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毛澤東有良好關係的章士釗——洪晃是一個小女人

與毛澤東有良好關係的章士釗

作者：吳東平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章士釗其人

　　章士釗（1881—1973），我國近現代史上一位有影響的政治活動家、學者和律師。

　　章士釗，字行嚴，湖南長沙人。他當過北洋軍閥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
　　解放戰爭後期曾任南京國民政府的和談代表團成員；　　
　　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館長，是毛澤東家中的常客。

　　章士釗早年就讀於武昌兩湖書院，與當時求學的黃興為莫逆之交，後又與黃興一同進入南京江南陸師學堂。

　　1903年，全國發生拒俄運動，江南陸師學堂學生積極響應，章士釗為該校學生運動的領袖。

　　不久，章士釗又因《蘇報》案而一舉揚名。

　　一個月後，章士釗又創辦《國民日報》，繼承《蘇報》傳統，繼續宣揚民主自由思想。

　　與孫中山等人一同討袁失敗後，逃亡日本，創辦《甲寅》雜誌，倡導革新，反對專製，追隨孫中山。

　　北洋軍閥段褀瑞執政時，下令禁止學生的反帝活動，壓製北京女師大學潮，製造了“三一八慘案”，時為教育總長的章士釗曾被魯迅先生斥為“落水狗”（近來有的學者撰文說，“三一八慘案”時章士釗在日本）。

　　章士釗與毛澤東有著良好的私人關係，早年就曾與共產黨保持密切的交往。

　　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中，毛澤東、蔡和森手持楊昌濟（楊為毛澤東夫人楊開慧之父）先生的手書求見當時在上海的章士釗先生，希望他在資金上予以資助。章士釗先生當即在上海積極募捐，將募集的2萬銀元巨款贈與毛澤東，毛澤東將其中的1萬元資助湖南的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另1萬元用於湖南的革命活動。

　　1961年，即在國民經濟極為困難的時期，毛澤東每年從自己的稿費中以“還錢”的名義解決章士釗先生生活上的困難，每年支付2000元給章士釗先生，連續支付了10年。

　　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章士釗先生非常擔心毛澤東等中共一行人的安全，兩人相見時，毛澤東谘詢章士釗先生對形勢的看法，章士釗先生認為蔣介石無和談誠意，重慶之地不可久留。在眾人麵前章士釗又不好對毛澤東直言，於是章士釗在手心上寫了一“走”字，示意毛澤東，然後湊到毛澤東耳邊小聲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1949年9月，章士釗先生受中共之邀，參加開國大典，從此定居北京。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紅衛兵要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章士釗先生認為，這樣的搞法很不妥當，會把國家搞亂的，於是他不顧個人安危，坦率直言，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對此事的看法，並希望黨中央的領導要團結，有錯誤，可以批評，不要一下子把他打倒。

　　毛澤東接到章士釗先生的信後立即回信表示：“為大局計，彼此同心，個別人的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在那種非常的情況下，雖然毛澤東並沒有聽從章士釗先生的勸告，但也沒有將其打成反革命，就算對他是客氣的了。

　　1973年，章士釗先生已是92歲高齡的老人，他向黨中央提出再度前往香港探訪親友，尋找和平統一台灣的途徑。他的想法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為此，周恩來總理還為章士釗此行安排了專機，並且特別為章士釗老人配備了醫生、護士、秘書及警衛。章士釗先生此次前往香港，名為探親，實則是身負恢複與台灣聯係的重任。

　　章士釗先生到香港剛好一個月，因年齡太大，加之氣候不適，便病倒了，於同年7月1日在香港與世長辭了。骨灰運回北京後，於7月12日，中央在北京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出席追悼會的有朱德、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及郭沫若等人，毛澤東還為他送了花圈。

　　章士釗先生一生才華橫溢，學貫中西。他曾因留學與考察，到過日、法、英、德等國。對西方的哲學、政治學、法學及邏輯學均有很深的研究，對康德、弗洛伊德及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均有翻譯。他是中國人中惟一一個與名震全球的心理分析大家弗洛伊德通過信的人。

　　章士釗先生一生著述豐富，其著作有《中等國文典》、《邏輯指要》、《柳文指要》及《章士釗全集》等，近500萬字。

　　章士釗先生一生先後有三位夫人。

　　第一位夫人叫吳弱男，吳氏原籍安徽廬江，出身名門，13歲時就曾留學日本，攻讀英語。1905年，吳弱男參加同盟會，任孫中山先生的英文秘書，在日本與章士釗相識。吳弱男回國後，在天津女子師範任英文教員，隨後吳弱男留學英國，進入愛丁堡大學，攻讀法政和邏輯。1909年4月，正在英國留學的章士釗先生與吳弱男在倫敦結婚，婚後生有三子：長子章可，自幼生長在北京，其後隨母親在歐洲生活了近10年。希特勒、墨索裏尼上台的前後，他正在德國和意大利學習油畫。那時的章可30歲不到，正是年少氣盛之時，親眼看到了納粹黨興起時狂熱的日耳曼情緒，受其影響，產生了一些對希特勒的模糊看法。為此，在肅反運動中，章可還被隔離審查過。那時，章可任北京私立京華美術學院院長，連院長的職務也被撤了。從此，章可一生潛心於繪畫。由於他是搞藝術的，又在國外生活了多年，一切都要求盡善盡美，但他缺乏生活經驗，加之性格又孤僻，社交圈極小，人到30多歲，婚姻大事得不到解決。對他的婚事，章士釗先生非常操心。一次章士釗托人給章可介紹一個警校姑娘，一見麵，他就不同意。其原因是說那姑娘太嚴肅。後來父親又托人給他介紹安徽桐城派作家方苞家的一個小姐，章可又說人家塗了口紅，太摩登。就這樣，他的婚姻一拖再拖，一直拖到60多歲，才結婚。章士釗先生二兒子早年在德國的格廷根大學攻讀數學，回國後曾任浙江大學數學係教授。三子曾在英國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回國後從事翻譯工作。二子、三子不幸在抗日戰爭時期因病早逝。

　　章士釗先生的第二位夫人叫奚翠珍，蘇州人，婚後收養一女。這個養女就是後來的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夫人章含之女士。

　　章士釗先生的第三位夫人殷德珍，原名雪明珠，江蘇無錫人。雪明珠曾當過演員，演過《三娘教子》。據說雪明珠還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先生的入室弟子。雪氏婚後無子。

　　女兒章含之：毛澤東的英文老師

　　章含之(1935—　　)，新中國第一代女外交官，翻譯家，章士釗先生的養女。曾任出席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的副代表、外交部亞洲司司長，並參加過中美建交會談等重要外交活動。

　　章含之1935年出生在上海，生母是上海永安公司一名普通的售貨員。據章含之女士透露，她實際上是一名私生女，生父是一個權大勢大家庭出身的公子哥。小含之出世後，生父從她母親身邊奪走她，但是母親堅決不給，母親寧願將女兒送給一個拉黃包車的車夫。為此，父親請出了上海灘有名的律師出來調停，但也毫無辦法，於是這位律師幹脆說，既然這樣，那麽這個孩子誰也不給，就我抱走算了。這個律師不是別人，正是章士釗先生。章士釗將含之領回家後，交給第二位夫人奚翠珍細心撫養。從此，章士釗先生和夫人將她視為掌上明珠。

　　1946年，章含之考入上海震旦女中後，章士釗還為她請了一位震旦女中文理學院的大學生任家庭教師。這位老師每天下午來章家後，用一個小時幫助含之複習功課。小含之很調皮，當老師一走，她就跑到離家不遠的一個“作家書屋”去看一些不花錢的書，如巴金的《家》、《春》、《秋》等書。

　　小含之還酷愛話劇。在上海讀書期間，每當曹禺的《雷雨》、《日出》公演時，她都一定去看。當時上海的一個廣播劇團把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改編成話劇《水仙花》，連續播出時，章含之每次必聽。受其影響，那時的章含之很想將來能當個話劇演員。

　　有一天，也是她的父親章士釗偶然得閑的片刻，父親突然問含之將來長大了想幹什麽，含之脫口而出，告訴父親說想演話劇。她萬萬沒想到父親大為不悅，當即教訓她說：“你要好好讀書，將來上大學，讀好了書我送你出國留學。章家門裏不出戲子！你要去做戲就不許進章家門！”

　　為此，章含之當時委屈極了，不知道演戲有什麽不好。本來，平時的章含之和父親之間的溝通就很少。經過這次短短的談話之後，章含之對父親更加敬而遠之。那次父親的訓話使她又傷心又不服氣。解放後，她還是喜歡戲劇，一直到她進了北京外國語學院後，終於如願以償，成了英語係舞台上的一名業餘演員。

　　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讀書期間，她先後演出了全本蕭伯納的《Augustus Does HisBit》，王爾德的《認真的重要性》，以及莎士比亞的《奧賽羅》，還在劇中扮演了黛絲德蒙娜。每當朋友們看過章含之的戲後，說她頗有點演員的才華時，章含之總是會歎口氣後打趣地說：“可惜我的戲劇才華還未降生到搖籃裏，就被我父親扼殺在胚胎裏了！”

　　1949年11月，章含之隨著全家遷居北京。初到北京的章士釗先生得閑每天教女兒含之讀一篇古文或背誦一首詩詞，可學了幾天，含之就不願意繼續學下去了，對此父親見女兒不愛學習，很是傷心。後來父親要章含之同她大哥章可一起到一個白俄老太太那裏學習俄語，含之去了幾次後，又不想去了。對此，父親很生氣，問女兒為什麽不肯去，含之回答說：“這個白俄老太太一上來就教《漁夫與金魚的故事》，我聽不懂。”父親於是就嚴厲地批評章含之說：“你小小年紀為什麽不好好學習，什麽都不願學，整天看小說。”

　　後來含之回憶起這件事就說：“父親是個大學問家，我卻把他傳授給我的中國文化瑰寶拒之千裏之外，致使我至今還有對中國曆史和文化的貧血症。”

　　1972年，章含之任周總理翻譯。一次周總理在與外賓交談時用了“越俎代庖”這個成語，章含之傻眼了，怎麽也翻不出來。周總理溫和地搖頭說：“章行老(注：章士釗字行嚴，故稱)的女兒為什麽會不懂越俎代庖呢？你要好好跟行老學啊！”章含之聽了周總理熱情的批評，想到自己早年沒有聽父親的教導，感到無限羞愧。

　　1950年含之開始進入北京五一女中讀書，畢業後考入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外語，由於成績優異，畢業後，留校任教。

　　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70壽辰那天，含之隨父親到中南海參加毛主席的家宴。正是由於她這次見到毛主席，導致她後來整個生活的改變。

　　毛主席同章含之女士的父親的友誼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甚至更早。因為楊開慧烈士的父親楊懷中先生是章含之父親章士釗早年在湖南長沙時的摯友，經楊懷中先生的介紹，章含之的父親章士釗在1919年時就認識了毛主席。

　　毛主席70壽辰時，隻設了兩桌飯，除了主席的親屬外，隻邀請了四位湖南同鄉老人作陪。被邀者除含之的父親以外，還有程潛、葉恭綽和王季範等幾位先生。毛主席事前通知這些客人時，還吩咐每位來客可攜帶一個子女。因此，程潛先生帶了他的女兒，王季範先生帶著他的孫女王海容，章士釗先生則帶著女兒章含之。

　　飯前，毛主席與四位同鄉老人談笑風生，論古說今，毛主席還問了他們幾個人的兒孫輩的情況。含之告訴毛主席，她在外國語學院英語係任教時，毛主席很感興趣，問了她的年齡後打趣地對她說：“年紀不大，硬是個老師哩！”接著問含之：“你來教我讀英文，行不行？”

　　過去，章含之隨父親參加過一些毛主席的大型宴會，父親也曾介紹她同毛主席握過手。但是，這一次她竟然在隻有10多個人的場合下麵，對麵地同毛主席講話，自然十分拘謹，還有點緊張。她恭恭敬敬地回答說：“我的英語水平低，不敢教主席。”毛主席嗬嗬地大笑說：“怕什麽嘛？！我的水平很低。”

　　章含之當時還以為這隻不過是毛主席那天晚上酒喝多了，高興了說說而已。沒想到，一個月以後的一個星期六的上午，章含之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秘書林克同誌的電話，說毛主席在壽宴那天同她說妥的，要她幫助主席學英語。主席很關照她，並要她第二天星期日下午開始去主席那裏。

　　含之父親知道後很高興。章含之同毛主席數十年相知，對女兒來說毛主席是個很隨和的人。

　　有一次，父親章士釗還要女兒含之帶一套線裝書《智囊》給主席。章士釗藏書較多，主席經常向他借書看。自從章含之經常去毛主席那裏之後，她就成了父親與主席之間借書、還書的交通員。

　　1971年章士釗先生的《柳文指要》一書出版，當時章含之已調外交部工作，章士釗先生給外交部的代部長姬鵬飛和副部長喬冠華送的書交給女兒，囑咐她上班時帶去，親自交給姬、喬兩位。章含之把這兩套書帶到辦公室後有些猶豫起來。那時章含之女士從外語學院調外交部不久，對部裏的一切還很不習慣，加之部裏等級觀念十分明顯，司裏的一些老科員對新來的她也不放在眼裏，那裏的人還喜歡議論別人，評頭品足。章含之覺得，假若把書親自送到姬、喬兩位領導的辦公室，事情傳出來，人們一定會說她拿父親的著作做進見禮，去攀上部長的關係。考慮再三，章含之還是將書放進了自己的辦公室櫃子裏。

　　過了幾天，章含之突然接到喬冠華副部長秘書的電話，那位秘書說，喬部長昨天去北京醫院看望張奚老(張奚若先生，當時外交學會會長)，聽說章行老也在住院，就去看了他，章行老說他的一部《柳文指要》，自己題了字，並交女兒含之代交喬部長，但是喬副部長至今沒有收到。那位部長秘書知道書仍在章含之手裏時，就到她辦公室親自把兩部書拿去了，臨走時對章含之同誌說：“含之同誌，以後有給部領導的任何東西，請你不要壓下來了。喬部長還怪我怎麽不早告訴他章行老的女兒調到外交部來了。”章含之回答這位秘書說：“我在亞洲司，小科員一個，又不屬喬部長領導，所以也沒有去拜見！”

　　這一年的11月，聯合國通過了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之後，喬冠華任中國代表團團長，章含之是代表團的翻譯之一。喬冠華同誌是在外交部六樓東側的會議室裏第一次召開全體代表團成員會議時認識了章含之女士的，自此他們結下了不解之緣。1973年秋天，章含之與喬冠華結婚。

　　這時的章含之已經36歲，喬冠華部長比她大22歲。這是章含之在個人的婚姻問題上做出的第二次選擇。

　　在那個年代，這個選擇無疑會引起軒然大波，幾乎在所有人眼裏，愛情之橋無論如何也難以跨越22歲的年齡空間。然而，章含之用事實證明了人們的看法是錯誤的。真愛，可以飛越一切橫在愛情之河上的障礙物。事實證明，婚後章含之一直深深地愛著喬冠華，伴著他共度患難，相濡以沫。

　　10餘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們夫妻真正快樂平靜的日子隻有一年。對他們二人來說，最大的不幸是感情總跟政治攪合在一起經曆了不少麻煩。

　　1983年的中秋節，喬冠華因患癌症去世，從此走完了他燦爛的一生。

　　就在喬冠華去世不久，有朋友問當時隻有48歲的章含之女士，你與喬冠華經曆了那麽多苦痛，你後不後悔？章含之的回答是：愛是不可以後悔的。在喬冠華去世20周年的2000年，有人又問章含之女士，你是否考慮過再接受另一份感情？章含之此時引用了女作家黃宗英的一句話作了回答：“曾經經曆過大海以後，不可能再在小溪裏遊泳。”

　　章含之女士將自己對丈夫喬冠華的無限思念，全部寄在她的《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一書中，該書詳細而真實地記敘了她與丈夫喬冠華的相知相愛的全過程。

　　外孫女洪晃：“一個小女人”

　　洪晃，當代作家，中國互動媒體集團首席執行官，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釗先生的外孫女。著名女外交官章含之的女兒。

　　洪晃的父親洪君彥是上海人，北京大學教授，經濟學家，章含之女士的前夫。

　　洪晃乳名妞妞。她出世時，外祖父章士釗給她取名“冕”，之所以取名“冕”，是外祖父取自王冕幼時放牛，後來成了畫家，並做了大官，當了朱元璋的谘議參軍的故事。

　　顯然外祖父希望自己的外孫女將來像王冕一樣事業有成。加之洪晃也屬牛，於是就取名“冕”。

　　沒有想到，當家裏的人給洪冕到派出所上戶口時，派出所的工作人員將出生證明書上的一個“冕”字，誤認成“晃”字。因此她的戶口本上的名字就成了“洪晃”。

　　那時要將名字改過來很麻煩，家裏人也就將錯就錯。從此，洪晃一名就叫開了。

　　1974年，中美兩國關係進一步得到改善之際，中國外交部決定派出一批少年留學生，赴美求學。洪晃與現任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等5個孩子一起被外交部選為赴美的第一批小留學生，讓他們從小去紐約闖蕩闖蕩。這批少年留美學生後來被人們稱之為“空降紅小兵”。那時，洪晃在這批少年留學生中齡最小，年僅12歲，年紀最大的是章啟月，也未滿14歲。

　　洪晃等5個孩子來到紐約後，進入紐約格林威治“小紅房”學校就讀，住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住地，每天代表團派車接送這5個孩子。

　　當時，照看這幾個孩子的老師是中國資深外交官，前聯合國副秘書長唐明照的夫人張希先女士。張女士曾就讀於美國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幼兒教育碩士學位。這群孩子來紐約的一個多月後，張希先女士發現他們的英語水平提高不快，於是向中國駐聯合國總部的領導建議，讓孩子們住到美國人家裏去留宿就讀，隻有到周末才回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住地補習漢語。從此，這幾個孩子的英語水平提高很快。

　　大學畢業後，25歲的洪晃進入一家外資企業工作，並成為這家公司駐上海的首席代表。在這家公司工作期間，她獲取年薪7萬美元的高額工資。就在這時，即1980年，洪晃和著名的電影導演陳凱歌相戀。

　　她之所以能夠和陳凱歌走到一起，據洪晃自己所說，因為她那時到外企工作，工資頗豐，錢掙多之後，反倒覺得錢是一種挺俗的東西，於是特別向往藝術。所以認識陳凱歌之後，洪晃有一種被解放被解脫的感覺。她與陳凱歌在紐約結婚時，陳凱歌正在拍電影《孩子王》，應該說陳凱歌在電影事業上正處於嶄露頭角的階段。

　　婚後，洪晃天天為自己的工作而忙碌著，而陳凱歌也在為自己的電影忙碌著。由於兩人個性都比較強，都喜歡以自己為中心。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彼此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當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在坎城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大獎，也就是陳凱歌在影壇上處於大紅大紫之際，洪晃與陳凱歌終於分手了。

　　令人佩服的是被人稱作“痞女”的洪晃，是一個十分厚道，待人善良的女人。許多人婚姻破裂時，不是大吵大鬧，就是互相攻擊，甚至不乏誹謗。而他們離婚後和離婚前，一切都是那麽平靜。人們似乎從來沒有聽到洪晃說過陳凱歌的一句壞話，甚至連一點小缺點也沒有說。當有人追問洪晃為什麽離婚時，她才說：“兩個人婚姻的失敗，是兩個人對這份感情不夠珍惜才出現的問題。兩個人都有責任。畢竟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不記恨他人，走過來了就念一點別人的好。”

　　在與陳凱歌結婚前，洪晃也曾有過一次婚姻。她的第一位丈夫是美國的一位律師。由於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導致了她與丈夫的分手。

　　當洪晃與陳凱歌分手後，在婚姻殿堂裏遭遇兩次挫折的她，並沒有消沉失望，相反仍然保持著她學生時代的那份純真與可愛。

　　人到中年的洪晃在愛情領域還是那樣浪漫，致使她而今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她現在的先生是一位法國人，比她大12歲，在法國駐上海領事館任職。據說他們相戀9年後才結婚。對於這位法國丈夫，洪晃似乎挺滿意，因為她認為在她丈夫身上凝聚著濃厚的法蘭西文化。正是這濃厚的法蘭西文化，使洪晃從文化上找到了一種與丈夫平衡相處的生活基礎。

　　洪晃不僅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在事業上也找準了自己的位置。不甘寂寞的洪晃，28歲前毅然放棄年薪7萬元的外資企業駐中國的首席代表的職務，開始創造屬於自己的事業，編輯出版雜誌。當人們對她的這一舉動表示不可理解時，她卻堅持自己所走的路。而今洪晃已成為中國互動媒體集團首席執行官（即總裁）。她旗下的《LOOK世界都市》、《青春一族》及《名牌世界樂》等雜誌均成了都市暢銷雜誌。洪晃在事業上終於成功了。

　　有人說洪晃是個好女人，因為“她一笑滿臉燦爛”，“平時她就吃炒餅，一點不挑食”。

　　也有人說“洪晃是個善良的女人，別人在最困難的時候，她不會裝孫子”。

　　更有人說“洪晃是個好老板，雖然她霸道，她不講理，但是她知道錯就改”。

　　北京知名記者董慧說：“洪晃是一個小女人。”這話看來一點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