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論胡、趙
（本文曾刊香港《明報》1989.11.27）
中國已10年改革，1984年轉入城市階段，似為形勢變化之一轉折點。
其後即主動漸失，而經濟形勢轉形惡化。愚見以為，蓋與胡耀邦、趙紫陽二位主持決策者，失察於中國之國情，偏向經濟急劇全麵私有化、意識形態自由化之政策有關。
真誠有餘老練不足
一接近胡公者曾告我，故辭世前數日她前往探視，胡公嚐自省曰：“平生真誠有餘，老練不足。”此可視為自知之論。憶胡初就位時（1982年），我亦曾與他有一談之緣。多年來，乃一直細察胡公任教軌跡。
蓋胡公任政有清廉聲望，又果於任事與決斷。為政大刀闊斧，失誤能改。好讀書。亦樂采進言——雖然有時缺乏客觀清醒冷靜之判斷。
其政績，主要在“文革”之撥亂反政，平反政治冤案，以及鼓勵文藝方麵，故知識界口啤頗高。
然其為政雖能縱橫卑闔，卻不善於把握平衡。對中國國情、政情、人情之複雜，更常失其審慎。加以崇尚浮誇，獎譽清談。有時朝令夕改，朝三暮四。
有時更信口放言，偏離實際。如倡導國人以高消費生產者。又倡導國人改變飲食結構，變食糧為吃肉為主，語近晉惠帝。故1984年以後，失政漸多，遂終難免一朝嗟跌。
趙前期治蜀，實事求是，雷厲風行。使10年動亂殘敗之鄉，一時梁肉滿川。故時蜀人有“要吃糧，找紫陽”之譽。
然而後來柄國大政，則誤被誌在“全盤西化”之精談派所導，嚐不顧中國工業化基礎示厚之實際，反而倡導追蹤所謂世界觀“第三次新浪潮濕”。後期尤失審於中國之特殊國情，經濟方針好大喜功，過於急功近利。
先是采納不合中國國情之新自由主義，實行巨額赤字與通貨膨脹政策，希求刺激經濟高速度發展。遂超發貨幣、獎金，刺激需求膨脹，國民分配增長猛超生產增長率。短期固然形成消費市場表麵之繁榮，卻已傷筋動骨，貽害經濟大本。
於1985年後經濟結構漸形紊亂，基礎部門動搖，企業積累虛耗，固定資產更新滯緩。
財經政策前後相反
1987年後通脹失控轉為惡性，於是乃有1988年夏全國搶購風潮，釀成重大危機（近重讀其1980年初的財經報告，明智謹慎，所述政策方針與其後期采納者恰相反。若能堅持貫徹之，中國經濟發展或會稍慢，但必不致陷入後來之困境）。
而當經濟嚴重失控之後，不圖暫作後退以安定局麵，更采納“智囊”所獻之“闖關論”，進而縱橫之士乃以“價格改革”巧說掩飾惡性通脹，反責百姓“吃肉罵娘”。
加以1985年期，國家已綱馳蕩，社會公德失所。上下交相征利，人間聲色犬馬。更加黃潮湧泛，期文掃地。知識貶值勤，廉士羞澀。遊談無根之論勃興於文壇，投機賭博之風大盛於四方，輿論界則大噪“腐敗難免”、“爭權奪利合理”之論。國人之拜金與勢利情態日熾，風氣竟有似於歐洲17世紀施行重商主義政策之時代。
凡以上諸端，熟諳中外曆史者，皆知其為治國之大忌（不信可讀《資金通鑒》與《法國革命史》。故1986年後，社會已漸人心動搖。1987年後，更民怨載道。然而仍欲以所謂“對話”巧飾太平，不知國難已迫眉睫也。
結果終失1985年前後改革發展之大好主動局麵，反陷中國於1989年危困之局。
利近害遠終非善政
總觀趙氏之為政，雖在多方麵勇於開拓，亦有建樹。但諸我政令，厥失遠謀，而遺害未來。古人論政雲：為政雜利雜害，而利近害遠者，則終非善政也。
然而平心而論，胡、趙皆受命於10年動亂甫定，國家多難之際；為中國改革進步，亦嚐力排眾議，宵眠夜旰，奉心盡力。10年間中國麵貌大變，雖有深刻危機，亦獲空前繁榮。且民智漸開，民生活躍，二公嚐有功焉。
察其前撤，二公皆失於審時度勢、瞻前顧後。既因局麵所限，亦為理論薄弱，難免摸石過河，厥不能善始善終。雖一朝蹉跌，但民心懷思。令人痛之，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