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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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特權，腐敗——羅曼羅蘭《莫斯科日記》，《高爾基之死》的啟示
《高爾基之死》的啟示
《高爾基之死》的啟示
我曾非常崇敬前蘇聯作家高爾基。這不僅因為他是世界名人，更因為他是窮人出身，為民眾呐喊的作家。但是，我在讀了《紅都見聞錄》（劉立凱、楊進保編，《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的《高爾基之死》之後，深為高爾基感到遺憾。大文豪如高爾基者，竟也沒能把握住自己的“心路”的正確走向，而被專製暴君斯大林所收買所利用所毒殺
人所共知，高爾基不僅是舉世聞名的作家，還是列寧親密的朋友。這些都是斯大林為自己塑造“人民領袖”所需要的。因此，他非常需要高爾基為自己臉上貼金。
1928年初，經斯大林授意，全國掀起了歡迎高爾基回國的高潮；同年五月，高爾基自意大利修養地回國。
特權，不僅是帝王官僚用來維護等級社會極權統治的手段，同時也是他們用來拉攏、腐蝕、收買“社會精英”的拿手武器。特權的實質是剝削，即無償的占有社會的政治資源和物質資源。因此，特權者能夠極盡權力欲，讓眾人按自己的指揮棒所轉；能夠極盡占有欲，霸天下財富為己有；能夠極盡享受欲，漁肉民膏、揮霍無度、紙醉金迷；
斯大林在莫斯科為高爾基撥了一幢寬敞明亮的花園洋房，在其它地方還給他兩座別墅。高爾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必須品，都像斯大林和其它政治局委員一樣，由內務部的專門機構負責保障供給。此外，還在鐵路上為他準備了一節專門改裝的車廂，他到克裏米亞的別墅或國外旅遊，有專車接送。他的別墅周圍栽滿了他所喜愛的專門從國外引進的樹木花卉；他吸的煙是特地從埃及訂購的。按照斯大林的吩咐，內務部首腦雅戈達必須迅速了解並滿足高爾基的任何需要。
斯大林還親自出馬同高爾基聯絡感情。他常和莫洛托夫到高爾基家喝酒，聊天，朗誦詩歌，並極力做出與高爾基親密無間的樣子。斯大林為了牢牢將高爾基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以便竭盡全力為他歌功頌德，全心全意替他愚弄、蒙騙人民，還給了高爾基莫大的榮譽。諸如將大工業城市下諾夫戈羅德市更改為高爾基市，將下諾夫戈羅德州也相應更改為高爾基州；將莫斯科大劇院更改為高爾基劇院；將……；斯大林每次賜給高爾基這種榮譽時，都要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盛大宴會，大肆張揚、吹捧高爾基是偉大的人民作家；使高爾基受寵若驚。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平心而論，高爾基不是那種賣身投靠，諂媚逢迎的奸佞小人。也正因如此，他才招來殺身之禍。但不可否認，高爾基被斯大林的“糖衣炮彈”所打中。
高爾基回國後創辦了《我們的成就》、《蘇聯建設》等雜誌；並且主張多說成績少寫缺點。在政治宣傳上配合斯大林攻擊反對派的需要，頌揚斯大林的“肅反”和“勞改”政策。
曾有一名犯人從索洛夫勞改營逃到英國，並公布了該勞改營虐待犯人的種種暴行。蘇聯當局為了掩蓋事實，就派高爾基去“核實”情況。1929年6月20日至22日，高爾基視察了該勞改營，目睹了犯人遭受虐待的慘狀，並流出了同情的眼淚。然而，高爾基向外界發表的文章竟說該勞改營的“情況是美好的”。
1930年底，國際民主作家協會邀請高爾基出席會議。高按照斯的旨意，聲明拒絕加入該協會。因為該協會的部份成員曾聯名向國際人權保護聯盟遞交了一份照會，，抗議蘇聯不久前判處了許多人死刑；高在信中聲稱被蘇聯政府槍決的那些人是罪有應得。
1930年11月15日，高爾基在《消息報》上發表文章，為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鎮壓製造輿論。高爾基的名言“如果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曾被斯大林的爪牙在大鎮壓年代作為殘殺無辜的口號，很多黨的高級幹部被當作敵人而處死（列寧死後留下的7人政治局中，5人被冠以“外國間諜”罪名而殺死，一人被逼死；1930年至1941年，26名部長隻剩6人未殺，5名元帥殺死了3名，16名集團軍司令殺死15人，4名艦隊司令全部殺光，29名軍政委殺死25人，15名二級分艦隊指揮官殺死9人，17名一、二級集團軍政委殺得一個不剩《雜文月刊》2000年8期第8頁）。
高爾基為斯大林鏟除黨內競爭對手，為其實現野蠻專橫的獨裁專製，為其塗脂抹粉美化現實出了力，起了別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為高爾基是平民作家，曾為勞苦大眾不平過呐喊過抗爭過，被大眾視為自己的代言人。這樣的人，一旦給專製的暴君唱讚歌，便對勞苦大眾有極大的蒙騙性和毒害性，使民眾易於被專製的暴君所利用。這也正是斯大林看重、收買高爾基的“目的”所在。高爾基的“蛻變”說明了，既便是一個出身社會底層且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偉大作家，隻要他接受了專製暴君所給予的特權和享受，他就會不知不覺的迷失本性，轉移立場，被權勢者所利用，潛移默化地站到人民大眾的對立麵。
高爾基本人的悲劇在於斯大林並不滿足其所作所為；專製暴君需要的是絕對忠心與他—俯首貼耳、百依百順、唯命是從的奴才，而高爾基還做不到這一步。所以，他漸漸讓斯大林反感、討厭，以至招來殺身之禍。
高爾基曾答應給斯大林寫傳記，並用幾個月的時間研究了大量的資料。但他覺得寫這樣的傳記太令人肉麻了，因而沒有寫；並自此事之後，他不再靠近斯大林
斯大林要雅戈達請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周年紀念日，為《真理報》寫一篇有關當年列寧與斯大林並肩戰鬥的文章；高爾基未予回應。
當斯大林看出高爾基已不願為他效勞，便最怕他公開發表言論反對並揭露他的獨裁統治；所以，在他認為需要而恰當的時候—送他一盒精美的糖果。高爾基和兩個照料他的衛生員各吃了幾粒之後，死神便降臨到他們的身上，1936年6月18日高爾基突然去世。
給高爾基治病的三名醫生作了替罪羊。醫生和他無冤無仇，為何要害他？其中列文醫生是高爾基青年時代就要好的朋友；普列特涅夫醫生被判刑25年，囚禁在北冰洋岸邊苦寒地帶的沃爾威特集中營。是他將高爾基的死亡真相告訴給了自己在獄中的醫助—德裔女囚布列基達。蓋爾蘭德。
讀完《高爾基之死》，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我深深的感到獨裁專製的可怕和對人的心靈的殘忍的戕害。高爾基的悲劇在於他沒能堅守住自己良知的陣地，而抵製特權的誘惑、拉攏、腐蝕是極不易的事；他需要清醒、冷靜、明智的頭腦；不羨富貴、不慕虛榮、淡泊致遠的心態；追求真理、堅持正義、敢說真話的秉性：“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始終堅守天良的情操。假如高爾基當初拒絕了斯大林的“賄賂”；假如他始終與蘇聯人民同甘共苦；假如他一如繼往，不畏權勢敢說真話追求真理；也許他命運的結局不是我們所看到的結果。但曆史不能假如，時光不會倒流。一個人要想始終頂天立地，就要始終堅守住自己的天良，不說假話而說真話，堅持正義、追求真理。
《高爾基之死》的啟示來源鏈接
羅曼羅蘭《莫斯科日記》：封閉的曆史
這絕對是失控的專製製度，人類正義最神聖的法則，最基本的自由已無任何保障。我的內心在發出痛苦的呼號，我要反抗。我在抑製自己要說、要寫的欲望......
很遺憾在看過《約翰.克利斯朵夫》很久以後，才看到羅曼羅蘭寫的這段話。隻因為在此之前，所有接觸過的有關他的書------例如小說、評論、傳記，都給我們塑造著這是一個人道主義都，一個左翼知識分子，一個同情蘇維埃，同情共產主義，甚至到後期是變成堅定的維護者這樣的形象。但統統這一切，隨著看完《莫斯科日記》後，我才發現，我又被騙了一次。
也不能說這些都是慌言，而且更得承認很多都是事實的存在。但是，就如同曆史不是選擇讓我們記住什麽，而是選擇讓我們忘記什麽一樣，一些更為真實的表明羅曼羅蘭後期觀點轉變的事件，就這樣有意識的有計劃的被隔絕在我們的視野之外。為此，寫下這篇文章，以讓更多的人了解羅曼羅曼出訪蘇聯後思想的真實情況。
從羅曼羅蘭前期的書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憎恨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和不公正的現象，渴望一個沒有剝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會。但在西歐現實社會裏，他無從尋找這樣一個天堂。他轉向東，蘇聯吸引住他的目光。
在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發生經濟危機的時期，羅蘭同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樣，完全相信蘇聯的宣傳。上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先後在意大利和德國興起，引起羅蘭的警惕，更把全部希望寄托於社會主義國家蘇聯。1932他在世界反法西斯大會上發言時說道：“蘇聯存在的事實本身就是向剝削者的舊世界的挑戰，對被剝削的各國人民來說，蘇聯是他們的典範和希望。”紀德訪蘇之前對蘇聯的態度又何嚐不如此。他們把當時經濟蕭條的資本主義國家同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比，自然倒向蘇聯一邊。羅蘭在答複西方學者的公開信中寫道：“我自己毫不猶豫地站在蘇聯一邊，它是代表新的勞動世界的唯一堡壘。”
但這一切，隻是他去蘇聯前的觀點。
我們先來看看羅曼羅蘭去蘇聯的原因是什麽，不是觀光，不是旅遊，準確的說，是情況所迫。當時有兩件事決定了羅曼羅蘭的成行：一是蘇聯國內因基洛夫被殺而開始的大規模鎮壓凶手和反對派。二是蘇法之間當時簽定了互援條約，但隨著反對派的反對升級，法國人對蘇聯的不信任逐日而增。作為“蘇聯的老朋友和維護者”的羅曼羅蘭，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來信要求作出解釋與回答。但他無能為力，因為他也不知道蘇聯國外在發生著什麽。於是，羅曼羅蘭在這樣的背景下，前往了蘇聯。
在蘇聯，羅曼羅蘭與斯大林及一大批蘇聯高官及各界人士進行了會晤。在與斯大林單獨會談的一個多小時裏，斯大林回答了羅曼羅蘭提出的所有問題，但斯大林的回答，並沒有泄露什麽國家機密，他的談話中所提及的隻是外界都已所知的，隻不過是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開誠布公”的方式表達了出來。例如，有關基洛夫被殺後的大規模鎮壓，斯大林就解釋到：“我們已經得悉，犯罪分子在殺害基洛夫後，還打算對其它領導人實施凶殘的計劃，為了預防這種罪行，我們承擔了槍琵這些先生們的不愉快的責任。”僅僅是為了預防，就可以將無罪的人處以死刑。這就是斯大林的解釋，斯大林的邏輯。羅曼羅蘭還說到他對蘇聯頒布的懲處十二歲以上兒童的法律不理解，斯大林回答道：“我們應該通過這項鎮壓性的法律，以死刑來威脅十二歲以上的兒童罪犯，尤其是他們的教唆者。”斯大林的話引起羅蘭的反感。他們兩人後來雖然還見過一麵，但已無話可談了。羅曼羅蘭對基洛夫遇刺後列寧格勒實行的“行政流放令”的做法也極為反感，在日記中寫道：“哪怕建幾座集中營，簡易住房，讓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裏，等候對他們案件的全麵審查。但讓他們呆在露天的地方，沒有任何生活設施。這樣，許許多多的兒童將死於亞洲的風沙之中(也許誇大)。”他那時還不知道因基洛夫遇刺列寧格勒處決了數千人。
談話結束後，斯大林建議羅曼羅蘭接受蘇聯安排的別墅，但羅曼羅蘭拒絕了。雖然拒絕了別墅，但無法拒絕蘇聯政府已經布控好了的各種限製。斯大林邀請羅蘭訪蘇，是希望羅蘭為蘇聯說好話。讓他們住在高爾基莫斯科郊外的別墅裏，把羅蘭完全封閉起來，使他無法接觸普通老百姓，隻讓他看蘇聯想讓他看的，不讓他看蘇聯不想讓他看的。但羅蘭以他敏銳的目光，依然發現了那隱藏在鮮花掌生下的蘇聯內情。
羅曼羅蘭曾受邀參加莫斯科紅場舉行的勞動青年體育節，斯大林把他請到列寧墓主席台上。羅曼羅蘭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我無法在兩個斯大林之間找到共同點――前天在克裏姆林宮同我交談的斯大林和像羅馬皇帝那樣花了六小時欣賞自己的封神儀式的斯大林。羅曼羅蘭看出斯大林有意製造人民對他的崇拜，以此強化人民對他的忠誠，並指出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感到惱火，他的一句話就足以消除這種可笑的崇拜。”羅蘭深知個人崇拜是極集權體製的產物，鎮壓則是鞏固這種體製的手段，但懷疑靠鎮壓來維持的體製能存在多久！
羅曼羅蘭收到一封陌生青年的來信，他告訴羅蘭，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上大學。羅蘭的妻子瑪莎是俄羅斯人，看了非常氣憤。高爾基向瑪莎解釋，出身不好的人進入大學將會帶來危險。如果需要犧牲一部分人，選擇多數還是少數呢？瑪莎反駁道：“就算是少數!可是如果這樣，我們有什麽權利譴責希特勒消滅在德國人口中占少數的猶太人呢？”高爾基隻好用“即將頒布賦予人民更多自由的憲法”把爭論敷衍過去。瑪莎的看法也是羅蘭的看法。
在蘇聯訪問的行程中，與羅曼羅蘭接觸最多的就是高爾基，他曾在高爾基家住了三周。但高爾基從未向羅蘭敞開過心扉。羅蘭看出高爾基內心的痛苦：“高爾基被封住了嘴。不幸的高爾基，榮譽纏身，備受敬重，但在內心深處對所有的利益都不感興趣。他寧願用這些利益換取昔日流浪漢的獨立。痛苦、思鄉和遺憾沉重地壓在他心頭上。”高爾基想看到的更美，更好，更人道的東西，沒有看到，卻隻能看到一些他根本不想看到的東西。他為此痛苦萬分，他對這些根本無能無力，他周旋在幾個陣營裏，從不向任何人吐露自己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
負責監視高爾基的是他的秘書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為高爾基同外界聯係的唯一中間人：收發信件和接待來訪者都由他負責，隻有他能決定高爾基能見誰，不能見誰。”克留奇科夫聽命於斯大林，在高爾基和斯大林之間傳播信息。高爾基去世後，克留奇科夫被斯大林處決，因為他已經沒用了，況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著有害無益。正好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狡兔死，走狗烹”。
但即使是了解了這些內情後，羅曼羅蘭在他的日記裏，依然書寫著對他蘇聯的幻想，雖然他已能夠清楚的知道這種幻想是建立在什麽基礎之上：“我在作出總結時，說出了自己的有利於蘇聯與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見。目前這些政策包含著某種消極的東西；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沒有錯誤（犯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積極的東西遠遠超出所有消極的東西。我絲毫不懷疑，世界更美好的未來是與蘇聯的勝利連在一起的。”
而繼羅曼羅蘭訪蘇一年後，同樣的法國作家，社會主義支持者紀德在訪蘇歸來後，直接發表了《訪蘇歸來》，明確表示了對蘇聯的幻想的破滅。
而從蘇聯回來後的羅曼羅蘭，卻痛苦的發現他的幻想的虛無。他雖然還是在公開場合中依然維護蘇聯政府，但私下卻將自己痛苦的思索寫在日記裏:。當蘇聯傳來一個個的熟人被槍斃的消息時，他終於再也克製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寫下：“這絕對是失控的專製製度，人類正義最神聖的法則，最基本的自由已無任何保障。我的內心在發出痛苦的呼號，我要反抗。我在抑製自己要說、要寫的欲望......
雖然這時他還抱有幻想，但他已不再信任斯大林。他依然信賴著蘇聯政府。但更多的蘇聯內部大清洗的新聞傳來時，更多他訪蘇時認識的人聽聞被槍斃時，他對蘇聯社會主義也拉開了距離，但仍然保留著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看法。
《莫斯科日記》，一直不能出版。曾在日記稿上，羅曼羅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未經我的特別允許，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滿之前，不能發表這個筆記-----無論是全文，還是片段。我本人不允許發表這個筆記，也不允許出版任何片段。
無論是羅曼羅蘭本人的原因，還是斯大林不允許出版的原因，我相信羅曼羅蘭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心裏充滿了深沉的悲哀與淒涼。
這是羅曼羅蘭的悲劇，是他盲目崇信斯大林與蘇聯的悲劇。但是他塵封的《莫斯科日記》，卻又是蘇聯見體的預見與見證。
對文化、曆史，藝術感興趣者可加群號進行交流（庸人匆擾，謝絕白丁）：15309182
參考資料：聞一《關於封存日記50年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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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曼·羅蘭與魯迅
作者：雲兒
魯迅先生在《“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後記》中指出，真誠的人道主義者，在革命中起的作用極壞，乃是幫著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接著他就點出了羅曼·羅蘭、愛因斯坦、高爾基等一串人名，作為一度犯了人道主義錯誤，附和著反動派的種種謠諑，非議革命的殘暴，並且幫助反動分子者逃亡的典型例子：
“不過這裏的吉訶德，也並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原書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後六年，世界上盛行著反對者的種種謠諑，竭力企圖中傷的時候，崇精神的，愛自由的，講人道的，大抵不平於黨人的專橫，以為革命不但不能複興人間，倒是得了地獄。這劇本便是給與這些論者們的總答案。吉訶德即由許多非議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學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壘什珂夫斯基（Ｍｅｒｅｚｈｋｏｖｓｋｙ），有托爾斯泰派；也有羅曼羅蘭，愛因斯坦因（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我還疑心連高爾基也在內，那時他正為種種人們奔走，使他們出國，幫他們安身，聽說還至於因此和當局者相衝突。”
在這裏被魯迅先生點名批判的幾個人道主義者裏麵，羅曼·羅蘭、愛因斯坦等，都是公開支持社會主義，支持十月革命，對蘇聯作過高度讚揚的著名人士。一個讓我一直覺得好奇的問題是，他們當年到底說了些什麽大逆不道之辭，以致魯迅先生要借吉訶德為名，指控這一類人，乃是幫著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淫掠，遠過於革命的犧牲”？
弄清楚這個問題，對於了解魯迅先生的思想內涵，自然大有幫助。
羅曼·羅蘭，是一位畢生都旗幟鮮明地支持十月革命理想的左翼人士，後來曾因為隱瞞莫斯科日記和攻擊紀德公開蘇聯之行真相，頗遭人非議。然而在一九二Ｏ年代，他一麵讚揚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一麵卻對革命後蘇俄政權鉗製思想自由，大肆清除異己的殘暴行徑，感到極度不安。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在巴黎《人道報》發表了著名的《精神獨立宣言》，表達了他的疑慮。這個宣言後來遭到了革命作家亨利·巴比塞的猛烈批判。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巴比塞在《光明報》上發表文章，稱羅曼·羅蘭主張的“精神獨立”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幻想，敦促他放棄抽象的人道主義立場，站到工人階級一邊來，接受工人階級的學說，認清隻有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才能求得個性的真正自由和獨立。
羅曼·羅蘭分別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和二月連續發表兩封公開信，回答巴比塞。他指出，因為兩個原因，他無法認同列寧主義學說(他稱之為“新馬克思主義”)：第一，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這個學說采取絕對主義的形式，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不大符合人類真正的進步”；第二，它在俄國的實踐已經被致命的、殘酷的錯誤所玷汙，“因為新政權的領袖們在貫徹這一學說時往往肆意拋棄最崇高的道德價值：人道、自由與真理。”
用恐怖手段殘暴鎮壓政治異議，永遠都是反動的。羅蘭接著說：
“軍國主義、警察恐怖或殘暴武力，我不會因為它們不再是富豪寡頭的專政工具，而是共產主義的專政工具，就把他們奉若神明。
“我一聽你說暴力鎮壓隻不過是小事一樁，一件暫時的小事，就感到難過。因為我想，一位資產階級的國防部長與公安部長，也會使用同樣的說法。……為了目的不擇手段，這話不對。對於真正的進步，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因為，目的(很少達到，而且始終不能完全達到)隻改變人與人之間的表麵關係。而手段卻鑄造著人們的思想，不是按著正常的節奏鑄造，就是按著暴力的節奏鑄造。如果是暴力的節奏，那麽，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能阻止強者壓迫弱者。”
這時候，列寧眼中已經變得礙手礙腳的高爾基，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離開彼得格勒，經瑞典到達德國，在那裏住了將近兩年。當時他的思想，與羅曼·羅蘭一樣，按共產黨官方說辭，是“堅持抽象人道主義立場”，“混淆革命暴力反革命暴力的區別”。基於共同的誌趣，高爾基特意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致信羅曼·羅蘭，支持他的論點，並且引為同道。他說，他自己一直信仰“人道、自由與真理”等崇高道德，並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六月，他在給布哈林的信中又說，新政權的殘暴作為，仍讓他無法釋懷。
就在這一年，蘇俄最高革命法庭開始了對異黨分子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高爾基忍無可忍，在國外發表了致法國作家法朗士的公開信，稱此審判為“殺害那些曾經真誠地為俄國人民解放事業服務的人”，並請求法朗士向蘇維埃政權“指出這種罪行是不能容忍的”。法朗士，他也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後來成了法國共產黨黨員，立即向蘇俄政府發去抗議電。
羅曼·羅蘭也沒有置身事外。他發表了另一封致共產黨人的公開信，將當時蘇俄國內的殘暴鎮壓，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大屠殺相提並論。這位將人類希望寄予蘇俄革命的左翼作家，苦口婆心地勸告說：
“暴力政策，特別是頌揚這些政策的拙劣文章，已經產生了使歐洲自由思想家的優秀分子，如伯特蘭·羅素，喬治·勃蘭兌斯，昨天的阿納托爾·法郎士，與俄國革命分道揚鑣的必然後果，正如法國革命的大屠殺，最終使得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席勒這樣的人脫離了它一樣。不管你們是否對這些人嗤之以鼻，你們都喪失了他們身上的偉大的道義力量，而這種力量對於廣大群眾的影響力卻是巨大的。我認為，這就是法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但願俄國革命者考慮到這一點。誰瞧不起心靈的力量，誰就要遭殃！
“至於思想自由，比暴力問題更加直接地觸動我。我堅持我的立場：不管哪一個政府，隻要它反對思想自由這個基本本能，就是一個無法形容的錯誤。誰若是要把思想自由的要求，說成隻是掩飾資產階級利益和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借口，就必須用新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罩眼布，蒙上人的眼睛。然而思想獨立是人類的基本力量，誰也馴服不了它。如果扼殺它，大約隻會爭取到假知識分子、投機分子和“廣場集市”的懦夫們改變觀點。但是真正有思想的人，將成為英雄，如果有必要的話，就成為烈士。因為信仰是從受壓抑的信念中噴射出來的。請你們再三思考！請你們不要玩火！火會把你們吞噬的。”
此後多年，羅蘭多次譴責蘇聯政府的“嚴重錯誤和罪行”，譴責蘇聯的書報審查扼殺了言論自由。蘇聯的肅反機關，被吹噓成“對付反革命勢力的堅強堡壘”，羅蘭卻稱其為“令人感到無限憎惡的可恥東西”。他表示，他的立場就是，“反對一切壓迫者——不管他們是紅的、白的還是黑的（我不去區別堵塞嘴巴的東西是什麽顏色！）”
與羅曼·羅蘭相比，愛因斯坦是位科學家，對社會問題發表評論相對較少。但他公開讚揚社會主義。談到對蘇俄的看法，他曾堅定地表示，他認同列寧的偉大理想主義，但他反對蘇俄領導人所采用的手段。
羅曼·羅蘭等左翼知識分子的批評，哪怕是非常善意、非常溫和的批評，都被蘇聯領導人看成是對革命政權的惡毒攻擊，理所當然地要開動國家機器，予以堅決的回擊。回擊的主力，自然少不了蘇俄文藝總管之一，魯迅先生特別佩服的那位盧那察爾斯基部長同誌。他連續發表批判文章，痛斥羅蘭“是一個有害的思想家”，“他從防禦轉向進攻，努力在接近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隊伍中招募他那托爾斯泰式的和平主義的擁護者”，因而他“在宣傳真正的人的理想和實現理想的真正道路這一偉大事業中成了我們的敵人”。
羅蘭思想中最有害的成分是什麽？就是反對濫用暴力的“抽象人道主義”，必須徹底肅清其流毒。於是，盧那察爾斯基部長同誌的劇作，魯迅先生擊節讚揚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一九二二年，在蘇俄鎮壓異黨分子的高潮中，應運而生，出版印行了。
羅曼羅蘭《莫斯科日記》：封閉的曆史
這絕對是失控的專製製度，人類正義最神聖的法則，最基本的自由已無任何保障。我的內心在發出痛苦的呼號，我要反抗。我在抑製自己要說、要寫的欲望......
很遺憾在看過《約翰.克利斯朵夫》很久以後，才看到羅曼羅蘭寫的這段話。隻因為在此之前，所有接觸過的有關他的書------例如小說、評論、傳記，都給我們塑造著這是一個人道主義都，一個左翼知識分子，一個同情蘇維埃，同情共產主義，甚至到後期是變成堅定的維護者這樣的形象。但統統這一切，隨著看完《莫斯科日記》後，我才發現，我又被騙了一次。
也不能說這些都是慌言，而且更得承認很多都是事實的存在。但是，就如同曆史不是選擇讓我們記住什麽，而是選擇讓我們忘記什麽一樣，一些更為真實的表明羅曼羅蘭後期觀點轉變的事件，就這樣有意識的有計劃的被隔絕在我們的視野之外。為此，寫下這篇文章，以讓更多的人了解羅曼羅曼出訪蘇聯後思想的真實情況。
從羅曼羅蘭前期的書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憎恨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和不公正的現象，渴望一個沒有剝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會。但在西歐現實社會裏，他無從尋找這樣一個天堂。他轉向東，蘇聯吸引住他的目光。
在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發生經濟危機的時期，羅蘭同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樣，完全相信蘇聯的宣傳。上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先後在意大利和德國興起，引起羅蘭的警惕，更把全部希望寄托於社會主義國家蘇聯。1932他在世界反法西斯大會上發言時說道：“蘇聯存在的事實本身就是向剝削者的舊世界的挑戰，對被剝削的各國人民來說，蘇聯是他們的典範和希望。”紀德訪蘇之前對蘇聯的態度又何嚐不如此。他們把當時經濟蕭條的資本主義國家同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比，自然倒向蘇聯一邊。羅蘭在答複西方學者的公開信中寫道：“我自己毫不猶豫地站在蘇聯一邊，它是代表新的勞動世界的唯一堡壘。”
但這一切，隻是他去蘇聯前的觀點。
我們先來看看羅曼羅蘭去蘇聯的原因是什麽，不是觀光，不是旅遊，準確的說，是情況所迫。當時有兩件事決定了羅曼羅蘭的成行：一是蘇聯國內因基洛夫被殺而開始的大規模鎮壓凶手和反對派。二是蘇法之間當時簽定了互援條約，但隨著反對派的反對升級，法國人對蘇聯的不信任逐日而增。作為“蘇聯的老朋友和維護者”的羅曼羅蘭，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來信要求作出解釋與回答。但他無能為力，因為他也不知道蘇聯國外在發生著什麽。於是，羅曼羅蘭在這樣的背景下，前往了蘇聯。
在蘇聯，羅曼羅蘭與斯大林及一大批蘇聯高官及各界人士進行了會晤。在與斯大林單獨會談的一個多小時裏，斯大林回答了羅曼羅蘭提出的所有問題，但斯大林的回答，並沒有泄露什麽國家機密，他的談話中所提及的隻是外界都已所知的，隻不過是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開誠布公”的方式表達了出來。例如，有關基洛夫被殺後的大規模鎮壓，斯大林就解釋到：“我們已經得悉，犯罪分子在殺害基洛夫後，還打算對其它領導人實施凶殘的計劃，為了預防這種罪行，我們承擔了槍琵這些先生們的不愉快的責任。”僅僅是為了預防，就可以將無罪的人處以死刑。這就是斯大林的解釋，斯大林的邏輯。羅曼羅蘭還說到他對蘇聯頒布的懲處十二歲以上兒童的法律不理解，斯大林回答道：“我們應該通過這項鎮壓性的法律，以死刑來威脅十二歲以上的兒童罪犯，尤其是他們的教唆者。”斯大林的話引起羅蘭的反感。他們兩人後來雖然還見過一麵，但已無話可談了。羅曼羅蘭對基洛夫遇刺後列寧格勒實行的“行政流放令”的做法也極為反感，在日記中寫道：“哪怕建幾座集中營，簡易住房，讓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裏，等候對他們案件的全麵審查。但讓他們呆在露天的地方，沒有任何生活設施。這樣，許許多多的兒童將死於亞洲的風沙之中(也許誇大)。”他那時還不知道因基洛夫遇刺列寧格勒處決了數千人。
談話結束後，斯大林建議羅曼羅蘭接受蘇聯安排的別墅，但羅曼羅蘭拒絕了。雖然拒絕了別墅，但無法拒絕蘇聯政府已經布控好了的各種限製。斯大林邀請羅蘭訪蘇，是希望羅蘭為蘇聯說好話。讓他們住在高爾基莫斯科郊外的別墅裏，把羅蘭完全封閉起來，使他無法接觸普通老百姓，隻讓他看蘇聯想讓他看的，不讓他看蘇聯不想讓他看的。但羅蘭以他敏銳的目光，依然發現了那隱藏在鮮花掌生下的蘇聯內情。
羅曼羅蘭曾受邀參加莫斯科紅場舉行的勞動青年體育節，斯大林把他請到列寧墓主席台上。羅曼羅蘭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我無法在兩個斯大林之間找到共同點――前天在克裏姆林宮同我交談的斯大林和像羅馬皇帝那樣花了六小時欣賞自己的封神儀式的斯大林。羅曼羅蘭看出斯大林有意製造人民對他的崇拜，以此強化人民對他的忠誠，並指出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感到惱火，他的一句話就足以消除這種可笑的崇拜。”羅蘭深知個人崇拜是極集權體製的產物，鎮壓則是鞏固這種體製的手段，但懷疑靠鎮壓來維持的體製能存在多久！
羅曼羅蘭收到一封陌生青年的來信，他告訴羅蘭，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上大學。羅蘭的妻子瑪莎是俄羅斯人，看了非常氣憤。高爾基向瑪莎解釋，出身不好的人進入大學將會帶來危險。如果需要犧牲一部分人，選擇多數還是少數呢？瑪莎反駁道：“就算是少數!可是如果這樣，我們有什麽權利譴責希特勒消滅在德國人口中占少數的猶太人呢？”高爾基隻好用“即將頒布賦予人民更多自由的憲法”把爭論敷衍過去。瑪莎的看法也是羅蘭的看法。
在蘇聯訪問的行程中，與羅曼羅蘭接觸最多的就是高爾基，他曾在高爾基家住了三周。但高爾基從未向羅蘭敞開過心扉。羅蘭看出高爾基內心的痛苦：“高爾基被封住了嘴。不幸的高爾基，榮譽纏身，備受敬重，但在內心深處對所有的利益都不感興趣。他寧願用這些利益換取昔日流浪漢的獨立。痛苦、思鄉和遺憾沉重地壓在他心頭上。”高爾基想看到的更美，更好，更人道的東西，沒有看到，卻隻能看到一些他根本不想看到的東西。他為此痛苦萬分，他對這些根本無能無力，他周旋在幾個陣營裏，從不向任何人吐露自己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
負責監視高爾基的是他的秘書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為高爾基同外界聯係的唯一中間人：收發信件和接待來訪者都由他負責，隻有他能決定高爾基能見誰，不能見誰。”克留奇科夫聽命於斯大林，在高爾基和斯大林之間傳播信息。高爾基去世後，克留奇科夫被斯大林處決，因為他已經沒用了，況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著有害無益。正好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狡兔死，走狗烹”。
但即使是了解了這些內情後，羅曼羅蘭在他的日記裏，依然書寫著對他蘇聯的幻想，雖然他已能夠清楚的知道這種幻想是建立在什麽基礎之上：“我在作出總結時，說出了自己的有利於蘇聯與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見。目前這些政策包含著某種消極的東西；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沒有錯誤（犯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積極的東西遠遠超出所有消極的東西。我絲毫不懷疑，世界更美好的未來是與蘇聯的勝利連在一起的。”
而繼羅曼羅蘭訪蘇一年後，同樣的法國作家，社會主義支持者紀德在訪蘇歸來後，直接發表了《訪蘇歸來》，明確表示了對蘇聯的幻想的破滅。
而從蘇聯回來後的羅曼羅蘭，卻痛苦的發現他的幻想的虛無。他雖然還是在公開場合中依然維護蘇聯政府，但私下卻將自己痛苦的思索寫在日記裏:。當蘇聯傳來一個個的熟人被槍斃的消息時，他終於再也克製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寫下：“這絕對是失控的專製製度，人類正義最神聖的法則，最基本的自由已無任何保障。我的內心在發出痛苦的呼號，我要反抗。我在抑製自己要說、要寫的欲望......
雖然這時他還抱有幻想，但他已不再信任斯大林。他依然信賴著蘇聯政府。但更多的蘇聯內部大清洗的新聞傳來時，更多他訪蘇時認識的人聽聞被槍斃時，他對蘇聯社會主義也拉開了距離，但仍然保留著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看法。
《莫斯科日記》，一直不能出版。曾在日記稿上，羅曼羅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未經我的特別允許，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滿之前，不能發表這個筆記-----無論是全文，還是片段。我本人不允許發表這個筆記，也不允許出版任何片段。
無論是羅曼羅蘭本人的原因，還是斯大林不允許出版的原因，我相信羅曼羅蘭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心裏充滿了深沉的悲哀與淒涼。
這是羅曼羅蘭的悲劇，是他盲目崇信斯大林與蘇聯的悲劇。但是他塵封的《莫斯科日記》，卻又是蘇聯見體的預見與見證。
對文化、曆史，藝術感興趣者可加群號進行交流（庸人匆擾，謝絕白丁）：15309182
參考資料：聞一《關於封存日記50年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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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曼·羅蘭與魯迅
作者：雲兒
魯迅先生在《“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後記》中指出，真誠的人道主義者，在革命中起的作用極壞，乃是幫著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接著他就點出了羅曼·羅蘭、愛因斯坦、高爾基等一串人名，作為一度犯了人道主義錯誤，附和著反動派的種種謠諑，非議革命的殘暴，並且幫助反動分子者逃亡的典型例子：
“不過這裏的吉訶德，也並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原書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後六年，世界上盛行著反對者的種種謠諑，竭力企圖中傷的時候，崇精神的，愛自由的，講人道的，大抵不平於黨人的專橫，以為革命不但不能複興人間，倒是得了地獄。這劇本便是給與這些論者們的總答案。吉訶德即由許多非議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學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壘什珂夫斯基（Ｍｅｒｅｚｈｋｏｖｓｋｙ），有托爾斯泰派；也有羅曼羅蘭，愛因斯坦因（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我還疑心連高爾基也在內，那時他正為種種人們奔走，使他們出國，幫他們安身，聽說還至於因此和當局者相衝突。”
在這裏被魯迅先生點名批判的幾個人道主義者裏麵，羅曼·羅蘭、愛因斯坦等，都是公開支持社會主義，支持十月革命，對蘇聯作過高度讚揚的著名人士。一個讓我一直覺得好奇的問題是，他們當年到底說了些什麽大逆不道之辭，以致魯迅先生要借吉訶德為名，指控這一類人，乃是幫著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淫掠，遠過於革命的犧牲”？
弄清楚這個問題，對於了解魯迅先生的思想內涵，自然大有幫助。
羅曼·羅蘭，是一位畢生都旗幟鮮明地支持十月革命理想的左翼人士，後來曾因為隱瞞莫斯科日記和攻擊紀德公開蘇聯之行真相，頗遭人非議。然而在一九二Ｏ年代，他一麵讚揚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一麵卻對革命後蘇俄政權鉗製思想自由，大肆清除異己的殘暴行徑，感到極度不安。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在巴黎《人道報》發表了著名的《精神獨立宣言》，表達了他的疑慮。這個宣言後來遭到了革命作家亨利·巴比塞的猛烈批判。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巴比塞在《光明報》上發表文章，稱羅曼·羅蘭主張的“精神獨立”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幻想，敦促他放棄抽象的人道主義立場，站到工人階級一邊來，接受工人階級的學說，認清隻有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才能求得個性的真正自由和獨立。
羅曼·羅蘭分別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和二月連續發表兩封公開信，回答巴比塞。他指出，因為兩個原因，他無法認同列寧主義學說(他稱之為“新馬克思主義”)：第一，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這個學說采取絕對主義的形式，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不大符合人類真正的進步”；第二，它在俄國的實踐已經被致命的、殘酷的錯誤所玷汙，“因為新政權的領袖們在貫徹這一學說時往往肆意拋棄最崇高的道德價值：人道、自由與真理。”
用恐怖手段殘暴鎮壓政治異議，永遠都是反動的。羅蘭接著說：
“軍國主義、警察恐怖或殘暴武力，我不會因為它們不再是富豪寡頭的專政工具，而是共產主義的專政工具，就把他們奉若神明。
“我一聽你說暴力鎮壓隻不過是小事一樁，一件暫時的小事，就感到難過。因為我想，一位資產階級的國防部長與公安部長，也會使用同樣的說法。……為了目的不擇手段，這話不對。對於真正的進步，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因為，目的(很少達到，而且始終不能完全達到)隻改變人與人之間的表麵關係。而手段卻鑄造著人們的思想，不是按著正常的節奏鑄造，就是按著暴力的節奏鑄造。如果是暴力的節奏，那麽，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能阻止強者壓迫弱者。”
這時候，列寧眼中已經變得礙手礙腳的高爾基，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離開彼得格勒，經瑞典到達德國，在那裏住了將近兩年。當時他的思想，與羅曼·羅蘭一樣，按共產黨官方說辭，是“堅持抽象人道主義立場”，“混淆革命暴力反革命暴力的區別”。基於共同的誌趣，高爾基特意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致信羅曼·羅蘭，支持他的論點，並且引為同道。他說，他自己一直信仰“人道、自由與真理”等崇高道德，並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六月，他在給布哈林的信中又說，新政權的殘暴作為，仍讓他無法釋懷。
就在這一年，蘇俄最高革命法庭開始了對異黨分子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高爾基忍無可忍，在國外發表了致法國作家法朗士的公開信，稱此審判為“殺害那些曾經真誠地為俄國人民解放事業服務的人”，並請求法朗士向蘇維埃政權“指出這種罪行是不能容忍的”。法朗士，他也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後來成了法國共產黨黨員，立即向蘇俄政府發去抗議電。
羅曼·羅蘭也沒有置身事外。他發表了另一封致共產黨人的公開信，將當時蘇俄國內的殘暴鎮壓，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大屠殺相提並論。這位將人類希望寄予蘇俄革命的左翼作家，苦口婆心地勸告說：
“暴力政策，特別是頌揚這些政策的拙劣文章，已經產生了使歐洲自由思想家的優秀分子，如伯特蘭·羅素，喬治·勃蘭兌斯，昨天的阿納托爾·法郎士，與俄國革命分道揚鑣的必然後果，正如法國革命的大屠殺，最終使得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席勒這樣的人脫離了它一樣。不管你們是否對這些人嗤之以鼻，你們都喪失了他們身上的偉大的道義力量，而這種力量對於廣大群眾的影響力卻是巨大的。我認為，這就是法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但願俄國革命者考慮到這一點。誰瞧不起心靈的力量，誰就要遭殃！
“至於思想自由，比暴力問題更加直接地觸動我。我堅持我的立場：不管哪一個政府，隻要它反對思想自由這個基本本能，就是一個無法形容的錯誤。誰若是要把思想自由的要求，說成隻是掩飾資產階級利益和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借口，就必須用新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罩眼布，蒙上人的眼睛。然而思想獨立是人類的基本力量，誰也馴服不了它。如果扼殺它，大約隻會爭取到假知識分子、投機分子和“廣場集市”的懦夫們改變觀點。但是真正有思想的人，將成為英雄，如果有必要的話，就成為烈士。因為信仰是從受壓抑的信念中噴射出來的。請你們再三思考！請你們不要玩火！火會把你們吞噬的。”
此後多年，羅蘭多次譴責蘇聯政府的“嚴重錯誤和罪行”，譴責蘇聯的書報審查扼殺了言論自由。蘇聯的肅反機關，被吹噓成“對付反革命勢力的堅強堡壘”，羅蘭卻稱其為“令人感到無限憎惡的可恥東西”。他表示，他的立場就是，“反對一切壓迫者——不管他們是紅的、白的還是黑的（我不去區別堵塞嘴巴的東西是什麽顏色！）”
與羅曼·羅蘭相比，愛因斯坦是位科學家，對社會問題發表評論相對較少。但他公開讚揚社會主義。談到對蘇俄的看法，他曾堅定地表示，他認同列寧的偉大理想主義，但他反對蘇俄領導人所采用的手段。
羅曼·羅蘭等左翼知識分子的批評，哪怕是非常善意、非常溫和的批評，都被蘇聯領導人看成是對革命政權的惡毒攻擊，理所當然地要開動國家機器，予以堅決的回擊。回擊的主力，自然少不了蘇俄文藝總管之一，魯迅先生特別佩服的那位盧那察爾斯基部長同誌。他連續發表批判文章，痛斥羅蘭“是一個有害的思想家”，“他從防禦轉向進攻，努力在接近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隊伍中招募他那托爾斯泰式的和平主義的擁護者”，因而他“在宣傳真正的人的理想和實現理想的真正道路這一偉大事業中成了我們的敵人”。
羅蘭思想中最有害的成分是什麽？就是反對濫用暴力的“抽象人道主義”，必須徹底肅清其流毒。於是，盧那察爾斯基部長同誌的劇作，魯迅先生擊節讚揚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一九二二年，在蘇俄鎮壓異黨分子的高潮中，應運而生，出版印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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