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1950年代梁思成，陳占祥北京市城建規劃方案的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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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對梁陳方案的曆史考察

2002-3-16 10:07:55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王軍

謹以此文紀念梁思成誕辰一百周年並悼念陳占祥逝世。――題記

　　一 “最大的幸福”

　　“在北京，我第一次見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兩位先生，雖然初次見麵，但一見如故。人的一生中能遇知音是最大的幸福。我慶幸有此幸福。”陳占祥回憶起1949年10月，他從上海到北京見到梁思成、林徽因的情景，欣慰不已。[1]

　　剛抵北京的這位33歲的年輕人，一口寧波官話，有人笑話他講英文比講普通話利索，愛品咖啡甚於喝茶，殊不知這位“洋派”青年對中國建築文化傾注的深厚情感。

　　1938年，陳占祥赴英國利物浦大學學習建築學時，書箱裏就裝著梁思成的《清式營造則例》等著作。1945年，在梁思成著作的啟發下，陳占祥在英國寫著《中國建築理論》一文，後來發表於1947年7月英國《建築評論》的“中國專刊”。

　　1946年，國民黨北平市政府邀聘正在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陳占祥，負責北平都市計劃工作。經導師、“二戰”後著名的大倫敦計劃的主持人阿白康樂培爵士的同意，陳占祥從倫敦大學回國赴任。

　　但回國後，國民黨政府將陳占祥留在南京，任內政部營建司簡派正工程師之職，他一直未能到北平就任。“那三年的歲月真是絕望和痛苦。”陳占祥回憶說，“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使我看到了祖國的光明前途。我第一次給梁先生寫信，說明我的情況，並表示願同梁先生一起從事首都城市規劃工作。梁先生很快回了信，熱情邀我北上共事。”[2]

　　在那3年痛苦的時光裏，陳占祥完成了南京行政中心區的計劃，後來又到上海，參與編製上海都市計劃，提出開發浦東的設想，將大倫敦規劃的思想精髓――有機疏散理論，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予以運用。

　　陳占祥沒有忘記自己最初的使命。3年來他一直思考著北平的命運。到了北京後，他發現自己的許多想法與梁思成完全相合，備感知遇之恩。而從陳占祥的角度看，他的許多設想正與他在英國的學術經曆相關。

　　陳占祥這樣回憶道：“一個城市最怕擁擠，它像個容器，不能什麽東西都放進去，不然就撐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換個地方，擺在周圍的地區分散發展，這是倫敦規劃的經驗。

　　這個著名的規劃是1944年做的，主要目標是疏散人口。規劃師在倫敦周邊規劃了10多個可發展的新城基地。後來，政府換了許多屆，但這個規劃沒有變，建成了一係列的新城。現在，倫敦老市區的人口已從當年的1200萬下降到七八百萬。”

　　“當年，他們還做了一個劍橋的規劃。劍橋是一個古城，戰後要發展，怎麽辦？規劃師同樣是把新的發展搬到外麵去了，不然古城一動，裏麵的每個學校都受影響，而每個學校都有好幾百年曆史，這一碰，古的風貌就全毀了。”

　　“這裏麵也包含了我的基本思想，就是不能什麽都硬塞進去，最好到別的地方另外做。北京當時的地方太大了，昌平等遠郊縣都可建設起來，可來個大北京規劃。幹嘛都要擠到城牆裏麵不可呢？應該搬出去！”[3]

　　劍橋規劃的主持人賀爾福，是阿白康樂培的學術繼承人，也是陳占祥的老師。因其傑出的成就，英國聖保羅大教堂在他去世後，專門為他在教堂的地下室設立紀念碑，這是英國建築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一到北京，陳占祥就與梁思成共同投入了對新市區發展計劃的研究。

　　“在我到達北京之前，梁先生對首都城市規劃已有一個初步方案。那是以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侵華戰爭中已慘淡經營過的‘居留民地’（今北京西郊五棵鬆一帶）為基礎而設計的一個市中心方案。”陳占祥回憶說，“梁先生的指導思想是要保護北京曆史名城。我完全讚成梁先生的這一指導思想，但對原有的初步方案發表了我的意見。”

　　陳占祥認為：“日本侵略者在離北京城區一定距離另建‘居留民地’，那是置舊城區的開發於不顧。我主張把新市區移到複興門外，將長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墳，以西郊三裏河（現國家經委所在地）作為新的行政中心，像城內的‘三海’之於故宮那樣；把釣魚台、八一湖等組織成新的綠地和公園，同時把南麵的蓮花池組織到新中心的規劃中來。”[4]

　　這個建議得到梁思成的認可。就在這時，一場激烈的交鋒到來了。

　　二 “友好”的“較量”

　　在聶榮臻市長的主持下，北京市召開城市規劃會議，梁思成、陳占祥等中國專家和蘇聯專家到會，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作《關於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問題的報告》，蘇聯專家團提出《關於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議》。

　　巴蘭尼克夫在報告中說：“北京沒有大的工業，但是一個首都，應不僅為文化的、科學的、藝術的城市，同時也應該是一個大工業的城市。現在北京市工人階級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而莫斯科的工人階級則占全市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北京是消費城市，大多數人口不是生產勞動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理想到北京需要進行工業的建設。”

　　在建設行政機關房屋的問題上，巴蘭尼克夫提出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建設首都行政中心：“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條幹線或一處廣場，譬如具有曆史性的市中心區天安門廣場，近來曾於該處舉行閱兵式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光榮典禮和人民的遊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這個廣場成了首都的中心區，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斷定，這是任何計劃家沒有理由來變更也不會變更的。”

　　巴蘭尼克夫具體提出了他的建設計劃：“第一批行政房屋：建築在東長安街南邊，由東單到公安街未有建築物的一段最合理。第二批行政的房屋：最適宜建築在天安門廣場（順著公安街）的外右邊，那裏大部分是公安部占用的價值不大的平房。第三批行政的房屋：可建築在天安門廣場的外左邊，西皮市，並經西長安街延長到府右街。”[5]

　　蘇聯專家團作的《關於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議》，則對巴蘭尼克夫把行政機關建設在舊城中心區的計劃進行了論證，並對建設西郊新市區的設想予以反駁，指出這是不經濟的，是“放棄新建和整頓原有的城市。”

　　建議書說：“為了北京市將來的發展和加速建設，關於建築行政房屋的位置問題是重要的，有的建議在城西五六公裏，所謂‘新市區’日本人開始建築城市的地方，建築行政房屋。這個建議的意義是在新地區建築房屋能便宜，政府職員的住處距離政府的房屋不遠，在這裏建立政府中心區的全部建築。按我們的意見，新的行政房屋要建築在現有的城市內，這樣能經濟的並能很快的解決配布政府機關的問題和美化市內的建築。”

　　建議書還著重論證了行政中心區放在舊城內的經濟性問題，提出“認為政府的中心區建築在城外經濟是不對的。在蘇聯設計和建築城市的經驗中，證明了住房和行政房屋，不能超出現代的城市造價的50％－60％，40％－50％的造價是文化和生活用的房屋（商店、食堂、學校、醫院、電影院、劇院、浴池等）和技術的設備（自來水、下水道、電器和電話網、道路、橋梁、河海、公園、樹林等）。拆毀舊的房屋的費用，在莫斯科甚至拆毀更有價值的房屋，連同居民遷移費用，不超出25％－30％新建房屋的造價。在舊城內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建設和技術的設備，但在‘新市區’是要新建這些設備的。”

　　建議書還以莫斯科的經驗闡述道：“當討論改建莫斯科問題時，也曾有人建議不改建而在旁邊建築新首都，蘇共中央全體大會拒絕了這個建議，我們有成效的實行了改建莫斯科。隻有承認北京市沒有曆史性和建築性的價值情形下，才放棄新建和整頓原有的城市。”[6]

　　完全可以想像梁思成、陳占說聽到這番言論的心境，他們正是因為“承認”北京的“曆史性和建築性的價值”，才提出建設新市區的設想，以期北京舊城得到整體保護。可是，蘇聯人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指出他們否認北京的“曆史性和建築性的價值”，甚至是“放棄”舊城。

　　而在行政中心區放在城外是否經濟的問題上呢？蘇聯人提出的在城外建設住宅和行政房屋需配套占造價40％－50％的文化、生活設施是有道理的，但是，當時方圓62平方公裏的北京舊城人口已達130萬，密度已經很大了，可建設用地十分有限，如果把行政中心建在城內，勢必導致大量人口遷到城外，而這些外遷人口的住房同樣也是需要配套文化、生活設施的。因此，很難以文化、生活配套設施問題來說明梁思成的設想是不經濟的。

　　建國以來，北京城市建設的主要力量還是放在了新區的發展上，規劃市區已達到1050平方公裏，建成區已達到450平方公裏。難道這些發展都是不經濟的嗎？難道在這些新區，像今天這樣建設了工廠、學校、住宅、商業區就是經濟的，而建設行政中心區就是不經濟的嗎？這個道理很難講通。

　　事實上，在舊城建設政府機關辦公樓，將導致大量拆遷，直接抬高建設成本，在50年代初，這已被許多單位視為畏途，這是後話。

　　在這次會議上，梁思成、陳占祥與蘇聯人發生了爭執。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當時我是極端的無知，根本不知道那些領導是誰，在我看來，蘇聯朋友畢竟是友好使者，會議不過是討論北京都市計劃方案的構思而已。團長阿白拉諾夫[7]介紹方案後好久無人啟口，我就不假思索地說了我的意見。”41年後，陳占祥對這次會議作了這樣的回憶，“我認為在城中心建設行政中心隻是增加舊城的負擔，解決北京的城市建設計劃應把周圍地區聯係起來考慮，於是我又反問蘇聯朋友對城鄉關係有什麽考慮？對於孤立地考慮城市中心我表示不同意。阿白拉諾夫[8]的回答我不甚同意，他說城鄉矛盾是個複雜問題，要由社會主義建設來回答，因此是將來的問題，現在答複不了。說實在的，我不過是搬用英國城鄉計劃理論，而且當時自己也不能說吃透到多大深度，但我們的設想的確是對保護古城有利。倫敦除了當時需要疏散人口外，另一目的是為了保護倫敦古城，所以才有了大倫敦計劃。”[9]

　　梁思成不可能保持沉默。

　　從蘇聯市政專家組組長阿布拉莫夫的講話摘錄中，可以感受到這次交鋒的激烈程度：

　　梁教授曾發表過幾項很有意義的意見，對於這些意見讓我來發表一些意見。


　　梁教授曾提到：中心區究竟是在北京舊址還是在新市區的問題，尚未決定，所以對各區域的分布計劃工作，為時尚早。

　　市委書記彭真同誌曾告訴我們，關於這個問題曾同毛主席談過，毛主席也曾對他講過，政府機關在城內，政府次要的機關設在新市區。

　　我們的意見認為這個決定是正確的，也是最經濟的。

　　行政中心區遷移能變為怎樣一種情形呢？

　　那是要建築為機關用的房屋和工作人員的眷屬住宅。你們也是這樣設計的，收獲是什麽呢？

　　譬如陳工程師和齊工程師都是在政府工作，齊工程師在城內有住房，陳工程師沒有住房，他才來到北京不久。你的建議是在城市建築兩所房屋來代替一所房屋。城市中心區移出城外，就是承認市內一百三十萬的人口對政府是沒有益處的，在哪裏建築房屋比較經濟，在城裏還是城外？

　　……

　　我們也有過這樣的建議，將莫斯科舊城保存為陳列館，在它的旁邊建設新的莫斯科，被我們拒絕了，並將莫斯科改建，結果並不壞。

　　拆毀北京的老房屋，你們是早晚必須做的，三輪車夫要到工廠工作，你們坐什麽車通過胡同呢？

　　北京是好城，沒有棄掉的必要，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將新市區建設成如北京市內現有的故宮、公園、河海等的建設。所以我們對於建設行政中心的問題是明確的。[10]

　　阿布拉莫夫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就是毛澤東認為政府機關應該在城內。梁思成、陳占祥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這位蘇聯人還武斷地提出，建設新市區“就是承認市內一百三十萬的人口對政府是沒有益處的”，弦外之音，誰能不察？

　　蘇聯專家堅定地認為要改造北京舊城，與1931年的莫斯科城市規劃有關。在1953年，梁思成隨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訪問蘇聯的時候，蘇聯建築科學院副院長格也格也羅曾對他說：“1931年莫斯科總計劃的國際競選中的許多方案不是要把舊的莫斯科完全鏟平重新另建就是要把它當一個‘博物館’保存下來，在郊區另辟新城。斯大林同誌指出了那些都是小資產階級的不合實際的幻想，把計劃的正確道路指出，製定了改建的總計劃。這個計劃無論在城市的整體或建築形式上都是發展的：從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並預見今後新的遠景的發展。”[11]

　　很自然，在蘇聯人的眼裏，建設新市區的設想，就是斯大林曾經指出的“小資產階級的不合實際的幻想”。

　　梁思成、陳占祥陷入了孤立。

　　這次會議之後，1949年12月19日，北京市建設局局長曹言行、副局長趙鵬飛提出《對於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意見》，表示“完全同意蘇聯專家的意見”。

　　意見書說：“如果放棄原有城區，於郊外建設新的行政中心，除房屋建築外還需要進行一切生活必須設備的建設，這樣經費大大增加（據蘇聯專家的經驗，城市建設的經費，房屋建築占百分之五十，一切生活必須的設備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因新建房屋而拆除舊房，其損失亦不超過全部建設費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且必須於房屋建築與一切設備完成後始能利用。新建行政中心區一切園林、河湖、紀念物等環境與風景之布置，限於時間與經費，將不能與現有城區一切優良條件相比擬。同時如果進行新行政區之建設，在人力、財力、物力若幹條件的限製下，勢難新舊兼顧，將造成舊城區之荒廢。……我們認為蘇聯專家所提出的方案，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礎上，考慮到整個國民經濟的情況，及現實的需要與可能的條件，以達到建設新首都的合理意見，而於郊外另建新行政中心的方案則偏重於主觀的願望，對實際可能的條件估計不足，是不能采取的。”[12]

　　三 “梁陳方案”

　　雖然是泰山壓頂，梁思成、陳占祥也沒有放棄。他們感到，必須立即拿出一個具體的方案，闡明自己的觀點。

　　“我與梁思成先生商量，他說他的，我說我的，開會以後我做規劃，梁先生寫文章，這就是方案出來的經過。”陳占祥回憶道。[13]

　　1950年2月，著名的“梁陳方案”，即梁思成、陳占祥《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完成了，梁思成自費刊印，報送有關領導。

　　梁思成接受陳占祥的建議，修正了自己過去以為的在五棵鬆“新市區”建設行政中心區的觀點。“梁陳方案”提出：“為解決目前一方麵因土地麵積被城牆所限製的城內極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況，和另一方麵西郊敵偽時代所辟的‘新市區’又離城過遠，脫離實際上所必需的銜接，不適用於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難，建議展拓城外西麵郊區公主墳以東，月壇以西的適中地點，有計劃的為政府行政工作開辟政府行政機關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為首都的行政中心區域。”[14]

　　這份長達2．5萬字的報告，共分“必須早日決定行政中心區的理由”、“需要發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發展西郊行政區可用逐步實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財政狀況，比較拆改舊區為經濟合理”三個部分。

　　在“必須早日決定行政中心區的理由”一節中，《建議》提出：“整個行政機構所需要的地址麵積，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區麵積計算，要大過於舊城內的皇城。（所必須附屬的住宅區，則要三倍於此。）故知這個區域在何位置將決定北京市發展的方向和今後計劃的原則”，同時“北京為故都及曆史名城，許多舊日的建築已成為今日有紀念性的文物，它的形體不但美麗，不允許傷毀，而且它們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個文物環境，正是這座名城壯美特點之一，也必須在保護之列，不允許隨意摻雜不調和的形體，加以破壞。”因此必須確定兩個原則，即“是否決意展拓新區域”還是“決意在幾年中完成大規模的遷移，改變舊城區的大部分使用”，“如果原則上發生錯誤，以後會發生一係列難以糾正的錯誤的。關係北京百萬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

　　在第二節“需要發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中，《建議》對蘇聯專家提出的利用東交民巷操場空地建設辦公樓，提出批評，指出這將導致“歐洲十九世紀的大建築物長線的沿街建造，迫臨交通幹道所產生的大錯誤。”“日後如因此而繼續在城內沿街造樓，造成人口密度太高，交通發生問題的一係列難以糾正的錯誤，則這次決定將為擾亂北京市體形秩序的禍根。為一處空址眼前方便而失去這時代適當展拓計劃的基礎，實太可惜。……我們的結論是，如果將建設新行政中心計劃誤認為僅在舊城內建築辦公樓，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加增問題。這種片麵的行動，不是發展科學的都市計劃，而是阻礙。”

　　對於在舊城內建造新的行政區，《建議》提出“不但困難甚大，而且缺點太多”。理由是：

　　（1）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們目前密度已過高，必須疏散，這矛盾的現象如何解決？

　　（2）如果占用若幹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麵積內房屋計算，約需拆除房屋十三萬餘間，即是必須遷出十八萬二千餘人口，即使實在數目隻有這數的一半，亦極龐大可觀，這個在實施上如何處置？

　　（3）如果大量建造新時代高樓在文物中心區域，它必會改變整個北京街型，破壞其外貌，這同我們保護文物的原則抵觸。

　　（4）加增建築物在主要幹道上，立刻加增交通的流量及複雜性。過境車與入境車的混亂劇烈加增，必生車禍問題。這是都市規劃設計所極力避免的錯誤。

　　（5）政府機關各單位間的長線距離，辦公區同住宿區的城郊間大距離，必產生交通上最嚴重的問題，交通運輸的負擔與工作人員時間精力的消耗，數字驚人，處理方法不堪設想。

　　《建議》進而提出了在西郊月壇與公主墳之間的地區建設政府行政中心的設想，指出這是根據“大北京市區全麵計劃原則”出發的，是“增加建設、疏散人口的措施”，是“保全北京舊城中心的文物環境，同時也是避免新行政區本身不利”的“新舊兩全的安排”。這個行政中心區“必須同足用的住宅區密切相連，經濟地解決交通問題，減輕機械化的交通負擔”，它還能“保留將來發展餘地”。

　　兩位學者還充滿詩意地提出在新的行政中心區建設新中軸線的設想。“這條中線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確能建立一條莊嚴而適用的軸心。這個行政區東連舊城，西接‘新市區’，北麵為海澱、香山等教育風景區，南麵則為豐台鐵路交通總匯。一切都是地理上現成形勢所促成，毫無勉強之處。”

　　他們在《建議》的第三節裏分別列出了在城內建造政府辦公樓所需的7項費用和在城西建設政府辦公樓所需的4項費用，並進行了比較，指出：“在月壇與公主墳之間的地區，目前是農田，民居村落稀少，土改之後，即可將土地保留，收購民房的費用也極少。在城內建造政府辦公樓顯然是較費事，又費時，更費錢的。”

　　查看《建議》中的規劃草圖，可以發現梁思成、陳占祥還在行政中心區的南部規劃了一個商務區，盡管在文字說明中，他們沒有對這個商務區進行論述，但是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按照他們的設想實施，北京將顯現怎樣的情景：這個城市將擁有三個相互聯係又功能區分的中心區域，舊城是文物遺存豐厚、曆史建築壯麗的文化中心區，舊城西側的行政中心區將集中體現新中國政治中心的雄偉景觀，而其南側的商務中心區將呈現現代都市的風采。更重要的是，這種多中心的發展模式，將有利於實現居住與就業的平衡，防止單中心城市交通複雜擁堵的弊端，促進城市生活的多樣性。這正是現代城市規劃的基本理念。

　　蘇聯人在“指導”北京進行城市規劃的時候，莫斯科以克裏姆林宮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發展的城市總體規劃已呈現弊端。為解決過度發展工業，城市功能過於複雜帶來的交通、生活等問題，莫斯科從1960年起開始製定新規劃，把原有的單中心結構改成多中心結構，並將連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綠帶滲入城市中心，這被稱為“世界各大城市中規劃得最好的。”[15]

　　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設還在沿著蘇聯人確定的單中心模式發展，梁思成與陳占祥擔心的各種問題都出現了。簡單地以舊城為中心，以改造舊城為出發點的城市規劃執行的結果，恰恰阻礙了一個現代城市所必需的功能。[16]

　　“拆北京舊城以取得其土地的使用權，我有個比方，就像把故宮的銅鼎融化掉，用它的銅；也就像用古代的字畫作紙漿來造紙。”梁思成當年的同事，也是他的助手，吳良鏞院士，今天還在奮鬥著，“在對大北京地區的發展作認真思考的前提下，我們應該對已經不能全然適應發展要求的總體規劃進行一定的、必要的修改，再也不能‘以不變應萬變’。”[17]

　　四 “聽說有位教授要把我們轟出去？”

　　報告送上去了，梁思成企盼著回音。

　　1950年4月10日，他致信周恩來總理，懇請其於百忙之中閱讀《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並聽取他的匯報。

　　信中說：“我們請求政府早日決定行政中心區的位置。行政中心區位置的決定是北京整個都市計劃的先決條件，它不先決定，一切計劃無由進行。……我們的建議書已有一百餘份送給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會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長。我懇求您給我一點時間，給我機會向您作一個報告，並聆指示。除建議書外，我還繪製了十幾張圖作較扼要的解釋，屆時當麵陳。如將來須開會決定，我也願得您允許我在開會時列席。總之，北京目前正在發展的建設工作都因為行政中心區位置之未決定而受到影響，所以其決定已到了不能再延緩的時候了。”[18]

　　無從知曉周恩來對這封信的態度。

　　在這封信發出後的第10天，梁思成與陳占祥又遇到一對強勁的對手，他們是朱兆雪、趙冬日――梁思成與陳占祥在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同事。

　　朱兆雪、趙冬日於4月20日，寫著《對首都建設計劃的意見》，再次肯定了行政中心區在舊城的計劃。《意見》說：“北京舊城是我國千年保存下來的財富與藝術的寶藏，它具有無比雄壯美麗的規模與近代文明設施，具備了適合人民民主共和國首都條件的基礎，自應用以建設首都的中心，這是合理而又經濟的打算；是保存並發揮中華民族特有文物價值，是順應自然發展的趨勢。雖舊城內之現有人口過密，但是會因經濟之發展，無業與轉業人口之遷出就業而自然解決；同時因人口減少，拆掉已失健康年齡與無保留價值的房屋，改建行政房屋自無問題，並且有足夠的麵積；同時更可使舊城免於衰落而向繁榮。至其他各區則環設在舊城四周，以與市中心取得緊密聯係，並避免了不必要的交通通過城區，危害文物古都的安靜。”

　　《意見》具體提出：“行政區設在全城中心，南至前三門城垣，東起建國門，經東西長安街至複興門，與故宮以南，南海、中山公園之間的位置，全麵積六平方公裏，可容工作人口十五萬人。因為：（1）不破壞，也不混雜或包圍任何文物風景，不妨害也不影響，同時是發揚了天安門以北的古藝術文物和北京的都市布局與建築形體。（2）各行政單位能集中，能取得緊密連係。（3）適居於全市的中心，與東西南北各住宅區有適當的距離。（4）利用城內現有的技術設備基礎，可節省建設費25％－50％（根據蘇聯城市建設的經驗）。（5）中央及政務院擬暫設於中南海周圍，將來遷至天安門廣場及廣場右側；靠近太廟、南海及中山公園等文物風景，為行政中心；於和平門外設市行政區，適與故宮遙遙相對；靠東因近工商業為財經係統；西就現有基礎，劃為政法係統與文教係統區域；天安門廣場則正為行政中心區所環抱；創新軸，東達市界，西抵八寶山，與南北中心線並美。”[19]

　　梁思成和陳占祥並沒有對這個《意見》提出書麵反駁。事實上，這份《意見》提出的行政中心區設在舊城內的理由，他們在《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中已經涉及並加以評論了。

　　40年後，趙冬日追憶道：“就今天我國的經濟發展情況來看，北京的法定保留文物建築還無力維修，甚至有的任其自然損壞。北京解放時約有1700萬平方米傳統建築，若全部保留下來，然後另起爐灶，如在西郊大興土木建新首都，則按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人的意誌所不能做到的，是不現實的。”。[20]

　　陳占祥接受筆者采訪時，則提到當年論爭的一個焦點：“他們圍繞天安門作文章，爭論點就是天安門不可以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宣布的。這沒關係嘛，事實回避不了，那時隻有天安門有廣場，這麽多人當然要到那兒去。其實，天安門作為慶典中心是可以的，行政中心搬出去對它不會有影響。”[21]

　　壓力終於來了。時隔不久，梁思成與陳占祥的議被一些人指責為與蘇聯專家“分庭抗禮”，與“一邊倒”方針“背道而馳”。最嚴重的指責是，他們設計的新行政中心“企圖否定”天安門作為全國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22]

　　當新方案備受指責時，梁思成與陳占祥卻冷靜地考慮到新方案突出了新行政中心的規劃，但沒有注意到舊城區中心的改建的可能性。為此，他們又著手研究以天安門為中心的皇城周圍規劃，以此作為新方案的補充。

　　“這一補充規劃方案的設想是以城內‘三海’為重點，其南麵與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的中軸線相連接，使曆代帝王的離宮與城市環境更緊密地結合起來。由於當時正是批判‘梁陳方案’的不利形勢，所以梁先生始終沒有公開這一補充規劃方案。今天，這一設計的文字和圖紙恐怕已經丟失；而我是確切地知道它的存在的，因為有些圖紙是我畫的。”陳占祥回憶道，“設計中曾有一個處理團城下金鼇玉蝀橋的初步設想，並作了詳細設計。這是從上述的舊城改造的補充方案設想出發，把金鼇玉蝀橋當作它與大高玄殿、景山連接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看待。為解決橋上的車輛擁擠，在原金鼇玉蝀橋的南側，增建另一座新橋，將舊有的‘金鼇’‘玉蝀’的兩個牌坊搬到新、舊兩橋的橋頭間空地。新、舊兩橋作為上、下兩線，以解決交通困難；北海前的廣場稍加擴大，作為車輛分流；廣場東側與大高玄殿前相連，殿前兩座花亭將給以保護。景山前的紅牆改建為帶漏窗的長廊，供遊人坐憩。遊人可以在這裏前望故宮，後覽景山。”[23]

　　這個設計圖的線條畫成之後，梁思成興致勃勃親自渲染，添色加彩。當時他疾病纏身，居然也和大家一起畫了一個通宵。陳占祥回憶道：“天將破曉，隻見梁先生不顧一宵未合眼的疲勞，仍然躬著身子一筆一筆地畫著，終於以他高超的渲染技巧完成了1：200的通長畫卷，臉上露出十分愉快的微笑。”[24]

　　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在病中致信北京市領導彭真、聶榮臻、張友漁、吳晗、薛子正，呼籲早日確定中央政府行政區方位，防止建設中的散亂現象。信中說：“現在北京三大基本工作區中之二――高等文教區及工業區――大致已確定；唯有中央政府行政區的方位尚懸而未決，因而使我會大部分工作差不多等於停頓。這一年來，中央政府行政區的機構與我會接洽的事務，大多是（a）擬用某一塊地，向我們要，或（b）擬建某一座建築，問我們應建何處。然而我們因為不知行政區定在哪裏，不能答覆。結果是各機關或不能解決問題，或各行其便，在分散在各處的現址上或興蓋起起來，或即將興蓋。若任其如此自流下去，則必造成‘建築事實’，可能與日後所定總計劃相抵觸，屆時或經拆除，或使計劃受到嚴重阻礙，屈就事實，一切都將是人民的損失。所以我們應該努力求得行政區大體方位之早日決定。”[25]

　　種種跡象表明，“梁陳方案”未被采納，與毛澤東有關。

　　曾擔任彭真秘書的馬句向筆者回憶道：“蘇聯專家提出第一份北京建設意見，聶榮臻見到後，非常高興，送毛主席。毛主席說：照此方針。所以北京市的規劃就這樣定下來了，即以舊城為基礎進行擴建。”[26]

　　“‘梁陳方案’被否定，主要不是沒有錢，而是主席反對。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曾傳出這麽一句話來：毛主席說，中南海皇帝住得，我為什麽住不得？可見，毛主席對‘梁陳方案’很惱火：為什麽一定要讓中央人民政府搬出去？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案最主要是毛主席不欣賞，如果毛主席欣賞的話，蘇聯專家的意見是不在話下的。”梁思成夫人林洙回憶說。[27]

　　梁思成之子梁從誡則向筆者提起一個鮮為人知的情況：“一位熟知當年情況的老同誌告訴我，‘梁陳方案’提出後，毛主席很不高興，他說：聽說有位教授要把我們轟出去？”[28]

　　五 “梁先生哭了……”

　　“對於梁思成先生和我的建議，領導一直沒有表態，但實際的工作卻是按照蘇聯專家的設想做的。最後，東長安街部委樓的建設開始，紡織部、煤炭部、外貿部、公安部都開始在這裏建設。”陳占祥的回憶道。[29]

　　建設已經開始，但城市的總體規劃還沒有正式確定，這嚴重影響城市建設有秩序地進行。城市占地過多過大，建設過於分散，市政基礎設施和生活服務設施跟不上工作用房和住宅的建設，住宅建設速度與人口增長不成比例，由於沒有統一管理，出現了“天上”（地上建築）、“地下”（管道）亂打架的混亂局麵。[30]

　　1952年春，北京市政府秘書長兼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薛子正指示加快製定規劃方案，如認識不同，可作兩個方案報市委。於是，都市計劃委員會責成陳占祥和華纜洪分別組織人員編製方案，於1953年春提出了甲、乙方案。這次規劃編製的原則是：行政中心區在舊城。

　　華攬洪，1936年從巴黎土木工程學院畢業，考入法國國立美術大學建築係。畢業後，他在法國馬賽設立建築師事務所，完成了50多項大小不同的設計，曾在巴黎遠郊區設計了一所獸醫醫院，當時是法國較少的現代建築之一。[31]

　　1951年，已加入法國共產黨的華攬洪回國參加建設，在梁思成的提議下，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批準聘為都市計劃委員會第二總建築師。

　　在編製總圖時，陳占祥與華攬洪在對待城牆的問題上，發生分歧。陳占祥回憶說：“我們兩個私人關係很好，但也有爭論。在總圖上，華攬洪主張把城牆拆了，我堅決反對。城牆拆不拆是關係到總圖怎麽做的事，我說絕對不能拆，爭吵得不得了，很厲害。幹脆分成兩個方案吧，華攬洪做甲方案，我做乙方案。”[32]

　　在甲方案中，華攬洪對舊城的原有格局作了較多的改變，把東南、西南兩條對外放射幹道斜穿入外城與正陽門大街匯交於正陽門。東北、西北兩條放射道路分別從內城東北、西北部插入交於新街口與北新橋，並引鐵路幹線從地下插入中心區，總站仍設在前門外。

　　在乙方案中，陳占祥則完全保持了舊城棋盤式道路格局，放射路均交於舊城環路上。鐵路不插入舊城，把總站設在永定門外。

　　對於城牆，兩個方案作了全部保留、部分保留、隻保留城門樓和全部拆除等多種設想。

　　對於行政辦公區，甲方案主張適當分散布置。乙方案則主張集中在平安裏、東四十條、菜市口、磁器口圍合的範圍內形成行政中心。[33]

　　從主張在城西建設行政中心區到“集中在平安裏、東四十條、菜市口、磁器口圍合的範圍內形成行政中心”，陳占祥作出了妥協，這顯然與遵命有關。

　　回憶起這段往事，陳占祥仍能感到當時的壓力。“我與華攬洪在城牆的問題上發生爭論，後來領導知道了，派人來調查，開座談會，說你們爭吵保不保城牆，城牆的問題實際上是你們階級感情的問題。這很嚇人啊！所以一下子我被孤立起來了，跟我做規劃的3個人，這一下就散了。”[34]

　　1999年6月，已定居巴黎12年的華攬洪，以87歲的高齡抵北京參加世界建築師大會，與筆者談起這段往事，他的感受與陳占祥有很大不同：“‘梁陳方案’體現了梁思成的一個思想，就是想原封不動保留古城，作為一個曆史城、博物館城，認為要是中央機構放進舊城，裏麵就太多了，於是另開一個市中心，把行政中心區放在西邊。這我不同意。蘇聯專家的意見許多我不同意，但有一點同意，就是他們提出北京格局強烈，軸線強，應沿著軸線、格局發展。”[35]

　　華攬洪對“梁陳方案”有著很深的誤解――所謂“原封不動保留古城”，似乎就是連龍須溝都不能改變，一個城市根本就不用發展了。

　　1962年，北京市在對新中國成立以來13年城市建設的總結中，將“梁陳方案”形容為：“一部分技術幹部主張將首都的行政中心搬到西郊去，要保存一切古建築，使北京舊城原封不動的成為‘中國的博物館’”。[36]

　　這至今仍代表了建築學界不少人的觀點。當年與梁思成在都市計劃委員會共事的陳幹，在晚年仍然評論說：把舊北京封存起來當建築藝術陳列館，聽起來的確動聽，但做起來卻寸步難行。不說別的，光說垃圾這一項，當陳列館的設計就是空中樓閣。當年東西長安街的南側，垃圾堆有兩層樓高，遠遠望去如同城牆。如果按照梁公的方案，集中精力去開辟新區，把舊城封存作藝術陳列館，古建築固然精美，但在垃圾堆和汙泥濁水上欣賞，於中國人的臉麵上又能有多少光彩？[37]

　　事實上，梁思成與陳占祥遠遠沒有“僵化”到連那堆垃圾也不能動的程度。1952年12月，梁思成寫著《人民首都的市政建設》由科普出版社出版，為北京市建國3年以來清運垃圾、整治水係、改變“睛天是個香爐，雨天是個墨盒”的街巷狀況，在衛生工程、交通工程等方麵取得的成就而歡欣鼓舞，並稱：“今天所已經完成的，事實上已是史無前例的市政建設，但比起將來的遠景，實在隻是一個極微小的開端而已。”

　　1957年7月14日，梁思成又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在北京解放後的一年中，從城裏清除了明、清兩朝存下來的三十四萬九千噸垃圾，清除了六十一萬噸大糞。這是兩件小事，卻是兩個偉大的奇跡，是令我們可以自豪的兩件偉大的小事。”[38]

　　但是，不知何故，“梁陳方案”在一些人的眼裏，成了“僵化”與“守舊”的代名詞。

　　也許，當年正是這種極端化的思維方式，“非白即黑”式的社會意識，才是造成這兩位學者悲劇的淵藪。

　　富有戲劇性的是，甲、乙兩個方案完成了，它們雖然已與“梁陳方案”相距遙遠，卻也遭遇到這種“誤讀”。

　　在向有關市政建設局及中共北京市各區委征求對甲、乙兩方案的意見時，絕大部分人主張拆掉城牆，認為要保護古物，有紫禁城就夠了。並提出“中央主要機關分布在內環，將黨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擴展至天安門南，把故宮丟在後麵，並在其四周建築高樓，形成壓打之勢”。[39]

　　梁思成奉命代表都市計劃委員會向北京市人民代表匯報了甲、乙兩個規劃方案。但是有關部門的領導認為它們“在有些問題上和黨對改造與擴建首都的意見不一致，如何對待城牆與古建築，工業區分布與道路寬度等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上爭議分歧很大。”因而都沒有被通過。[40]

　　1953年夏，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個規劃小組，由市委常委、秘書長鄭天翔主持，並聘請蘇聯專家指導工作，負責對甲、乙方案進行綜合修改，提出總體規劃。這個小組在動物園暢觀樓辦公，被大家稱為“暢觀樓小組”。

　　11月，“暢觀樓小組”提出《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上報黨中央，提出：“對於古代遺留下來的建築物，我們必須加以區別對待。對它們采取一概否定的態度顯然是不對的；同時對古建築采取一概保留，甚至使古建築來束縛我們的發展的觀點和做法也是極其錯誤的。目前的主要傾向是後者”。[41]

　　部分領導人也認為：“改造北京還是少保留一些舊東西好，像故宮可以保留下來，讓後代看看過去的情形，有一些東西可以不要就不必保留了”。[42]甚至有人認為故宮也可以拆除。1952年8月，為了拆除天安門廣場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43]，竟召開群眾大會控訴批判其“罪行”。

　　這一幕，陳占祥記憶猶新：“梁先生哭了……”[44]

　　六 “羅馬又不是一天蓋出來的”

　　形勢的發展並不像梁思成、陳占祥的反對者直到今天還認為的那樣――“梁陳方案”不被接受，是由於經濟上不可行，“以舊北平市而立，1949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隻有3．8億元，國民收入僅1．9億元，失業與半失業者超過30萬人，像龍須溝那樣的貧民窟數以十計――那裏的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提出來要在那一片空地上大興土木，建設國家新的行政中心，不但經濟上力不從心，政治上亦將喪失民心，所以事情是不能這樣做的。”[45]

　　事實上，定都北京後的幾年間，政府機關並未停止過建設，規模也不小。從梁思成當年給周恩來及北京市領導寫的信中，均可見一斑。那麽，這些大樓建在舊城內經濟還是建在舊城外經濟呢？

　　一份史料向人們解答了這個問題，這就是1954年5月，北京市建築事務管理局局長佟錚在華北城市建設座談會上的講話。

　　佟錚介紹了解放以來北京的城市建設情況，為許多單位不願進城而頭疼。

　　他說：“解放以後的新建築有三分之二建在了郊外，最遠的離天安門16公裏。看來不符合‘城市的擴建或改建應由近及遠、由內向外的緊湊發展’原則。但當時客觀上存在著不少問題。”

　　佟錚提出的首要問題是“拆房問題”：“1952年國家政務院曾明令公布，要求建設不能影響市民居住。而北京市建築密度平均為46％，最高的達70％。要拆房不可能不影響市民居住。其次是建設單位怕麻煩、怕花錢、怕耽誤時間，情願去郊區建。”

　　他還舉出：“建設單位申請建築用地，往往要求用地大，地點地形合適和風景好，還要省事：不拆房，不墊土，土地拿過來就能用並且要保留大片發展用地。如軍委複外用地，在1953年前，連辦公室、宿舍等用房也要求保留發展用地。因此，造成全市的新建築稀稀落落，星羅棋布。”“到1953年底，新建築在城內的僅占三分之一，而且多藏在小胡同裏，致使人們有‘不知道新房子都蓋到哪裏去了’的反映。”[46]

　　可見，在當時舊城人口與房屋已經密集的情況下，大規模改造舊城並興建行政辦公樓所涉及的房屋拆遷問題，由於“麻煩”、“花錢”、“耽誤時間”，而被許多單位視為畏途，於是它們“情願去郊區建”。


　　在同年10月16日國家計委對於北京市委《關於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意見向中央的報告中，也有這樣的表述：“改建舊城區的主要困難之一，是拆遷與安置居民的問題。舊城內大部分地區建築密度與人口密度過高。必建時須拆除建築物與遷移居民的數目很大。據粗略估算，建築一百萬平方公尺的七層樓房，需拆除舊房屋十八萬至二十萬公尺，遷移居民大約二萬至三萬人。這不僅要解決遷移居民的居住問題，而且要影響其中許多人的職業問題（如手工業者、商販等）和生活問題（如子女就業等），這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所以，以往幾年北京市擴建多於改建，是有它的客觀原因的。”[47]


　　而在1958年6月23日，《北京市委關於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向中央的報告》中，也說：“從1954年起，開始在西長安街、朝陽門大街、宣武區西半部進行重點改建。由於拆房過多，安置居民困難很多，費用也大，從1956年下半年起，就基本停止了改建。有些高等學校和中小型工廠，本來放在城內是合理的，但是要拆大量房子（例如1952年至1953年間，在西北郊興建的鋼鐵、礦業等十個學院，就用地六百多公頃，相當於三十個中山公園，如果拆房修建，就需拆房十八萬間左右），隻好在城外建設。同時，為了盡量少拆房子，城內改建多是選擇房屋密度低、質量差的地段，因而也就形不成比較完整的新街道和住宅區。”[48]

　　1962年，北京市對建國以來13年城市建設進行總結，在解釋“舊城改建速度緩慢”時，舉出理由：“鑒於舊城空地基本占完，改建將遇到大量拆遷，國家財力有限，改建速度不可能太快。”[49]

　　當年反對“梁陳方案”者，還有另一個理由，即認為，在舊城內建設行政中心，可利用原有的基礎設施，因而是經濟的。

　　但這也很難解釋得通。因為，當時舊城的基礎設施，排水係統多為明清留下來的，自來水、電力等也隻是在民國時期初步發展，要對這些設施進行“利用”，也必須加以改造或新建，同樣需要花錢。事實上，許多機關大樓進入舊城建設後，基礎設施接濟不力，已成為一大問題。在北京市1962年對新中國成立以來13年城市建設的總結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城區改建中，市政建設與房屋建築的配套發展還不夠，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有些地方蓋了一些大樓，但沒有埋設相應的供水幹管，造成供水緊張。例如，朝內大街、豬市大街兩側蓋了許多大樓，如冶金部、文化部、華僑大廈等，用水量較原來平房用水成倍增長，但仍使用原有管徑為100毫米的管道供水，因而形成由王府井大街北口到南小街的區域性供水壓力下降，勉強維持二層樓房有水。全城區在用水高峰季節供水壓力不足的建築約有350萬平方米左右。城區還有不少嚴重積水地點，有不少道路卡口交通不暢，熱力煤氣管道還隻是開始建設，遠不能滿足需要。另一方麵，城區已經埋設了大量的市政地下管線，到1961年底約有1750公裏，相當於解放初期的四倍。在許多地方，為了少拆房，把管線埋設在原有胡同和窄小的便道下，造成管線曲折，將來成片改建時，有些管線還很可能要廢棄掉。目前大部分能埋設管線的便道和胡同下麵都已擠滿了管線，近期再要埋設較大的地下管線勢必要拆房或者掘路。[50]

　　在“梁陳方案”中，對上述問題早有預見。

　　梁思成與陳占祥列出在城內建造政府辦公樓的費用有7項：1、購買民房地產費。2、被遷移居民的遷移費（或為居民方麵的負擔）。3、為被遷移的居民在郊外另建房屋費，或可鼓勵合作經營（部分為幹部住宅）。4、為郊外居民住宅區修築道路並敷設上下水道及電線費。5、拆除購得房屋及清理地址工費及運費。6、新辦公樓建造費。7、植樹費。

　　他們同時列出在城西月壇與公主墳之間建造政府行政中心的4項費用：1、修築道路並敷設上下水道及電線費。2、新辦公樓建造費。3、幹部住宅建造費。4、植樹費。

　　兩相比較，不難看出，在新區建設房屋要比在舊城內經濟許多。

　　事實上，直到今天，仍然是建新區比改舊城少花錢。現在，北京市舊城區危改的征地拆遷費約占危舊房改造區開發成本的50％以上。其中，僅拆遷安置用房費用就占45％左右；而在新區建設中，征地拆遷補償約占成本14％左右，要低得多。[51]

　　50年的實踐證明，對“梁陳方案”的否定，也並沒有如人們想像的那樣把天安門廣場附近建成“行政中心區”。由於拆遷等等實際問題，在那裏建成的部委辦公樓並不多，而不少單位卻占據了文物建築，如全國政協占用並搬遷了順承郡王府，教育部占用了鄭王府，軍委辦公廳服務處占用了大高玄殿等。政府機關建設出現了嚴重分散的現象，國家經委曾流傳一個順口溜：“二三六九中，全城來辦公！”抱怨國家機關分散在二裏溝、三裏河、六鋪坑、九號院和中南海５個地方，機關工作十分不便。

　　而這些現象正是當年“梁陳方案”想極力避免的。

　　其實，即使是以北京市現在的經濟實力，要進行大麵積的舊城改造也是非常困難的。而在1950年代的經濟條件下，北京市僅能集中力量完成龍須溝改造這樣的小型“樣板工程”。對其它房屋則隻能采取“充分利用”的辦法。但是，在急於進行大規模舊城改造的思想支配下，傳統四合院居住區被判了“死刑”，房管部門和居民普遍忽視對原有舊建築物的維修與保養，導致破舊危房麵積不斷增加。

　　從60年代初開始，由於城市人口急劇增長，住房需求也不斷加大。政府采取各種方式將大量新增人口擠入私人四合院中居住。後來由於空房也幾乎沒有了，政府就鼓勵舊城內的單位和居民在空地上大量塔建平房或增建簡易樓房，結果，傳統四合院逐漸成了大雜院，危房也大幅度增加。1974年的一次大雨竟然倒塌舊城房屋4000多間，可見當時危房問題的嚴重程度。

　　據文獻記載，解放初期，北京舊城內共有房屋1700多萬平方米，其中住宅1100萬平方米，絕大多數為平房。當時危房隻有80多萬平方米，僅占房屋總量的5％左右，其中住宅約60－70萬平方米。根據1990年北京房管部門的統計，舊城內平房總量為2142萬平方米，其中危房1012萬平方米，占平房總量的50％左右。[52]

　　如果改造舊城是經濟的，並能夠迅速完成的，我們就很難解釋這一窘境。

　　實際情況是，當年一些擠到舊城來建設的單位，為降低建設成本、保證進度，不得不以較低的標準來拆遷安置居民。在50年代北京舊城的大規模改建中，大量居民被拆遷到左安門外、右安門外的簡易平房區裏，生活條件艱苦。直到80年代，這些地區才被政府納入改善的範圍，有的地方的改造今天才剛剛開始。

　　 “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1911年就規劃好了，那個時候它也是沒錢呀，但人家規劃好以後逐步實現了。”林洙說，“‘梁陳方案’你可以一點點蓋嗬，你在東西長安街上建辦公樓不也是這樣嗎？不也是到現在也沒有蓋完嗎？”[53]

　　陳占祥的回答更簡單：“羅馬又不是一天蓋出來的。”[54]

注釋：

[1] 陳占祥，《憶梁思成教授》，《梁思成先生誕辰八十五周年紀念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

[2] 同注1。

[3] 陳占祥接受筆者采訪時的回憶，1994年3月2日。

[4] 同注1。

[5] 《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關於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問題的報告》，《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 城市規劃），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編，1995年11月第二版。

[6] 《建築城市問題的摘要》（摘自蘇聯專家團關於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議），《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 城市規劃），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編，1995年11月第二版。

[7] 即蘇聯市政專家組組長阿布拉莫夫。

[8] 同注7。

[9] 陳占祥，《關於城市設計的認識過程》，《城市規劃》，1991年第1期。

[10] 《蘇聯市政專家組組長阿布拉莫夫在討論會上的講詞（摘錄）》，《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 城市規劃），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編，1995年11月第二版。

[11] 梁思成，《訪蘇代表團建築土木門的傳達報告》，1953年，未刊稿，林洙提供。

[12] 《曹言行、趙鵬飛對於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意見》，《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 城市規劃），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編，1995年11月第二版。

[13] 同注3。

[14] 梁思成、陳占祥，《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梁思成文集》（四），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

[15] 高亦蘭、王蒙徽，《梁思成的古城保護及城市規劃思想研究》，《世界建築》雜誌，1991年1至5期。

[16] 王軍，《北京：立交橋緣何樹起了紅綠燈》，《瞭望》新聞周刊，2000年12月4日。

[17] 吳良鏞，《大北京地區空間發展規劃遐想――2000年9月8日在北京市科協的講話》，未刊稿。

[18] 梁思成，《致周總理信》，《梁思成文集》（四），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

[19]《朱兆雪、趙冬日對首都建設計劃的意見》，《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 城市規劃），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編，1995年11月第二版。

[20] 趙冬日，《論古都風貌與現代化發展》，《建築學報》，1990年12月。

[21] 同注3。

[22] 同注1。

[23] 同注1。

[24] 同注1。

[25] 梁思成，《致彭真同誌，聶市長，張、吳副市長，薛秘書長信》，1950年10月27日，林洙提供。

[26] 馬句接受筆者采訪時的回憶，1999年8月20日。

[27] 林洙接受筆者采訪時的回憶，1994年7月5日。

[28] 梁從誡接受筆者采訪時的回憶，2000年8月8日。

[29] 同注3。

[30] 董光器，《北京規劃戰略思考》，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31] 楊永生主編，《中國建築師》，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32] 同注3。

[33] 同注30。

[34] 同注3。

[35] 華攬洪接受筆者采訪時的回憶，1999年6月22日。

[36] 《北京市城市建設總結草稿》，1962年12月15日。載於《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 城市規劃），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編，1995年11月第二版。

[37] 《陳幹文集――京華待思錄》，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編，1996年。

[38] 梁思成，《我為什麽這樣愛我們的黨？》，人民日報，1957年7月14日第二版。

[39] 《有關市政建設局及各區委對北京市總體規劃草圖甲乙兩方案的意見》，1953年7月17日。轉引自高亦蘭、王蒙徽，《梁思成的古城保護及城市規劃思想研究》，《世界建築》雜誌，1991年1至5期。

[40] 同注15。

[41] 《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 城市規劃），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編，1995年11月第二版。。

[42] 吳玉章的意見，見《周總理、中央負責同誌、中共八大代表、人大代表對北京規劃的意見》，1956年。轉引自高亦蘭、王蒙徽，《梁思成的古城保護及城市規劃思想研究》，《世界建築》雜誌，1991年1至5期。

[43] 此二處現多被一般人誤認為是東、西三座門。據北京市文物局顧問張先得考證，東、西三座門建於乾隆25年，位於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之外，約現南長街南口與南池子南口位置。長安左門、長安右門與中華門均建於明代。東、西三座門形製較小，為通行車輛，民國初年曾予改建，其形狀與現南池子、南長街門洞相似。其改建工程也是與開辟南池子、南長街門洞同時進行的。東、西三座門及紅牆是1950年被拆除的，參見吳良鏞《天安門廣場的規劃和設計》，《城市規劃設計論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

[44] 同注3。

[45] 同注37。

[46] 《1954年前後的北京建築管理工作》，載於《黨史大事條目》，北京城市規劃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黨史征集辦公室編，1995年12月第一版。

[47] 國家計委對於北京市委《關於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意見向中央的報告（摘錄），1954年10月16日。載於《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 城市規劃），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編，1995年11月第二版。

[48] 《北京市委關於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向中央的報告（摘錄）》，1958年6月23日。載於《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 城市規劃），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編，1995年11月第二版。

[49] 董光器，《北京規劃戰略思考》，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50] 《北京市城市建設總結草稿》，1962年12月15日。載於《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 城市規劃），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編，1995年11月第二版。

[51] 李堅，《加快北京市的住房商品化進程關鍵在於理順北京市商品房價格構成，規範管理手段》，1997年8月28日，北京市政協提供。

[52] 方可，《探索北京舊城居住區有機更新的適宜途徑》，清華大學工學博士學位論文，1999年12月。

[53] 同注27。

[54] 同注3。

作者：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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