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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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左大培：中國社會和經濟的三個三十年
作者：左大培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中國社會和經濟的三個三十年（1919－2009）
左大培2008年9月27日在蘇州的講座提綱
百年以來中國的曆史，是中華民族走向複興的曆史。這個進程的核心是將全國人民組織起來，引進現代的科技以求富強。
自秦漢以後，中國進入後封建時代，特別是宋代以後，市場交換相當發達，社會類似於歐洲15－18世紀專製君主統治下市場經濟的統一民族國家。經濟上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為主，同時具有世界上最發達的商業和手工業。中國社會處於中央集權君主製下，幾乎一直實行財產私有製包括土地的私有製，而且個人在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很強，地主、商人、知識分子和官僚階層的成員頻繁地相互滲透，生產要素所有權在個人之間的轉手很容易，土地一直是重要的私有財產。但是中國社會中一直有債務奴 隸、多
妻製的傳統。
一直到18世紀，中國的手工製造業仍然在世界範圍內有很強的競爭優勢。中國沒能發生用機器進行生產的產業革命，在英國的產業革命後很快在經濟上落後於西方。（1700年時整個歐洲的GDP和中國的GDP差不多相等，1700－1820年的一個多世紀中，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甚至快於歐洲。但在1820年以後的一個半世紀中，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一直在下降，並成為世界6大經濟體中唯一出現人均GDP下降的地區。19世紀末葉（中國清朝時期），中國占世界GDP的比例為11%，美國占15.8%，英國占9%）
18世紀以來西方強盛的直接原因：現代的組織（體現於其企業和軍隊）與現代的科學技術。
中國沒有發展和運用現代科學技術，這是幾方麵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中國的農業先進反倒使中國人口急劇增長，地少人多降低了農業人均生產力和工人工資，低工資又誘使中國發展勞動密集的生產方式，沒有動力采用機器生產；中國的土地買賣自由和債務奴 隸製、多 妻製、捐官製使富商的資金有很多其它的高而可靠的投資方式，不會流向發明和使用機器進行生產；中國長期和平，沒有戰爭環境刺激，製炮造船等軍工產業不發達，不利於積累為產業革命作準備的技術；沒有為在國際性商戰中取勝而實行專利製度。
中國相對衰落的關鍵不在“封閉”和“不開放”，而在沒有堅決地投入到爭強爭霸的世界性角逐。
19世紀末，中國變為經濟上落後，又在西方列強的軍事侵略和經濟壓力下陷入困境，終於在20世紀初發生了推翻專製君主製的革命，進入了最近3個30年的革命和變革期。
一、第一個30年（1919－1949）：中國基本上處於戰亂之中，幾乎沒有過管轄權及於中國任何地方的中央政府。中央一級最初在形式上允許“多黨”存在，甚至不斷有地方要求“自治”、“獨立”，但實際上是軍閥割據。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向蘇聯學習，致力於統一全國，建立一黨統治的政治製度，並且通過自己黨的組織將整個社會組織起來。在這個時期，中國在經濟上仍然保存著傳統的財產私有、土地私有製度，傳統農業和手工業仍占絕對的統治地位，現代製造業、商業、金融業都處在向西方學習的最初產生時期。
為了發展現代化的經濟，清政府、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都相繼興辦現代的國營經濟、國營企業和工廠。中國社會中傳統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地主與現代的工人階級、工商業資產階級以致官僚買辦階層並存。
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全國政權，結束了這個時期。這個時期曆史進程的意義在於為中國的複興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礎。
二、第二個30年（1949－1978）：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全國的政權並且統一了全中國，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了中央集權的一黨統治的政治製度。經濟體製上的公有化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集體化、工商業實際上國有化並且由政府機構領導經營。傳統上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地主與現代的工人階級、工商業資產階級以致官僚買辦階層都消失了，隻剩下了國營經濟中的工人和職員、集體農民和黨政幹部，企業家變成了企業中的國家幹部。這時的中國經濟基本上按照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模式運行，將農業和工業中的剩餘集中起來建設現代的科研體係、工業和國防，使中國形成了獨立自主的現代經濟體係，具備了經濟騰飛的技術和組織基礎。
由於很早就發現了蘇聯式的集中指令性計劃體製的弊端，這種體製也特別不適用於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這個時期的中國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力圖從經濟上實行地方分權等一係列“兩條腿走路”的做法，在政治上以群眾性的“大民主”來製約官僚體製，以致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是這些嚐試中的大多數都隻有試驗性，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這個時期曆史進程的意義在於，為中國形成現代的組織、掌握現代的科學技術作好了準備。
三、第三個30年（1978－2008）：中國共產黨力圖在保持其一黨統治的政治體製下實行改革（主要是經濟改革）並且對外實行經濟開放，以提高經濟效率，加快經濟發展。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讓個人和企業在經濟上自主決策、自負責任，主要由市場來在整個經濟範圍內協調人們的經濟活動，發展非公有製的個體和私營企業，後期甚至變成了進行係統的私有化；而經濟上開放的主要方向則是放棄獨立自主的經濟體係，通過發展外向型的出口導向經濟而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體係，大力引進外商直接投資。
這些改革實際使中國的社會經濟體製向第一個時期的狀況變化。在這樣一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社會重新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差別和階級分化，集體農民在變為個體的小農之後又進一步轉化為雇傭勞動者，資本主義式的企業家、資本家大量出現。
由於有第二個30年留下的完整經濟體係基礎，改革開放的30年中中國經濟出現了驚人的長期持續高速增長。但是，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環境汙染和資源問題，技術自主發展能力不足導致的持續增長能力不足、經濟被外資企業操控和過度依賴少數發達國家的市場等問題，都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持續增長和現代化的障礙。
左大培：要害在於土地所有權的“流轉”
中國社會和經濟的三個三十年（1919－2009）
左大培2008年9月27日在蘇州的講座提綱
百年以來中國的曆史，是中華民族走向複興的曆史。這個進程的核心是將全國人民組織起來，引進現代的科技以求富強。
自秦漢以後，中國進入後封建時代，特別是宋代以後，市場交換相當發達，社會類似於歐洲15－18世紀專製君主統治下市場經濟的統一民族國家。經濟上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為主，同時具有世界上最發達的商業和手工業。中國社會處於中央集權君主製下，幾乎一直實行財產私有製包括土地的私有製，而且個人在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很強，地主、商人、知識分子和官僚階層的成員頻繁地相互滲透，生產要素所有權在個人之間的轉手很容易，土地一直是重要的私有財產。但是中國社會中一直有債務奴 隸、多
妻製的傳統。
一直到18世紀，中國的手工製造業仍然在世界範圍內有很強的競爭優勢。中國沒能發生用機器進行生產的產業革命，在英國的產業革命後很快在經濟上落後於西方。（1700年時整個歐洲的GDP和中國的GDP差不多相等，1700－1820年的一個多世紀中，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甚至快於歐洲。但在1820年以後的一個半世紀中，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一直在下降，並成為世界6大經濟體中唯一出現人均GDP下降的地區。19世紀末葉（中國清朝時期），中國占世界GDP的比例為11%，美國占15.8%，英國占9%）
18世紀以來西方強盛的直接原因：現代的組織（體現於其企業和軍隊）與現代的科學技術。
中國沒有發展和運用現代科學技術，這是幾方麵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中國的農業先進反倒使中國人口急劇增長，地少人多降低了農業人均生產力和工人工資，低工資又誘使中國發展勞動密集的生產方式，沒有動力采用機器生產；中國的土地買賣自由和債務奴 隸製、多 妻製、捐官製使富商的資金有很多其它的高而可靠的投資方式，不會流向發明和使用機器進行生產；中國長期和平，沒有戰爭環境刺激，製炮造船等軍工產業不發達，不利於積累為產業革命作準備的技術；沒有為在國際性商戰中取勝而實行專利製度。
中國相對衰落的關鍵不在“封閉”和“不開放”，而在沒有堅決地投入到爭強爭霸的世界性角逐。
19世紀末，中國變為經濟上落後，又在西方列強的軍事侵略和經濟壓力下陷入困境，終於在20世紀初發生了推翻專製君主製的革命，進入了最近3個30年的革命和變革期。
一、第一個30年（1919－1949）：中國基本上處於戰亂之中，幾乎沒有過管轄權及於中國任何地方的中央政府。中央一級最初在形式上允許“多黨”存在，甚至不斷有地方要求“自治”、“獨立”，但實際上是軍閥割據。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向蘇聯學習，致力於統一全國，建立一黨統治的政治製度，並且通過自己黨的組織將整個社會組織起來。在這個時期，中國在經濟上仍然保存著傳統的財產私有、土地私有製度，傳統農業和手工業仍占絕對的統治地位，現代製造業、商業、金融業都處在向西方學習的最初產生時期。
為了發展現代化的經濟，清政府、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都相繼興辦現代的國營經濟、國營企業和工廠。中國社會中傳統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地主與現代的工人階級、工商業資產階級以致官僚買辦階層並存。
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全國政權，結束了這個時期。這個時期曆史進程的意義在於為中國的複興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礎。
二、第二個30年（1949－1978）：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全國的政權並且統一了全中國，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了中央集權的一黨統治的政治製度。經濟體製上的公有化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集體化、工商業實際上國有化並且由政府機構領導經營。傳統上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地主與現代的工人階級、工商業資產階級以致官僚買辦階層都消失了，隻剩下了國營經濟中的工人和職員、集體農民和黨政幹部，企業家變成了企業中的國家幹部。這時的中國經濟基本上按照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模式運行，將農業和工業中的剩餘集中起來建設現代的科研體係、工業和國防，使中國形成了獨立自主的現代經濟體係，具備了經濟騰飛的技術和組織基礎。
由於很早就發現了蘇聯式的集中指令性計劃體製的弊端，這種體製也特別不適用於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這個時期的中國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力圖從經濟上實行地方分權等一係列“兩條腿走路”的做法，在政治上以群眾性的“大民主”來製約官僚體製，以致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是這些嚐試中的大多數都隻有試驗性，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這個時期曆史進程的意義在於，為中國形成現代的組織、掌握現代的科學技術作好了準備。
三、第三個30年（1978－2008）：中國共產黨力圖在保持其一黨統治的政治體製下實行改革（主要是經濟改革）並且對外實行經濟開放，以提高經濟效率，加快經濟發展。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讓個人和企業在經濟上自主決策、自負責任，主要由市場來在整個經濟範圍內協調人們的經濟活動，發展非公有製的個體和私營企業，後期甚至變成了進行係統的私有化；而經濟上開放的主要方向則是放棄獨立自主的經濟體係，通過發展外向型的出口導向經濟而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體係，大力引進外商直接投資。
這些改革實際使中國的社會經濟體製向第一個時期的狀況變化。在這樣一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社會重新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差別和階級分化，集體農民在變為個體的小農之後又進一步轉化為雇傭勞動者，資本主義式的企業家、資本家大量出現。
由於有第二個30年留下的完整經濟體係基礎，改革開放的30年中中國經濟出現了驚人的長期持續高速增長。但是，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環境汙染和資源問題，技術自主發展能力不足導致的持續增長能力不足、經濟被外資企業操控和過度依賴少數發達國家的市場等問題，都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持續增長和現代化的障礙。
左大培：要害在於土地所有權的“流轉”
要害在於土地所有權的“流轉”
左大培（2008年10月4日）
早就聽說有人在鼓動“農業土地私有化”，也即把農村土地變為個人的私有財產。我在過去的幾年中沒有對這種主張公開表示意見，這是因為我一直認為自己對農村的情況不了解，不懂的事還是少說為好。
不過，有一點我是確信不疑的：“農業土地私有化”的鼓吹者們說，讓農民對其耕種的土地有私有權，就可以防止地方上的官員們掠奪農民土地，這純粹是騙人的空話。
現在中國農村的大部分土地在法律上是由當地的農村居民集體所有。要製止村幹部和政府官員侵占農民土地，就必須真正落實農民選舉、監督、撤換農村幹部的民主權利，禁止和嚴懲一切侵占農民集體所有土地的行為。不致力於此而致力於將農村土地私有化，決不可能製止農村的官員和強勢人物侵占農民土地。
現代國家都保留了政府為公共利益征用農民土地的權力。但是有了這個借口，再加上嚴重的司法腐敗和不公，即使農民對其耕種的土地有私有權，有權勢者包括官員掠奪農民土地也都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推行農村土地私有化，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反腐敗和懲治侵占農民土地的行為上，這肯定不可能起到保護農民土地的作用。
最近幾年，我問過一些農村出身的大學生，據他們說，農民其實幾乎不關心土地是否歸他們私人所有，農民對個人致富的關心早已轉到了別的方麵。
既然如此，為什麽有些“學者”卻如此熱衷於擺出“為民請命”的姿態來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我過去對此的解釋是：這是由於他們被自己的自由主義私有製理念所支配。
但是，最近所看到的一些人的言論，卻使我改變了這種看法。這些言論來自於幾位極力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經濟學者”，他們的話泄漏了天機。
這些“學者”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一個主要理由是，農村土地私有化有一個主要的“好處”：土地私有化為土地所有權的“流轉”提供了基礎和可能。請注意：這些人所說的“土地流轉”，絕不僅僅是土地經營權的“流轉”，甚至主要不是土地經營權在個人之間的所謂“流轉”。土地經營權在個人之間的這種“流轉”，通過土地的出租和轉租就可以做到，根本就不需要將農村土地私有化。而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人所說的“土地流轉”，卻是土地所有權在私人之間的“流轉”，實際上就是土地所有權的買賣。
究竟拆穿，原來如此！原來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真正目的，是要創造條件，以便在中國農村展開土地所有權的“流轉”即買賣！而這種土地所有權的“流轉”和買賣，則恰恰適合了西方國家金融巨頭們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的需要。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的第八章中就揭露過，羅斯柴爾德、戴維·洛克菲勒等西方著名的銀行家早在1987年就籌劃成立所謂的“世界環保銀行”，要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國用瀕臨生態危機的土地做抵押，從世界環保銀行那裏得到債務延長和新的軟貸款。被這些西方國家銀行家圈出的發展中國家的“生態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總麵積多達5千萬平方公裏，相當於5個中國的麵積，占地球陸地麵積的30％！
西方國家銀行家們的這種金融設計，其目的顯然在於以金融手段圈地，奪取發展中國家最後的、也是最寶貴的資源——土地。由於世界環保銀行擁有土地作為抵押，一旦發展中國家無法清償債務，這些被抵押的大麵積土地在法律上就屬於世界環保銀行，而控製著世界環保銀行的西方國家銀行家們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大片肥沃土地的實際擁有者。
由於巴西等國政府認清了這種金融“交易”的本質，抵製了這樣的金融“交易”，西方國家的金融寡 頭們就轉而對發展中國家的單個土地所有者打主意。金融寡 頭們力圖大量地向發展中國家的單個土地所有者發放抵押貸款、同他們進行土地所有權交易，以此來獲得發展中國家大片土地的所有權，控製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買賣發展中國家的土地，將發展中國家的土地變為他們交易的金融資產，由此而最省力地剝削和掠奪發展中國家。
對中國，境外的金融寡 頭們也早就在籌劃這樣的金融掠奪。最近十幾年來，他們大量“購買”和炒買炒賣中國城鎮地區的房地產，極大地加劇了中國城鎮地區房地產售價的暴漲和波動，加大了中國的投機泡沫，給中國居民的福利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有消息說，西方的金融寡頭們一直在籌劃通過大量“購買”中國農村土地而獲利的種種金融方案，而中國政府對農村土地出售的嚴格控製與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相結合，使他們的這種企圖迄今為止無法實現。也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的這些金融大亨們現在十分需要使中國的農村土地私有化，再輔之以土地所有權的“完全自由流轉”，那樣他們就可以利用中國農民目前對土地所有權的無所謂態度和使用土地生產的不積極，以實現他們通過所謂的“與土地所有權有關的金融交易”而掠奪中國財富的圖謀。
知道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麽在那些最賣力地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所有權“流轉”的“中國學者”那裏，我們幾乎從來都聽不到他們對西方國家企業吞並中國企業、控製中國經濟的批評，甚至聽不到他們對西方國家控製和摧毀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的批評。
更有甚者，我們甚至聽到傳言說，某些在中國不遺餘力地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所有權“流轉”的“經濟學者”本人就有著跨國投資活動的背景，正在參與某些西方基金跨國購買金融資產的運作。這樣的人在中國宣講土地私有化，我們怎麽能懷疑他們為西方國家金融寡 頭掠奪中國服務的基本動機？
在中國，土地所有權的買賣曆來是加劇農村居民貧富兩極分化的一個主要因素。在當代的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土地所有權的買賣更是不可避免地要成為西方國家的金融大亨們從經濟上掠奪中國的有力武器。
西方國家的金融大亨們極力策動在中國實行農村土地私有化，力圖實現中國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流轉”，目的就是在中國為其金融投機獲得更多、更有力的工具，控製中國的經濟命脈，掠奪中國的財富。為這樣的土地所有權“流轉”提供基礎，創造條件，這是在中國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要害所在。
在當今的世界上，落後國家要發展經濟，擺脫落後地位，就必須嚴格限製土地所有權的買賣和針對土地的金融投機活動，由此來減緩農村地區以致全國的貧富兩極分化。不如此，就不能順利地完成經濟發展和向發達國家的過渡。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實行的也是資本主義式的農業土地私有製，但是最初農村居民擁有的私有土地相差懸殊，以致造成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增強了農村過剩人口從海外擴張中尋找出路的欲望，實際上助長了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穩定農村的社會關係，日本在戰後初期就通過了兩項法案，規定了任何農田持有者持有的農業土地都不準超過一公頃這一最高限度，而且將向佃戶收取的地租的最高限額規定得很低。這兩個法律幾乎消滅了日本的土地租佃，並且保證了小農業的永久存在。
戰後日本的上述法律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嚴格地限製土地所有權的“流轉”和買賣，由此而從根本上防止農村居民的貧富兩極分化，穩定農村社會和經濟。平心而論，真正保護個體農民的土地製度無過於此。顯然，這樣的土地製度在保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農村的社會穩定和全國經濟的高速成長上，起了極其有益而重要的作用。
任何人如果真的是為農村居民的福利著想，如果真想使中國變為發達國家，就應當堅定地反對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任何“流轉”。即便是象日本那樣實行農村土地私有製，也應當象日本那樣死死地限製住農村土地所有權的買賣。
奉勸在中國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那些人：如果你們的目的是保衛而不是掠奪農民的土地，那就請你們在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同時，堅決反對土地所有權的“流轉”，特別是反對將中國的土地賣給外國人的那種土地所有權“流轉”。
土地私有化的鼓吹者們會說：土地所有權如果不能“流轉”，農村土地的私人所有權就沒有意義。
我的回答是：恰恰為了製止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流轉”，我才堅決反對農村土地的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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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2008年10月4日）
早就聽說有人在鼓動“農業土地私有化”，也即把農村土地變為個人的私有財產。我在過去的幾年中沒有對這種主張公開表示意見，這是因為我一直認為自己對農村的情況不了解，不懂的事還是少說為好。
不過，有一點我是確信不疑的：“農業土地私有化”的鼓吹者們說，讓農民對其耕種的土地有私有權，就可以防止地方上的官員們掠奪農民土地，這純粹是騙人的空話。
現在中國農村的大部分土地在法律上是由當地的農村居民集體所有。要製止村幹部和政府官員侵占農民土地，就必須真正落實農民選舉、監督、撤換農村幹部的民主權利，禁止和嚴懲一切侵占農民集體所有土地的行為。不致力於此而致力於將農村土地私有化，決不可能製止農村的官員和強勢人物侵占農民土地。
現代國家都保留了政府為公共利益征用農民土地的權力。但是有了這個借口，再加上嚴重的司法腐敗和不公，即使農民對其耕種的土地有私有權，有權勢者包括官員掠奪農民土地也都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推行農村土地私有化，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反腐敗和懲治侵占農民土地的行為上，這肯定不可能起到保護農民土地的作用。
最近幾年，我問過一些農村出身的大學生，據他們說，農民其實幾乎不關心土地是否歸他們私人所有，農民對個人致富的關心早已轉到了別的方麵。
既然如此，為什麽有些“學者”卻如此熱衷於擺出“為民請命”的姿態來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我過去對此的解釋是：這是由於他們被自己的自由主義私有製理念所支配。
但是，最近所看到的一些人的言論，卻使我改變了這種看法。這些言論來自於幾位極力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經濟學者”，他們的話泄漏了天機。
這些“學者”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一個主要理由是，農村土地私有化有一個主要的“好處”：土地私有化為土地所有權的“流轉”提供了基礎和可能。請注意：這些人所說的“土地流轉”，絕不僅僅是土地經營權的“流轉”，甚至主要不是土地經營權在個人之間的所謂“流轉”。土地經營權在個人之間的這種“流轉”，通過土地的出租和轉租就可以做到，根本就不需要將農村土地私有化。而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人所說的“土地流轉”，卻是土地所有權在私人之間的“流轉”，實際上就是土地所有權的買賣。
究竟拆穿，原來如此！原來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真正目的，是要創造條件，以便在中國農村展開土地所有權的“流轉”即買賣！而這種土地所有權的“流轉”和買賣，則恰恰適合了西方國家金融巨頭們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的需要。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的第八章中就揭露過，羅斯柴爾德、戴維·洛克菲勒等西方著名的銀行家早在1987年就籌劃成立所謂的“世界環保銀行”，要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國用瀕臨生態危機的土地做抵押，從世界環保銀行那裏得到債務延長和新的軟貸款。被這些西方國家銀行家圈出的發展中國家的“生態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總麵積多達5千萬平方公裏，相當於5個中國的麵積，占地球陸地麵積的30％！
西方國家銀行家們的這種金融設計，其目的顯然在於以金融手段圈地，奪取發展中國家最後的、也是最寶貴的資源——土地。由於世界環保銀行擁有土地作為抵押，一旦發展中國家無法清償債務，這些被抵押的大麵積土地在法律上就屬於世界環保銀行，而控製著世界環保銀行的西方國家銀行家們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大片肥沃土地的實際擁有者。
由於巴西等國政府認清了這種金融“交易”的本質，抵製了這樣的金融“交易”，西方國家的金融寡 頭們就轉而對發展中國家的單個土地所有者打主意。金融寡 頭們力圖大量地向發展中國家的單個土地所有者發放抵押貸款、同他們進行土地所有權交易，以此來獲得發展中國家大片土地的所有權，控製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買賣發展中國家的土地，將發展中國家的土地變為他們交易的金融資產，由此而最省力地剝削和掠奪發展中國家。
對中國，境外的金融寡 頭們也早就在籌劃這樣的金融掠奪。最近十幾年來，他們大量“購買”和炒買炒賣中國城鎮地區的房地產，極大地加劇了中國城鎮地區房地產售價的暴漲和波動，加大了中國的投機泡沫，給中國居民的福利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有消息說，西方的金融寡頭們一直在籌劃通過大量“購買”中國農村土地而獲利的種種金融方案，而中國政府對農村土地出售的嚴格控製與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相結合，使他們的這種企圖迄今為止無法實現。也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的這些金融大亨們現在十分需要使中國的農村土地私有化，再輔之以土地所有權的“完全自由流轉”，那樣他們就可以利用中國農民目前對土地所有權的無所謂態度和使用土地生產的不積極，以實現他們通過所謂的“與土地所有權有關的金融交易”而掠奪中國財富的圖謀。
知道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麽在那些最賣力地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所有權“流轉”的“中國學者”那裏，我們幾乎從來都聽不到他們對西方國家企業吞並中國企業、控製中國經濟的批評，甚至聽不到他們對西方國家控製和摧毀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的批評。
更有甚者，我們甚至聽到傳言說，某些在中國不遺餘力地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所有權“流轉”的“經濟學者”本人就有著跨國投資活動的背景，正在參與某些西方基金跨國購買金融資產的運作。這樣的人在中國宣講土地私有化，我們怎麽能懷疑他們為西方國家金融寡 頭掠奪中國服務的基本動機？
在中國，土地所有權的買賣曆來是加劇農村居民貧富兩極分化的一個主要因素。在當代的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土地所有權的買賣更是不可避免地要成為西方國家的金融大亨們從經濟上掠奪中國的有力武器。
西方國家的金融大亨們極力策動在中國實行農村土地私有化，力圖實現中國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流轉”，目的就是在中國為其金融投機獲得更多、更有力的工具，控製中國的經濟命脈，掠奪中國的財富。為這樣的土地所有權“流轉”提供基礎，創造條件，這是在中國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要害所在。
在當今的世界上，落後國家要發展經濟，擺脫落後地位，就必須嚴格限製土地所有權的買賣和針對土地的金融投機活動，由此來減緩農村地區以致全國的貧富兩極分化。不如此，就不能順利地完成經濟發展和向發達國家的過渡。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實行的也是資本主義式的農業土地私有製，但是最初農村居民擁有的私有土地相差懸殊，以致造成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增強了農村過剩人口從海外擴張中尋找出路的欲望，實際上助長了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穩定農村的社會關係，日本在戰後初期就通過了兩項法案，規定了任何農田持有者持有的農業土地都不準超過一公頃這一最高限度，而且將向佃戶收取的地租的最高限額規定得很低。這兩個法律幾乎消滅了日本的土地租佃，並且保證了小農業的永久存在。
戰後日本的上述法律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嚴格地限製土地所有權的“流轉”和買賣，由此而從根本上防止農村居民的貧富兩極分化，穩定農村社會和經濟。平心而論，真正保護個體農民的土地製度無過於此。顯然，這樣的土地製度在保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農村的社會穩定和全國經濟的高速成長上，起了極其有益而重要的作用。
任何人如果真的是為農村居民的福利著想，如果真想使中國變為發達國家，就應當堅定地反對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任何“流轉”。即便是象日本那樣實行農村土地私有製，也應當象日本那樣死死地限製住農村土地所有權的買賣。
奉勸在中國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那些人：如果你們的目的是保衛而不是掠奪農民的土地，那就請你們在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同時，堅決反對土地所有權的“流轉”，特別是反對將中國的土地賣給外國人的那種土地所有權“流轉”。
土地私有化的鼓吹者們會說：土地所有權如果不能“流轉”，農村土地的私人所有權就沒有意義。
我的回答是：恰恰為了製止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流轉”，我才堅決反對農村土地的私有化。
烏有之鄉 http://www.wyzxsx.com
流轉其實就是為了城市國土局的合法性
中國窮的原因就是政府把村委街道辦的權力侵占了
所以中國要民主人權,就必須把這兩個社團的權力提高到與政府同級的程度
村委和街道辦就是人大代表,政協
國家的不合理:
回到原始,我們把街道辦和村委比喻成一個部落,我們最後組成一個國家
國家不停的想法侵占人民的權益,最主要是資源\土地\水源
本來我們隻需交稅\交糧\出人,這樣給國家剝削還不夠嗎?
我認為:
所有的國家部門用地必須與村委簽訂合作化合同才能建房\投資等等
在這片土地投資所收入就要分給村委\街道辦
而街道或村委最多隻交稅\出人\產糧等
按現在的政策瞧:
目前國土局資源局就是政府代表和當地人民交涉的工具,是占用人民土地,抬高房地產價錢的罪人
從政府沒有出台救市政策,而由當地政府出麵救房地產問題,其實隻不過是一種模糊的辦法,本身
國家就必須和當地街道辦協商為主,賣地的大股東是街道辦,
農村如果不流轉,土地永遠歸村委,所以保護農村:土地可以私有,流轉隻能是同村人.
這就好比國土主權,好比中國和台灣的關係.
對於命根的東西不能讓步,不然民族就沒有精神力量,
居民問題是我們更加要談的事情,解決了居民的土地被政府侵占的問題,中國就民主\法治
用街道辦和村委代替我們的意見,就是中國的末來
如果農村再被慢慢雜 化,將來就沒有宗 族,再進一步就沒有姓,再進一步就取消街道\村委
然後忘記土 地\忘記我是華 人\忘記我是漢 族\忘記我從那裏來
所以中國要民主人權,就必須把這兩個社團的權力提高到與政府同級的程度
村委和街道辦就是人大代表,政協
國家的不合理:
回到原始,我們把街道辦和村委比喻成一個部落,我們最後組成一個國家
國家不停的想法侵占人民的權益,最主要是資源\土地\水源
本來我們隻需交稅\交糧\出人,這樣給國家剝削還不夠嗎?
我認為:
所有的國家部門用地必須與村委簽訂合作化合同才能建房\投資等等
在這片土地投資所收入就要分給村委\街道辦
而街道或村委最多隻交稅\出人\產糧等
按現在的政策瞧:
目前國土局資源局就是政府代表和當地人民交涉的工具,是占用人民土地,抬高房地產價錢的罪人
從政府沒有出台救市政策,而由當地政府出麵救房地產問題,其實隻不過是一種模糊的辦法,本身
國家就必須和當地街道辦協商為主,賣地的大股東是街道辦,
農村如果不流轉,土地永遠歸村委,所以保護農村:土地可以私有,流轉隻能是同村人.
這就好比國土主權,好比中國和台灣的關係.
對於命根的東西不能讓步,不然民族就沒有精神力量,
居民問題是我們更加要談的事情,解決了居民的土地被政府侵占的問題,中國就民主\法治
用街道辦和村委代替我們的意見,就是中國的末來
如果農村再被慢慢雜 化,將來就沒有宗 族,再進一步就沒有姓,再進一步就取消街道\村委
然後忘記土 地\忘記我是華 人\忘記我是漢 族\忘記我從那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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