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談炎黃春秋:在中國說出真話有秘訣
三個星期前,《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接受我的專訪,講述了《炎黃春秋》為何能屢發敏感文章的秘訣。但是今天傳來消息:《報道趙紫陽惹高層不滿:炎黃春秋麵臨整肅》。他們的秘訣,是否能夠讓雜誌再次在權力之下有驚無險地過關?我們拭目以待。
楊繼繩。
專訪《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
《炎黃春秋》連續刊出敏感文章
楊繼繩長相憨厚,穿著樸實,不像清華的畢業生,也不像新華社高級記者,倒更像一個土生土長的鄉鎮幹部。因為他的《炎黃春秋》副社長身份,我們的話題就從這裏說起。但楊繼繩對筆者有言在先:我不是《炎黃春秋》的法人和主管,按說情況不應該由我來介紹,不過多年參與雜誌的運作,就談談個人的看法吧。
筆者問:那麽《炎黃春秋》的主管是誰呢?
楊繼繩說:杜導正主管,他是終審人。
杜導正是1937年入黨的老革命,在新華社工作了近四十年,當過中南局機關報《羊城晚報》總編輯、新華總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現在他的身份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就是《炎黃春秋》雜誌的主管機構。不過,杜導正已經85歲了,他這個終審人,是掛名而已吧?
楊繼繩卻說:不,杜老可不是掛名,每一期、每一篇文章都要看。原來我也是終審人之一,後來寫了《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這本書,挨了上麵的批,比較招人注意,杜導正就讓我別當終審人了,隻當副社長和執行總編。副社長和執行總編另外還有吳思和徐孔——徐孔是一位“老右派”。
《炎黃春秋》最近幾年刊出不少題材和內容敏感的文章。像2007年7月號上田紀雲《國務院大院的記憶》率先正麵描述被廢黜的總書記趙紫陽在國務院工作期間的往事:“1986年,秘書長們商量,把國務院常務會議室桌子換成了比較時尚的橢圓形會議桌,第一次使用時趙紫陽就批評說,國務院不要帶這個頭。所以,當時其他會議室沒有再更換會議桌。趙紫陽一貫倡導節儉,反對鋪張浪費,講排場。為了製止公費請客,曾明確規定,公費請客隻限‘四菜一湯’。……他嚴格要求幹部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自己首先身體力行,在位期間,從未對自己的住宅、辦公室大興土木或購置貴重高檔用品,一切從儉,不浪費國家一分錢。”雖然隻有短短幾句話,卻在國內外引起巨大的震動。再如2007年2月號刊出謝韜的長文《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時也洛陽紙貴,喚起衆多猜測;今年5月號的《推進民主是第一要務》,從標題上就與“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的說法迥然有別。
劉雲山說“你們去看《炎黃春秋》吧”
筆者問道:眼下公認當局對言論的管製日益細密嚴格,對互聯網上的輿論也採用了各種行政和技術措施來控製,許多問題被禁止披露和討論,為什麼《炎黃春秋》能夠享有“網開一麵”的待遇?你們發表這些敏感文章,是跟有關方麵通過氣,得到特別的許可嗎?
楊繼繩連連搖頭說:我們沒有請示、也不需要請示任何人。
我追問:莫非當局真是要留一個“新聞自由”的標本,來做抵擋批評政府管製言論的擋箭牌?
楊繼繩笑了:還真有這回事——中宣部長劉雲山真的對批評者說過:你們去看看《炎黃春秋》吧。
他思忖了一下,接著說:這份雜誌能夠堅持一種相對開放的麵貌,有多種原因。杜老是個老共産黨員,思想仍然是體製內的,但他開明,看到了歷史潮流大勢所趨。我們雜誌的顧問隊伍,杜潤生、李昌、於光遠、李銳等也多是黨內民主派、多是老革命。主管機構對我們也給予了寬鬆的環境。
雜誌的主管機構炎黃文化研究會成立於1991年5月10日,先後有蕭克、周穀城、費孝通、程思遠等人當會長,2006年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教授為新一屆會長,實際管事的是第一副會長兼黨組書記,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多年來,炎黃文化研究會創辦“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舉辦過多樣化的學術研討會,還編輯出版《炎黃匯典》等書籍;出版《炎黃春秋》也是其工作之一。不過,楊繼繩介紹說:炎黃文化研究會對《炎黃春秋》基本上是不管,過一段時間,召去匯報一次而已。
而當局手上對雜誌能打的牌又實際上很少。《炎黃春秋》是民間辦的,又沒有用他們的錢,現在發行八萬多份,能夠平衡收支,略有盈餘。當局想過換人這一招,就要張文彬來跟杜導正談。張文彬說:“有句話不知該不該說……”杜導正說:“你說吧!”張說:“您這麽大年紀了,要找個接班人哪。”杜導正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回去就安排讓吳思當了常務副社長兼總編輯。但是我們的內部運作,還是照常。
“安全守則”經驗談
在當代中國講真話,沒有勇氣是不行的;但是隻有勇氣又是不夠的。筆者問:你們自己內部,對敏感文章要進行討論,也評估過風險?——個人的風險和刊物的風險……
楊繼繩說:那當然。幾個副社長都要看,都要討論,都要評估。不過,我們評估的是對於雜誌的風險,個人的風險基本上不用考慮。近年來當局控製媒體的方式方法比過去還是聰明了、進步了:書出了問題,隻處理出版社;雜誌出了問題,隻處理雜誌——黃牌警告,停業整頓,換人,扣發書號,停刊等等。他們打壓和查封報刊本來是因為政治問題,也說你是出了經濟問題:賣書號啊,超越了出版權限啊。
評估風險,怎樣才能“化險爲夷”呢?楊繼繩在2007年香港大學一次學術會議上說過:我們要當先驅,但不必當先烈。他總結怎樣才能安全的規則,第一條就說:不要犯低級錯誤。低級錯誤往比高級“錯誤”更危險。他舉例說,《炎黃春秋》發了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從過去50年當局奉行的理論標準來看,是顛覆性的,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什麼危險,這是“高級錯誤”。而《21世紀環球報道》之所以被封,不是因為發了李銳文章,而是說中共中央同意李銳的文章。中央怎麼會同意李銳的文章?這是硬給中共中央加上去的。中央當然惱火。
楊繼繩列舉的低級錯誤還有:對現任領導人的人格侮辱,對現行的重大方針政策正麵挑戰,泄露國家機密,國防、民族、外交等方麵的敏感話題,等。
楊繼繩介紹的第二條安全規則是,要瞭解國家允許的言論邊界。“怎樣才能瞭解這個邊界呢?在於學識,在於眼界,在於經驗。井底蛙當然不知道危險的邊界在哪裡。”——這一條,恐怕《炎黃春秋》得天獨厚:創辦者與操作者多年投注心血,建立起雄厚的顧問和核心作者隊伍,在網站上列出名單的“核心作者”就有近百人,其中有田紀雲、胡啓立、朱厚澤這樣的前高官,也有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參與者和知情人及其後代,還有中共理論界、文化界、新聞界各個山頭的“大腕”,所持觀點有“左”有“右”,有體製內也有體製外。其它哪家刊物能集中這麽多有學識、有眼界、有經驗的顧問和核心作者?
儘管楊繼繩講得有理有據,但是包括他在內,《炎黃春秋》幾位副社長多未能做到安全過關:楊繼繩的書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基本上不能在國內出版;常務副社長兼總編輯吳思幾乎每一本書都被當局禁止發行,其中就包括那本《潛規則》。但“潛規則”這一概念由於其新穎和準確而深入人心,《炎黃春秋》主辦者就是憑藉按照心照不宣的“潛規則”,與宣傳主管部門進行博弈,總算在當局容忍度的邊緣保持了平衡。
楊繼繩歸納的最關鍵原因是:《炎黃春秋》多年來積累的影響越來越大。當今任何人若打算查封這家雜誌,都要顧及政治成本太大了,是否承受得起?
新聞與歷史,必須貫串“真”字
楊繼繩1940年出生於湖北浠水,讀高中時,經歷過“三麵紅旗”高高飄揚的大饑荒,父親被活活餓死,淒慘的印象深深刻在他的腦際。
雖然他從小愛寫作,作文在《中國少年報》刊出,但1960年考大學時,卻陰差陽錯進入清華大學動力係拖拉機專業。不過,正待畢業時趕上“文革”,新華社要招學工科的記者跑工業經濟新聞,楊繼繩被選中,派到天津分社。一幹三十多年。到他晚年,卻從新聞轉到了歷史。楊繼繩覺得這兩者本來就是一脈相通,歷史就是昨日的新聞,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新聞與歷史,都必須貫串一個“真”字。他因三次探訪被軟禁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寫作又總是縈繞讓掌權者芒刺在背的敏感話題,招致政治局常委李瑞環不滿,先後被三任中宣部長點名批評,他的幾本書也被禁,但他仍信奉“求真理、講真話、做真人”的最高信條。
楊繼繩告訴我,他跑遍了大饑荒最嚴重的十幾個省份,查閱無數公開或秘藏的檔案與記錄,訪問當事人,反覆查證,數易其稿,以大量事實和數據披露,從1958年至1962年期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至少餓死了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估計為4000萬上下,兩者相加共計7000多萬人,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災荒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也是人類當代史中空前慘痛的大悲劇。更值得深思的是,這場大飢饉的主因並非天災,而是在氣候正常的年景,在和平發展年代裡發生的慘劇。而這場大飢荒,也間接引發另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楊繼繩的《墓碑》一書,是凝聚了許許多多老百姓的集體記憶之書,也是為那3600多萬受難者所立墓碑之墓誌銘。
對於一個有事業心的記者來說,最大的幸運,就是能見證歷史重大事件、能採寫對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人物。楊繼繩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幸運。
November 13th, 2008 at 10:21 am
謝謝高博!謝謝楊先生!
小小蜜蜂November 13th, 2008 at 11:16 am
現在是新革命專老革命的政
November 14th, 2008 at 1:33 am
《要當先驅,但不必當先烈》
當先驅是自己主動,當不當先烈可由不了自己,因為刀把子在黨手上。
《歷史就是昨日的新聞,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新聞與歷史,都必須貫串一個“真”字。》
真實的新聞被封鎖了,不準記載,甚至不準口耳相傳,曆史就隻能從淤泥灰燼和白骨堆裏去挖掘了。俺不知道未來的考古學者怎樣去考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曆史。
欽佩《炎黃春秋》的全體同仁!他們是中共中高層內少有的精英和良心。雖然他們目前在國內對廣大民眾的影響可能隻是個螢火蟲(這大概也是最高當局容忍他們的根本原因吧),但他們的思想言論和紀錄的曆史真實,將永遠是電光石火。共產黨體製內有這批人的存在和發聲,幫了共產黨一個萬金難買的大忙:使這個黨多少有別於法西斯黨。一旦他們都成了烈士,共產黨就進步成塔裏班了。
阿妞不牛November 14th, 2008 at 12:38 pm
《炎黃春秋》再次“觸線”
德國之聲/《炎黃春秋》是中國國內一份以敢言著稱的雜誌。這份刊物主要刊登曆史回顧文章,曾經多次涉及胡耀邦,趙紫陽等受到整肅的前領導人。在今年九月份的期刊上,炎黃春秋刊登了前新華社四川分社社長孫振的一篇文章,以極大篇幅介紹了趙紫陽文革後期在四川擔任省委書記時期的工作。據稱這篇文章引起部分高層人士震怒,並以年齡過高為名,要求現任社長杜導正退出在《炎黃春秋》中的負責職務。德國之聲記者就炎黃春秋雜誌的辦刊方針及其命運采訪了前冰點周刊主編,資深媒體人李大同。
德國之聲:中國有一份非常特立獨行的雜誌《炎黃春秋》,這份雜誌的主要領導人都是前中共的一些高幹,外界認為這些高幹相對而言思想比較開放自由一些。這份雜誌經常刊登一些觸碰到“宣傳紅線”的一些文章,比如說今年9月份他們就刊登了新華社四川分社的前社長孫振的7000字文章—《文革後期我與四川省委書記的交往》。這樣的文章在《炎黃春秋》能夠登出來,您覺得是否意味著這份雜誌確實與眾不同呢?
李大同:它是中國的獨一份,沒有任何第二家能夠登出這樣的文章來。而且不隻是這一篇,在這之前刊登過多篇,包括前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先生也多次寫過文章,回憶他和趙紫陽總理共事時候的事情。也公開登出過趙紫陽先生的照片,也包括黨史上的重要的史實,也包括對胡耀邦先生的重要的回憶,這些都是中國其他媒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德國之聲:胡耀邦和趙紫陽是中國媒體的禁忌詞,很多人認為,在《炎黃春秋》不斷地觸碰底線,不斷地提到這兩位前領導人的名字之後呢,這些名字都“脫敏”,就不再“過敏”了,但是其他媒體也沒有跟進。那麽您認為這樣的“脫敏”是不是起到了實際意義上的作用呢?
李大同:實際上也還是取決於這份雜誌的辦刊者的特殊身份,大家都知道的,《炎黃春秋》是由前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先生在辦,而且有一大批黨內的中央委員和上將以上這樣級別的老同誌、老軍人作為他們的辦刊顧問。應該說他們盡管在做這些報道的時候也冒著很大的風險,但是過去的一段時間總的來說,上麵對這份雜誌還是采取了容忍的態度,就是並沒有設法去禁止這份刊物的出版、直接幹預刊物的辦刊方針,甚至還在對外國媒體采訪的時候把它作為中國具有新聞自由的一個例子來加以證明。到目前為止,雙方處得還不錯。因為它畢竟隻是一份雜誌,雜誌的發行量也是有限的,而且除了他們這個雜誌,任何媒體都不可能轉載他們的這個報道。我想,他們還是把它的影響控製在一定範圍內,采用了這樣的一種方法。
德國之聲:剛才您也說了,這份雜誌的報道風格和它的報道內容是幾乎不可能被中國其他任何媒體所效仿。《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以及副社長楊繼繩等主要負責人都認為他們采取的是在中國穩步的、逐步的一種所謂“碎步前進”的方式,您怎麽評價他們這種的辦雜誌的方針或者整個的對於中國改革的一種思路呢?
李大同:他們的思路我是完全讚同的,其實中國就媒體的這種限製而言,他們是非常了解。因為他們不是外行,像杜導正先生原來就是《光明日報》的總編輯,他又當過新聞出版署的署長,楊繼繩先生是新華社的高級記者,另外還有一個副社長,原來好像是《農民日報》的總編輯。這些本來就是中共新聞媒體的重要的負責人,他們當然是知道政治邊界在什麽地方的,但是他們如此小心、如此謹慎的這種做法,竟然在中國還成為了最為大膽的做法,這本身也是一種諷刺。我想,這樣溫和地、實事求是地,隻是說出曆史事實而已的一份雜誌,如果還要被整肅的話,那就會構成一個新的媒體事件,我預計也會受到強烈的反抗。
德國之聲:有消息稱,孫振先生撰寫的關於趙紫陽先生的文章可能觸怒了一些領導人。據媒體報道,上層可能以杜導正社長年齡太大為由,要他退出《炎黃春秋》負責的這個職務。您認為這樣的要求可能性有多大?
李大同:這個要求本身就是荒唐和沒有道理的,因為《炎黃春秋》雜誌它實際上就是一本民辦雜誌,它是沒有政府的一分錢,也不由政府來派遣幹部,它之所以掛在文化部下麵的所謂什麽炎黃文化研究會下麵,是因為中國的體製不允許純正的民間媒體出現,以此隻能戴一個帽子,實際上像杜導正先生這種情況,隻要他活著,他就有權利繼續擔任總編輯。他本身就是退休幹部,根本沒有什麽再退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