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送交者: 曾參 於 北京時間 02/12/2006 (1984 reads) [曾參累積6510分]
主題：ZT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出版風波
[博訊論壇] [該書附錄文摘]
11月28日,香港《明報》用兩個版麵摘發了《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的附錄(即三訪趙紫陽).並說《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即將出版,還簡要介紹了這本書的內容和作者的情況.
11月28日,美國之音用很長的篇幅轉發了《明報》這兩個版的內容.特別突出了”楊繼繩三訪趙紫陽”的內容.
當天,博訊網,萬維網,自由亞洲電台,法新社,路透社,法國廣播電台,德國之聲,中央社等數十家網站和媒體都轉發了《明報》這篇報道和相關資料.
中共中央宣傳部為這本書多次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寫報告
據一位中宣部的朋友說，中共中央宣傳部看到香港報紙後，召開了小範圍的緊急會議。又據一位朋友透露，中共中央宣傳部為《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向中共中央書記處發了多次簡報，已知的有三份。第一份大約是１１月２９日，即香港《明報》１１月２８日發表訪問記摘要和出版消息以後，提到香港要出這本書，轉述了外電的報道，指出作者楊繼繩是《炎黃春秋》的副社長，還說社長杜導正和趙紫陽關係密切。第二次簡報是這本書出來以後，提出不批判、不擴散、不準進入內地等一係列封殺措施。第三次簡報是趙逝世後，說楊沒有遵守不接受外國記者采訪的承諾，三次接待外國記者采訪，此事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中宣部說我接受多少次外記者采訪，說明他們對我的行動進行了監視。實際我隻接受了兩次采訪，一次是《明報》，另一次是法廣，接受明報采訪我和曾向王海征打過招乎，說“隻談經濟”王說“隻談經濟”。法廣多次來電話要采訪我都被我謝絕，最後一次我隻講了幾句話。後來法廣有７分鍾的華語廣播，廣播中隻有我的三句敷衍的話，其餘都是轉述我書中前言的內容。
新華社派人來家談話
１１月２９日下午四點,經濟參考報黨委書記韓戰輝打電話：社老幹部局領導和王海征等要到你家找你，請你在家等著。我說：好，我等著。我知道他們來幹什麽.
4點半,他們一行四人來我家：新華社老幹部局副局長史春生、副局長嶽**、經濟參考報總編輯王海征和黨委書記韓戰輝。
進門寒喧片刻，談話直入主題。韓戰輝說：“新華社黨組把我們找去，委托我們找你談話。田聰明社長有批示。”韓問：你是不是在香港要出一本書?
我說：是，這本書快出來了。是《鄧小平時代》一書中刪下來的內容，我又作了些補充就成了這本書。有什麽問題嗎？這本書沒有泄密的問題。我把稿子給兩位學者看過，專門就保密問題請他們把關，他們都說沒有問題。至於三訪趙紫陽，1997年香港的《中國時報》就發表了，不是我拿出去的，為此我還生氣了一陣子。除《中國時報》以外，聽說《亞洲周刊》也發過。我沒有看到《亞洲周刊》，但《中國時報》我複印下來了。我向他們展示了1997年11月2日的《中國時報》的複印件。此外，宗鳳鳴的《理想.信念.追求》(新風出版社，2004年5月)一書中也大量披露了訪問趙紫陽的內容。所以，趙紫陽訪談錄已經不是什麽新內容了。我不是第一次公布的，沒有保密問題。當然，書中看法和領導人的看法可能不一致。但我覺得在我們國家有一點不同的聲音不是壞事。
史副局長：你這本書涉及到“”和趙紫陽問題，這兩個問題中央已有決議。作為一名共產黨員，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有責任維護中央的決議。
我說：作一名記者，宣傳有紀律。這在我當記者時已經做到了。我已退休多年，現在我不是記者，而是一名學者。作為一名學者，應當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學的態度，真實地記錄曆史，認真地總結經驗。這是作為一名學者的職責，也是一名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
史副局長：你能不能從香港把書稿撤回來?
我說：10多天以前，我曾向《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同誌談到我即將在香港要出這本書，老杜建議我晚一點出這本書。為此我跟香港打了電話，香港回答說：“我們已經投入了，再也不能推遲了。香港這樣的書很多,你這本書算什麽?”
史副局長：最好不要出，他們有投入，我們可以考慮經濟補償。你能不能再跟香港聯係?
我說：我可以再試一試。不過，我想書既已付印，估計很難收回了。香港有香港的法律,我沒有權力幹涉他們的出版自由。
史副局長還是讓我給香港打電話聯係不要出版，並將聯係情況隨時向他們通報。
談話半小時，他們沒有什麽可說了，就告辭。我送他們到電梯口。
新華社派人第二次來家談話情況
11月30日，上午11點多，韓戰輝來電話：下午你在家等著，老幹部局和我要到你家。我說：下午3點我有參加一個會。
他問：什麽會?
我說：關於經濟方麵的。
他說：那我們三點鍾來。
我說：我兩點就出發，要來就1點半來吧。
下午1點25分，史春生和韓戰輝兩人來了。
史春生說：今天上午我們向社黨組匯報了昨天到你這裏來的情況，田聰明和馬勝榮兩位領導聽的匯報，社黨組很重視。當我們匯報到你同意和香港出版社聯係時，他們問聯係得怎麽樣，那邊有什麽情況?我們今天來就是問聯係結果的。
我說：書已經印出來了。
他們問：你是怎樣聯係的?他們答應不賣嗎?
我說：我隻問了一下出版進度，沒有說你們對我施加壓力的情況。我怕外界一旦知道社領導向我施加壓力不讓出書，媒體一定會大做文章，說三道四，說內地壓製知識分子出書等很不好聽的話，影響我黨形象，所以我隻問了一下進度。你們昨天表達的意思即把稿子撤回,經濟損失新華社可以補償的話我還沒有向對方說。如果你們認為可以說的話,我再打電話告訴他們。
我正要拿起電話，史春生急忙說，這我們得請示社領導。他又問：是哪個出版社?
我答：是香港卓越文化出版公司。
是香港三聯介紹的嗎?
我說：是。是三聯的一位編輯介紹的。這本書稿先是給三聯的（我曾在隊們那裏出過兩本書），他們覺得不好出，他們的一位職工拿走了，這位職工有一個出版社，就是卓越公司。
史春生：上午社領導又強調了一下，讓我們來了解你和香港聯係的情況。社裏讓我們來轉達。組織上還是這個意思：不要出, 撤回稿子，你自己撤回書稿。另外，你個人保存的書稿，或通過其它途徑保存的書稿，都交給田聰明同誌。
你雖然退下來了，還是新華社的人，田聰明同誌是新華社的法人代表。無論是個人保留的書稿，還是香港保存的，都要交給田聰明同誌，社領導很重視。
我問：昨天你們說田聰明同誌有批示，能不能傳達一下?
史：就是我昨天說的：“”和趙紫陽問題,中央有決議。作為共產黨員,必須和中央保持一致,必須維護中央的決議。不管在境內或境外，都不能發表與中央決議不同的意見。
韓戰輝：如果印來了，通知香港書商不要發行，把稿子送到田聰明同誌那裏。
我說：我和香港出版社是有合同的。社裏的意思是讓我單方麵終止合同?如果硬要我終止合同,我隻能說“不可抗力”。合同中我的責任是按期交稿，我已經履行了，現在隻剩他履行合同的事了。我沒有權力要求他終止合同。他是按香港的法律出書，我們不能用大陸的法律要求他。何況社領導的指示也不是大陸的法律。我可以向香港轉達社領導的要求，但我想轉達也是沒有用的。
史春生：你就以你個人名義要求撤稿，不要以社裏的名義。社領導的意思就是撤稿，就是不要出書。
韓戰輝：你的書稿什麽時候交給田聰明同誌?
我說：我沒有書稿,隻有電子版。
韓：能不能用光盤拷貝下來?
我說：我不會，等我兒子回來讓他幫我刻個光盤給你們。他出差了，過兩天就回來。
韓：你隨時和我們聯係.我們留下電話：63074410(史)；63074987(韓)
下午兩點了，他們要走，我說，我開會已經晚了，搭你們的車走一段。我搭他們的車到軍博，車上沒說什麽。
新華社派人第三次來家談話情況
12月1日上午，我向《炎黃春秋》社委會匯報了新華社就這本書出版找我談話的情況。杜導正說。原則要堅持，方法要講究，盡可能在緩和的氣氛中解決。
10點鍾，史春生打我的手機，問書稿光盤什麽時候可以給。我說，今天我兒子回來，請他幫助刻，明天給你。
11點我回家。我用軟盤拷了一份，沒想到一張軟盤就夠了。我正想給他們打電話,讓他們來取軟盤，王海征來電話，說：“我們帶一個活動硬盤來拷行嗎?我們還有些話要對你說。”我說可以，我已把軟盤拷好了,你們下午3點來吧。
下午3點多一點，史春生和王海征來了。我把軟盤給了他們，並在電腦了打開看了看。
王海征說：社裏的意見是書稿不要再給別人，版權不要再轉讓，不要接受采訪。.
我說：最近幾天有兩家國外媒體要采訪我,被我婉拒了。明天有一家媒體讓我談經濟問題，我想隻要不談書，談經濟問題不會有什麽問題吧，就同意了。
王海征：對，隻談經濟問題，不要談與書有關的內容，也不要在公共場合談這件事。王問我：你現在對這本書的內容怎麽看?你覺得有什麽錯誤的地方?作為一名黨員,發表違背中央決議的言論,是嚴重的違紀行為。田社長還問我：當時他采訪趙紫陽你知道嗎?我說：當時我還沒有到經參呢。
我想，王海征讓我談這本書中的錯誤，這是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自己下台階。但是我不能在原則上讓步。我說：這是一本學術著作。從學術標準看，我不認為有什麽錯誤。如果我知道有錯誤，我不會拿出去出版。書中的觀點是我多年研究的結果。書中的材料是經過核實的。當然，書中的看法也是我一家之言，幾年以後我的認識發展了,也可能認為有錯誤，到那時我會修訂再版。現在我不認為有什麽錯誤。
我還說：你是知道的，這些年我不僅當記者，還搞研究。如“權力不能進入市場”是我最早在經參上發表的，後來成為全社會接受的看法。“市場經濟不需要紅頂商人”也是我最早發表的,現在也成為全社會接受的看法。但是，有些研究成果在新聞媒體上發表有點超前,可能被認為是錯誤的觀點。如1990年我在半月談上發表的《推進改革和長治久安》一文，王忍之和徐惟誠兩位部長就批評過。曆史已經證明他們批得不對。1993年我訪問俄羅斯的文章丁關根部長也批評過，現在是非也很清楚了，真理並不在丁部長那裏。.我的《鄧小平時代》劉雲山部長也批評過，現在學術界都公認這是一部好書。總之，不能用政治標準來衡量學術著作。不分清兩種標準，用政治標準來衡量學術問題，這方麵的教訓太多了。
史春生：我們隻是轉達領導的意思，你是一名黨員，對中央已有決議的東西，要自覺地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說：我知道你們是奉命行事，我們過去是很好的同事。
他們笑著說：你理解就好了。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找《炎黃春秋》雜誌
12月1日上午12點鍾,，《炎黃春秋》雜誌社辦公室接到國家新聞總署的電話,通知《炎黃春秋》雜誌社派一負責人去國家新聞總署,有要事相談。老杜讓常務副社長徐孔去了。徐孔兩點就到了那裏。
下午兩點，杜導正接到國家新聞總署副主任石峰的秘書的電話，說今天下午4點石峰同誌要到杜導正家談事。
原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宣部長劉雲山對香港出這本書都有批示。根據中央領導人的指示精神，今天上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召開了緊急黨組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決定采取上述兩個行動。
徐孔回來傳達說：報刊司餘司長說, 我要說的這件事情要明確一下，目前還處在保密狀態，今天就我們幾個人在談，談完後可向杜老匯報一下，對其他的同誌不要擴散。不要向其他人說，該做得就做好。我們的一位副社長楊繼繩，他是新華社的記者，是我們的黨員，他95、96年采訪趙紫陽之後，寫了《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這本書，他把書稿送到香港，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通過趙紫陽的口述，把“”風波前後的情況（約3萬字）寫下來，這個書，現在我們和其他的一些相關部門正在采取了一些措施，嚴防進入內地並且流傳。因作者是我們雜誌社的副社長，所以我們首先要求雜誌社不得以任何方式對此書報道、炒作；更不能在我們的雜誌上介紹這本書，包括：如果有內地或境外的媒體就這件事通過雜誌社和楊繼繩聯係、采訪，我們雜誌社要注意。配合做好這方麵的工作，把這作為一條紀律，現把情況通報給雜誌社，在這件事上的觀點，既要重視事情，又要在方式方法上把相關的工作做好，要求咱們共同把這件事做好。目前，香港的書已印出來了，正準備上市，要做好與香港的應對措施，既要做好事情，又要保密。防止我們因方式、方法不當，將此事擴散開來，反而造成不應有的影響，甚至成為炒作的題目。就這樣，之所以臨時通知你們過來，是因為總署今天上午開會，是小範圍的。在這件事上，就咱們幾位同誌，每個人從各自的角度，都負起責來。
杜導正事後說：石峰下午四點多鍾到我家來，談話很客氣，沒有說這本書有什麽錯誤，沒有說這本書違法。隻是說，現在國家出的事情太多，新的領導班子需要處理的事情太多，如果這本書傳到內地來，涉及到一些人，可能給新的領導班子增加新的麻煩。希望雜誌社給楊繼繩做些工作,希望他今後注意一點。
杜導正對我說：人家對我們友善，我們也要回報人家以友善，不要把事情鬧大。
當年杜導正當新聞出版總署的署長時，石峰還是一名副處級幹部，是老杜把他提拔上來的。石峰對老杜當然客氣。
有關部門發文件，阻止這本書從香港流入內地。
據國家有關部門派駐香港朋友說，中央有文件，嚴格禁止這本書進入內地。文件說，在口岸一旦查出，不僅沒收，是黨員的一律開除黨籍。我的位朋友聽過這個文件的傳達。但是，這本書還是大量流入了內地。在北京一些高層知識分子和政界人物，很多都看過這本書。北京有三個單位複印後精心裝訂成冊。盜本書每冊80元，還很難買到（一般盜版書隻賣10元）。有人從網上下載後廣為傳播。
經濟參考領導第四次見麵.
12月7日,我因發燒、咳嗽住進了宣武醫院。10日，經濟參考報辦公室副主任小鄭打通了我的手機,說：“老楊，這幾天你去哪裏了,王海征到處找你找不到，很著急。”我說：“我生病住院了。”
下午，王海征和小鄭到醫院看我，很客氣，還帶來不少水果。王海征說：隻是來看看，田社長希望你給他一本書。我說：書不讓進來，至今我也無法看到。寒喧一會兒,他們走了.當時我正在輸液，我估計他有些話沒有說。
經濟參考領導第五次見麵.
12月15日，我病愈出院。出院後我沒回家，直接到新華社，借找王海征簽字報銷住院費之機，問他：那天在醫院裏你是不是有些話沒有說完?他說：沒有。估計你這樣事也就這樣子了，可能不會有什麽事了。
舊金山電視台請我做節目
11月30日晚7時,電話響了.對方是一個中年男音,講普通話.他說:我是舊金山電視台的,明天下午3點鍾,你能幫我們做一個節目嗎?
我說:你是怎麽知道我的電話的?他說:為了這個電話,周折可大了.是安慶陳獨秀研究會唐先生提供的.我說我不認識這位唐先生.
我說:你想做什麽節目?
他說:你最近不是在香港出一本書嗎?我們想就這本書和你個人的情況向您作些些采訪.
我說:這本書我已經感受到壓力.我不想再炒作了.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想寫幾本書.不要因為炒作使我失去了寫書的條件.反正書快出來了,我要說的話書裏都有.至於我個人的情況網上都有,我沒有什麽可談的.
他說:我理解,我理解.
最後他介紹他叫史東,舊金山電視台(KTSS)話越地平線的主持人.1946年生,祖籍上海,16年前從台灣去美國.
在此期間,法國一家媒體要求對我采訪,也被我婉拒.但香港明報提出隻談經濟,不談其它,我接受了采訪.(12月6日,明報用一整版報道了這次采訪)借此機會造成一種我在北京安然無事的印象.
接受法廣采訪
2004年12月20日北京時間晚9點,法國廣播電台通過越洋電話,他們已經來電話多次,我無法推脫,隻好講了一些表麵的話.我講了一些寫書經過,也講了一點中國現在計劃經濟的上層建築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中國當前的種種社會問題蓋出如此.沒有講什麽實質性內容.12月28日,法廣在”書香世界”節目中用7分鍾時間廣播了這次采訪.廣播中主要是轉述”導言”中的內容.
最近一段時間，網上不少介紹和評價這本書的報道和文章，如果全部收錄不勝其繁，由於網絡封鎖，絕大部分隻能看到題目，點不開，“德國之聲”發表的一篇文章能夠點開，現收錄如下：
一本講述中國政治改革的暢銷書
本月初，香港出版了一本關注中國政治改革的暢銷書，題為《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書作者，新華社的退休編輯楊繼繩，他曾經兩次就事件采訪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
這本名叫《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的書的副標題為《趙紫陽親述內幕》。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在訪談中，明確地將殘忍鎮壓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民運的責任，歸咎於已故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趙紫陽認為，人民日報於4月26日發表的社論是引發學潮的導火線。在社論中，人民日報引用了前一天鄧小平向李鵬等人傳達的精神。趙紫陽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四月二十五日，李鵬、楊尚昆把常委會的情況向鄧作了匯報。這個人對學潮一向采取強硬方針，認為學潮影響穩定。聽了李鵬匯報以後，鄧當即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快解決。鄧這個人有個特點，如果有另一種意見他也不會這樣。我四月十九日到鄧那裏，我的看法他也是完全同意的，二十五日李鵬、楊尚昆一講，又同意他們的看法了，因為這和他曆來的主張一致。四月二十五日鄧同李鵬等的講話本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裏李鵬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傳達。四月二十六日又把這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四·二六」社論大大激化了矛盾，使學潮規模急劇擴大。追悼會結束以後，學潮趨於緩和，隻要進一步做工作，學潮可以平息。但「四·二六」社論一發表，情況立即發生了變化。學生被社論的言辭、「帽子」所激怒，主要有學生多年沒聽這種話，「反黨反社會主義」、「有計劃、有目的」甚麽甚麽，多年沒聽這種話，一下子被激怒了，情緒極為激動。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也激怒了，被推到激進的一邊。”
寫這本書的作者楊繼繩曾經是新華社教授級的高級記者，也是共產黨員。他主要研究中國的經濟改革，曾經撰文批評過三任市委書記的工作和政策，在官場積怨很多。兩屆中宣部部長曾經批評過他的文章。在江澤民下台後，自「」事件後一直被軟禁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命運再度受到各方的關注。在今年十月趙紫陽八十五歲生日這一天，他在北京富強胡同的寓所外聚集了不少人，希望為這位在「」事件中堅持自己的良知而被迫下台的老領導人祝壽。國際社會要求胡溫釋放趙紫陽的聲音不絕於耳。楊繼繩對趙紫陽的政治生涯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在這本書中，他以頗多第一手資料對毛澤東逝世後直到九十年代中共中央內部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明爭暗鬥，作了深入的報道和分析。趙紫陽在接受他采訪時，反複強調了他在前對學生運動的觀點。 “當時在中央常務委員會上我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道理。因此那時我主張，除了打、砸、搶、燒、衝五種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以外，一般要采取保護手段，違法行為才依法處理。在追悼會結束以後，我提出了三條意見：第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進入正常軌道，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讓他們複課。當時我覺得，學生遊行是借悼念耀邦這個題目，現在追悼會已開了，你們也參加了，再沒有題目鬧了，要複課。第二，對學生要采取疏導方針，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征求意見，當時想是召開種種各樣的會議，教師也好，學生也好，知識分子也好，都征求意見，有甚麽意見都可以講。第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是如果出現打、砸、搶、燒、衝等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以上我的這些意見當時李鵬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並形成了文字。前麵這些分析以及定的方針，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門，有文件可查。”
書評家認為，《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是反思89年動亂珍貴的曆史資料，並且會對平反，恢複趙紫陽的名譽起到重要作用。
轉載或引用務請標明“德國之聲”
本站網址：www.dw-world.de/chinese
1月18日,副社長徐錫安到家探訪.
2005年1月17日趙紫陽逝世.當天下午,老幹部局來電話:明天上午11時,副社長徐錫安要到你家看望.徐社會長是我在清華大學的同學,比我低幾個年級.1991年他在北方交大任黨委書記,正值我女兒考大學.我找他,北方交大作為女兒的第二誌願,望他兜底.但女兒被第一誌願(南開大學)錄取.招生的人找我,說徐書記打了招呼,但已被南開錄取,沒幫上忙,表示遺憾.可見徐錫安的確幫忙. 徐錫安2001年12月從北京市委副書記任上調入新華社任副社長.他第一次和新華社局級幹部見麵時,說:”我在新華社認識兩個人,一是楊繼繩,二是高國英.”當時有幾位局級幹部向我轉述了當時情況,建議我去看望徐社長.我說:“如果他不來新華社，我可以去看他，也應該看他。現在他是社長,我是他的部下,我看他是趨炎赴勢,他看我是禮賢下士，我不能看他，還是給他留一個禮賢下士的機會吧!”
徐錫安“禮賢下士”的機會終於來了.
18日11時10分,他和老幹部局長老陳來了.進門作揖說:”拜見師兄!”真是禮賢下士。我隻好說:“我這本書給社領導添麻煩了.”他說:我不是為這事來的,不談這個.我今天來隻說三句話: 拜見師兄;問身體好,祝吉祥如意.
徐錫安說他還去了李普家.也談到戴煌出書的事.看來,新華社對李普、戴煌和我三人十分關注.
我們談了清華大學一些人士的情況，算是敘舊.
老幹部局長說:徐社長說的“吉祥如意”就就趙紫陽逝世後形勢很複雜,希望你要會保護自己.不要參加有關活動,不要接受外國記者采訪.
劉雲山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批評《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1月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劉雲山在會上作報告。他在報告中談到形勢時說，國外滲透，國內呼應，如有一本書，《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就是外呼應，泄密。(大概意思)
趙紫陽逝世前後，我謝絕多家媒體采訪
趙紫陽逝世前後,要求采訪我的外國記者很多.主要有: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路透社,英國廣播電台,法新社,日本《產經新聞》,以及香港多家媒體。有的請我寫文章,有的請我就趙紫陽逝世發表看法.有的請我喝咖啡。同於徐錫安的招呼在前,我對各種媒體的采訪要求,一一謝絕。路透社駐京記者林先生三次來電話，我婉拒，後又從倫敦來電話，又被我老伴謝絕。那一段時間來電話老伴先接，凡是外國記者的電話，她都說我不在家。
趙紫陽對《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的評價
1月27日:宗鳳鳴電話中對我說:趙紫陽逝世前看完了你的這本書.趙說,這本書寫得公允,我同意這本書的分析.但是第三次訪問我是在別人家,是不不是會影響到別人,他為此有點擔心.宗鳳鳴說,這是趙紫陽一生中看的最後一本書.他家屬擔心他的身體,不讓他看,他堅持要看,還是看完了.
1月27日,李銳在電話中對我說:這本書寫得很好,我寫了一篇文章,介紹了你這本書,稿子給香港了.
1月27日下午6點半,就參加遺體告別事，李欲曉告訴我王誌華的手機電話：
我撥通了王誌華的手機.王說,這是上麵定的他們也沒有辦法.王還談到趙紫陽認真看了我的書.他們拿到這本書很晚,家屬看到書的部頭太大,建議老人家現在不要看,等身體好一點再看,老人家不聽,一直堅持看完了,老人家對這本書評價很高,說這本書份量很重,敘述公允.分析得也不錯.但擔心書中涉及到的人的安全。這是老人家看的最後的一本書.
２月２８日，經宗鳳鳴介紹，趙的秘書李樹橋和我通了電話。李樹橋在電話中對我說：趙是１２月６日病重住到北京醫院的。住院後家屬從香港帶回來這本書，意思是讓他知道有這本書。沒想到這本書引起了老人很大的興趣，拿起來就看。家人多次勸阻，他不聽。最終還是讀完了這本書。讀完後對女婿王誌華說：“這本書的敘述是公允的。”“對我訪問的記錄是準確的。”“我擔心的是對三次訪問中涉及到的人的安全，如李普，會不會受到什麽影響。”
1月初,杜導正去廣東休假前對我說:田紀雲看完了這本書,評價不錯.但對其中寫到請[炎黃春秋]社委會吃飯,說:我以後怎麽支持你們.(定稿時我曾專門刪去與[炎黃春秋]有關的內容,不知怎麽沒有刪去)杜對此很不滿意。杜還批評我不該把第三次訪問的記錄收入書中，說趙紫陽對此很有意見。杜批評時很嚴肅。
上麵不讓我參加趙紫陽的遺體告別
1月27日下午6點半,我和李欲曉(她是趙紫陽子女的朋友,最近在趙家幫忙處理後事)通電話.欲曉談到趙家和中央達成協議的情況.星期六火化.還向我透露:中央認為有一些人不適合參加趙的遺體造別,閣下就是其中之一.這事你可以給王誌華(趙的女婿)打電話問一問. 欲曉告訴我王誌華的手機電話：
我撥通了王誌華的手機.王說,這是上麵定的，他們也沒有辦法。我說，我隻是一介書生，難道還怕我？王說：他們怕你的筆。王還談到趙紫陽認真看了我的書和老人對這本書的評價。
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到家
1月28日晚9時,樓下保安按響了呼叫器,說派出所帶了三個便衣要到你家.老伴很緊張.我想:是不是監控升級了?事先沒有通知,一位警察帶領導三個便衣來到家裏.來的四位都是年輕人.一位便衣說:我們是宣武分局的.請問楊老明天參加不能加遺體告別.我想，明明是不讓我參加，為什麽還來假惺惺地問，我生氣地說:”不參加!”老伴很不高興,說:不就是寫了一本書嗎,警察還找到家裏來了,真是豈有此理!”他們說:”我們不知道楊老寫了書,隻是上級讓我們來的.”我也很生氣,對他們說:”我知道你們是奉命而來的.但有些話我得要說,不是衝著你們的.我隻是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外界反映很好,不僅是政治家反映好,學術界也反映很好.這本書講的是真話.記錄曆史,總結經驗教訓,這是作為一名學者應做的工作,也是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為什麽要對我這樣?電話被並機,出版社給我的書寄不進來. 今天又找到家裏來了.竊聽電話是特務行為,是侵犯公民的人權;書寄不進來是違反通信自由.都是違法的.對我的書有意見可以公開批判,為什麽背後搞這麽多非法的小動作?!你們查一查,我是一名學者,一名資深記者,中國國家圖書館裏有我寫的六本書,外麵說我是著名學者.我不是地富反壞,為什麽對一位著名學者要采取這樣的非法行為?”幾位年輕人連連說:對不起,請楊老原諒,我們是奉命來的,請多包函.!”我問:”你們還要采取什麽措施?我還有自由嗎?我可以離北京嗎?”他們說:這我們不知道.
便衣警察門前監視
1月29日,星期六,今天早晨起得較晚,我9點鍾下樓出門買早點和其它日用品.到一樓,昨天晚上到我家裏來的主要談話人從保安室出來,說:楊老,您好!我說:你怎麽又來了.他說:我來了好久了,怕打擾您家庭生活,所以沒有上樓.保安說呼叫一下,我說,不用了,我就在這裏等吧.
我問:你是什麽時候來的?
七八點鍾吧.(事後我問保安這個人幾點來的,保安說是七點半來的)
是不是對我全程監視?
不是,隻是今天,今天不是遺體告別嗎?你還是不去的對.今天警戒很嚴,想去也進不去.
我昨天不是答應你們不去嗎?
還是不去的好.以大局為重,國家搞亂了,還是老百姓吃虧.
我說:我也不想搞亂,我還想長治久安.我的書提出為國家治久安之策.
你現在想去哪裏?
買早點,還給小孫子買點治咳嗽藥.
我往前走,他跟著我後麵.
經交談,才知道他是宣武分局治安科的,叫王鐵.工資3000多元,按這樣的工資水平,大概是科長吧.
他態度很謙和,一再說是執行任務,沒有別的意思.
我問:今天你們一定很忙吧,是不是全體出動了?像我這樣需要控製的人是不是很多?
沒有多少,這裏就是您老一人.
我說:我不就是寫了一本書嗎?為什麽要對我這樣?這本書講的完全是真話,每一件事都是有根據的,也沒有泄密.完全沒有違法.我寫這本書是出於一名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出於知識分子的良心.一個人沒有良心,沒有正義感,就不如一條狗(我說出這句話,看他臉上的笑容一陣消失了,但很快恢複了正常)
他說,我們來不知道您寫書的事.昨天回去上網看到了書名,但打不開.
有網絡警察把關你當然打不開.
我走到藥店,他跟到藥店,我從藥店沿河邊走到華強超市,他一直跟著.
在河邊花園,一位老人的帽子被風吹走了,王鐵拾了起來,送給了老人.
我說:你還是很有愛心的.盡管你是一位好人,但你還是國家的專政工具,用專政治工具來對會一位知識分子,是不應該的.你到國家圖書館裏查一查,那裏有我的六本專著. 你也可以在網上查一下我的情況,社會上認為我是著名學者.用專政工具來對待一位著名學者,更不應該.
他說:您昨天晚上的意見我向領導反映了.局長說:他不知道電話監聽的事.
我說: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慌.你們這樣做我一點也不怕,心裏十分坦然.即使你們對我采取什麽極端措施,也是為真量而獻身嘛!但是,我老伴身體不好,女同誌膽小,看到你在樓下守著,她一定很怕,嚇出病來誰負責?所以,你要執行任務我支持,但不要讓我老伴看到.
他說:不會,不會,我們今天就撤了.
我說:我這本書是記錄曆史的.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自己的曆史,這個民族就站立不起來.
他說:是的,曆史很重要.
我說:我們需要的是真實的曆史,不是虛偽的曆史.我們過去吃了虛偽的曆史的大虧.(我說這句話後他沉默了一會兒).
我到華強超市買洗衣粉,他跟著進去.他幫我提洗衣粉.交費時我沒有零錢,他要代付,我沒讓.
他說:春節到哪裏過年?
我說:找一個清淨地方休息幾天.也是為了避外國記者.
去海南?
哪有那麽多錢?就在北京附近找個地方吧.
他把我送到院裏.說:我這就撤了.
去天津過年半個月，實際是躲電話。躲外國記者和朋友的電話。因為朋友來電話也是問這件事，電話不方便談。回京後比較清靜。我以為事情已經過去。但媒體還抓住不放。３月３日，《華盛頓郵報》再一次來電話，說是該報駐中國社長要向我請教新聞采訪問題，我婉拒。
最近一段時間，不少權威人士讚揚我的書。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他們早就拿到了書，並且仔細閱讀了。有的約我麵談，如吳江，張顯揚，華貽芳等。還有李銳、李普、吳敬璉、高放、蘇雙碧、保育鈞等等。朋友告訴我，廣東的老省委書記任仲夷、吳南生等也高度讚揚這本書。
讓我在“保先”教育的黨支部會上說道說道
３月２９日，老幹部局陳局長來電話，問我什麽時候有空，請到他辦公室坐坐。我說明天就有空，約定明天早８點到他辦公室。３１日早８點，我如約進了陳的辦公室。先是閑聊了幾句。老陳說：有一件事跟你商量一下，為了向上麵有個交待，在保持黨員先進性教育中，你能不能在黨支部會上把你的事情說道說道。他說，最近上麵問起新華社幾件事（據我所知，除了我出書以外，還有李普、彭迪兩位老領導在趙紫陽逝世後同外國記者的談話和在網上發表了文章。但陳局長沒有向我談及這兩位老人的事。），上麵很重視，社領導對上麵說：“這些事情都在保先教育中解決。”所以我認為還是說一說比較好。陳局長還透露：“社紀檢組還接到中紀委的電話，問楊繼繩出書的事立案沒有？社紀檢組找到我，我說，立什麽案？你去問馬勝榮副社長吧！”
如果你不說道道，恐怕事情完不了。
我說：我回去考慮一下。
回到《炎黃春秋》，我向杜導正講起此事，老杜說：李普可以頂，他８７歲了，你不能頂，你還嫩點。還是說一說，敷衍一下吧！
４月５日，黨支部書記張繼然（他是二支部的書記，因我們三支部書記托病不願參加，老幹局就讓老張主持我們支部的會。老張離休前是新華社辦公廳副主任，負責後勤工作。）找我，說後天支部會的發言你準備得怎麽樣？我說沒問題。他問：你能不能把你的事歸納成幾點錯誤？我說：這本書沒有錯誤，是一本公認的好書。張說：沒有錯誤的書為什麽會挨批評？我說：老張, 你一直搞行政，這方麵的事我沒法跟你說清楚。他問：那你準備在會上講什麽？我說：第一，我不會講假話，不會講違心的話；第二，我不會讓保護我的人下不了台。我的發言說是遵循這兩條。
４月７日下午３點，我們三支部在紅蓮“老幹部之家”召開黨支部會。老幹部局局長老陳親臨參加。張繼然主持。老張說：今天的支部會有兩件事，一是保先教育快結束了，有的支部落實了幾條，如天津分社落實了8條，我們也得來幾條。我請閔凡路起了個草，一共五條，如果大家同意就鼓掌通過。第二件事就是如果有的同誌要發言，談保先教育收獲，今天就說。他念了五條（保持晚節，教育子女，鄰裏和睦，注意健康等）大家鼓掌通過。老張眼晴看著我，我就發言。
下麵是我發言的基本內容：
去年年底，我在香港出了一本書，題為《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給社領導增加了不少麻煩。社會領導和老幹部局最近一段時間對我十分關照。陳局長問我是不是在保先支部會上說道說道，我同意說道說道。我下麵講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這是一本什麽樣的書？
書名為《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分八章，共３６萬字。還有一個前言，一個附錄。（我用了５分鍾時間，簡要介紹了每一章的內容，大家聽得很認真。）。
第二個問題：我為什麽要寫這本書？
從上世紀７０年代末開始，中國發生了一場舉世矚目的偉大社會變革。我自始至終采訪和研究了這場變革。作為一名記者，能夠親身經曆和采訪這一偉大的變革，是曆史的幸運。當然，也有著重大的曆史責任。我們一方麵要用我們的筆推進這場變革，另一方麵也有責任把這一段曆史記錄下來，供後人參考。這兩方麵我都認真地做了。
在推進改革方麵，我除了發表大量的公開報道以外，還采寫了大量的調研報告，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上以上的領導人批示的就有３６篇（其中胡耀邦批示的就有１５篇）。由我的調研報告形成的中共中央文件一份，國務院辦公廳文件３份，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聯合文件一份。到經濟參考報工作以後，我寫的報道和評論對推進改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權力不能進入市場”“市場經濟不需要紅頂商人”“買斷工齡是對工人利益的侵犯”等等，都是我最先提出來的，這些看法當時在經濟參考報上發表後，現在已經取得了全社會的公認。
一個民族不能忘記自己的曆史。雖然說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曆史，但是，如果隻用采寫新聞的方式來工作，是不能留下全麵而深刻的曆史的。這必須用學者的工作方式。我是國內當代最早提出“做學者型記者”的人之一（商愷：《給青年記者的六十封信》，“做學者型記者”一節，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北京，第２７１頁），我雖然做得不好，但我還是向這個方向努力的。我提出“調查，讀書，思考”的三角形工作主式，以調查為基礎，把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自上世紀末我就開始撰寫《鄧小平時代》一書。為了寫好這本書我冒著政治風險三次采訪軟禁中的趙紫陽，多次采訪如安誌文、朱厚澤等數十位高層領導人，還采訪了工廠、農村、商店、銀行，采訪了中國的東部和西部。１９９６年底，這部７０萬字的書寫成了。中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了，但刪去了政治部分，隻剩下５０萬字。之後，香港三聯書店也出版了，共５５萬字，政治部分也沒有出。
２００４年是鄧小平誕晨１００周年，不少人建議我把《鄧小平時代》修訂一次，爭取出全本。我花了幾個月時間修訂完成，但國內由於政治原因，不能出版，香港因為篇幅太長，前幾年又出過一次，怕不好賣，也不能出。出版界的一位朋友建議我把過去刪去的內容擴充一下單獨出一本。我認為這個主意很好。我又經過一段時間的采訪，花了三個月時間，完成了這本書。
這本書是對中國改革的深刻反思。自上世紀９０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的改革出現了原來沒有意料到的新情況。雖然經濟蓬勃發展，但社會問題日益嚴重，腐敗使社會難以承受，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矛盾空前尖銳。麵對一係列的社會問題，作為一名長期研究和采訪中國改革的記者來說，作為一名有４０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來說，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人們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這是回避不了的，是躲不過去的。不思考、不研究是不可能的。
我是經過長期的研究、思考寫這本書的。為了剖析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的變化，我還出版了《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一書。
我同意保先教育。在那些方麵保先？我覺得：
保先，要保持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的密切關注的責任感；
保先，要保持對曆史的反思與審視，從反思中吸取教訓；
保先，要保持對社會不良現象的批判精神；
保先，要保持對人類美好製度的不斷追求。
當然，老張剛才說的鄰裏和睦，教育子女，身體健康等內容是必要的，但我覺得上述幾條更為重要。
第三個問題：我對出版這本書的反思。
中央有關部門對我出版這本書十分重視，但是，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中央指出這本書有哪些錯誤的文字材料。說李長春、劉雲山有批示，我不知道他們是在什麽材料上作的批示，也不知道批示的內容。如果上麵有批評這本書的文字指示，我會針對這些批評作出檢討。我今天說反思，不說檢討，正是因為我不認為這本書的內容有什麽錯誤。我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我不能說假話，我也聽不得假話。這是一本學術著作，是經過我長期深思熟慮的，哪能剛出版自己就認為有錯誤？當然，經過學習，幾年以後，我可能認為有錯誤，但那不是現在的事。到那時再修訂嘛。
前些時，史春生副局長說：“中央對和趙紫陽已有結論，作為一名黨員應當自覺地和黨中央保持一致，要維護這一結論，”史副局長這一說法原則上我是同意的，但是，中央十五年以前中央的結論現在已經有了變化。十五前以前說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革命動亂。”最近幾年，中央再不用這一說法，而用“北京政治風波”取代之。我這本書就是客觀地記錄了這場政治風波。十五年以前，中央說趙紫陽“分裂黨，支持動亂”，現在已改變了看法，肯定趙紫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隻說趙“犯了嚴重錯誤”。和中央保持一致也要與時俱進，不能隻死守十五年以前的結論而不顧中央現在新的提法。
盡管如此，我覺得還有三點需要反思，需要檢討：
第一點反思是，我沒有估計到這本書出版後會有這麽大的影響。我覺得這本書講的都是事實，說的都是實情。其中的看法在知識界相當多的人當中形成了共識，我隻不過把這些共識用文字表達出來。但是，這本書剛一出版，就在全世界產生了這麽大的影響，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簡單介紹了世界各大媒體對這本書的關注情況）這些影響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有正麵的，也有負麵的。其中消極的、負麵的影響可能對黨的工作帶來一定的不利。我像一個小孩玩爆竹一樣，沒想到這不是一個小爆竹，響聲太大了。可能嚇著一些人，也可能傷著人。我這裏對嚇著的和傷著的表示歉疚。
第二點反思是，出版時機的選擇，如果晚出版幾年，可能更好一些。半夜雞叫，總是不受歡迎的。新聞出版總署的領導同誌說：現在中央新班子麵對的事情很多，你這本書寫了那麽多人，那麽多老同誌，萬一他們出來說話，會給中央增加麻煩。我同意他們的看法。
第三點，不是反思，而是誠懇地檢查，這就是這本書中有不少錯別字，還有些事實錯誤，如，把周總理身邊的羅青長寫成了羅長青，《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黨校稿的執筆者是孫長江，我寫成吳江，在介紹十二出六中全會上的爭論的一處，我把胡啟立寫誌了胡耀邦，等等。對這些錯誤，作為作者，是十分遺憾的，也是十分痛心的。我在這裏向我的讀者作誠摯的檢查，再版時一定改正。
我的發言一完，就有人鼓掌。幾個人的發言都沒有批評我。有的反而提出了一些尖銳的政治問題，如有人提出要清算毛澤東的錯誤。一位有６０多年黨齡的老編輯發言婉轉地支持我。國際部和出版社的兩位老同誌說他們手中有很多資料，但不敢寫。他們這麽說可能是規勸我不該寫這本書為好。有人說，不寫好；有人說，這些資料是人民的財富，不寫材料爛在肚子裏，太可惜。陳局長沒有評論我的發言，說了一些沒有新意的話，會議結束。
散會後在回家的電梯裏，有人說：“其實，你的出版時機是最好的時機。”電梯裏一片笑聲。
老幹部局向機關黨委寫報告。
5月23日下午，新華社老幹部局黨委劉 來電話說：根據上麵的指示，你上次支部會上的發言，我們要整理報新華社機關黨委。現在我們整理了一個材料，你是來老幹部局看一看，還是我在電話裏念一念？
我說：就在電話裏念一念吧。
他念了一下，文字不長。有三點內容：一是出版地點不對。二是出版時機不對。三是有錯別字和某些事實錯誤。
我聽了以後想：他們要向上級交待,完全按我在支部會上說的寫肯定不行，但也不能太歪曲我的原意。我說：能不能把“出版地點不對”這句話刪掉。香港也是中國的領土，很多人都在香港出書，其中不少老革命，老知識分子。這樣寫不僅是我的自我批評，也批評了很多在香港出書的人。
對方電話裏說：老幹部局對你這件事的態度你是知道的（意思是保護我的），還是早點上報早點了結好。你不要太計較了。
我想：我不能讓保護我的人為難，我再堅持他們也不會接受，隻好說：那就這樣吧。
不知這次是否能了結。
[LINK大全]
導言
http://www.haichuan.net/BBS_Data/1/600/70/2000/100/561022.asp
一至六章http://www.haichuan.net/BBS_Data/1/600/70/2000/200/561173.asp
http://www.haichuan.net/BBS_Data/1/600/70/2000/400/561358.asp
http://www.haichuan.net/BBS_Data/1/600/70/2000/500/561494.asp
http://www.haichuan.net/BBS_Data/1/600/70/2000/500/561496.asp?oD=1&Stat=0
http://www.haichuan.net/BBS_Data/1/600/70/2000/700/561674.asp?oD=1
第七/八章及附錄
http://www.haichuan.net/BBS_Data/1/600/70/2000/700/561676.asp?oD=1&Stat=1
六四六四六四六四六四六四六四六四六四六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