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的中共長江局（上）

抗戰初期的中共長江局（上）

研究長江局，對於研究毛澤東和王明、周恩來的關係，研究抗戰史、研究新四軍和南方中共曆史非常有意義。

長江局是延安的中共中央的一個派出機構，主要負責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特別是領導新四軍抗戰和代表中共中央和國民黨中央進行交涉和合作。長江局的辦公地址設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

長江局的前身是長江沿岸委員會，在 1937 年洛川會議期間就敲定成立了，時間是 8 月 23 日 ，周恩來任書記，委員有博古、葉劍英、董必武和林伯渠。

後因周恩來去太原負責對閻錫山統戰，長江流域的工作實際由博古負責。

新四軍最初的設想也是博古和葉劍英搞出來的。

12 月 13 日 ，南京失守，中國政治中心遷到武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十二月會議”，歡迎王明、陳雲、康生這三個政治局委員的到來，剛剛在洛川會議取得軍委主席也就是黨內實權的毛澤東遇到了不小的挑戰。

作為平衡毛、王兩大勢力的中間人物，張聞天繼續擔任總書記，留守延安，毛澤東和王明則分別負責軍事和統一戰線。

王明離開延安，坐鎮武漢長江局指揮，實際扮演了中共外長和形象代言人的角色，周恩來則負責執行王明的路線。

這個“十二月會議”決定正式設立長江局。

最初長江局是兩塊牌子。

一個是長江局，成員有周恩來、博古、項英和董必武，任務是指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

還有一個中央代表團，也駐武漢，成員有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任務是和國民黨交涉談判。

此外還設立了東南分局，受延安的中央和武漢的長江局雙重領導，成員有項英、陳毅、方方和塗振農，負責新四軍的組建和東南地區黨的工作。

12 月 23 日 ，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召開第一次聯席會，這是長江局正式成立的標誌。

兩個組織合並，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稱長江局。

由於周恩來本人的讓賢，王明擔任書記，周為副書記，委員有項英、博古、葉劍英、董必武和林伯渠（林在西安八辦）。

這次會議自行決定了書記和副書記分工，完了才報告中央。

王明因為是剛從蘇聯回國，周恩來避其鋒芒，可謂智者。

但由於周對王明製約不力，後來在整風中也作了檢討。

1938 年 3 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毛又把凱豐派到長江局，負責宣傳工作。此時的凱豐已經屬於毛澤東這一派了。

長江局的內部分工：參謀處，葉劍英兼參謀長；

秘書處，李克農兼秘書長；民運部，董必武兼部長；組織部，博古兼部長；

宣傳部，王明、凱豐先後兼部長；

黨報委員會，王明兼主席（他一手控製了新華日報）；

項英兼東南分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新四軍軍分會書記；

國際宣傳委員會，周恩來負責，他還出任官方的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

長江局的領導範圍不比北方局小。

它領導 13 省地方黨和新四軍。

其中，長江局直接領導的有東南分局、河南、湖北、湖南、安徽（不含皖南）、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省委、省工委、特委以及閩西南潮梅特委（原名閩粵贛特委，這個本來歸項英的東南分局管，但他不想要）；

江蘇省委（範圍包括上海）主要受中央直轄，具體工作由長江局指導；其他東南地區包括江西、福建（不含閩西南）、浙江省委、蘇南、皖南特委和新四軍由東南分局領導。

平津唐點線工委一度也由長江局領導。

1938 年 10 月下旬，武漢、廣州淪陷，長江局工作人員全部撤離武漢，主要人員撤往重慶，一部分去湖北農村、一部分去西安，王明回延安。

為了防止長江局尾大不掉的毛病重演，毛澤東決定把南方工作一分為三。

11 月 9 日 ，中央批準成立中原局，劉少奇從延安調到河南任書記（後中原局遷到皖東指揮新四軍四、五支隊，後與陳毅會合於鹽城，改名華中局，領導新四軍全軍）；

1939 年 1 月 5 日 ，中央批準成立南方局，書記為周恩來，駐重慶；

此外將東南分局升格為東南局，以安撫項英，削去了周恩來在新四軍的影響。

後來項英死難，劉少奇奪取了新四軍的控製權，而當時劉少奇是毛澤東最信任的諸侯。

戰國時期趙、魏、韓三家分晉的故事在抗戰時期的長江局驚人的重演。

由於王明挾洋自重，手握南方 13 省重權，對延安不大聽招呼，所以長江局這段曆史往往被黨內定性為過大於功。

到了 90 年代，才糾正過來，認為長江局對黨內、對全民族抗戰都做出過重要貢獻。

長江局的前期（ 1938 年 3 月政治局會議之前）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1、 展開國共談判，推動國民黨走向全麵抗戰。 1937 年 12 月 18 日 ，王、周、博到達武漢，立即與陳立夫接觸， 21 日，三人與蔣介石談，蔣對會談表示滿意，成立了兩黨關係委員會，共方是王、周、博、葉，國方是陳立夫、康澤、劉健群、張衝。長江局在年底寫出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綱領》並與國方代表討論，但蔣不想承認共方的平等地位，單獨由國方發表《抗戰建國綱領》。綱領是旗幟，國民黨還是想獨扛大旗。 4 月，延安改變策略，表示應讚助和擁護國方的綱領。在爭取兩黨合作的具體組織形式方麵，王明等也做了努力，例如正式提出建立各黨派參加的民族革命聯盟，但蔣介石始終不願與共方平等，隻願意采用遇事協商、臨時約見的形式。這種約見式的談判主要和蔣介石、陳立夫、何應欽進行，合計十多次。雙方實質性的合作成果，一是國方邀請中共個別人員參加政府組織，如周恩來加入政治部，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並拒絕蔣介石派劉健群任副廳長）；二是推動成立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早在 1937 年底周恩來就向蔣建議把國防參議會擴大為民意機關，迫於形勢， 1938 年 3 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國民參政會，這是個谘詢機構，不是權力機關，參政員也不是民選的，而由國府遴選，國民黨外的參政員比例很小，但這個機構的權力和代表麵還是比國防參議會大，經中央和長江局協商，共方確定參政員 7 人有毛、王、周、博、董、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三是軍事合作，周、葉派張愛萍到徐州會見李宗仁，周、葉還向白崇禧談了台兒莊戰役的意見。

2、 迅速恢複、擴大南方各省的中共組織，長江局派了大批高級幹部到各地指導重建組織。由於十年內戰期間，南方中共各據點被國民黨摧毀殆盡，恢複組織是首要任務，但這個事情並不好解決，搞不好就容易造成抗戰後方的國共摩擦，所以經常要借助新四軍和八路軍辦事處掩護。還要借助和地方實力派的統戰關係，利用戰地動員委員會和辦訓練班的形式掩護黨組織的建立。 1937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南方各地要迅速恢複與發展黨的組織，長江局執行了這一指示。 1938 年 1 月，長江局在湖南特委基礎上組建湖南省工委，高文華為書記； 1938 年 2 月，長江局派鄧止戈、秦天真組建貴州省工委； 3 月重建廣西省工委； 4 月撤銷南方工委（管轄兩廣），組建廣東省委； 4 月在皖中工委、安徽省工委基礎上組建安徽省委，彭康為書記。本來毛澤東要求南方 10 個遊擊區建立 10 個特委，但隨著形勢的發展，各地的特委已經升級為省委或省工委。在建立了省委的地區，健全省委內部機構並發展基層組織。例如湖北省、河南省增加了省委委員，省委內部增設了青委、軍委（或軍事部）。長江局督促湖北省委成立了漢口、武昌、礄陽區委（因為當時武漢三鎮是政治中心），建立了鄂東、鄂南、鄂中三個特委和鄂西、鄂北兩個中心縣委。項英在集中新四軍部隊的同時，恢複、組建了贛北、南昌、興國三個特（工）委和 14 個縣的組織。安徽幾乎全省都成立了縣委和縣以下組織，河南省黃河以南（黃河以北屬北方局管轄） 64 個縣有 59 個建立了黨組織，湖南建立了 17 個縣委、 10 個縣工委、 5 個特區委、特支或總支，廣東有 27 個縣建立了縣委或縣級組織，江西有 60 多個縣建立了縣級組織。抗戰初期南方各省黨的組織的大發展提高了黨的地位，擴大了黨的影響，為後來解放戰爭準備了南方的組織基礎。在黨的力量薄弱的地方，長江局派出了大批幹部。東南分局成立後，因為項英、陳毅在軍中，方方未到職，長江局提請中央批準黃道為分局委員，隨後增加袁國平、薛尚實、劉英為分局委員。為加強四川的力量，長江局向中央建議增調幹部入川，且從延安抗大、陝公、中央黨校選派一批四川籍學生回川。中央調抗大教員羅世文任四川省工委書記，長江局則派程子健任四川省工委組織部長、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秘書長鄭伯克任四川省工委宣傳部長、楊德基任重慶市工委青委書記。同樣還請中央派遣幹部到兩廣，派陳少敏、謝邦治、劉玉柱到河南，派張勁夫、彭康、譚光廷、劉順元、喻屏到安徽，派聶洪鈞、蔡書彬、陳澤雲到湖南、派王國華到鄂豫邊，加強了地方領導力量。長江局對各省的具體指導很詳盡，在成立伊始的三個月內，召開了 20 次會議，專門討論南方各省、各遊擊區和東南分局、新四軍的工作，並作出了相應決議。此外，還通過走出去巡視和坐下來聽取匯報兩種方式了解下情。長江局派黃文傑巡視廣東，解決了組織建設的大問題；派馬子卿去雲南，幫助統一了雲南的黨組織；東南分局采取巡視員製度，到轄區各地傳達中央、長江局的指示，代表分局檢查指導地方工作；各地黨組織除了向長江局提交書麵報告，河南、湖南、四川、貴州、江蘇、廣東等省黨組織和東南分局、閩西南潮梅特委負責人都到武漢匯報工作。

3、 廣泛建立愛國統一戰線。統戰是長江局的強項，後來也是延安攻擊它的把柄，認為它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是錯誤的。但長江局在南方特別是在安徽的統戰收效較大，可以和北方局在山西的統戰相媲美。周恩來同國民黨上層、民主人士張瀾、救國會的沈鈞儒、史良、鄒韜奮、李公樸、國社黨的張君勱、青年黨的左舜生交往都很多；王明、周恩來和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後來改為農工民主黨）的章伯鈞、彭澤湘還舉行了兩黨會談。在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特別是桂係的工作中，下了較大力氣。李宗仁是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主席，葉劍英、董必武通過安徽人朱蘊山的關係和李宗仁統戰，在 1938 年 2 月成立了五戰區民眾總動員委員會安徽省分會（後改為安徽省民眾總動員委員會），桂係大將張義純任主任，章乃器、朱蘊山先後任秘書，代行領導（中共黨員沒有取得要職，這是長江局不如北方局的地方）。周新民、張勁夫等中共黨員進入了這個統戰組織，該省動委會下屬 40 個縣動委會幹部和 103 個工作團的團員中也有一批黨員，中共安徽省工委就是在動委會的掩護下迅速把下屬特委、縣委建立起來的。後來動委會 300 多名幹部和 1700 多名團員絕大多數加入了新四軍。但毛澤東還是指責鄂豫皖地區幫了桂係發展力量，沒有抓自己的武裝和地盤。周恩來還和李宗仁協商在五戰區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請中共的錢俊瑞、胡繩負責。在董必武推動下組建了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桂係大將黃紹竑 1937 年 11 月調任浙江省主席，要求周恩來派人幫忙，中央和長江局陸續調了一批幹部到浙江，其中長江局把參謀處的張愛萍派到金華的第三遊擊隊（後來張調到蘇北）。在河南省也和地方實力派開展統戰。程潛是一戰區司令長官，周恩來派張友漁到一戰區政訓處任設計委員。長江局還指示河南省委成立了統戰委員會和上層工作委員會，河南省委與當地的軍事大員商震、張鈁、張軫、劉茂恩、劉汝明、於學忠、馮治安、何基灃都建立了聯係，與當地各專員、部分縣長也有往來，其中五個縣長加入了中共。 1938 年初周恩來在武漢八辦會見何基灃，邀請他去延安，何 2 月去延安，後被批準為中共特別黨員，何的 77 軍掩護了中共一批幹部在桐柏山區開展工作。長江局在推動川軍、滇軍抗戰方麵也做了很多工作。周恩來會見了 22 集團軍司令鄧錫侯，鄧部在台兒莊戰役中打的很頑強，師長王銘章殉國，師長陳離帶傷堅持指揮。陳離和中共關係很好，給新四軍支援不少。早在 1937 年 8 月南京國防會議時，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就和龍雲會晤，商定建立電台聯係。 1938 年初滇軍 60 軍抗戰經過武漢，軍長張衝會見了葉劍英、羅炳輝，要求中共派人，長江局參謀處派去的薛子正任張衝的秘書，甚至還擔任了參謀長。後來薛子正擔任 60 軍軍長盧漢的參謀。國民黨嫡係張治中 1937 年 11 月任湖南省主席，中央和長江局派徐特立以八路軍高參、駐湘代表身份對張開展工作。

4、 以武漢為中心發動群眾抗日運動。中共中央的意圖是要打破國民黨對抗日的統製和包辦政策， 1938 年 3 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指示要加強民運。長江局執行了這個指示，把救亡團體、救亡報刊、救亡活動結合起來，使武漢成為國統區抗日救亡群眾運動的中心。當時影響較大的團體有民先、青年救國團（董必武指導）、文抗（周恩來指導）、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籌備會（朱學範負責）、兒童保育會和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鄧穎超參加）。各省都辦了抗日救亡報刊。在政治部第三廳成立後，更是以“宣傳周”、“紀念日”形式有計劃的組織群眾運動。

5、 加強對海外華僑的工作和國際統一戰線工作。由於 12 月政治局會議明確指示組建國際宣傳委員會，具體由長江局領導，長江局主要在武漢和香港開展這方麵的工作。 1937 年 12 月底長江局派廖承誌、潘漢年去香港， 1938 年 1 月成立香港八辦。周要求廖大力為八路軍、新四軍募捐。宋慶齡根據中央建議，也於 37 年底離開上海到達香港。 1938 年 6 月，宋牽頭成立了保衛中國同盟，廖承誌擔任中央委員和秘書長。武漢地區的長江局國際宣傳委員會下屬有兩個機構，一個是王炳南任組長的國際宣傳組，負責翻譯出版對外發行毛澤東著作，為共產國際刊物寫稿，聯係在武漢的 40 多名外國記者，與武漢的外國機構建立聯係，並擔任中共代表團接待國際友人的翻譯；還有一個是政治部第三廳第七處，這裏有一批研究國際問題的專家和外語人才（包括日本反戰同盟負責人鹿地亙夫婦），主要從事對日宣傳，該處曾編印百萬份傳單，由國軍空軍飛機在日本長崎、佐世保空投，引起震動。長江局領導多次接見華僑代表，接受捐贈，周恩來給泰國華僑杜英回信長達八頁，在《曼穀日報》發表，轟動泰國華僑界。到武漢八辦訪問的外國友人有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白求恩、愛德華、伊文思、艾黎、愛潑斯坦、吳德施主教等。荷蘭導演伊文思計劃去延安，被國民黨阻撓，周隻好讓伊文思在武漢拍中共代表團的活動，伊文思還將攝影機、膠片贈送給中共，由吳印鹹帶到延安，為中共電影事業做了開創性貢獻。艾黎和斯諾組織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多次與周恩來、博古協商，並使工合得到了政府資助及英美支持。周恩來和蘇聯、英國、美國駐華大使有多次交往。

6、 順利組建新四軍。國共關於南方紅軍遊擊隊的改編談判，從 1937 年 8 月開始。 9 月 28 日 ，國府軍委會銓敘廳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毛澤東對葉挺並不了解，開始對葉挺的任命是抱有懷疑和不信任態度的，要求葉挺去延安麵試。 10 月 12 日 ，國府軍委會正式宣布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葉挺深知自己是光杆司令，手下的兵和幹部都是共產黨的，沒有延安的支持，自己根本指揮不動，所以去了延安受訓，並向何應欽提前通報，得到默許。毛澤東對葉挺的態度很滿意， 11 月上旬中央正式同意他出任軍長，並答應從延安支援一大批幹部到新四軍加強領導，包括副參謀長周子昆，參謀處長賴傳珠，支隊司令張雲逸，後勤幹部宋裕和，高級政工幹部曾山、李子芳，黃誠等，還有一批團級幹部如後來成為新四軍主要戰將的陶勇、王必成、吳焜等。但葉挺指名要的周士第、張際春，毛澤東並沒有給，不知何故。中央指示葉挺會武漢組建軍部，之前在 10 月底確定項英為副軍長。直到 12 月，國共雙方仍未就新四軍的編製達成協議。 12 月 23 日 ，長江局第一次聯席會議就討論新四軍的組建，決定：項英目前主要負責軍隊工作；各地遊擊隊應全部出動抗日，不必留 1/3 的部隊在後方，主要是擔心後方國共摩擦，而且新四軍本身人槍都不足，應付不了軍委會的點驗，所以葉挺是希望集中人槍越多越好的，但之前中央的打算是留 1/3 人馬不出動，一則怕上前線全部拚光，二則要留點武裝保衛遊擊區，擔心地主武裝殘殺共方人員家屬。 12 月 25 日 ，葉、項在武漢召集軍部機關幹部大會，這是新四軍成立的標誌。 26 日軍部在漢口大和街 26 號掛牌辦公。 27 日項英電告延安，新四軍編為四個支隊（相當於旅），次日毛澤東複電同意。 1938 年 1 月初，國方核準中共提出的支隊以上幹部名單及編製。 1 月 4 日 ，項英率軍部離開武漢， 6 日到南昌， 1 月底公布新四軍戰鬥序列。根據中央和長江局指示，新四軍分別在江南、江北集中。 1 月 15 日 ，長江局批準新四軍一、二、三支隊向皖南集中。 2 月，新四軍和東南分局領導人分頭到各遊擊區傳達集中指示。陳毅到皖浙贛，項英和曾山到湘贛邊，張雲逸到閩贛邊、閩東、閩西南，還委托溫仰春回閩西南，黃道回閩贛邊，葉飛回閩東，張本人主要在福州活動，和福建省主席陳儀交涉，曾山還去了閩浙邊。 2 月下旬，項英回武漢匯報工作，長江局肯定了東南分局集中部隊和整理地方黨部的成績。 3 月 25 日 ，東南分局向中央和長江局詳細匯報了江南部隊各支隊集中人槍情況。 4 月 10 日 ，三個支隊全部到達皖南岩寺，軍部也從南昌移駐岩寺， 7 月軍部移駐涇縣雲嶺。江北紅軍遊擊隊的集中和改編是長江局直接領導的。 1937 年 12 月 29 日 ，長江局召集鄂豫皖邊、鄂豫邊、湘鄂贛邊遊擊隊負責人開會，肯定了他們的成績。針對高敬亭不堅決執行中央關於不接受國民黨單方麵任何委任的指示，對上級領導有抵觸情緒，長江局決議對高更加耐心的說服。 1938 年 1 月 12 日 ，葉劍英到黃安七裏坪，對四支隊進行整理。考慮到高的意願，長江局請中央派戴季英任四支隊政治部主任，長江局還明確對高表示完全信任，將給予裝備和幹部的支持。 3 月 8 日 ，長江局委托戴季英、鄭維孝轉告高敬亭，希望四支隊迅速參戰取得前線勝利。此外，早在 1937 年 8 月，鄂豫邊紅軍遊擊隊已經改為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國民黨準備把它收編到政府軍張鈁所部，經周恩來交涉，該部編為新四軍四支隊 8 團。四支隊於 1938 年 3 月分別從鄂東、豫南向皖西的霍山流波田童集結。湘鄂贛邊部隊向皖南集中編入一支隊。在改編集中過程中，長江局和項英都很重視部隊的鞏固和擴大。事實上由於全軍集中需要各部隊長途行軍，各部隊中新兵占一半以上，所以逃亡現象普遍存在，鞏固部隊是個難題。 1938 年 6 月，新四軍召開第一次政治工作會議，確定了政工任務和方法。由於新四軍是遊擊隊改編的，普遍政治工作薄弱，很多製度都是靠延安來的八路軍幹部幫助建立起來的。長江局還注意搞好葉挺和項英的團結。 1938 年 6 月 7 日 ，根據葉的意見，長江局向中央提出建立新四軍委員會，以便葉、項共同處理軍政大計，得到中央批準。五六月間，長江局還派董必武、邊章五到安徽舒城蔣衝，對高敬亭做了七天七夜思想工作，高表示服從黨的領導，團結中央派去的幹部，並將留置身邊的手槍團開赴前線作戰。

7、 對華中地區開展遊擊戰進行了初步部署，並訓練了一批幹部。 1937 年 12 月 30 日 ，中央曾有一個敵情判斷和長江南北作戰部署，發給長江局，認為敵占濟南、徐州、蚌埠、鄭州、開封為第一期作戰，第二期將以占領蘭州、武漢、廣州為目標（除了蘭州，另外兩個是判斷對了），要長江局向國方建議，國共共同建立蘇浙皖贛邊和鄂豫皖邊兩大軍區及六個輔助軍區，使進攻武漢之敵處於我外線包圍之中，要陳毅支隊置於皖南，高敬亭支隊並增加一部置於皖北，另建立蘇魯軍區（由八路軍承擔）。 1938 年元旦，長江局開會討論，提出阻止敵對鄭州、武漢的占領，爭取 3 － 6 個月時間組織新的抗戰力量，還派了大批幹部到安徽、河南發動群眾。 1 月 7 日 指示河南省委發動廣大的武裝保衛河南。 2 月河南省委提出發展十萬抗日武裝，全黨軍事化。當時長江局還規定周駿鳴部留在鄂豫邊，擬在當地搞一個軍事中心，並設想在長江、黃河之間搞一個大的軍區，由彭雪楓負責。長江局還抓了培養遊擊戰幹部、組織扶持地方遊擊武裝兩件大事。長江局委托董必武、博古與各方交涉合辦訓練青年的學校，指示鄂豫皖邊、鄂豫邊遊擊隊開辦訓練班和教導隊。從 37 年 11 月－ 12 月開始，湖北省委由方毅主持在七裏坪辦了 5 期訓練班，由陶鑄主持在應城湯池辦了 4 期訓練班和湯池臨時學校，在雞公山和武漢也辦班，全省訓練 2234 人。在周、葉支持下，彭雪楓從 1938 年 2 月起，在河南確山竹溝辦教導隊（從山西調來）。至 1938 年 10 月信陽淪陷前夕，竹溝和信陽培養幹部 3000 多人。這些人才是新四軍二、四、五師幹部的重要來源，但毛澤東也指責長江局為桂係培養了很多幹部，因為各類幹訓班結業的學員並非都投到共產黨部隊，也有很多去桂係軍隊的。在組織地方武裝方麵，河南省進展較大。 1938 年春，豫東特委書記沈東平領導了 1500 人的武裝，司令是進步縣長楚博。 5 月河南省委派吳芝圃到睢杞太地區，建立豫東遊擊三支隊，發展到 1800 人（這是新四軍四師的重要來源之一），還成立了蘇魯邊遊擊隊 1000 多人。在敵人占領之前就成立遊擊隊是河南省委工作的特色。在安徽， 1 月組織了壽縣遊擊隊，曾在 5 月一度攻占日軍占領的鳳陽縣城； 4 － 5 月後還掌握了六安、巢縣、無為等地方武裝。周恩來指示戴季英發展皖中地區的遊擊隊。周還在武漢會見流亡的東北青年軍人和公務員，動員他們到皖東抗戰，並親自取名“東北流亡抗日挺進隊”，該部迅速發展到 1000 多人槍， 5 月即挺進到津浦線以東。 2 月，湖北省委派顧大椿到鄂中組織武裝。 38 年夏，江蘇省委根據周的指示，加強對已經建立的遊擊隊的領導，開辟了蘇常太、澄錫虞遊擊區（這是後來新四軍葉飛第六團發展的基礎），在上海的青浦、浦東、崇明也掌握了小股武裝。 4 月，廣東省委也開始討論軍事工作，一方麵做 12 集團軍、專署保安部隊、縣以下自衛團的工作，主要是爭取自衛團，一方麵計劃使古大存部小股紅軍遊擊隊鞏固擴大為新四軍的一個大隊。

8、 創辦《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一報一刊籌備於南京，創刊於武漢，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刊，具體工作由長江局領導。早在 37 年 7 月 10 日 ，周恩來在上海約見夏衍就表示要在國統區辦一張黨報。七八月間，周在廬山和南京談判，與國方達成共方可以在南京辦《新華日報》的協議，國民黨中宣部長邵力子簽署了批準文件，周恩來和朱德請於右任題寫了報頭。 10 月，潘漢年和章漢夫開始籌備，不久撤到武漢。由於國方在注冊上阻撓，先出版了《群眾》周刊，於 12 月 11 日 創刊，社長兼主編潘梓年，副主編許滌新負實際責任。 12 月 21 日 ，王、周、博見蔣，重提出報問題，蔣同意， 23 日長江局通過王明為主席的黨報委員會名單。 38 年 1 月 7 日 ，長江局決定中央局的同誌每周作一篇文章供黨報采用， 1 月 11 日 ，《新華日報》正式創刊。報社社長潘梓年，總編華崗（後增加吳克堅），總經理熊瑾玎，編輯主任章漢夫。對外設董事會，董事長王明。新華日報在山西、廣州、重慶、西安設有分館，其中廣州、重慶可印刷航空版，在多個城市有分銷處，銷售最高峰每日 3 萬多份（群眾周刊最高峰是每期 2 萬多份），在武漢就有 1 萬份。新華日報在武漢時期主要是宣傳抗戰、反對妥協投降，堅持持久抗戰，反對速勝論，它對抗戰的戰地報道是比較全麵的，既有國軍的報道，也有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報道。在宣傳中共領導和八路軍、新四軍高級領導方麵也發了很多文章。 38 年 4 月 2 日 ，中央關於黨報問題給地方黨的指示指出，今後地方黨必須把新華日報社論和《新華日報》《群眾》《解放》（在延安出版）上政治局負責同誌的文章當作黨的政策和工作方針來研究，必須在支部和各級委員會討論。

長江局前期的主要問題是：

1、 王明在黨報黨刊宣傳右傾投降主義主張。王明一到武漢，就在《群眾》周刊發表《挽救時局的關鍵》，美化蔣介石，說蔣將成為“不朽的民族英雄”，國民黨是“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國民黨內沒有什麽法西斯派。而且王明否定、輕視中間力量，說“除了國共兩黨外，在中國的確沒有其他的群眾性政黨”，“必須打破三人稱派五人結黨”的錯誤傾向。甚至通過《新華日報》社論宣傳“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以及輕視遊擊戰，鼓吹運動戰的思想，這個對華中地區甚至華北和八路軍影響都很大。

2、 王明違反組織紀律，把自己淩駕於中央至上。未經中央同意，王明在《群眾》發表他寫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黨。 3 月政治局會議關於要他一個月後回延安的決定，他置之不理。關於 3 月政治局會議如何召開的問題，長江局也是以命令的口氣對中央發電報：長江局在 2 月 23 日 開會作出關於政治局會議問題的決議，提出“以長江局會議討論結果”作為向政治局會議之建議，會期“以兩日為限”，長江局與會人員會後“立即返漢”， 24 日長江局以這種指令性決議電告延安，令毛澤東和張聞天極為不滿。另外，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建議書》，長江局於 21 日電告中央，未等答複， 24 日王明即送交國民黨。中央認為該文有嚴重缺點，另行起草《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 25 日電告長江局。當時，國民黨大會尚未召開，但長江局借口來不及，沒有撤回前者，而且還拖到國民黨大會結束，以大會結束為由電複中央，竟然說“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能也來不及送國民黨了，“望你們在任何地方不能發表”。這個電報從內容到措辭都是無視中央的。周恩來後來說，這是個曆史教訓，要引以儆戒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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