽掠奪性的使用中國的財力和環境資源，最後的利益都歸了誰呢？就是歸了中國的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團，以及依附在它們之上的經濟利益集團和部份知識精英。
我算三個數據大家就知道了。中國的GDP總量，由於時間關係，我就不跟大家講這個「分稅製」以前的了，我就講「分稅製」以後。「分稅製」最大的特點就是中央收回「財權」，但是把社會福利，還有公共建設所有的「事權」留給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為了維護財政開支和地方官員的利益，就加強其掠奪性，但是因為中央政府它高高在上，它不麵對底層社會和農民，所以農民會說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叫基層政府的官員念歪了。我是一直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因為「分稅製」的不公平才導致地方政府掠奪性的行為，那麽地方政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你的醫療、養老保險、還有教育、包括道路建設、橋梁建設，各種各樣的東西都甩給了地方政府，而地方的稅收「油水」全被中央拿去了，比如最大的煙酒稅、海關稅、還有印花稅全歸中央的。隻有是農業稅留給地方了，還有一些比較小的稅，所以地方政府為了開拓新稅源，和民眾之間的矛盾愈來愈激烈。
一九九四年是「分稅製」執行的第一年，我講第二年，就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政府的財政收獲占GDP的百分之十四點八；，全國的職工工資的總收入占GDP的百分之十三點九，相差隻有零點幾個百分點，這個時候朱鎔基還沒有「甩包袱」，就是教育、醫療、養老、還有失業這些都是歸政府擔著。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占整個GDP總量多少呢？是百分之二十四。職工的工資總額是占 GDP從百分之十五點四降到十一點七。同時這時候老百姓頭上還壓了三座大山：就是教育、醫療、住房，很多人沒有養老保險。大家就可以看出這個政府是很不負責任的。
還有一個數目，貪汙腐敗每年流失的資金，叫做「腐敗黑數」，「腐敗黑數」的總量有多大呢？大概是在九八年開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之間，占GDP總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六點八，就是超過整個國家職工工資收入的比例。在這個情況下大家可以看出政府的資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強的。
政府通過改革大大的加強了他的國家能力。國家能力分五種：第一種是資源抽取能力；第二種就是強製能力；第三是分配能力；第四是規範能力；第五就是保護能力。
強大的「資源汲取能力」。因為他的征地已經造成八千萬農民失去土地，三百七十萬拆遷戶失去住房，搞的這麽多人無家可歸，那些失地農民徹地的成為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的「三無」人員。
第二，是「強製能力」。「這幾年大家都知道各個地方針對農民的反抗已經不像朱鎔基時代，還給一點「胡蘿卜加大棒」，現在一味隻有「大棒」，安撫是愈來愈不需要了。國家安全局幾乎深入到社會各個層麵，網絡警察，那麽這種強管製能力是愈來愈強。
第三，談一談「規範能力」。「規範能力」是政府用法律，規範政府、官員、規範企業、規範社會成員的能力。中國的環境汙染大家都知道非常厲害，但是你們知道環保立法共有多少嗎？環保立法高達一千七百八十多部。而且層層政府都有環保局管「環評」，但是最後中國的環境汙染是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惡劣化。那麽這就說明政府的「規範能力」很差。
同時還有一個標準，有一個數據，這個數據講起來，你們可能特別吃驚，中國普通人的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公務員的犯罪率是兩百分之一，就是比普通人高一倍；那麽法官的犯罪率是多高呢？是百分之一點五，是普通人的五倍，中國的官員法官成了高犯罪群體了。就是從這裏可以看出，這個政府的規範能力有多麽糟糕。
第四再看看這個「保護能力」。「保護能力」大家都知道，這個警察至少是保護社會秩序的一個主要力量。但是大家從楊佳這個事件可以看出，警察已經成為犯罪的根源了，已經成了犯罪的因素，引起民怨的因素。所以楊佳殺警大家不同情警察，隻同情楊佳，就是因為他們把被殺的警察當成了製度的象征了。至於黑社會剝奪老百姓，而政府很多官員幾乎是和黑社會形成一體。這些我都有專題報告，我就不在這裏講啦。
最後再講一下「分配能力」。前麵談到貧富差距，這叫財富分配能力。還有一個叫做「福利分配」能力。「福利分配」就是社會福利製度，那麽我談一下社會福利製度，社會福利製度是三大保險，就是養老、醫療、失業。現在這三大保險，幾乎隻覆蓋了黨政事業機關。那麽就是說，養老保險隻覆蓋了就業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政府醫療保險這幾年的投入是愈來愈低，隻有百分之十七點多；社會的投入百分之二十七的點多；而個人投入超過百分之十五。印度這個國家比我們國家窮，但是印度政府的投入占百分之五十八左右；歐洲國家投入是百分之七十三左右。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政府幾乎把包袱全甩給民眾。那麽有限的政府投入又用到哪裏去了呢？百分之八十五用到了八百多萬幹部的身上，就是那些老幹部醫療保險，這都是共產黨自己有數據計算的，我就不談了。
最後，我做一個簡短的結論。根據我上述所談的，我覺得我們中國政府已經完全墮落成了一個「自利型」的集團。這個集團的自利性有：分配的自利性，還有立法的自利性。所謂立法常常是一個部門自己立法，立出有利於自己的法，自己執法。那麽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中間既是製定者、監督者、裁判者，同時自己還要下場參賽。很多官員的家屬、親人都經商，政府還辦公司。所以像這樣的政府「一身而三任」的所謂「市場經濟」，我們能叫做跟美國相比的那種市場經濟嗎？很抱歉因為我這篇文章還沒有完成，它中間還有一些表格、圖表我還要繪製。完成以後我會發表的，到時候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謝謝大家。
【編者注】何清漣簡曆：1956 年生，中國湖南省邵陽市人。1983年畢業於中國湖南師範大學曆史係，獲曆史學學士學位；1988年畢業於中國複旦大學經濟係，獲經濟學碩士學位。曾先後在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經濟係任教。曾供職於《深圳法製報》社。1999年6月14日被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亞洲之星”專號獲選“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1999年11月28日被中國的三聯生活周刊列為影響中國的二十五位時代人物之一。2000年因發表於《書屋》雜誌上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而受整肅。2001年6月中旬被迫離開中國。2001年9月至2002年6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者；2002年7月至 2003年6月，在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斯塔騰學院做訪問學者；2003年9月至2004年7月，在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